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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部分专家论中医药理论体系创新
我校部分专家论“中医药理论体系创新”
2007年4月4日下午2点,在科技处的组织安排下,“中医药理论创新”座谈会在仙林校区315会议室举行,会议由段金廒副校长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校党委黄成惠书记以及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
首先段金廒副校长介绍此次座谈会的目的,近日就“中医药理论体系创新问题”,国家科技部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国家16部委又联合下发了《中医药创新发展纲要》,我校也已将“中医理论体系创新”列为2007年党政工作要点,科技处召开此次座谈会,其目的在于提炼专家的思路和方法,更好的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创新献言献策。
与会的专家纷纷就中医药理论创新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和要求:
汪受传教授:
1.中医理论创新难度很大。
中医理论的创新是由中医大家的产生而形成的,像张仲景一千多年才出现,而我们从建国到今天才五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从中医体系自身来说,想改变这种格局尤为困难,
2.目前中医界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老中医强调辨证论治传统观点,而年轻中医都强调中医要与现代医学,药理学相联系。
3.现代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要在实验、临床等多方面的视角来衡量的,不仅中医认可,西医也要得到认可。
4.传统中医学创新的困难还在于其很难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
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创新既保持其传统特色性,又要与自然科学相互融合、共同协调发展,话说起来好说,但做起来很困难,任重而道远,需要几代人共同奋斗,目标遥远,不是一蹴而就的。
比如,七十年代江老提出了运脾学说,可以说是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虽然通过了一系列的临床试验验证,但是并没有得到人们的一致认为,所以新的理论提出要经历很多的困难,而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则更是需要经过全国中医人士的共同努力。
陆平成教授:
中医药理论创新很迫切,目前我们在整理和继承古代文献方面做的工作已经较为全面和完善了,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对中医药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也就是中医能否脱胎换骨,做出新东西。
针对近期有人提出了中医不科学的观点,首先,我表示反对,一个对中医不了解的人没有资格去谈论其是否科学,而中医经历了几千年的历练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其具有科学性,但是目前中医始终出不了新东西,没有突破性进展,这方面也值得我们反思。
古代中医的发展是用的“试错法”,西医也是用“试错法”(现在只不过改在动物身上了),现代医学的介入,使中医已经不可能沿用古代的“试错法”来进一步发展了,因此、目前中医的发展十分缓慢;相对于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人们迫切要求中医也能有一个迅速的发展。
此外、疾病谱的变化,也促使着中医需要发展,目前新出来许多疾病,如艾滋病、疯牛病等,尼罗热、艾博啦等等。
面对疾病谱的改变,我们中医应如何应对,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
中医理论的创新面临的问题是,中医理论要客观评价,找出不足,不要认为是老祖宗的东西就不能变,现代医学每一次大的发现都存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成书于两千年的《内径》,以及以后的一些著作也应该存在不足之处,但是那些不足之处却没人敢提出,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观念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医的现代化创造新理论需要从整体来看,中西医沟通很必要,现在国家自然基金的招标都要先建立假设,而目前提出的仅仅是局部假设,需要一部分人从全局对中医进行把握,从一定的高度建立宏观假设。
如果没有宏观假设那么中医的发展也将会走向死胡同。
对此,我认为非医攻博的学生可能会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和发展中医。
蒋明教授:
在中医理论的创新工作中,我想首先需要区分“需要做什么”与“能够做什么”的问题。
“需要做什么”回答的是方针与策略,“能够做什么”回答的是技术与方法。
需要做的事情即使暂时没有能力做也不应放弃不做;暂时不需做的事情即使目前有条件做也不应作为主要研究内容进行。
那么在中医理论的创新问题上我们首先最需要做什么?
需要创新是因为存在不足,不足可以是枝节的,也可以是危及根本的。
从中医学在理论问题上所存在的混乱现状的程度来看,中医学在理论上所存在的不足是严峻的。
为此我们需要首先“对中医学的既有主体理论进行评价”。
即找出问题的根结。
这是创新得以实现的前期基础工作。
中医学的主体理论就是辨证论治问题,这个问题很敏感,但无法回避它所存在的重大问题,而不得不对其进行再评价。
举例说一般而言都认为《金匮要略》是讲辨证论治的,但在《金匮要略》中并无一处原文出现这一词汇。
相反在《内经》关于肺系疾病仅一处“咳嗽”病名的基础上,《金匮》又独立出肺痈、肺痿等病种。
虽然肺痈、肺痿病人也咳嗽。
因为唯其如此,在见有痰热蕴肺表现的时候,由于是肺痈病,“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才能使得苇茎汤中活血化瘀药桃仁的应用在理论上有解释的可能。
如果是咳嗽病,则只宜清肺化痰。
类似此类的事例证明在中医学存在辨病论治。
至于辨病论治是否是中医学的本质内核则是另一个问题。
但我们至少应该承认中医学不仅有辨证论治。
只有在承认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分辨哪些是辨证论治,哪些内容不是。
这就已经在步入创新了。
其次我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做的事情还有“中医脏腑的物质基础问题”。
一直以来中医的脏腑都是功能意义上的。
但在哲学上我们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
唯物主义者认为,功能必须藉由物质产生,那么中医功能意义的脏腑是否就一定会有一个物质基础呢?
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问题之所以认为它重要,是因为这一问题不获解决,所有的关于中医理论的推进就几乎都是徒劳的。
因为它直接限制中医理论的再分化与再深入。
另一个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关于中西医学理念的比较”问题。
目前的科学研究中所用的研究指标几乎清一色都是西医的,这固然是因为中医学理论倾向功能化的原因(如功能性质的脏腑),但如果中、西医学理念存在重大差异,西医理念不能与中医理论完全、彻底的匹配,则这种以西医指标取代中医指标的做法不仅于中医理论创新无益,甚至尤会训导中医学的理论发展方向。
至于目前“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只要我们明确了我们的方针与策略,相信一定会有能人接招。
我个人的认识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目前都已具备了开展的条件与可能。
在相关的论文中我已经有所讨论,时间原因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但我想就研究这些问题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再做一番强调。
这个原则就是“源于临床、尊重临床”宗旨。
中医学是以临床经验为主体内容的医学,其较有价值的理论主要是来源于对临床经验总结的那部分。
如“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既往的研究采用了如钳夹动物肠系膜造成肠损害的模型以观察肺的病理变化的方法,该方法首先将中医的肺、大肠与西医的肺、大肠对等,形成设计上的漏洞;其次它没有尊重中医学临床对这一理论的运用范围,故这类研究难以深入,也不能揭示这一问题的科学内涵。
根据“源于临床、尊重临床”的原则,则我们认为正确的研究方法是,首先进行临床资料的回溯,即从临床的角度首先揭示这一原则的临床意义是“大肠病从肺治”、还是“肺病从大肠治”?
“什么大肠病从肺治”,“什么肺病从大肠治”?
“大肠病从肺治时治肠的药物是否参与其中”,“肺病从大肠治时治肺的药物是否参与其中”?
等问题,据此结果再设计实验模型展开研究,则可有望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吴颢昕教授:
《内经》作为中医理论框架,我们要找出其有价值东西,而摒弃其无价值的东西,一定要将二者分清楚。
加强养生学说的研究,如对于周老、孟老的养生经验可予以发掘整理。
进一步加强对脏腑理论与现代医学共性的研究,如脑髓,奇恒之腑与现代疾病的联系。
对经络的研究要继续开展下去,通过20年的研究我相信会作出成果的。
张宗明教授:
中医理论创新问题是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废医论”者,不论是过去的“废医存药”,还是如今的“废医验药”,均将矛头指向中医理论。
现代医学理论与临床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而目前中医理论与中医临床、中医理论与中药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离。
这种分离既不利于中医临床的提高,也阻碍了中医理论的创新。
中医理论究竟如何创新?
对中医理论“还原”性研究是其创新需要做的基础性工作。
从文献学、发生学角度,理清中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弄明中医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
弄清中医理论“有什么”,然后再探讨“是什么”,最后再研究“为什么”。
另外,中医理论内涵的现代表达与阐释是其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至于中医理论创新的形式,应该是多元的。
科学研究是从已知探索未知的活动,结果是不确定的。
一般而言,不外乎三种情况:
一是在原有理论框架下的修补、丰富;二是与现代医学理论结合,创造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三是融入现代医学理论体系之中。
不管哪种结果,都是一种创新,都是一种发展。
中医理论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解放思想,需要多学科参与,特别需要系统科学思维与方法。
李忠仁教授:
不管难不难,一定要创新,这是国家纲要里提出的,任何科学都是无国界的,所以必定要进行创新,我想我们学校的老专家都会不遗余力的将中医理论体系的创新进行到底。
要创新必定要参照国家的纲要内容,结合我校具体情况来开展。
首先要制定“游戏规则”要了解什么是创新?
一定要杜绝弄虚作假,只有保持真实性,才能真正达到其目的。
第二、学校要组织不同年龄段的人员召开这种座谈会,要将大多数人的意见提炼出来。
第三、我们要先易后难,可以先从小的方面着手进行创新,如,在概念上进行具体化、针灸用于麻醉方面,不建议对整个中医理论体系进行梳理,因为这是个大问题,难问题,难的问题放在后面。
吴承玉教授:
中医药理论要创新,而创新的目的是更好的为临床服务、为人类健康服务,所以中医理论要围绕着这样的目的来创新。
目前存在着某些不良现象,如中药的发展脱离了中医理论,中医院正规的理、法、方、药大都已经西化了。
中医基础理论发展比较难但是也有发展空间、如体质学说,目前人体体质研究可以与基因工程相联系,如何与基因结合起来很有必要
创新要解决三方面问题
1.要纠正模糊概念,确立其内涵和外延。
2.随着疾病谱的改变要对中医理论内容进行补充,完善。
3.目前的八纲辨证,存在复杂性、重复性,要正确找出其共性的规律,现在973已经立项,同意为八纲一体化建立新的辩证体系,如果这个体系有所突破那么对于推动中医诊断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潘立群教授:
要想中医基础理论有所突破就要找出中医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而不是仅停留在皮毛上的研究和创新。
有人认为当今中医科研思路是错误的,是完全照搬西医的模式,未能体现中医真正自身特色。
对于阴阳只不过是本土化的一种符号标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通过表象来寻求规律,而当今要加强对表象的东西进一步抽象化,要将特殊的东西抽象为一般化,真正意义上做到用现代的思维方法对中医中模糊的东西做出恰当的解释,同时要扬长避短克服狭隘的个人观点,鼓励多学科的交流与多学科的融合。
戴慎教授:
当前关于“中医药理论体系创新问题”从国家领导、行业主管部门到学术界都十分重视,吴仪副总理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就“推进中医药的继承创新”做了重要指示,国家科技部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国家16部委又联合下发了《中医药创新发展纲要》山东、北京、湖南等知名专家也在报刊杂志上就“中医药理论体系创新”问题发表了多篇重量级的文章。
因此,在科技处专门召开这次会议非常必要、非常及时。
关于中医药理论创新问题,我想有三个问题重点讨论的,一是“怎么看”二是“怎么干”,三是我们南京中医药大学在“中医理论创新”中怎么有所作为。
“怎么看”,学术界讨论了不少,对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特点、优势、弱势都作了分析。
“怎么干”,国家行业部门、在两个《纲要》中也说的很清楚。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南京中医药大学在“中医药理论体系创新”中怎么有所作为,能和我们学校作为全国中医药院校第一方阵成员“高等中医教育的摇篮”的地位相符合。
我考虑是不是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发挥重点学科优势,梳理评价中医药基础理论概念、术语,使其规范化、标准化。
其中尤其要发挥好中医文献学科的作用。
紧贴临床实际,评价规范中医证候
根据现代医学模式改造、重构中医课程体系。
充分发挥中医文化研究中心和人文学科的作用,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研究指明适合中医药理论创新发展的途径。
注重临床研究,发挥临床优势,总结提炼升华新理论,有效消化吸收现代科技成果,完善中医药理论。
吴启南教授:
中医理论经历了几千年的过程,肯定有其不足之处,要不然也不会要创新,现代的诊疗技术已经应用于中医临床方面了,而传统的诊断方法目前在临床上应用不够,这样下去问题会很严重,需要把真正的问题找出来。
汪悦教授:
继承不够、创新更不够,要增加继承,创新离不开继承,要继续挖掘和整理现有老中医的医疗经验和方法。
对于病症的问题,中医就是审证求因,要用现代科学对其进行诠释,对于目前中医的争端,要借助现代方法不断的去揭示去完善,同时为临床上病机学说,提供理论方法。
最后黄成惠书记就此次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
我们要重视大学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作为全国一流的中医院校,南京中医药大学早在50年代就编写了第一部中医学教材—《中医学概论》,这可以说是在中医理论上的一次创新。
现阶段,又提出了中医药理论的创新问题,我们要办成全国最好的中医药大学,所以中医药理论的创新问题也是我校在现阶段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
建议大家可以从医学模式的转变来完善中医理论,现代中医治疗疾病的模式是“以病为主”与高校本来的模式“以人为纲”相背离。
现代医院的模式是病人越多越好,而我们中医的目标应该是病人越来越少,但是,目前政府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由此导致了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只会开处方。
所以只有这种模式解决后才会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形,所以现在首要的不是创新问题而是完善的问题。
中医理论体系创新难度较大,应当寄托于生物技术、寄托于信息技术、寄托于数学技术,要充分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思维方式来破解中医;我觉得生物技术可以为中医发展开辟新的道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有信息科学为支撑,这样的理论创新问题是一个大工程,要与信息专家、生物学专家、数学家、哲学家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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