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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
庄晓惠/侯钧生
【专题名称】社会学
【专题号】C4
【复印期号】2008年07期
【原文出处】《社会》(沪)2008年2期第128~151页
【作者简介】庄晓惠,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内蒙古财经学院副教授;侯钧生,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社会开始转型,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俄罗斯的社会阶层分化:
1、社会收入的差距(包括个人的收入差距,政府各部门之间、社会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俄罗斯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2、“社会边缘群体”和“新贫困者”。
“社会边缘群体”是一些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群体归属的“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
“新贫困者”是指前苏联时期,以教授、工程师和医生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阶层,俄罗斯社会改革前,他们生活安逸,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现在却生活艰难,变成了俄罗斯的穷人。
3、新中产阶级。
俄罗斯在社会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旧的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社会中间阶层消失了,出现了新的以企业主为中心的中产阶级,俄罗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使俄罗斯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转型/社会阶层/分化
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社会开始转型。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戈尔巴乔夫阶段、叶利钦阶段和普京阶段,彼此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戈尔巴乔夫阶段,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叶利钦阶段,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
由于俄罗斯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其社会转型的步伐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走得并不顺利,出现了许多令人头疼的、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比如社会收入差距加大;许多社会成员被社会“边缘化”,这些人在社会上几乎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社会群体;以往过着舒适生活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变成俄罗斯“新的贫困阶层”等等。
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至今仍然使俄政府十分头疼。
随着俄罗斯社会改革的深入,社会正在出现一个以企业家和商人为主体的新的中产阶级,而且这个阶级正在不断地壮大。
普京上台以后,充分考虑到俄罗斯的具体国情,走的则是一条“有限西化”或“有限民主”的道路。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在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阶段漫长的“社会阵痛”之后,在普京阶段开始显现出新的生机。
今天的俄罗斯与改革初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综合国力开始增强。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俄罗斯正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一、政治、经济转型的艰难历程
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一贯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建设性的,会使俄罗斯这个原社会主义国家有效地发展出民主的市民社会;另一些人则认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破坏性的,是西方强加于俄罗斯的,将最终导致俄罗斯经济、社会秩序和精神基础的彻底崩溃。
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本质上是围绕着摧毁旧的社会体制展开的。
在政治上,它表现为用西方的资本主义代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
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突出特征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时间上具有非同步性,社会结构的变迁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迁。
当俄罗斯旧的社会整合机制被打破以后,新的可以替代它的社会整合机制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如社会分化加速、贫富差距加大、失业率提高和犯罪率上升等等。
这种状况直至普京时代才有所改善。
普京执政后,本着“提高社会福利”和“共享社会资源”的政治理念,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
其中包括:
保障最低生活标准,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鼓励生育;提高对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及大学生的生活补贴;调整税制;减少失业,增加就业岗位;全面提高公民的工资收入;重建中产阶级,使其月收入达到2万卢布左右,并计划在五年内把俄罗斯中产阶级的人数从当前的15%提高到50%左右;进行机构改革;改善社会的基本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制度(首先是医疗保健制度和教育制度),提高对困难家庭的社会保障能力;大量建立各种社会文化和社会服务的组织机构,提高社会职业的流动性;大力提倡教育改革,使教育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成为改善社会自我意识和道德价值观、民主意识的重要因素;制定“民族草案”,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等。
还是在苏联时期,俄罗斯就进行过多次改革,但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始于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前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
当时的苏联正面临着政治、经济、信仰、民族、国际和外交等方面的多重危机。
戈尔巴乔夫接受了某些西方学者的政治思想,提出“公开性”与“新思维”原则,试图以此作为前苏联经济改革的指导纲领。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戈尔巴乔夫的预料,“公开性”与“新思维”原则打乱了他的经济改革的梦想,将前苏联引入了全面而彻底的政治改革,使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上从前苏联时期的一党执政、党政融合的传统政治模式,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竞争、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自由选举的政治模式;在社会层面则出现了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到多种阶层并存的社会结构的转变。
与此同时,前苏联开始逐步丧失国家保护社会的责任。
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措施不力,导致了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国家全面失控,叶利钦夺取了政权,结束了共产党在苏联的70多年的统治。
叶利钦继续打着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的新思维旗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将俄罗斯全盘西化。
但是,人们不久就得出了“按西方学术精英开出的改革药方已经在俄罗斯失效”的结论(戈德曼,1992)。
在叶利钦十几年的改革进程中,俄罗斯的左翼势力不断反抗他的全盘西化的改革政策,直到普京时代“可控的民主”政治体制出现以后,这种反抗才逐渐平息下来。
所谓“可控的民主”,俄语原文是"Yправляемаядемократия”,亦可译为“被管理的民主”,西方的一些学者对普京的“可控的民主”政治还冠以其他的名称,如“软独裁主义”、“可控制的多元化体制”、“依法独裁”和“选举式君主”等等。
基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认为,实行“可控的民主”是目前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必然选择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实际上是对民主的抽象肯定和具体的否定,是对民主的一种操控,是一套特殊的政治统治术,它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内在的相对集权与外在的民主形式的完美统一。
俄罗斯学者把这种可控的民主政治称为“不成熟的民主”政治,或“准民主”政治。
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之所以最终导致可控的民主政治,直接原因是特定背景下俄罗斯的宪政选择及总统的政策选择,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俄罗斯社会发育的不成热,缺少多元化的社会结构。
在西方政治家的眼里,俄罗斯根本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
经历了短暂的民主之梦,俄罗斯大多数老百姓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的“休克疗法”是促使俄罗斯陷入各种危机的罪魁祸首,它使俄罗斯的许多领域濒临死亡。
在经济连续倒退十几年之后,在俄罗斯上演的民主政治的神话终于破灭了。
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首次提出“主权国家民主”的原则,他特别强调“俄罗斯人民应该从本国的历史、政治实际情况出发,自主地决定应该如何发展民主和保障自由,俄罗斯作为主权国家将自己决定推进本国民主进程的方式和时间表”。
普京连任后的第一年(2005年),以国家稳定和长远发展为目标,政治上继续完善联邦制、加强中央权威,力求从制度上保障国家统一;经济上在保证较高增速的前提下,逐渐放弃了“纯粹自由市场经济”的观念,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以政府引导性投资带动民间资本向国家鼓励的领域投放,提升俄罗斯经济竞争力;外交上强化对美国在独联体策动的“颜色革命”的防范和反击,用加强与东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为手段来促进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在加强中央权威的基础上实行“主权民主”,确立“主权国家民主”的新原则,从而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垂直领导的行政效率,使一些小联邦主体能够借助邻近的大联邦主体加快发展。
在此《国情咨文》中,普京提出了“在自愿基础上”合并联邦主体的建议。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民主制度更多地是按西方标准建立的,普京上任后基本上继承了其前任总统的制度建设成果,但是,他与前任总统不同的是,他更加注重建设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制度。
他强调,俄罗斯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式是国有企业大范围的私有化,直接结果是导致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直至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间接结果是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尤其是女性失业人口。
另外,在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地下经济”,又称“影子经济”①有更加泛滥的趋势。
据1997年的资料显示,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要方式有:
赎买信贷财产(占32.0%)、实行股份制(占22.5%)、竞标拍卖国有企业的不动产和土地(占24.4%)等。
国有企业大范围私有化的结果使私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1997年私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率为68.0%,国有企业为9.3%,地方所有制企业为7.4%,公益性企业为5.2%,其他形式的企业为10.2%(Россиявцифрах,1997:
360)。
到1998年,私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率已经达到73.2%,国有企业所占的比率下降到6.1%,地方企业所占比率为6.3%,社会公益性机构所占比率为5.7%,其他企业所占比率为8.7%(Российский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ежегодник,1998:
341)。
1996年底,在国有和地方所有企业、机构就业的人数为2440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37.0%),在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为2520万(38.2%),在合作所有制机构就业的人数为1550万(23.4%),在公益性机构和资源部门的人数为50万人(0.8%),地方企业为40万人(0.6%)。
与1992年相比,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数减少了1.03倍,相反,在私有企业工作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Россиявцифрах,1997:
36)。
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所以,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不断地裁减劳动力的过程,其后果必然是失业人数急剧上升。
1991年俄罗斯的总就业人数是7380万,到1997年在有劳动能力的7280万人中,就有680万人失去了工作(同上:
32-33;1993РФвцифрах,1994:
82),其中女性就业人数比原来减少了13%,在金融和信贷领域中,女性的就业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倍。
俄罗斯大约有9.3%的失业人口,其中女性失业人口大约占45%,农村失业人口约占22%。
失业者人群的“高峰”聚集在30岁-49岁的年龄之间,占失业人口总数的50.2%,有17.7%的失业者的年龄是在20-24岁之间,失业者的平均年龄是34.4岁。
从教育程度的分布情形来看,具有普通中等教育程度的失业者占40.8%,具有中等职业教育程度的失业者占29.2%,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程度的失业者占8.3%,84.4%的失业者是有劳动经验的人,有10.1%的失业者是毕业后或中断学习后不能就业的人(Галкин,А.А.Л.Г.Ионин,1999)。
从失业者的年龄构成来看失业者的年龄是很轻的,仅有34.4岁。
从失业者的教育程度来看,接受普通教育的人失业的概率要高于接受职业教育的人。
从失业者的劳动技能来看,普通工人的失业概率要高于专业技术人员。
2005年1月底俄联邦总共有620万失业人口,占有经济能力人口总数的8.6%,其中有170万人属于国有机构服务人员,其中有35.89万人是车臣共和国的工作人员(Ъарсукова,2005)。
据国际劳动组织(MOT)统计,俄罗斯2005年失业率超过了7.9%,2006年为7.9%,2007年为7.8%。
在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急剧变革的时候,俄罗斯某些经济利益集团利用国家管理失控、国家法律尚不完善之机,大肆牟取暴利,“影子经济”越演越烈,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灰色经济网”,这个网已渗透到金融、商业、军工以及外贸等各个领域,下至小商贩,上至各级国家官员都与这个“灰色经济网”或“影子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有不断发展和蔓延的趋势。
1997年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对“影子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率的估计数字为20%-23%,而专家估计的为45%-50%,内务部公布的为35%-42%左右(尼古拉耶夫,1998:
39),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提到的比率为40%。
许多俄罗斯的“新贵”就是靠“影子经济”起家的。
俄罗斯今天的相当一部分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都是由当初的“影子经济”演变而来的。
其实,“影子经济”在前苏联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前苏联时期,由于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品种极其单一,而且质量又非常低劣,再加上服务行业发育得极不完善,严重制约了苏联人民的生活需求。
“影子经济”已经成为前苏联时期主流经济的一种“补充”,曾满足了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影子经济”在前苏联似乎具有了合理合法的地位。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反“非法劳动收入”的运动,矛头直指“影子经济”,但是这一运动没有持续多久便夭折了。
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
自俄罗斯社会转型以来,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加大;2、地区间(包括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3、各种经济组织和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
俄罗斯人的收入结构比较复杂,其中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61%,商业活动收入占16%,转移收入占14%多一点(主要包括奖学金、补助金和各种社会保障金等),还有8%属于私人收入(PиA,2007-7-9)。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居民收入的差距。
1991年底俄罗斯10%的最高收入者与10%的最低收入者的收入之比是4.5倍,到1992年底就扩大到7.5-8倍,1993年底扩大到11倍,1995年则扩大到13.5倍。
1996年11%的居民月收入低于21.9万卢布,而8%的富人月收入却超过了190万卢布(济齐娜,等,1999)。
1998年10%的最有保障的居民获得了33.1%的货币收入,而10%的最低保障的居民只获得了2.5%的货币收入。
据俄联邦服务国家统计委员会(Федеральнаяслужб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статистики)2006年的资料显示,如果把1991居民平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不均衡指数按100%来计算的话,那么,2004年这一指数为77.8%,2005年为84.8%(2006)。
可见,收入不公平状况在当今的俄罗斯依然存在。
居民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别使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俄罗斯学者研究了近lO年来(上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初)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家庭经济群体及其收入的状况(见表1)。
如果用变异指数来判断,在1997-2001年居民收入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这些年,俄罗斯家庭经济收入的中位数与家庭经济收入的平均数之比总是在69%-70%之间变动,具体地说,就是个人收入和家庭经济收入是偏离平均水平的,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所保持的比率偏高(正向不对称)。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收入水平上表现出一致性收入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了,这说明俄罗斯居民的物质资源获得的差别增大了。
居民收入变异指数的动态研究显示,由于经济领域之间、地区之间、各企业之间财政经济地位差别的增大,致使劳动的差异加大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增大。
也就是说,具体的个人收入和家庭经济收入是偏离平均收入水平的。
从表1可以看到1992-2001年间俄罗斯居民收入差距的资料,这一差距是从1995开始逐渐拉大的,与1992年相比,1995年俄罗斯家庭收入的差距之所以拉大,主要是因为20%最富有阶层的家庭收入增加了,从而导致所有其他家庭的收入相对地减少了。
1991-2001年俄罗斯根据工资和收入分别计算的基尼系数表明,俄罗斯年工资收入增长总量的60%以上是被占人口总数20%的高收入者获得,其中45%又被只占人口总数10%的收入最高的人获得,而占人口总数20%的最低收入者只获取了工资增长总量的3%(梅德韦杰夫,1998)。
俄罗斯学者辛亚夫斯卡娅等(Sinyavskaya,2003)提供了自己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比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要高。
俄罗斯学者认为,官方有意低估了实际存在的基尼系数。
达布罗夫斯基(Dabrowski,2004)根据俄罗斯纵向监测概览的数据得出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看法,据他的估计,1995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是0.439,1998年是0.446,2000年是0.432。
2004年,俄罗斯10%的富人的收入比10%的贫困人群的收入高出13.8倍,在彼得堡这一差距竟高达16倍(Россия,2005)。
2003年这一差距为13.5倍,2002年为13.3倍,而1990年这一差距仅仅是3.4倍。
很明显,俄罗斯居民的收入差距呈逐年增大的趋势。
有资料显示,2003年底在莫斯科10%的富人的收入竟高出10%的穷人收入的51倍,在秋明州贫富收入的差距也高达21倍(顾志红,2005)。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全俄罗斯的平均收入差距竟有13.3倍之多。
俄罗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隐性收入的差距大。
在当代俄罗斯,隐性收入已经变成个人致富的非常重要的手段,1993年俄罗斯的隐性收入大约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1994年是9%,1995年是10%,1996年已经达到了11%。
由于大量隐性收入的存在,统计的平均收入水平就无法代表俄罗斯居民的真实收入水平,尤其是无法考察巨富层的收入水平,甚至无法考察一般的富人和有保障阶层的收入水平。
在俄罗斯,巨富层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可以和西方最高层的富人相比,这一群体大约占俄罗斯居民的1%-3%,它主要由大企业主、黑社会上层人物、受贿者和掌握实权的精英构成。
由于很大一部分的收入差距是社会不公平造成的,所以它已经给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俄联邦总理米哈伊·弗拉特科夫就认为,当前对俄联邦威胁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阶层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这一差距已经接近14-15倍。
近年来,普京总统及政府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断地提高居民的工资收入,从2001年起至今居民的工资收入已经翻了两番。
资料表明,整个俄联邦2007年第一季度与2006年第一季度相比,居民实际收入都提高了,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以及伏尔加河沿岸自治州等地,提高了20%以上。
沃罗涅什、莫斯科、布里亚特州等地,增长了25%以上。
俄联邦大部分地区退休人员的工资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增长最高的地方是车臣、鞑靼斯坦、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州,增长速度都超过15%。
如果俄政府能够保持这样的工资收入增长速度的话,正如俄联邦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到2010年,低收入者有望赶上或超过前苏联时期的生活水平。
1992年,俄罗斯真正实施了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商品价格开始全面放开,国内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了。
到1996年俄罗斯人均地区性收入差距达到了20.4倍。
盛产石油的秋明州与达吉斯坦的人均收入差别远远超过了欧洲首富卢森堡和最穷的摩尔多瓦之间的差距(13倍)(李方仲,2000:
202)。
俄罗斯报刊和媒体以及政治家都指出,莫斯科集中了俄罗斯80%以上的金融资本,政治精英和巨富几乎都居住在这个地区。
虽然莫斯科人口只占俄罗斯总人口的6%,但1996年资料显示,这里的零售总额却占俄罗斯总零售额的25%。
普京时期俄罗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减少,2007年俄罗斯统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表明,最富裕地区(莫斯科)与最贫困地区(印古什)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缩小到9.5倍。
尽管如此,目前其国内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是令政府头疼的社会问题。
在俄罗斯,莫斯科始终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的北部和西伯利亚地区,这些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2/3,人口虽然只占8%,却提供着1/4的国民生产总值,俄政府60%的外汇收入来源于这些地区(Финансоваяинформация,1995)。
这里的工资收入水平虽然与全俄罗斯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当,但物价却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倍。
西伯利亚地区物价昂贵,再加上生活条件恶劣,大批西伯利亚地区的居民纷纷向内地迁徙。
到1997年,俄罗斯个人收入的区域间差距达到了1:
10(如果莫斯科地区的收入是平均收入的400%,丘明地区是230%的话,那么达吉斯坦的收入就只有平均收入的40%)。
莫斯科地区(中央地区)居住着俄罗斯20%的居民,其收入却占国家总收入的29%,北高加索地区居住着俄罗斯12%的居民,其收入只占国家总收入的6%。
地域间的收入差距严重地扩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严重地制约了俄罗斯社会的和谐发展(详见表2)。
从表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国内地区间居民家庭的收入状况。
属于最高收入的20%家庭中,莫斯科就占据了6%,莫斯科的贫困人口只占俄罗斯总贫困人口的1%(Суринов,2003:
168)。
俄联邦伏尔加河周边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居民占据了贫困居民(20%收入最低组)的大部分。
最富裕群体(20%收入最高组)是联邦中心地区的居民(受莫斯科影响)。
“高地位”层的人在莫斯科占有最大的比率,是13.1%,“专家”的比率在莫斯科和在其他大城市的比率几乎一样,大约是25%,在城镇和小城市“现实者”的比率分别是50%和38.1%,“新贫”在莫斯科最多,是12.1%,在农村“旧贫”占45.2%(Беляева,2004)。
地区差别,特别是莫斯科与其余广大地区之间的差别不仅严重阻碍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也阻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俄罗斯的居民是如何看待这一地区收入差距的呢?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2005年做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89%的人认为莫斯科的生活水平要比俄罗斯平均水平高得多,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在莫斯科容易获得良好的教育,好找工作,容易获得资源和权力。
有50%的外省人认为,莫斯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高,是因为它是首都,它掌握着国家所有的权力和商贸。
只有13%的莫斯科人和4%的外省人认为莫斯科人的好生活在于莫斯科人本身,他们比其他地区的俄罗斯人能力强、更敬业、积极性更高。
还有观点认为,莫斯科人和其他俄罗斯人的区别在于“他们傲慢、自大和贪婪”(Россия,2005)。
在俄罗斯,不但城市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而且城乡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
城市最低收入组的比率要比农村同一组别的比率少20%,而其余各个组别的比率均高于农村同组别,这表明俄罗斯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农村的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的数量明显高于城市中的数量。
农村的最低收入组的人口数量占到俄罗斯低收入总人口数量的72.35%,而农村中最高收入组的数量只占高收入总人口数的5%。
以2000-2001年为例,俄罗斯平均月工资收入最高的是石油工作者,为18700卢布左右;文化、医疗保健、教育、体育和运动、社会保障等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比他们少8倍,为1900-2100卢布左右;农业工作者的工资收入最低,还不到1500卢布(РИА,2007-7-9)。
这种城乡收入之间的两极分化状况极其不利于俄罗斯农业的发展。
随着俄罗斯社会改革的深入,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和经济领域内各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水平的差别也开始逐渐加大,劳动和资本开始向更有效益的经济部门流动。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劳动工资收入的差距最高可以达到1:
9。
1997年天然气部门的工人月平均工资是总平均工资的392%,有色金属部门是195%,轻工业部门是51%,农业部门是46%,科研部门是8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俄罗斯社会转型以来,在教育、卫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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