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论陆贾与贾谊性格与思想 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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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陆贾与贾谊:
性格与思想
摘要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以文名于朝,但归宿却大有不同,陆贾以善终,而贾谊却伤悼早夭。
究其原因,不仅与两人身处的政治利益集团不同有关,陆贾属于当政的军功受益集团,而贾谊出于新兴的法吏集团,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集团内个人的命运;而且还与两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陆贾世故圆通,贾谊伉直不屈,性格的差异同样也影响个人政治的前途,终致两人同出而异终。
就两人思想体系而言,陆贾宗儒,近于黄老而好纵横;贾谊则本儒近法而乐老庄。
二人思想的异趣,不是学术的分裂,而是学术由百虑向一致,殊途向同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到汉武帝时,这一学术演进过程才告基本结束,而陆贾与贾谊俱本于儒家,实为董仲舒公孙弘倡导儒术独尊张本。
关键词西汉陆贾贾谊一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掌承顾问,议论应对,均曾为太中大夫。
陆子位显于朝,竟以寿终。
班固曾对他做出极高的评价,说他比之刘敬、叔孙通、郦食其、朱建诸人,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其最优乎!
[1]贾生却左迁冷落,自伤悼而早亡。
陆子与贾生不同的人生命运,不仅与汉初时势相关,而且与两人各自的思想倾向及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
陈涉首难,群雄竞起,陆贾、郦食其、叔孙通等有识之文士也不甘寂寞,史载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并成大业。
[2]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擥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
[3]可见汉帝国的建立,文士武夫相竞功,文士也功莫大焉。
汉初实行军功爵制,文士无军功,自然不得受爵赏,但他们仍属军功受益阶层无疑[4]。
军功受益集团是西汉初年政治权力的主导集团,参与汉帝国创建的文士与他们在利益要求上基本上是共同的。
文士不附骥于武将之后,自汉立后亦是如此。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
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5],叔孙通定朝仪,而陆子乃祖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6],文士与武夫竞功,以求与之侔,并为利益共同体,这与亡秦立汉之时是一脉相承的。
吕后死,吕氏欲尽诛诸功臣武将,军功受益阶层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诛吕兴刘,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这次政变之所以成功,与陆子联络周勃与陈平这两个政变关键人物有极大关系。
这正说明陆子与军功受益阶层的利益同构关系,陆子与绛、灌诸人关系深厚自不在言。
参与刘邦集团的文士们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同属一个政治集团,共同分享获得的政治权力。
而贾生则不然。
文帝之时,汉廷内政治结构稍有变化。
即法吏官僚阶层开始萌现,贾生正是此阶层的突出人物。
贾生为专制皇权计,主张力黜军功受益阶层,迁徙诸侯国,使列侯悉就国,因此,激发了自己与之的矛盾。
但此时,军功受益集团仍垄断着朝廷大权,直至汉文帝晚期,这一状况还没有根本的变化[7]。
所以,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
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8]。
贾生与主政的军功受益集团交恶,其政治前途可想而知。
贾生不仅在政治利益上与军功受益集团有所抵牾,其思想对于当世来说也过于激进。
汉初以至文帝,朝野仍以清静无为为主流思潮。
而且文帝初即位,因以代王入继,又是受功臣拥立,对功臣存狐疑之心,因此,政治上必求抑制势力过于强大的军功受阶层,而致政治平衡和政权安定。
以是,文帝虽好刑名之学[9],但仍不得不稍作收敛。
而贾生主张大举改弦更张,遍观其策论,屡屡攻击主张毋动、毋为之人,而这些人,皆是汉文帝周遭之近臣,他们立论制策慎重且保守,追求政治稳定[10]。
他们难于苟同贾生的政论。
如此,贾生孤立于朝,无所援籍,文帝虽好贾生,却无奈何于朝臣压力。
贾生终于左迁长沙王太傅。
从此,就再未返回中央权力中心。
与陆子构结军功受益阶层主势者不同,贾生与之持疏离、黜难的态度。
这不仅是利益、思想、意念的问题,实与其人性格有很大的关联。
陆子老于世故,善于谈辩纵横,深得应酬变通之道,与叔孙通诸文士一样,知当世之要务,且进退与时变化。
太史公亦不得不承认他们行事大直若诎,道固委蛇[11]。
楚汉交战之时,陆子居左右,常使诸侯[12];汉兴,又和南越,上《新语》;吕氏执政,又沟通功臣受益阶层领袖周勃、陈平,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13],陆子以自己的辩才及纵横之术,取得了各方的支持,终助周勃、陈平平灭诸吕。
贾生则为人伉直,不假虚饰,这可能与贾生深受法家思想之染有关,具有法家刻薄真朴的性格。
贾生初受吴公推荐入朝,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恃才放旷,锋芒毕露;又议正朔服色,悉更秦之法,迁徙诸侯,使列侯就国,全然不顾军功受益集团的强大势力[14]。
贾生为人至刚,以己意更张社会,操之过急,过秦而又入秦之窠臼,及放流长沙,吊屈原以自喻,尚励志自勉,不妥协合污;而久之,不得复受文帝征见,又做《服鸟赋》,伤悼以自广,有寄情于庄子之意,进取之意尽失,并最终因梁怀王堕马而自伤不已,哭泣多日而死。
这又展现了其性格脆弱的一面。
处逆境而自失,处顺境而张扬,也充分体现了其为人的不成熟。
贾生的悲剧是中国古代具有独立性格文人的共同悲剧。
他们志洁行廉,与俗人俗政不可并立,但若流入庄子之脉,不仅可惜,而且可叹!
他们遁离人世,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不能以身正世,让不贤之人掌控社会,使社会日益腐败。
而陆子之属交构权势甚急,其心正其意诚则政事大治,反之则政事大坏。
古代政治思想皆高德义而黜诈伪,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亦不失为现实之举。
二诚如本文开头所言,陆子与贾生人生道路的歧路,也部分由其所持思想使然。
思想的倾向决定个人的政治主张,有时也决定个人的处世态度。
从现在陆子与贾生所存留的文字材料看,二人的所持思想有同,但亦有异。
陆子守本于儒家,自古即有定评。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
这一点,今本陆子著《新语》中可证,《新语》凡引文处,除一处出自《老子》外,其他皆出自儒家经典如《诗》、《论语》、《易》、《孝经》等[15],而称述先圣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论更是比比皆是。
可见《史记》所记不诬。
班固《汉书·艺文志》列《陆贾》二十三篇,而本传不载,其中当有《新语》各篇。
《隋书·经籍志》亦列《新语》入子部儒家类。
四库馆臣相沿不改,认为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
其称《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
所援多《春秋》、《论语》之文。
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
[16]由上可知,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历代均归陆子为儒家,这从其学术传承上也可得到佐证。
王利器先生认为,陆子之学,盖出于荀子。
《盐铁论·毁学篇》说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
按浮邱伯即包邱子,亦即鲍丘,文献所载不同,实为一人。
《汉书·楚元王传》也说楚元王刘交与申公受诗浮邱伯。
伯者,孙卿门人也。
荀子晚年适楚,终老于兰陵。
而陆贾为楚人,从浮邱伯游学,也是意料中事。
《新语·资质篇》说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
盖陆子与鲍丘游,因得以闻荀子说于鲍丘[17]。
由此可推知,陆
子学宗荀子,而陆子及《新语》宗法儒学可以明辨。
陆子以儒为宗,但不斥黄老道家,尽管其书中仅一处引老子上德不德之言,但对老子精神的阐述却可遍见于全书,看来陆子也有尊崇黄老道家的倾向。
其述老子清静无为,曰天地万物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也[18];而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
不过,无为者乃有为也[19],目的是达致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
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的为治理想。
其述道家之精神专一,曰专心一致,同一治而明一统,天一以大成数,人一以□成伦,;又曰正心一坚,执一统物[20],然后壹其道而定其操[21],与太史公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之意甚合[22]。
另外,老子思想的朴质精神也见于陆子书中,如曰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23],又说朴质者近忠,便巧者近亡,谗言似贤,美言似信[24],皆近老子本义。
而柔刚转化更是老子真义,《新语·辅政篇》曰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连,退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
正是如此,所以有学者认为陆子兼儒道二家[25],或以为陆子为新道家者亦有之[26]。
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到底归于何派,应看其主流倾向。
尽管陆子多称引道家,但已如前引先贤诸言,陆子思想主流还是儒家的。
何为儒家?
儒家者流……游文地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27]儒者……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
[28]陆子的思想正与此合。
他说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
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29]又讲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30],是以陆子提倡仁义之意明矣。
陆子还继承儒家的德化思想,夫法令所以诛暴也,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为之也?
[31]意谓人之德行来自教化,而非法令。
而圣贤正身以行,以德化民,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则也,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
[32]此与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同理[33]。
此外,他还说,夫欲富国强威,开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又说,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
可见,陆子亦得儒家爱民来众之义[34]。
反观以上所述,综览《新语》全书,陆子仍是以儒为主,而不斥黄老道家。
陆子虽宗儒尚道,但却也多表现为力辩之士,《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游走于诸侯群臣之间,以知辩行纵横之事。
他虽说项羽归刘太公吕后未果[35]。
但他两赴南越,数服赵佗,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其谈辩的能力[36]。
所以,陆贾以辩士著名于世。
扬雄《法言·渊骞篇》评价说言辞娄敬、陆贾。
司马迁也说余读陆生《新语》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
[37]及陆贾劝说周勃、陈平联手翦灭诸吕,拥立文帝,苏秦、张仪亦不过如此[38]。
亡吕而继刘氏,功可以周、陈两人比侔,其纵横之术可谓精矣。
以是观之,陆子的思想乃是宗儒好黄老而好纵横。
三贾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学,然观其学,仍宗于儒学。
河南守吴公闻其贾谊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而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39],李斯也尝学事于荀子,那么,贾生如孟子,对于儒学,乃私淑诸人而已。
而侯外庐诸先生认为,贾生《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
《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也的理论。
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
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
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
[40]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41]。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同陆子一样,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
他论秦之过,认为秦败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2],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43]。
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44],如此制度变更更是儒者所为。
在对儒学的继承中,贾生尤重于礼。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45]礼是优于法的,以礼治国,则可治之安之,此也正是贾生上《治安策》的目的。
他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今或言礼谊之如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观之也?
[46]礼优于法,贾生的思想倾向于儒学则无可辩驳了。
在荀学的传统中,所谓礼法结合,即礼与法的实质是相同的,殊途而同归。
礼之用,即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者不可及也[47]。
达到了与实行法制同样的目的。
故可见,贾生本儒,但近于法家。
而贾生尚法家于史也可证见。
吴公学事李斯,以治平天下第一为汉廷尉,可见非为醇儒,儒法兼学且法重于儒可想而知。
贾生学事吴公,亲爱非常,又通诸子百家之学,其尚法亦可知。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
然而,贾生并未学法家为政的具体措施,而是深得其精义,他只是反对立法于一尊,强调的是礼法结合。
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因势变通,依权设立,本是法家行事之本,贾生深然之。
所以他认为汉初独长沙王不反,非独性异也,亦形势然也。
表现出对时势的良好把握。
法家务实而精于事势,不尚空谈。
贾生亦观于当世之要务,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于疏举[48]。
其分裂诸侯,损抑匈奴,重农尚礼,习教太子诸策,可抗于商君《垦令》、《农战》、《开塞》、《靳令》诸篇,虽管仲、李斯之计不能过,确为法家之风。
至于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49],亦非腐儒所能比。
然而,贾生郁郁不得志,渐生遁世之想,太史公曰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50]贾生又入老庄境界。
其《服鸟赋》多引庄子《齐物论》、《养生主》之文,从自然天道观的相对无穷,到知识的相对无真,以至人生观的死生齐一,结论为庄子的知命委命
[51],较之《吊屈原赋》以屈子自喻,又深了一层消极。
贾生无途于公卿之道,转而向慕自然,亦属自况之举,使心有所寄聊而已。
贾生宗儒重法而乐老庄,与陆贾殊为不同。
陆子、贾生思想俱宗儒而各倾向有异,除与各自经历、性格相关外,也实与学术自身的传承衍化有莫大关系。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言百家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而汉初,正是学术同归、一致的关键时期。
百家同归于儒,而造新汉代新儒学。
陆子、贾生的思想各自代表了向汉代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
百家由独立而一致为以儒为宗的几家,亦是学术整合的第一步。
至汉武时代,董仲舒、公孙弘倡导独尊儒术,也正是这一学术整合即已完成以后才能得以实现的。
注释[1][2]东汉班固《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3]东汉班固《汉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4]军功受益阶层与下文法吏集团,此两概念均引述自李开元氏之观点,所谓军功受益集团,即以刘邦集团的军吏卒为主体,根基于因军功而被赐予的军功爵及相关既行利益而形成的社会阶层。
法吏集团则是以通晓律令章程而升任为官僚的法吏官僚集团。
详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5]西汉司马迁《史记·张丞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6][8][12][13][37][38]西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7]《史记·张丞相列传》载申屠嘉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后,文帝见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
事实上,在此之后,掌控朝中大权者又转入军功受阶层第二代,如周亚夫、陶青诸人,可见军功受益阶层势力之盛。
[9]西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10]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8页[11]西汉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14][39][49][50]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15]另有引《谷梁传》两处,按《谷梁传》成于汉武帝时,当为后人窜入。
[16]《四库全书总目》卷91子部儒家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770[17]王利器先生考陆贾书可以印证《荀子》处甚详,参见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8[18][23][29]西汉陆贾《新语·道基篇》[]北京中华书局,1986[19][31][32]西汉陆贾《新语·无为篇》[]北京中华书局,1986[20]西汉陆贾《新语·怀虑篇》[]北京中华书局,1986[21]西汉陆贾《新语·思务篇》[]北京中华书局,1986[22]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24][30]西汉陆贾《新语·辅政篇》[]北京中华书局,1986[25]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11[26]参见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7]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28]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33]周孔丘论语·颜渊篇[]北京中华书局,1980[34]西汉陆贾新语·至德篇[]北京中华书局,1986[35]《史记·项羽本纪》载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
[36]西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40][43][44][45][46][47][48]东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41]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67[42]西汉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51]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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