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贵绚丽江西出土金器撷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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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贵绚丽江西出土金器撷珍
华贵绚丽——江西出土金器撷珍
黄金是一种贵重金属。
马克思说:
金银是“物质财富的物质代表”。
金银“所具有的美的属性,把它们变为奢华、彩饰、辉煌、节日装潢……的自然物”。
我国古代金银器传世的并不多,因为黄金和白银可作流通领域的硬通货,非一般民众所能大量拥有,用其制作的生活用品及艺术品,也不可能大批量生产,仅限于古代帝王和王公贵族日常所用。
在人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重新将一些金银器熔铸成块,作为流通物来使用,因此流传下来的金银器,更是少之又少。
我国使用黄金的时间比白银要早,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早在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就已经开始使用黄金了。
河南、河北、北京、山西等地的商代墓葬中,均有小件的金片、金叶、金箔及首饰。
北京平谷县商代中期墓中出土了金臂钏、金耳环、金笄及金箔残片等,经化验其含金量达85%,其中金笄经鉴定为使用范浇铸而成。
春秋时代已用黄金作为货币,战国时代出现了金银器皿。
但金银器皿至隋唐才迅速发展起来,进入我国金银器生产和使用的繁荣时期。
江西作为一个文物大省,又是古代金银矿的主要产地,但出土和馆藏的金器(包括鎏金银器)珍品也不算很多。
比如,江西馆藏一级文物目前有1268件(套),但金器加上鎏金的银器总共也只有38件(套),占总数的3%。
笔者以江西省文物局保存的<江西馆藏一级文物登记表>为基础,再加上一些出土金器珍品,制作了一张<江西出土金器珍品统计表>,从表中可以看出江西出土金器包括鎏金银器珍品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金器珍品全部是宋代之后的文物。
这是由于古代江西远离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没有王公贵族生活,因此难得见到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使用的金银器。
宋代之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江西人文开始昌盛起来,入朝为官,出将入相的名仕增多,再加上宋代以后金银器的商品化趋势越来越浓厚,金银器开始进入中层阶级社会的生活中,因此过去难得一见的金银器开始在江西一些贵族官僚的墓葬中有所出土;二是宋元时代鎏金器比较多。
鎏金是我国传统的镀金工艺,它是借助金稳定的化学性质和美丽的金属光泽,镀到其他金属表面,以防腐蚀和增加其外表的美观。
宋元时代流行鎏金器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社会崇尚金器,但金器昂贵难得,人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在银器上鎏金以满足自己对金器的渴望。
三是墓葬中一般出土随身佩戴的发簪发钗等金器首饰,而窖藏中则常见日常生活所用的碗、盘、杯、碟等金银器皿。
四是明代的金器文物数量最多,质量最好。
这是因为明代江西有宁王、淮王、益王三大藩王分封在江西,这些王公王妃墓葬中随葬的金器自然是又多又好。
一.江西出土宋代金器
宋代金器(包括鎏金银器)珍品主要出土于五个墓葬和两个窖藏中,共有27件,其中金器11件,鎏金银器16件。
按用途分成两大类,最多的一类是金银首饰,共有18件。
其中发钗8件,发簪4件,香囊4件,带板1件,挂饰1件。
另一类是金银器皿,共有9件,其中杯、碟各3件,碗2件、盘1件。
出土金银器的五座宋墓中四座有碑刻出土,因此可以得知墓主人的身份。
遂川的郭知章墓墓主人的最高身份是宋代刑部尚书①;安义李硕人墓的墓主人是宋代试兵部侍郎杨恢的夫人;波阳施氏墓的墓主人是宋代中大夫熊本的夫人;德安周氏墓的墓志记载周氏为“前宁国府通判国史溪园先生周公应合之女”,周氏的生父周应合,隆兴武宁(今江西省武宁县)人,出生于诗书官宦门第,周应合于宋淳祐十年(1250年)中进士,授江陵教授,在度宗时(约在1265年左右)被征为御史,后被贬谪为饶州通判。
周氏丈夫吴畴,江西德安人,为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通判②。
从上可见,随葬金银器的墓主人都是官宦人家,并非庶民百姓。
不过随着宋代封建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金银器制作行业十分兴盛。
据记载,宋代不仅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富商大贾享用大量金银器,甚至连酒楼妓馆也大量使用银质器皿。
使用贵重的金银酒器可谓风靡一时。
从宋代墓葬出土的金银饰物中,可以看出宋代金银饰物已日益普及,日益社会化,它已从上层社会的流行,走向了庶民百姓,成为他们佩戴、爱美的追求。
同时,从饰物上已发现有制作地地名,表明了首饰物已有商品化的痕迹。
江西出土宋代金银器以佩戴在身的金银首饰为主,有发钗、发簪、香囊、金狮挂饰和带板。
发钗发簪都是古代妇女的首饰,用于插发,两者在结构上稍有区别——发簪通常做成一股,发钗则做成双股或多股。
最早的“钗”字被写作“叉”,是因为其造型和枝杈十分相似的缘故。
《释名·释首饰》称:
“叉,杈也,固形名之也。
”发钗的普及大约在西汉之后,它一直是我国妇女的主要首饰之一。
直至今天,发钗在妇女的梳妆品中仍占一席之地。
现代妇女梳发用的发夹,就是由发钗演变而来的。
发钗和发簪的形制,主要体现在质料、长短和首端的装饰上。
波阳北宋施氏墓出土的发簪为一圆头长簪,总长35厘米,在近簪头11厘米处始錾刻一飞龙在云中旋转翻腾直上,直至簪头(彩版一,1)。
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发钗和发簪,多用金质、银质或鎏金银质,首端的装饰比较简单,有骨朵梅花(彩版一,2)和菊花(彩版一,4),风格清丽,颇具南宋风格。
其中三件发钗的钗体呈丫形(彩版一,5),基本保持了发钗的原始形制。
樟树市临江宋墓出土的梅花纹空管发钗,在首端装饰有繁复的梅花纹饰,并且色泽鲜明,是宋代发簪中的精品之作(彩版一,3)。
香囊是古代挂系在衣服上盛装香料的器具,主要形状有圆形和鸡心形。
安义南宋李硕人墓出土的一件“镂空鸳鸯戏水金香囊”为扁圆形,正面錾刻镂空水波纹为地,上面饰一对鸳鸯和两条游鱼,旁边点缀荷花、荷叶、浮萍等水草纹,组成一幅江南水景图,纹饰生动活泼;反面通体錾刻镂空钱纹。
两块镂空金片边沿均垂直镶包一圈金片,成子母口相合。
外圈錾饰两圈鼓钉纹,中间点錾钱纹(彩版一,7)。
这件香囊综合运用了锤鍱、錾刻、镂雕、铸造、焊接等技法,特别是夹层技法具有厚重的艺术效果,为宋代以前金银器制作中所不见。
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转官”镂空香囊和“寿”字镂空香囊均为鸡心形,正反面相同,一件饰镂空云纹,上方有“转官”二字,下方饰一钱纹(彩版一,8),一件饰镂空竹叶纹,上方有一“寿”字(彩版一,6)。
安义南宋李硕人墓出土的一件金狮挂饰,小金狮昂首、卷尾、张口,呈卧伏状。
颈上系一由金丝纺织的带环链条。
金狮为锤打焊接而成,底部有一钱形穿孔(彩版一,11)。
佩戴素有森林之王美称的狮子形挂饰,寄托了主人借此驱邪镇魔、祈求安康的愿望。
遂川县北宋郭知章墓出土的一套鎏金银质带板在宋代金银器中十分罕见。
带板包括“带銙”和“铊尾”,是镶嵌在腰带上的饰品。
镶在革带两端的圆角钜形带板叫“铊尾”,在革带中间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带板叫“銙”。
带板入官服,在唐以前是尊卑等级的象征,<新唐书·舆服志>:
“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
”这套带板共有13块,其中带銙十一块,应是级别较高的官员才能穿戴(彩版一,9)。
两块铊尾一大一小,正面均锤打出高浮雕盛开的牡丹及枝叶,背面柜板上錾刻鱼子纹地缠枝花卉(彩版一,10、12)。
十一块带銙均包制成龛形,龛底锤打缠枝纹,其中九块方形带銙正面各凸雕五颗荔枝果(彩版一,13),一花形带銙正面凸雕三颗荔枝果,并有一花边圆孔(彩版四,2),另一圭形带銙则凸雕有九颗荔枝果(彩版一,14)。
这套带板比较成功地运用了浮雕型凸花工艺。
浮雕形凸花工艺是宋代金银器普遍运用、最有特色的装饰技法。
在宋代,这种装饰技法往往用于器物的主体纹饰,根据画面题材的主次及形态上的差异,通过运用压印浅凸花,锤雕出凸花和雕塑半立体形高凸花三种手法加以表现,使画面层次分明,主题突出,形象极为逼真。
江西出土宋代金质日用生活器皿数量不多,只在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观泉村窖藏出土了3件金杯,星子县建筑公司砖瓦厂宋代窖藏出土3件鎏金银质碟、2件鎏金银质碗和1件鎏金银质盘。
1977年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观泉村窖藏出土的3件金杯制作精美,其中两件人物塑像金杯在造型上很像后来的公道杯。
两件人物塑像金杯都是直口、斜腹、圈足,一件杯内塑坐式女人像一尊(彩版四,1),另一件杯内塑立式男人像一尊(彩版四,3)。
女人像挽发盘鬓,身披宽袖锦袍,内穿大衽式百折长裙,裙带双结,垂于胸前,左手持手卷置于左膝,右臂下垂,肘、手反背在后腰。
男人像束发垂须,身穿宽袖长袍,双手捧于胸前,立于涡状圆台之上。
还有一件双鱼纹金杯,为直口、凹底、平足,口沿外侧錾刻水波纹一圈,杯内底錾刻平行双鱼纹(彩版四,4)。
1975年星子县建筑公司砖瓦厂宋代窖藏出土一批鎏金银质的碗、盘、碟。
碗2件,直口、直腹下收、圈足,外腹壁錾刻上、下相间的蝉(11只)纹,口沿和圈足外侧各錾刻雪花纹一周,全器呈暗黄色,保存完整(彩版四,5)。
盘1件,直口折沿、浅腹、平底,沿上錾刻“回”字纹一周,盘内底錾刻品字形的三个折枝核桃纹,枝叶繁茂(彩版四,6)。
碟3件,口、腹作八曲莲花形,浅腹,平底,沿上錾刻缠枝花一周,内底錾刻双凤穿牡丹纹,全器色泽金黄光亮,无任何破损(彩版四,8)。
从以上介绍的江西出土宋代金器可以看出,宋代金器的造型玲珑奇巧,新颖雅致,多姿多彩。
宋代在造型工艺上还巧妙地运用了夹层技法和浮雕形凸花工艺。
宋代金器的纹饰总的说来以清素典雅为特色。
素面者,讲究造型,光泽悦目;纹饰者则以花鸟为大宗,并使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与变化多姿的器物造型巧妙结合,达到和谐统一。
比之唐代,宋代纹饰的题材来源于社会生活,其表现内容更为广阔,亦更为世俗化,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除龙、凤外,唐代金银器上常见的翼兽及鱼化龙等神怪异兽的形象不再出现,其植物、花卉、瓜果和飞禽走兽等纹样,比唐代更加纷繁多样化。
花木类,如牡丹、莲花、菊花、梅花、竹子、浮萍、莲子、荔枝等,多种多样。
而且将不同品类的苞蕾、花瓣、枝叶、脉络等,表现得逼真细致,生气勃勃。
这类纹样常常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
而禽兽类,如龙、凤、狮子等,则形象刻画生动活泼,充满生机。
这类纹样往往隐喻着健康、长寿和富有的吉祥用语。
二.江西出土元代金器
到目前为止,江西出土元代金器很少,只在德兴和新余两处银器窖藏中发现几件鎏金银器。
1985年7月,德兴市银城东郊虎头山在基建施工时,发现一银器窖藏,窖藏的盛器为一直径约70厘米的青釉色陶缸,上面覆盖一块青石板。
陶缸中共出土银器8件,都是执壶、瓶、盘之类的日用生活器皿,其中2件狮钮刻花玉壶春鎏金银瓶和1件浮雕凸花鎏金银盘保存较好,金光灿灿③,被文物专家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狮钮刻花玉壶春鎏金银瓶:
通高51.5、腹径23、口径9.6、底径10.6厘米。
高浮雕坐狮钮盖,直檐。
瓶喇叭口,细长颈,胆腹,圈足外撇。
瓶为锤击成型,平錾纹饰。
镂雕坐狮钮盖和瓶体各组花纹图案均涂金,银地金花,显得格外富丽庄重。
瓶体上下纹饰用錾出的弦纹划分为九层宽窄不等的装饰带,从上到下依次为忍冬纹和折枝花卉四束、四片宽边蕉叶纹、回纹、宽条绶带、如意云头纹、牡丹花、四个菱形开光人物故事图、双层重迭变形莲瓣、忍冬纹(图一)。
两件瓶大小和纹饰基本一样,只是腹部主题纹饰菱形开光内的人物故事图案不一样,一件带盖(彩版二,7),一件缺盖。
这两件玉壶春瓶造型高大丰满,纹饰繁縟但布局有序,与同时代元青花瓷的造型和装饰有异曲同工之韵味,确实是难得的珍品。
浮雕凸花鎏金银盘:
口径52、沿宽4.3、高8厘米。
圆形、深腹、宽折沿、平弧底。
盘通体鎏金。
盘内底錾刻“青、白、鲤、鳜”四条游鱼,呈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周围衬以浮萍和水藻纹,四鱼肥大,栩栩如生。
口沿沿面上模印一周凸花的荷花、荷叶、莲蓬图案,共计36朵,每朵姿态无一雷同(彩版四,7)。
这件盘形体宽大,图案华丽丰满,为元代典型器物。
1982年12月,新余市渝水区水西镇简家村发现一元代银器窖藏,出土了银盘7件,银杯1件④。
在这8件银器中,有一件盘和一件杯为鎏金银器,其中鎏金银盘被文物专家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葵菊纹鎏金银盘:
口径16.7、底径11.7、高1.7厘米。
花口,浅腹,平底(彩版四,9)。
盘口呈48曲菊瓣形,第一菊瓣沿面上间相錾刻凸起菊花和菊叶图案。
腹壁锤压成内凹状48瓣菊花形,与盘口相互对应。
盘内底中央锤打出凸起高浮雕硕大葵花一朵,呈圆形开光,内正中镌刻绶带蝴蝶一对。
开光外围环绕一周凸起高浮雕带叶菊花六朵(图二)。
全器纹饰繁复精美,层次分明,又施以鎏金,显得格外富贵华丽。
该盘制作采用了圆雕和高浮雕的技法,并使用模压、锤鍱、錾刻、鎏金等工艺,技艺精湛,制作精良,体现了元代金银细工的高超水平,是元代金银器中的珍品。
元代金银器在国内发现较多,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出土于长江下游与太湖之间,如江苏、浙江、安徽等地。
江苏吴县吕师孟墓出土金银器三十多件,大都是文房用具或陈设品。
1955年安徽合肥市出土的窖藏金银器,有杯、碟、盒、壶、匜、瓶、碗等一百余件,数量十分可观。
元代金银器纹饰与宋代大致相似,花纹装饰题材十分广泛,大致分为花卉瓜果、鸟兽鱼虫、人物故事、亭台楼阁及錾刻诗词等。
但元代金银器的纹饰趋向华丽繁复。
三.江西出土明代金器
明代江西因为有宁王、淮王、益王三大藩王分封在江西,除波阳的淮王家族墓葬因早年遭盗外,南昌的宁王和南城的益王家族墓葬凡经考古发掘的,都出土有精美的金银器。
如1958年发掘的南城益庄王朱厚烨夫妇合葬墓,在朱厚烨棺内出土金器9件,元妃王氏棺内出金银器79件,继妃万氏棺内出金器122件,金器包括金凤钗、金簪、金香囊、金鬓花、金钱、金扣、金手镯等。
1972年发掘的南城益端王朱祐槟夫妇合葬墓,虽朱祐槟棺内金器较少,仅有一对金簪,但王妃彭氏棺内却有金器40余件。
1979年冬至1980年春清理的南城益宣王夫妇合葬墓,在继妃孙氏棺内出土金器9种83件。
1982年清理的益定王朱由木夫妇合葬墓出土金器和鎏金银器12件。
1951年清理的宁康王朱觐钧夫妇合葬墓,在徐妃墓中出土金凤钗1对,金花钗1对,镶有各色宝石12颗的金手镯1副,镶宝石金戒指3只,金耳环1副,金插针4支,金耳挖1支。
这两座墓中还有一批出土物,因已被挖墓村民混合置放而难以分辨墓主,有些则已散失不全,其中有金钱95枚,金带扣圈2件,金袖圈1副。
1958年发掘清理的南昌宁献王朱权墓随葬品较少,只见金钱、金簪和金手杖各一件。
1987年2月盗墓贼偷挖新建县望城镇宁献王朱权孙、乐安昭定王朱奠垒夫妇合葬墓,之后考古工作者赶赴现场进行了发掘清理,墓中出土金饰品31件,包括“景泰元年”金钩2只,金片6片,还有香囊、发簪、戒指、耳挖等⑤。
江西藩王墓出土金银器的风格趋向华丽、浓艳,宫廷气息非常浓厚,器形和花纹装饰图案等都呈现出雍容华贵的面貌,或镶嵌红、蓝、绿、白宝石,或珍珠点翠,色彩斑斓,或精雕细琢,或累丝制成,纤细秀丽,巧夺天工。
金银器物的纹饰大多以龙凤为主体图案,可说是高贵与权势的象征,这与明朝的宫廷装饰风格是一致的。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些明代藩王墓出土的金器广泛地采用了珠宝镶嵌工艺,许多金器与宝石、玉镶嵌在一起。
如南城益庄王妃万氏棺出嵌珠宝金冠上,就镶嵌了50多颗大小不一、五颜六色的珍珠、宝石,其数量为目前全国出土明代金器之冠(彩版二,1)。
万氏棺内出土的一对金手镯也各镶嵌了8颗宝石(彩版二,6)。
其他如南城益端王墓出土的云头形嵌珠宝金簪(彩版二,5)、嵌珠宝金扣花(彩版二,2),益宣王妃孙氏棺出嵌珠宝金凤簪(彩版二,3)和宁献王朱权墓出嵌珠宝金手杖顶(彩版二,8)等,都镶嵌了数量不一的珠宝,给人雍容华贵的印象。
益宣王妃孙氏棺内还出土了一件嵌玉八仙金钿,正面用金片锤压出九个上尖下方呈圭状的神龛,龛镶嵌有红宝石27颗,每个龛内镶嵌一羊脂白玉雕像,其正中一尊略大,形体为手持拐杖、长须垂胸的“寿星”,左右各四尊略小,根据其造型和神态知其为“八仙”。
全器金、玉、宝石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彩版二,4)。
1958年南城明益庄王朱厚烨墓出土的9件楼阁人物金簪集中体现了明代金器累丝加工工艺的最高成就。
这些金簪上的金缕楼阁式宫殿,有单层的,也有两层或三层的,或一栋(彩版三,1、7),或二栋(彩版三,2),或三栋(彩版三,3),在一、二寸见方的范围内以金片、金丝制成层楼高阁,外绕树木,内设神殿,殿内有仙鹿白鹤,一些不及米粒大的男女人物也都是神态栩栩,真是巧夺天工,精美绝伦。
江西藩王墓出土的金器多为打胎法制成胎型,主体纹样采用锤制法,呈浅浮雕状,然后再用錾刻法处理细部,并结合累丝工艺和镌镂等技法,也采用金掐丝工艺。
像南城益端王朱祐槟墓出土的一支金凤钗(彩版三,4),极为精致,其簪造型为立于云朵之上的展翅翘尾的凤凰,制作纤细秀丽、巧夺天工,几乎全部以累丝制成,堪称永乐年间皇家金银器工艺成就的代表之作。
这件金凤簪上刻有“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内成造,玖成色金贰两,外焊贰分”铭文。
可见,此凤簪是由内廷打造之后赐予王妃的。
同墓出土的一件核桃形镂空凤凰纹金香囊(彩版三,5)正反面匀镂雕一展翅的凤凰,主题纹饰突出,非常醒目。
盛殓显财势,厚葬夸豪富。
藩王及其贵妃生前披金戴玉,珠翠滿身,死后也希望能继续过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除随葬大量器物外,还有随葬金质冥钱的习俗。
有的口含金钱,有的贴身放置,深信金钱能使鬼推磨,生怕死后无钱难过日。
有的金钱还干脆写上鬼文、八卦文、“金光接引”等铭文(彩版三,6、8、9)。
注释:
①唐昌朴.梁德光《遂川发现北宋郭知章墓葬》,《江西历史文物》1980年第1期。
②德安县博物馆《德安南宋周氏墓》,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孙以刚《江西德兴银城元代窖藏银器》,《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
④徐若华《江西新余出土元代银器》,《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⑤许智范《金枝玉叶的最后归宿——明藩王墓》,《手铲下的文明》,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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