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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苏联的富农战役
小议苏联的富农战役
苏联的富农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动的历史过程,列宁根据不同时期的背景制定了不同的富农政策,但总体上是逐渐放宽对富农经济的限制以鼓励个体农业的发展。
斯大林对布哈林激烈争论的胜利结果导致了苏联消灭富农政策的全面推行,使得苏联的富农,在政治上受到歧视、流放,经济上被剥夺、没收。
那么,苏联的富农战役是如何展开和收场的呢?
在这场战役中制定的富农政策又如何呢?
一、逐渐放宽的对富农经济的限制
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国这样一个工业基础落后、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因此,如何处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富农的关系?
如何处理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与剥削农村富农的关系?
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制定的富农政策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摸索出来的。
第一个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列宁曾明确指出:
“毫无疑问,富农是苏维埃的死敌。
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
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
”所以在国内革命战争紧张的时期,列宁主张要迅速消灭富农。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政策是基于苏联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制定的。
此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紧张:
俄国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新生的苏维埃要迅速缔结和约以结束战争来为新政权的巩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内布尔什维克党与其它合作党派的矛盾不断公开化,甚至发生叛乱事件。
与此同时,由于布尔什维克与其它党派分道扬镳,使得自身在农村的地位和作用急剧下降,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日趋紧张,粮食征收遇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以粮食问题为切入点,掀起了以剥夺富农、建立贫农委员会为特征的“农村十月革命”。
而列宁所述的“我们把反对富农的战斗叫做最后一次决战。
······所谓‘最后一次’战斗,这就是说,我国最后的、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起来反对我们了。
”这也正是1918年夏天开始的贫民委员会运动的宗旨。
在国内战争局势稍微缓和的时期,列宁提出要镇压富农的反抗,但不剥夺富农全部财产的做法。
1919年3月12日,列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提出:
“我们主张以暴力对付富农,但是不主张全部剥夺他们,因为他们经营土地,他们的一部分财产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要切实掌握这种区别。
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全部剥削,对富农则不能剥夺其全部财产”。
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指出:
“俄国共产党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的政策的反抗。
”由此,俄共八大确定了对富农的限制排挤政策:
限制出租土地,控制富农使用雇佣劳动,向富农征收高额赋税,剥夺富农的选举权,不准富农进入合作单位的管理机构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列宁这一时期对富农的观点是,认为富农即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既是劳动者也是剥削者,对富农的财产进行部分剥夺,限制其剥削并镇压其反抗。
第二个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一时期,总体上来说放宽了对富农经济的限制。
在转向新经济的时期,列宁预见到在新经济政策造成的经济环境中,随着农村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富农的力量也会有所增长,从而提出对待富农问题的新的政策原则。
1921,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标志着苏维埃俄国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
从此,苏维埃俄国调整了对富农的政策:
放宽了对富农的限制,允许富农租赁土地、出租农业生产资料、使用雇佣劳动力等。
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富农问题时,列宁认为由于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的极度重要,目前无产阶级对富农的政策主要应该是限制他们的剥削趋向,而政府应该怎样限制和能够怎样限制这种趋向,应该怎样保护和能够怎样保护贫民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此。
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实施的结果正如列宁预见的那样,使得富农的力量增长起来。
这时在党内的一部分人当中,首先是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产生了恐慌情绪。
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富农在农村中的经济力量,提出应该依靠法律手段反对富农。
加米涅夫甚至危言耸听地提出:
“不是我们控制了小农,而是小农控制了我们。
”有人还提出了重新采取剥夺富农的政策,但这个时期列宁的富农政策在党内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
于是列宁就这样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推行了新的富农政策,即鼓励农民生产和致富又限制富农的剥削趋向的政策。
以上两个时期列宁虽对富农问题的看法不一,但都是根据不同时期的背景变化制定的。
经过几年的曲折探索,列宁在理论和现实的中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即既不能以剥夺富农而压制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又不能以鼓励农业生产而放松对农村资本主义的防范。
二、富农政策的激烈争论及消灭富农政策的最终确立
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发生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
争论从1927年的谷物收购危机开始,所谓粮食收购危机,是指1927年底苏联无法从当时的农村中收购到国家所需要的粮食。
争论一方以斯大林为代表,另一方以布哈林为代表。
争论所涉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如何认识无产阶级掌权条件下的富农。
斯大林认为谷物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富农的捣乱和进攻。
1928年,他在为了解决谷物收购问题视察西伯利亚时提出,谷物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富农囤积,扰乱谷物市场。
在他看来,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地剥削者,允许其存在是不得已的措施。
关于富农的前途,斯大林认为,富农将随着集体农庄的发展而被消灭,他提出“压制富农,剥削富农的机器和拖拉机”是发展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前提条件之一。
布哈林等其他领导人则认为谷物收购危机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富农,而在于收购价格不合理和工业消费品供应不足。
负责领导谷物收购工作的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杨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时指出:
“真正大量的剩余谷物是中农占有的,他们常常不急于出售,如果需要购买的消费品数量无法达到或如果没有受到压力去偿还国家和合作社的话”。
这段话间接否定了斯大林关于危机主要是由于富农囤积粮食而造成的观点。
布哈林认为富农就是农村资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可以利用富农帮助贫民和中农。
关于富农的发展前途,布哈林认为,富农将长期存在,并通过合作社步入社会主义。
其设想的是通过国家银行将其纳入无产阶级的经济体系。
通过以上对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个人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在富农问题上的观点是对立的。
这场争论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布哈林被宣布为富农的代理人,背离了列宁主义,犯了“右”倾错误,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一个是以斯大林的观点为依据,制定和推行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迅速消灭了富农。
那么在这场争论中到底是谁坚持了列宁主义呢?
斯大林以1918年8月国内战争局势紧张时期的观点为依据,提出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敌人,应当予以消灭的观点,而这显然是背离了列宁主义的。
布哈林认为当时国家经济刚刚恢复,百废待兴,政府拿不出大量的钱资助贫民和中农,通过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发展慢慢地使富农长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通过富农帮助贫、中农来实现社会的发展。
而这可以说是坚持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富农问题的思想,坚持了列宁主义。
总之,在这场争论中是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坚持了列宁主义。
但是由于苏联的党内斗争以斯大林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样苏维埃政权就以斯大林的观点为依据,制定和推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
三、苏联消灭富农政策的全面推行
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富农进行了彻底无情的消灭,使富农经济在苏联几乎绝迹,这正是斯大林的富农观点及其在苏联实践的恶果。
1929,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上以个人名义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他以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反富农巨浪”为依据,宣布从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为了贯彻落实斯大林消灭富农的指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立即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业委员会,负责实施消灭富农政策的具体办法。
193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迁移被没收财产的富农的决议,此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10个决议,在这些决议中,联共(布)要求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建筑物、加工企业、饲料和种子储备。
决议规定,各地应划出富农总数的指标在所有地区都是平均的。
这些决议对富农的分类、流放、迁徙等作了非常细致的规定。
其一,政治上歧视、流放和打击,苏联在政治上对待富农是有区别的。
决议把富农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他们被认为是进行恐怖活动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第二类是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第三类是各区范围内留下的富农。
对于第一类,要对他们采取立即关进集中营的办法进行消灭;对于第二类,将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区;对于第三类,把他们迁移到集体农庄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土地上。
其二,经济上剥夺、没收和充公。
苏联对富农的财产主要采取了强制性剥夺和没收的政策。
对于曾经从事过反革命、组织暴乱的富农活跃分子,只留下家庭生活必需品、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其余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强制性没收,除到被流放地的路费和家庭所需的最低数额的钱款外,其它的一律没收;对于普通的富农,保留从事生产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生产资料,可以组成特殊的劳动组合或者农业联合体,有义务向国家和合作社机构交纳一定的农产品。
而所有三类富农的存折和公债券也都要收回和重新登记,送交财政人民委员会有关机关保存,此外决议还规定禁止富农未经区执行委员会允许从自己的住地自由迁徙,禁止富农卖光其财产等。
为了保证顺利的消灭富农,国家政治保卫局被授予特殊处理权,可以全权处置那些不听从命令的富农。
决议颁布后,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消灭富农的恐怖行动。
各地均全力以赴寻找富农,以求完成或超额完成消灭富农的任务。
在彻底消灭富农的过程中所依据的不是社会标准,而是所谓的财产标准。
根据斯大林的坚决要求,为了便于没收富农财产,苏联颁布了划分富农的文件:
只要家庭人均年收入高于300卢布;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有磨坊、油坊等等,在这些特征中哪怕只具备一条就足以使一个农民成为富农。
消灭富农的过程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一样,是极其迅速的。
在第一次全盘集体化高潮中,富农不到一年时间几乎被消灭殆尽。
紧接着开始的第二次高潮又重新划分出富农加以消灭,实际上从第二次高潮开始,所谓的消灭富农的政策已经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而纯粹是以高压手段消灭个体农民,他们或者被驱赶到集体农庄中,或者被作为富农驱逐到边远地区。
这样,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
被划分为富农的家庭在全部生产资料、财富和不动产被没收之后,全家被流放到遥远的地方。
这些被强迫迁移和被残酷剥夺财产的富农的状况是极其悲惨的。
所谓的第一、二类的富农一般是全家迁往苏联最边远的北方边疆和西伯利亚。
这些地方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在当时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
他们在被驱逐迁移的时候,财产被没收了,只给他们留下了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和最基本的生产工具。
在迁徙途中,很多人因疾病死去,试图逃跑的或者被枪毙、或者被关进了集中营,很多人没有到达迁徙地就死了。
而到达迁徙地的人要在监督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又无保障,这又致使许多人悲惨的死去。
结果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那些善于经营土地的农民,他们通过精耕细作积累了一些资本成为苏联农村中较富裕的人。
而恰恰是这些最善于经营、最勤劳、最节俭的人却被划分为富农。
在被当作富农予以消灭的人群中,很多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发家致富的农户,其大部分是从前的中农或者甚至是贫农,有些曾在红军中服过役,由于相信新经济政策,回到农村后,便努力经营土地,结果却在消灭富农运动中被当成富农而残酷镇压。
总之,斯大林推行的消灭富农的政策,严重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逐年萎缩,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消灭富农的政策对苏联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造成的创伤是多少年的岁月也难以愈合的。
苏联在建国伊始,便将农业问题作为党和政府所关注的重大事件。
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富农问题,党内党外存在着不同的争论。
但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样的争论很快被一个声音取代了,“消灭富农”的口号得到了贯彻落实。
在苏联的这场富农战役中,从逐渐放宽的富农政策发展到了消灭富农的高压政策,很明显这一发展方向是错误的,是背离了列宁的富农思想的,是对富农的残酷剥削。
而这种高压政策也不失为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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