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教学语文考研准备之现代诗歌 2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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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语文考研准备之现代诗歌20
3.新诗的成熟期
有了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有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再有了冯至的抒情诗和鲁迅的散文诗,中国新诗可以骄傲地说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诗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是"大众化"(非诗化)的革命诗歌的活跃,一是"贵族化"(纯诗化)的现代派诗歌的崛起。
1928年1月,闻一多的第二部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这是标志着当时诗歌艺术水平的重要诗集。
这年2月和3月,郭沫若的《前茅》和《恢复》先后由创造社出版,则代表着一个无产阶级诗歌运动的开始。
这年8月,戴望舒的《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的发表,又标志着一个现代大诗人的"横空出世",他也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30年代的现代派被看作是"后期新月派"与20年代末的象征派演变而成的,而《雨巷》则被看作是显示了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势。
这年创刊的《新月》月刊,成为"后期新月派"形成的标志,这年12月,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诗在《新月》上的发表,也被看作是当时诗坛的一个重要收获。
1929年4月,戴望舒的《我的记忆》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是这年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
特别是诗集中的《我的记忆》一诗,既被看作是戴望舒诗歌艺术探索上的一次转折和自己风格形成的开始,也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的起点。
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胡也频的《也频诗选》、冯至的《北游及其他》,以及刘大白的《卖布谣》等。
1931年,是新月派最后辉煌的一年,这年1月,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创刊,梁实秋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诗的格调及其它》,陈梦家则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梦家诗集》。
这年8月,徐志摩还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诗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猛虎集》。
这年9月,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出版,收入了18名新月诗人的作品,其中还包括林徽因、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作品,给新月派诗歌作了一个总结,预示着新月派的结束,而这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空难中逝世,则正式宣告了新月派的终结。
在这年去世的重要诗人殷夫,他被看作是"红色鼓动诗"的创造者,继承了蒋光慈开创的政治抒情诗和郭沫若开创的无产阶级诗歌的传统,是3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
这年2月7日,他与柔石、胡也频等左翼青年作家一起,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
他生前编辑的诗集《孩儿塔》也因此未能出版。
鲁迅曾为他的这个诗集作序《白莽作〈孩儿塔〉序》,对他的诗给予了高度评价。
也许是巧合,新月派刚刚在1931年谢幕,现代派就在1932年登场。
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创刊,宣告了现代派的正式亮相,"现代派"也因此刊物而得名。
在这年正式亮相的还有"中国诗歌会",这年9月,由蒲风、穆木天、任钧、杨骚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以诗歌大众化为主张,是一个以新月派和现代派作为对立面而成立的诗歌社团,也被看作是继殷夫之后最重要的左翼诗歌力量,也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3年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这年7月臧克家的第一部诗集《烙印》的出版。
这部由闻一多作序的自费出版的诗集,一面世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茅盾甚至认为"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
臧克家的诗在形式上主要受新月派的影响,而在内容上则主要表现乡土的生活和中国农民精神上的"坚忍主义",被看作是30年代乡土诗歌的代表。
这年的重要事件还有林庚的《夜》、戴望舒的《望舒草》等诗集和中国诗歌会的刊物《新诗歌》的出版,以及茅盾的《徐志摩论》等的发表。
1934年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艾青的出现。
这年5月,他于前一年在狱中写成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在《春光》月刊上,立即引起人们的注目,被胡风称为"吹芦笛的诗人",而大家从艾青吹奏的这支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来的芦笛声中,人们也看到了西方象征派大诗人凡尔哈仑和波特莱尔的影响。
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臧克家的长诗《罪恶的黑手》、蒲风的《茫茫夜》、朱湘的《石门集》等。
1935年是现代派诗歌继续活跃的一年,这年10月,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创刊,虽然只出版了一期,却扩大了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这年12月,还出版了另一位重要的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的第二部诗集《鱼目集》。
此外,还有田间的《未明集》和蒲风的《六月流火》面世。
1936年和1937年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创作的极盛期,同时,也因为"国防诗歌"口号的提出而使诗歌大众化运动达到高潮。
在现代派方面,在1936年3月,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三位现代派诗人出版了著名的诗合集《汉园集》,内收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卞之琳的《数行集》;这年10月,以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为编委的《新诗》月刊创刊,壮大了现代派的声威;在随后的四个月内,又有徐迟的《二十岁人》、艾青的《大堰河》、戴望舒的《望舒诗稿》等重要诗集出版。
在国防诗歌方面,1936年10月,由全国14个诗歌团体组成的"中国诗歌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诗歌杂志》创刊,同时,蒲风的《钢铁的歌唱》作为"国防诗歌"丛书之一由诗歌出版社出版,1937年,又有蒲风主编的《中国诗坛》创刊。
此外,田间在1936年7月还出版了他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
4.新诗的深化期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这时开始的"八年抗战"和随后进行的三年内战,使中国一直处于动荡的战争时期,所有的文学创作也都打上了战时的烙印,因此,从这时起的12年的文学,现代文学又通称为"40年代文学"。
在这时期的诗坛上,最为重要的两个诗派,就是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的"七月诗派"和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九叶诗派"。
1937年抗战爆发后对诗坛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这年9月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的创刊。
《七月》虽然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品,但以诗歌影响最大。
这个刊物上发表诗歌的有艾青、田间等30多位诗人,他们大多是"初来者",在风格上也多受艾青、田间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风格相近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也是40年代最大的一个诗派。
同时,由原中国诗歌会成员穆木天和蒋锡金主编和以原中国诗歌会成员为主要作者的《时调》半月刊,于这年11月1日在武汉的创刊,对于提倡群众性的诗歌朗诵运动,产生过较大影响。
1938年几乎所有的诗歌作品都与抗战有关。
其中,影响最大的诗歌活动是这年8月由延安战歌社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发起的街头诗运动。
这年发表的重要作品有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长诗)、《我爱这土地》和柯仲平的《边区自卫队》(长诗)等,出版的主要诗集有郭沫若的《战声集》、高兰的《高兰朗诵诗集》
1939年的重要作品主要有艾青最有代表性的诗集《北方》、邹荻帆的《尘土集》,以及柯仲平的长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等。
这时的昆明,在大后方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里,聚集着不少著名的诗人,如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围绕在这些老诗人身边的是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一大批新诗人,形成了一个特殊诗歌氛围
1940年的主要收获是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和艾青的《旷野》,此外还有臧克家的《淮上吟》和邹荻帆的长诗《木厂》。
1941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中,都是"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诗人最为活跃的时期。
1941年7月在桂林创刊的《诗创作》由于有延安诗人的投稿,曾产生过较大影响。
10月和11月,由邹荻帆、曾卓、绿原、冀汸等七月派诗人编辑的《诗垦地》丛刊和由艾青主编的《诗刊》先后在大后方的重庆创刊,年轻的现代派诗人徐迟也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最强音》。
此外,还有艾青著名的诗歌理论经典《诗论》。
1942年,邹荻帆等人创办的《诗垦地》在重庆的《国民公报》上又开辟了一个副刊,而七月派的许多重要诗人都开始陆续推出自己的诗集,胡风有《为祖国而歌》、阿垅有《无弦琴》、冀汸有《跃动的夜》、绿原有《童话》等。
现代诗派最重要的收获则是冯至的《十四行集》和卞之琳的《十年诗草》。
此外,力扬在这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也曾有较大影响。
1943年前后,桂林几乎成为了诗歌的出产中心,在前一年集中出版了胡风、阿垅、冀汸、绿原和冯至、卞之琳等人的诗集后,这年又推出了艾青的《黎明的通知》、臧克家的《泥土的歌》、鲁藜的《醒来的时候》和田间的旧作《给战斗者》等。
在重庆还出版了孙望、常任侠编辑的大型诗选《现代中国诗选》。
这年面世的重要诗论还有朱光潜的《诗论》和闻一多的《时代的鼓手》。
1944年的重要收获是冯文炳(废名)的《谈新诗》和李广田的《诗的艺术》两部诗论集,这年出版的主要诗集则有废名、开元的《水边》、路易士的《出发》、力扬的《我底竖琴》、曾卓的《门》,以及臧克家的《十年诗选》等。
1945年的重要收获主要集中在穆旦和何其芳两人身上,穆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而何其芳则出版了代表着他不同风格的两部诗集《预言》和《夜歌》。
1946年出现的两部重要诗集,一是解放区民歌运动的代表作、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一是国统区讽刺诗的代表作、袁水拍以"马凡陀"的笔名创作的《马凡陀的山歌》。
此外,还有杜运燮的《诗四十首》、臧克家的《宝贝儿》、任钧的《任钧诗选》、冯雪峰的《灵山歌》等。
1947年在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臧克家与曹辛之等人在上海组成"星群"出版社,并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诗创造》月刊,还出版有《创造诗丛》12种,包括有七月派的苏金伞、九叶派的杭约赫(曹辛之)、唐湜等人的诗集。
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穆旦自费出版的代表作《穆旦诗集》、田间的叙事长诗《她也要杀人》、张志民的叙事长诗《死不着》等。
此外,还有朱自清的论文集《新诗杂谈》等。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
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这年也是九叶诗派大丰收的一年,他们相继出版的诗集主要有辛笛的《手掌集》、穆旦的《旗》、陈敬容的《盈盈集》、唐祈的《诗第一册》,出版的诗论和诗论集还有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和唐湜的《诗的新生代》等。
此外,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郭沫若的《蜩螗集》、绿原的《又是一个起点》、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续集,以及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等。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前出版的主要诗集,一是九叶派诗人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和郑敏的《诗集(1942-1947)》,一是解放区民歌运动的另一部代表作、阮章竞的叙事长诗《漳河水》。
象征诗派: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作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
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
①运用一种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传达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觉和印象。
②运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表现微妙的情境。
③依靠艺术形象的暗示来表达感觉和情调。
④追求诗歌语言的省略和跳跃。
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象征派诗歌后来趋向成熟,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在30年代戴望舒手中。
现代评论派:
1924年,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
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为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张目,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群众革命运动。
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遂由原来依附于北洋政府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太阳社:
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屯阝(阿英)、洪灵非、孟超等,全都为共产党员。
“这些《太阳》下的文学者,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
”同时创办《太阳月刊》,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左联成立时,该社自行解散。
革命文学论争:
指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到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批判清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
鲁迅肯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批评他们忽视文艺的特征、夸大文艺的作用及宗派主义倾向,茅盾也批评他们题材过于狭窄和标语口号倾向。
这一论争的性质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论争中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马义文艺理论著作,从而为左联成立准备了条件。
文艺大众化运动: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
左联时期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
第一次是在193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这两次着重讨论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大众文学的形式问题,也涉及到内容、语言向群众学习的问题。
第三次是1934年,讨论旧形式的采用,提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问题。
鲁迅在《论新旧形式的采用》中“拿来主义”思想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普罗文学:
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
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
作品很多,具有很强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很大社会影响。
但是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政策等偏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的作品不多。
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由“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提出,而于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
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完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代艺术方法,认为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将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那么图解政治概念就是合理的。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
1931年至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展开论争。
“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
论争以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性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
先是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批判提示民族主义文学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同时批评左翼文坛“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
以后,他又发表《勿侵略文艺》等文。
“左联”的《文艺新闻》载文批评胡秋原,苏汶即发表文章声援胡秋原。
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分别发表《论第三种人》、《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文,与胡苏二人展开论争。
他们批评了胡苏二人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检讨了“左联”机械论错误和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这是论争的重要收获。
两个口号论争:
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
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
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
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
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
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剧联: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家统一战线组织。
1930年成立于上海。
刘保罗、田汉、赵铭彝、于伶等曾担任党团书记。
剧联成立后,起草并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先后在北平、汉口等地设立了分盟和小组,使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
在演剧方面,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
其中上海就有艺术剧杜、南国社等。
剧联领导的演剧活动,具有革命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特色。
为了开展工人演剧活动,剧联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员会,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
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
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
1936年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自动宣告解散。
中国诗歌会:
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性诗歌团体。
1932年成立于上海,由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共同发起。
主要刊物是《新诗歌》。
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新月派、现代派在诗坛造成的某些迷雾,推进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
中国诗歌会在内容方面主张“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界的意识”;形式方面则提倡“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当中去。
中国诗歌会成立后,不仅注意诗歌创作,而且注意理论研究。
他们探索诗歌大众化的途径,出版“歌谣专号”、“创作专号”加以实践。
中国诗歌会对我国革命诗歌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京派:
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
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
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
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副刊》。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
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
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
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
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论语派:
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
主要人物是林语堂。
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
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
《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
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
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现代派与现代诗派:
现代派得名于1932年出版的《现代》大型文学杂志,主要负责人为施蛰存、苏汶、戴望舒三人。
《现代》发表各类作家的作品,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
在《现代》上发表诗歌的人很多,一批诗人从思想到艺术有许多共同倾向,称之为“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的首领是戴望舒,主要成员有徐迟、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
后又编《新诗》杂志,推进这股现代派诗潮。
现代诗派的诗作表现了幻灭中的追寻、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意识和孤独寂寞的心态,追求语言的自然质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异的手法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
这股现代派诗潮,因后期新月诗派向现代派转化,而汇成一股不小的潮流。
被人称之为新诗的黄金时代和成熟期。
除现代派诗外,还有现代派小说,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创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说和新感觉主义小说,称之为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觉派。
心理分析派:
(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家施蛰存。
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
此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庐隐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压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性心理描写作为其中的因素、成分。
而施蛰存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石秀》等。
心理分析派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内容和手法。
新感觉派:
(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
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
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
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
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
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孤岛文学:
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
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
文艺工作者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进行抗日文学活动,称“孤岛文学”。
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爱憎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活动特别活跃,于伶和《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沦陷区文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
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
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
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七月诗派:
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
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
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
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
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
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小说:
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
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
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
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九叶诗派:
(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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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教学语文考研准备之现代诗歌 20 学科 教学 语文 考研 准备 现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