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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还是差距
“差异”还是“差距”
在美国走马观花一圈下来,有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中美比较,无非两个词――“差异”和“差距”。
中国,是一个延绵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相比之下,只有两三百年历史的美国只能算是一个新生代国家。
中国从悠远的历史中发展而来,如同古老的自然村镇;美国是被规划出来的,如同拔地而起的经济开发区。
自然村镇与开发区的比较,是一种差异的比较――这是宏观比较。
老村镇里的路自古就有,不断修整,但总是显得狭窄逼仄,现代文明这辆车开进去难免磕磕碰碰;开发区的路比较宽敞,但车水马龙之中总感到少了一些值得咂摸的历史文化景致。
如果比路上的景致,那大体是差异;如果比路的宽度、平整度,那可以看作是差距――这是中观比较。
而如果直截了当、就事论事比路上的汽车多少、快慢,那就是纯粹的差距比较了――这是微观比较。
简言之,中美比较,往宏观看,无非是“差异”,往微观看,往往是“差距”。
中美教育的比较也是如此。
在“差异”的背景下看“差距”,会更客观一些,在“差距”的现实中看“差异”,会更务实一些。
“ReadingFirst”:
是口号还是行动?
几年前,翻阅美国语文教育相关资料,就接触到了“ReadingFirst”这个词。
有人直译为“阅读第一”,也有人意译为“阅读领先”、“阅读先行”。
我觉得“阅读先行”更有意蕴些。
“阅读第一”如同我们所说的“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一样,有些口号的意味,而“阅读先行”则是强调一种行为、一种实践。
美国总统布什在2001年发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
法案提出了10项改革主张,其中第一条就是“强调阅读先行,提高学生读写能力”。
而“ReadingFirst”则是与之配套的重要项目。
在法案中,有这样一段警世之言:
“我们国家正在逐渐地被分为两个‘国家’:
一个‘国家’的公民具备阅读能力,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一个‘国家’的公民心怀理想,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没有理想。
”可见,美国强调阅读,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提高的期待,更是培养有理想的公民的期待。
10年过去了,这次正好去验证一下小布什时期提出的这项行动在奥巴马时代是否能依然延续。
在美国考察期间,我们看了好几节阅读课,很强烈地感受到:
学校对学生的阅读辅导,不管在课程设置、师资支持上,还是在方法引领方面,均可谓不遗余力。
那天上午在一所被评为“蓝带学校”(类似于我国的“示范学校”)的小学里,我们看到在一个教室里有4位学生在阅读。
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每位学生旁边各有一位教师在加以特别指导――这是名副其实的一对一!
是的,ReadingFirst!
我可没看到辅导数学题目的“一对一”。
学校开设的课程固然都重要,但是,在“都重要”背后是否有一定的逻辑关系?
什么课程是核心的、基础的课程?
很欣赏“ReadingFirst”这个词,因为它强调了阅读课程的基础性。
至于教师是如何教学生阅读的,由于时间和语言的关系,我们没能作深入的探访。
但是,在他们的阅读课程设计中,可以了解个大概。
这是一个小学四年级教师的阅读教学计划摘录:
第8天重点:
“策略――记日记”。
假想你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写一篇日记。
对书中的某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或感受呢?
从故事中找出3-5个细节,来说明你对故事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想法或者感受。
第9天重点:
“策略――自由选择”。
可以写你感到困惑的事情,可以写你从故事中看出来的东西,可以写你在阅读过程中想象出来的,或者是你所注意到的故事中正发生的事情,预测一下故事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或者写些与故事关联的事情。
从故事中选择3~5个细节来说明你的阅读策略。
第10天重点:
“策略――总结”。
对你所读的内容写一个简短的小结。
在我们考察的最后一所小学,在听课的教室里,我们看到了一本很特别的小册子――这是一位学生在阅读了一本介绍当地动植物的书之后的作业。
在这本作业中,学生将了解到的动植物用笔描绘下来,并在一旁简要记录了动植物的特性。
本来是一本厚厚大大的书,通过学生的阅读、消化,最后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本小小的书。
孩子们在描绘与概括提炼的过程中,应该会对书中的知识有更深的印象吧。
看来,把“厚书读薄”这一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种常用的方式。
美国的孩子似乎很喜欢用图来呈现自己的阅读收获。
在一节阅读作业课上,孩子们正运用电脑绘画展现美国各州的特色。
在此之前,孩子们阅读了一本介绍美国各州特色的书,老师要求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州,用图表现出这个州的特色。
从文字到图片,是表现形式上的转换,孩子们由此接受了跨学科的锻炼。
美国的孩子也要用文字完成读书笔记。
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读书笔记有几十页,作业量相当大。
这似乎和我们头脑中美国孩子的作业量有很大的出入。
孩子们是如何写出这么多感受的呢?
原来,老师的指导更详细。
这是一份读书笔记撰写指导。
在这份指导中老师给学生布置了每天阅读的思考任务。
比如,找到书中一个吸引你的地方,并且用3-5个细节来支持你的观点等。
从阅读之初到阅读之后的总结,老师都给出了思考的落脚点,学生循着这些点来展开阅读之旅,自然就会有很多话要说。
这么厚厚的一本读书笔记可不是老师“逼”出来的,而是老师“引”出来的。
同样是大作业量,可学生的收获大不一样!
我所看到的那些美国学生的阅读材料一般都是整部书,很少看到有学生在阅读节选的打印材料,即使是幼儿园的孩子、阅读有障碍的孩子也是如此。
在美国,没有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的明显界限。
对于他们来说,很难想象,语文学习只靠一本语文教材来完成。
美国政府承诺,要保证每个孩子在三年级时能够学会阅读。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实施了这个“ReadingFirst”行动项目,并为各州提供了消除阅读障碍所需要的经费与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国家读写能力研究会阅读小组制订的《PutReadingFirst》(把阅读放在第一位)手册。
看资料得知,在这之后,一个由政府提供资金、委托Scholastic公司建立的“阅读180”(Reading180)项目在全美实施。
“阅读180”的意思是通过阅读指导,让学生的阅读水平获得180度的大转变。
这个项目从小学、初中直至高中,甚至特殊教育和第二语言学习者都能够获得相应的资助。
走进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这些学校,深深感到了“ReadingFirst”在那里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种已经根植在了学校课程土壤之中的教育自觉。
大语文,大阅读,国内有过许多新名词,但受各种因素影响,真正“大”起来的终究不多。
再由“ReadingFirst”想到我们时常提到的“书香校园”建设。
仔细琢磨,两者首先在课程地位上有着很多的差异。
美国的"ReadingFirst”项目是纳入法案、作为课程的重要内容在全美统一推进的(这对于联邦制的美国来说并不多见),有课程计划,有课程指导,有课程标准,充分体现了阅读的“奠基性”。
而我们的“书香校园”活动,大多总是停留在偶然性的倡导和辅助性的学校文化活动层面。
实际效果相去甚远。
阅读是公民的一项基本能力。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把它真正作为“基础”来建设?
在图书馆,除了读书还能做什么?
美国的中小学办学规模不是很大,一般五六百人,超过千人的学校很少,学校也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
尽管如此,图书馆的空间地位却没有因此而削弱,反而显得更加突出。
在他们看来,图书馆,理所当然成为一所学校的殿堂。
而“ReadingFirst”,从图书馆空间的设计与利用上,就首先最直观地体现了出来。
但是,对这些图书馆来说,一方面体现的是“阅读第一”,另一方面又不是“阅读唯一”。
印象中,图书馆是我们参观每所学校需要很多次走进的地方――大多数学校将接待我们的地点直接设在了图书馆。
这一来可能因为学校除了体育馆(兼做大礼堂)之外,就数图书馆是最大的室内空间了;二来,满架的图书正好做了学校会客室最有文化韵味的背景。
在他们看来,图书馆不仅仅用来藏书、读书,它可以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学校最重要的教育场所。
美国图书馆讲究实用,不讲究排场。
有几所较大规模的学校图书馆设计了多个会客区域,有相对独立的房间,也有开放式的小型空间。
在这些空间里,有一些基本的展示设备,可以用来播放PPT等。
学校校长告诉我们,有时学校与社区的沟通会议也安排在这里,教师的教学研讨会也会在这里举行。
孩子们在这里可以上课,也可以自主完成阅读作业。
课后,孩子们也可以比较随意地来到这里,阅读、学习,或者什么都不干。
在一所学校,我们还正好看到一位老师将家长开放日的课程安排在了图书馆。
家长与孩子济济一堂,共同完成阅读作业,共同欣赏孩子们的作业展示。
而在一所高中,图书馆的一侧被辟为学校电视台。
我们参观时,学生们正在录制本周的校园新闻联播。
电视台的演播间与外界用透明玻璃相隔,这样,他们的工作过程自然向全校师生全透明展示。
不同的课程,不同的活动,在这里被巧妙地融合。
在一个图书馆,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书架。
图书馆老师介绍说,学校某个年级正在学习有关“亚洲文化”的课程,为方便师生阅读,图书馆特意把介绍亚洲的书籍归类摆放,而且图书馆布置也作了相应的安排。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墙上那些飞舞的风筝不是简单为了装饰的,它已经成为课程的一部分。
图书馆老师的这份用心让人佩服。
在一个学校的图书馆里,我们看到许多阅读标语,不妨摘录如下:
Whatdo、knowaboutwords?
(关于词汇,你知道些什么?
)
Howt0besureyouunderstandauthor’smessage?
(如何确保你能够理解作者的意图?
)
Whyreadersabandonbooks?
(为什么读者会放弃一些书?
)
Whyreaderschoosebooks?
(为什么读者会选择一些书?
)
Howt0talkwithapartner0rgroup?
(如何与同伴或组员谈话?
)
WaystosolvepredictableproblemsinRWS,(阅读,写作,会话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法。
)
Howtog0bookshopping?
(如何买书?
)
这些标语不是类似于“书是人类的阶梯”这样告诫学生“读书很重要”,而是着眼于启发学生“如何读书”。
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藏书、看书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可以将书作为活动背景的地方,是一个教你如何读书的地方,还可以是一个让你学习如何用书的地方――如果我们用课程的意识来考虑图书馆的功能,就能发挥它独特而多样的作用。
对于中西方硬件软件的对比,去过国外进行教育考察的人的感受是一致的:
就硬件来说,我们国内许多学校(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绝不亚于西方国家的学校,但是,如何用好这些硬件则表现出比较大的差距。
我所在的学校,今年正赶上重扩建,一所投资上亿元的新校舍将在一两年后建成。
于是,我作为校长,正在不断追问:
我们的图书馆,除了成为师生读书的场所,还能做什么?
体育馆,除了是体育活动的场所,还能是什么?
食堂,除了提供师生用餐,还能做什么?
教室,除了成为上课的场所,还能做什么?
实验室,除了上课时做实验,还能做什么?
在会议室,除了开会,还能做什么?
在校长室,除了校长办公,还能做什么?
乃至学校的树木,除了绿化美化校园,还能做什么?
学校的走廊,除了作为行走的通道,还能做什么?
……
必要的拥有,无限的创造――人们生活的智慧,也应该成为一所学校办学的智慧。
学校所要做的教育,也大抵在这句话之中了。
假如,昨天的“拥有多少”是差异,那么。
今天的“创造多少”便是差距了。
而今天“创造多少”的差距,又成了明天“拥有多少”的差异。
人类发展,本来就是这样螺旋向上的过程。
有了教学的“宪法”,还需要什么?
阅读资料得知,基于课程标准推进教育改革,是前20年美国教育改革的核心举措。
近年来我对学业水准研究颇感兴趣,打算这次去美国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考察。
谁知,在匆忙中,到了考察的最后一天才突然想起此事。
不过,说起来有些奇怪,在我们这么多天、这么多所学校的考察中,居然没有一位校长、老师主动提到过课程标准的事情。
难道这一“运动”已经过去,美国的学校已经不再进行?
我想到了前年到德国的一所中学考察所遇到的一件事情。
那天,我们看到有几位老师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围坐在一起讨论着什么,就问校长他们在开什么会。
校长顿时显得有些神气十足,向我们介绍道,这是他们学校最近“发明”的一个教育研究改进方法,要求每个学科的相关老师每周抽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聚起来,一起探讨如何进行教学改进的事情,并强调说,这项改革对学校提升教育质量很有好处,是周边学区同类学校所没有的。
“这不就是我们的学科组、备课组活动吗?
”我们几位校长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大家都笑了。
我想,有外国代表团来中国进行教育访问,我们是断然不会向他们炫耀我们有备课组、学科组制度的,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就如同我们吃饭用碗、喝水用杯子一样正常。
莫非,他们对“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也如同我们的学科组、备课组制度一样,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根本无需介绍?
于是,我请求对方校长给我们讲讲课程标准。
校长去办公室捧来了五六个大大的文件夹,同时叫来了一位40来岁的女教师。
校长向我们介绍,这些文件夹里面装的就是他们学区的课程标准,而这位教师在去年暑假就参加了学区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
我们翻开文件夹仔细端详,这是三孔活页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的内容足足有二三百页之多。
粗粗翻了一遍,虽内容无法明知,但感到条目清晰,要点细致。
那位老师跟我们说,他们上课就是根据这一标准进行的。
第二天,考察完最后一所小学,我们到校长室准备与校长告别。
我突然发现校长的办公桌前有一个小书柜,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排满了一二十个与昨天看到过的同样样式的文件夹。
我指着这些文件夹,故意向校长问道:
“这些是您的重要文件吗?
”校长很自然地答复我:
“很重要,但不是文件,是我们的教学标准――我听课时要用上它们的。
”我又问:
“这些标准是什么时候制定的?
”校长一时竟说不上来,只是说,应该有好多年了。
回程的车已在催促,我无法再作更多考察。
其实,从3位校长或老师平淡的交流神态中,我已经不需要问太多的问题了。
显然,课程标准,在那里已经从研究的课题走向了日常的工作实施。
于是,想起了我们在前几天考察的几个学校的班级里都看到了张贴的教学计划,这些教学计划十分具体。
原来,这些计划就来自于课程标准。
美国人,就是这样能将崇尚自由个性与讲究按规则办事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性格很好地融合起来。
在教室里,看似教师兴之所至,自由发挥,但其背后,又有着一个科学准确的导航系统。
按照标准进行个性化教学,追求的是“活而不乱”。
课程标准这件事,美国做得比我们也就早了10多年。
我们在新课改中也出台了各科的课程标准,可是,为什么课程标准对如今的大多数学校和老师来说,依然是视而不见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美国的课程标准从国家到州再到学区、学校,从上到下逐级推进,逐级细化,而且是行政与学术力量双管齐下。
而我们中国的课程标准,10年来只有国家课程标准,这套标准的地位决定其内容必然是原则性的笼统表述,一般不具有实际操作指导意义。
就如同国家的“宪法”,无法解决实际的案件、纠纷,而要解决实际的案件、纠纷,必须再制定各种具体的法律法规和条例。
目前,我们姑且将我们的课程标准比作教学的“宪法”,往下就没有具体的“法律”系统了。
而在教学基层,倒往往有一种备课组、学科组内部的标准约定,但一般不够系统、规范,更没有上升到标准的高度,只是类似于“村规民约”。
一个国家,只有“宪法”和“村规民约”,当然不可能实现“法治”。
而目前我们的学科教学,就类似于此。
教师的教学,需要从基于经验的低位个性,走向基于课程标准的高位共性,最后再走向突破标准的高位个性。
这个过程,绕不过的是课程标准。
同样,基于标准的教学,我们与美国相比,不是理念的差异,而是实践的差距。
这差距大约20年。
(作者系江苏省无锡市蠡园中学校长)
(责任编辑余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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