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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燕
读《菊花与刀》看日本民族
《菊花与刀》是公认的了解日本最权威的读本,这是一本文化社会学范畴的书,美国学者在战时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探索,最初的目的是寻求一种了解日本思想体系的模式,作为二战时期的某种需要;二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美国对是否进攻日本本土、是否投放原子弹和占领日本后是否保留天皇,无法做出决断。
因此委托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的研究提供对日本政策的依据。
由于承载着这样一个可能改变一个国家上亿人命运和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使命,此书的诞生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价值。
未想战争结束后,这本带有报告文学性质的社会学著作居然在日本和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重大的轰动,被誉为了解日本文化模式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而其中颇为令人惊叹的噱头则是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从来没有踏足过日本一部——其所有结论都是从现有资料和对在美国的日本人了解研究得出的。
本书是解析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名作,书名“菊花与刀”,用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各的双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
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
此书的价值并非提出了日本民族性中的矛盾和令人困惑的复杂,而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日本人进行分解,去探求这些复杂和矛盾的形成原因。
这本书虽然出自“报告”,然而一点也不枯燥,全书描述了日本人对战争的看法,等级制度是如何被全社会接受,政治文化的根基,“耻感文化”道德观的影响,在个人修养上如何要求自己,如何要求别人,如何培养儿女等等。
对于较为系统地了解日本来说,本书极有帮助。
虽说写作时间于现在有了近五十年的差距,但是,这本书研究的是日本人的特性,也就无所谓了。
有些人说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那么,对于日本来说,几十年应该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时间跨度。
书中的一些研究结论,于现今依然有效。
日本文化有部分源自中国,例如儒家、佛教等等,然而按照本书的说法这些文化实际上已经被经过改造以适应“日本国情”,以至于到提到“忠、孝、仁”这些词语时,他们背后所表达的意思是有很大不同的,所引发的行为甚至是相反的。
书中的这些部分对我触动较大,因为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这么自以为是的。
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在近代史上给中国带来无尽屈辱和伤害的日本,在现在和中国竞争发展空间的日本,绝对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国家。
“菊”是日本皇室族徵“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该书被命名为“菊花与刀”,正好象征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不二而又心存叛逆;勇敢而又怯懦。
虽然日本在历史上曾多层次“克隆”中国文化,但实际却贬抑中国人道德价值观的核心;虽然大量引直西方观念,骨子里却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完全不同的“耻感文化”。
各就其位,恩与报恩,义理,名誉,人情,道德与修养,儿童的获知是作者对日本民族背后的种种稗节作出的分析,其中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是我可以理解和吃透的,因为社会学对于我也是一门陌生的学科,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则是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让我们对日本人的行为模式背后的动机有了起码的理解。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师从美国人类历史学派开创人博亚斯,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本尼迪克特立足于北美印第安人的实地调查,完成了从文学到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转变。
其代表作为《文化模式》和《菊与刀》。
在《文化模式》首页,她引用了迪格尔印第安人的箴言:
“开始,上帝就给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他们的生活。
”这句话反映了她基本的学术思想,即人类的行为方式存在多种可能,而各个部族、民族总是根据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诸种可能之中,选择其中一些,逐步形式化以至演变成风俗礼仪,最终形成该部族、民族的文式。
在如此学理的支持下,本尼迪克特从历史、政治、风俗、宗教、教育等各个方面探究日本,力求勾画出日本文化的内在模式。
她首先从现象入手,目光对准的是战争中的日本人。
战争中的“田中先生”并不认为他们已经践踏了国际准则,而理所当然地以日本为东亚国家的兄长,帮助“小兄弟们”驱逐西方殖民者,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他们是为了建立日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而战,把美、英、俄从大东亚区域排除,是各就其位。
战争中的日军对天皇顶礼膜拜,以“为天皇而献身”为荣。
他们极端地强调精神的力量,认为战争并非是军备竞赛,而是精神赢得对物质的胜利,“以我之训练对抗其数量,一我之血肉对抗其钢铁”。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是,他们如果受到攻击,他们会说这是预料之中的,他们自认为是他们主动把敌人拖过来的,在日本人的心中,最大的威胁来自未曾料到。
这是不同与美国的,美国认为战争是强加的,他们要接受挑战。
日本鄙视救援和被俘,在他们看来,荣誉与战死是紧紧相随的,即使是合理的投降也是奇耻大辱。
一旦被俘,他们则做出180度的转变,竟然能够与自己的敌人充分合作,甚至希望做一个模范俘虏。
本尼迪克特由此抽象出日本人的行为规则:
“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
”各就其位是日本人最基本的行动模式,换句话说日本人喜欢在一个既定的等级模式下生存,他们习惯于寻求束缚中的相对自由和得体,拒绝跨越等级的变革,在他们心中认为这是一种无力的行为,而这种习惯模式让他们对于安全感的定义不是一种对自由的追求,而是一种获得庇佑的平和。
因此日本文学往往会对于日本传统教育下的等级观和如今崇尚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形成的矛盾进行探索。
然后,她走入日本历史,寻找如此规则的真正内因。
明治维新无疑是区划日本历史的重要分界。
之前,经过时间的磨洗,日本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等级制度。
日本的等级制度与其封建制关联紧密,天皇俨然是最大的封建领主。
尽管自源赖朝开始,武家“将军”取代了天皇,成为实质权力的真正拥有者,但是,中国式的郡县制并未在日本得到生长繁衍的土壤,“将军”依然是各个“大名”的“大领主”,是“大名”们直接效忠的对象。
依次下推,“大名”则是其家臣直接效忠的对象。
战国时代之后,在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乱世英雄的推动下,农民上缴武器,专事耕作;武士彻底脱离农商,成为一个享受公家津贴的专职士族阶层,日本“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的分工模式也因此趋于定型。
德川幕府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等级制度与观念。
据此,本尼迪克特强调了日本人在等级制度影响下形成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社会心理观念。
与政治模式相比,存在于社会中的等级差别概念自然更加复杂。
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日本世俗社会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仅考虑到政治地位,更考虑到“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各种因素。
通过一种只有日本人自己才清楚的非常复杂的计算,“田中先生”可以明确自己的“所”,然后尽行恪守相应的“分”。
打破本分的抗议是存在的,而抗议似乎也非常之有序有则,彻底革命性的行动则非常鲜见。
以此,日本人表现出了极为鲜明的纪律性,总是会全力以赴地做好自己“分”内之事。
这种民族性格甚至在明治维新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变革发展、国力提高的作用。
明治维新带来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变革。
倒幕尊王,撤藩设县,版籍奉还,土地可以自由转让,贱民得到了解放,传统的等级制度完全被废止,甚至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被取消。
王政归还后,年轻的明治天皇显示了极为开明的态度,主持政治大局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永,以及稍后的伊藤博文等明治英杰学习西方,高举“富国强兵”的大旗,轰轰烈烈地迈上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以及改革军备的近代化之路。
维新使得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形态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其国力、军力都得到巨大的提高。
19世纪末,这个曾经闭塞落后的封建岛国一只脚已经悄悄踏上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聚会之船了。
本尼迪克特认为,这些提高和变化正是日本国民意志中“适得其所”的性格特点之外在具现。
上层安排了国家纲领,下方严格执行并实施即是,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作为文化学家,不能仅仅关注重大的历史,还需要深入日常的生活,因此,本尼迪克特的思维随之扎入到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中。
她从日本伦理中找出了一个字“恩”。
此词有很多意义,不过,其根本意义应该是共通的,“就是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在日本“也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
然后,她通过语言材料、夏目漱石的文学作品,以及精神分析案例来证明,日本人怀着真诚的感情“记恩”,记“皇恩”、“父母之恩”、“师恩”、“主人之恩”等,而以受恩及无端让他人受恩为非常难为之事。
一旦受恩,则就担上了重任,总须全力报恩。
受恩——报恩,日本人一生背负着沉重的恩义包袱,像一个欠下巨债者,始终不停地走在无尽的偿付之路上。
诸恩之中,又以“皇恩”、“父母之恩”为无条件承担者,对此二恩的报答,即通俗常言的“忠”与“孝”。
无疑,“忠”大于“孝”。
因此,天皇的圣谕是全日本最有效的法律。
本尼迪克特继续分析日本人的“情义”观,此“情义”不过是“恩情”世界的细向延伸。
“情义”的日语意义为:
“正道;人应该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
显然,这个词语的日语意义难以与汉语“情义”一词完全重叠。
本尼迪克特将“情义”分为“对社会的情义”与“对荣誉的情义”。
前者约相当于中国常言的人情,后者则表现为对名誉及人格尊严的高度重视。
生活在人情世界里的日本人对名誉极为看重,容不得外界半点的侮辱,否则将诉诸极端的报复或自戕。
因此,“对荣誉的情义”也往往显示其双面性,为了获得应有的尊敬,日本人甚至发动残暴的侵略,另一方面,也蕴涵着对互敬关系的遵守。
也就是说,一旦战败,日本人会非常现实地适应并接受一切。
这就是日本人善变的伦理。
十分洁己的日本人在道德上严格约束自己的同时,对感官上的放纵却相当地宽容。
他们培养肉体享乐,将肉体享乐视作一项艺术,陶醉于其中。
连饮茶这些日常的生活也都被他们看作人生的享受,饮茶甚至完全被艺术化,成为需要专修的高雅的茶道。
日本人对酒色的态度更是令世人瞠目。
然而,放纵是有限度的,当享乐与“情义”矛盾时,他们总是能够以一种极为坚强的意志,牺牲享乐,成就“情义”。
坚强的意志一直是日本人歌颂的良好品质。
归结起来,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内敛式的文化,人们更多地通过自我修养等向内求助的方式去获得人格的完善与道德的成就。
人格与道德的追求要求他们首先必须自重,必须具有鲜明的“耻感”。
这种耻感文化使得日本人毫无疑问地走向自我反省式的克制和锻炼,去达到那种外在与内在一致的“诚”。
只要个体的自我修养完全地达到“循规蹈矩”,一切也皆“功到自然成”。
至于社会与他人怎样做,怎么看,那并不是个体所最要关心的事情。
对作者来说,这些章节非常的具有现实意义,她通过具体的事实分析了日本战后的心态,给战后的美国人更加直观的认识,从而把握日本的动向和行动,通过这一点,也印证了作者方法论的正确。
作者通过人类活动中的文化素材比较,得出共性和差异。
她认为完全依靠本民族对自身的思想行动的认识是盲目和不现实的。
每个民族观察生活的透镜是不一样的,人们很难意识到自身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开看待事物。
这就好像一个外科大夫很少能自己给自己做手术一样。
她要求对民族差异进行对比,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宽宏大量的气度——正视历史的耻辱,坦然面对现实的差距。
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翔实的事实资料来比较文化的差异,主要是西方的和日本的对比,这给我们的留下了思考的空间,毕竟中日文化之间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西方世界人权天定这是不可亵渎的法则,但日本统治与服从都是由报恩的义务构成,恩不是德,但报恩是德。
这也从另一面肯定了人作用,只是这种义务不是主观加以履行的而是带有外在的强制性。
我们普遍认为社会的不稳定都来自于各阶层的不平等,中国历来大王变换是由于阶级的矛盾激化形成。
但日本的很少发生朝廷的更迭,天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
原因却是他们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世袭等级身份,日本的等级制度建立在家族之上,日本人的行动规则也是建筑在家族制度之上,人们的行动和思想源于等级制度,大家默认自己的“圈子”各守本分,支撑着繁琐的社会生活。
大家都知道日本从7世纪开始就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入本国,但他们没有引入中国没有世袭等级的生活方式,这与他们学习中国的制度的目的不同和与东晋南北朝后中国士族阶层的没落有着主客观上的原因吧。
日本是个受儒家传统浸染的国家,忠义孝悌在日本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说当日本人说“我得到了某人的恩惠”他的意思就是“我对某人负有义务的重担”。
这种报恩的义务是无限的,从无限中产生了从属、依附的关系。
从另一层人身结合的关系范围中说是统治者所付一定的道德义务,而不是“人所付的一般道德义务”。
“仁”是中国的道德标准的本质,它维系了中国的各种人际关系,它是“忠”“孝”的前提。
但在日本人的眼里它没有那么突出。
它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
甚至被用在鸡鸣狗盗者间的利益关系上,“行仁义”成了下九流的道德规范。
我认为,孔孟理论在董仲舒以后就不是原来的孔孟之道,它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它到了二程和朱熹发展趋于成熟。
日本的唐宋时期的来访学者,也正是看到了“仁”已经不是孔孟原来意义上的“仁”。
一方面说明程朱理学虽然确定了它的思想统治地位,但其影响力还没有显现。
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学者学其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辩证吸收中国文化的传统。
作者的陈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管是“恩”为主的关系还是“仁”为主的关系,它们都是一种伦理的社会关系,并不存在契约的束缚,它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可循。
我们现在多提倡竞争机制,当然这是好的,但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眼里会产生不安定的情绪。
竞争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他们不再注视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是拼命的维持自己现在的既得利益——攻击同类,攻守同盟,损人利己都会时刻爆发。
怎样建立一个和谐又有竞争的环境,这才是我们需要弄明白的问题。
恩与报恩是日本文化中另一个独有的特征,与中国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不同的是,日本人强调的是等价交换和睚眦必报,报恩和报仇同样被视为君子的行为。
日本人接受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但是儒家思想中最最精粹的仁在日本文化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中国的儒教以仁作为基础发散出来的种种美德,譬如宽容,豁达在日本文化中失去了根基,日本人很想当然的认为重视自己的内心,把自己的全部表达出来才是对待对方的最好方式,因此恩的含义是宽泛的,它包括了对于恩情合理的回馈和仇恨适当的回复,这一点也是日本文化与华夏文化同样儒家面纱下最本质的不同。
本尼迪克特让我们感受最深刻的应该是日本“义理”这个概念。
她对这个概念并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定义,而是认为这是日本特有的道德范畴。
她说,日本人必须尽“义理”如同他必须尽“义务”一样。
这和我们所说的“义理”指“言辞、文章的含义和观点”是两码事情。
义理,名誉和人情是日本文化中最重要的几个分支,然而义理是一个日本文化中最为模糊和难于解释的概念,名誉和人情则体现了日本人的一种复杂的心理。
这三章我并没有吃透,不过对于圈的概念的引入让我的思考有了一个新的认同。
所谓日本文化的矛盾性启示在于一种范围界定的模糊。
忠,孝,义理,恩情……每一种品德之后都形成了一个范畴,也就是我们说的圈,可是每个圈之间的定义和要求往往是矛盾的,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不能两全,而日本人往往痛苦的根源也来与此,因此多数人会在忠,孝,义理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然而无论怎样,他们都会辜负另外的一方面,因此死亡可能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解脱方式,这也是日本人的自杀率一向是世界最高的原因。
除去社会本身的压力,传统的价值观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儿童的教育,值得一提得是,日本的教育和美国是相反的,不同于美国自由度的N型曲线,日本人的自由呈现一种U型图,儿童和老人拥有最大的自由,而成年人则被各种事物所束缚,他们认为人只有在束缚下才能发挥出精神力量的极致,这与其他地区是截然不同的。
她直译日文书籍的概念是:
人应该遵循的道路;向社会谢罪而不情愿做的事情。
作者根据她搜集的案例把义理有细分成很多类别比如“对社会的义理”“对名誉的义理”。
我们的理解就是“合情不合理”“合理不合法”,也可以理解为“不是你的义务但你不得不做的事情”。
比如,关云长华容道放走曹操,舍了自己,违背了法令,这种报答以前曹操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作为就是“义理”。
说白了就是些人情事故,有的违背了原则,有的没有罢了。
日本人从10岁左右就开始被灌注“义理”思想,他们把这种人情事故看作他生存的行为范本。
说明他们对身处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视,世俗点说就是看人下菜碟,狗眼看人低。
义理的本质其实就是日本人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
说到这,你就会明白,日本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反省自己,甚至掩盖侵华历史的根源。
我们身边的人如果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大家都会觉着他的人品有问题,但日本人不这么认为,他们会认为这人在这方面违反了规则。
但并不举一反三的认为此人人格有问题别的方面就一无是处。
日本人非常的现实,他们对欲望看得非常的开明,没有羞羞答答的态度,在他们眼里,肉欲可以激发,可以培养。
只有认识它才能更好的驾驭之,只有曾经沧海,才有遇事不惊的从容态度。
它们相信精神的力量能克制欲望的引诱,“无我”的境地是入世的最高境界。
人类的文化系统中,有以罪恶感为基调的文化和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
基督文化属于最恶感为基调的文化,人的罪恶要不断地通过自身的赎罪、坦白来释放心身的压力。
以耻辱感为主要基调的文化中,人们对引起的罪恶行动感到懊恼,它不能用赎罪和倾吐来减轻压力,他们有庆祝的仪式而没有赎罪的仪式,日本的文化就属于后者。
它必须需要外力来约束历来行善而不是来自内心。
了解这一点的目的在于,我们不是对日本的以前对周边各国带来的伤害找理论依据,而是对着日本现实中的一些政治作为。
比如,掩盖侵华历史、参拜靖国神等种种丑行,应该给与充分的反映和约束。
菊花与刀,两个截然不同的象征融入在一起,造就了它的精致,它的个性鲜明。
作者这样写道:
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有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新加坡前总理、资政李光耀说:
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无论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
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
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在中日关系多变的今天,中国人应该调整自己的思考习惯和心态,冷静客观地去审视日本文化心理,以求得破解之道。
《菊花与刀》,仅是借助单一的欧美文化视角,从而窥探出日本文化内涵的双重与矛盾结构。
而半个多世纪后,人们越来越清楚,这本著作并未挖掘出潜藏于日本文化双重与矛盾结构下的根本性质,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在战后虽然就推动经济方面有恩于日本,但最终却对日本东山再起的咄咄逼人之势束手无策。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中日之间的巨大差异性,想当然地把对方想成和自己是同样思维方式的人。
”程麻说。
他认为,从政治体系的构建,到日常的行为以及思维的依据,中日都是两个差异巨大的民族。
从历史上,日本虽然向中国学习,但只拿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中日两国认识迥异。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结果日本人来学走了礼仪,但我们的礼是为了‘义’而服务,而这点,日本人很难理解。
”同样,在对日本儒学的总结上,程麻也提出了许多他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虽然接受了儒家文化,却没有形成“德”的观点,所以,日本人靠守纪律来维持自己的道德,而中国人以道德为原则来要求公民守法。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有时成为中日之间关系的要害。
中国人认为,日本人在侵华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认清自己的错误,而日本国民则对中国人对已经过去的问题如此纠缠不休而感到不可理解。
“立足于道”与“立足现实”的巨大差异,使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冰冻状态。
日本处在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但他们的有些思想甚至比我们更加激烈。
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很严重,隋以前都是根据家世就任官职。
但隋以后毕竟有了科举这一举人机制,使得一些原本无望走入仕途官场的人也可凭借十年寒窗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而日本则完全不是这样。
他们奉行各就其位的原则,充分信赖已有的秩序与等级。
在封建社会中,庶民、武士、大名、将军、天皇都只能在固定的圈子内活动,不愿践越。
擅自改变自己应有的位置的人会被人们认为是不守规矩的。
我们听说过的日本庶民的起义总是因为饿到没有粮食了,一旦统治者播发了粮食,他们就不会继续前进。
这和我们古代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后者是有一定的政治野心的,还会想到要推翻现政权。
不仅是庶民,就连战国时期那些声名远扬的将军、大名们,有了足够的实力,也不敢取天皇而代之。
他们如果这样做,将遭到所有人民的反对,因为那不是他们应处的位置。
他们只能通过天皇,来一步步扩大自己的权力。
由此也可以从一个方面来解释天皇的统治在日本如此稳固的原因了。
明智维新后直到现代社会,我们虽然无法了解到日本下层的等级分化如何,但看其上层,统治集团,却会发现,在日本执政的,总是那几个家族里的人。
70年代访华的田中角荣,他在位的那个时代被人们成为“田中角荣时代”,可见其势力之大,且从某些书中可知20世纪初日本某任首相也是田中家的人。
其后是否还有,没有细查。
被我们称为“小狗”的小泉纯一郎,他的父亲也是政界的风云人物,因为突然得病才没有当上首相。
各就其位的心理更突出地表现在日本人发动战争的动机上,他们在心中给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有一个定位,而当时他们却没有得到处在那个位置所“应得”的待遇。
因此,天皇诏曰:
“万邦各就其位,兆民悉安其所,此乃旷古大业,仍需上下求索……使各国各就其位,是日本永恒之国策……日本政府不能容忍维持现状,因为它直接违背了日本的使各国在世界上各就其位的基本国策。
”
由此,我们也可推知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日本积极谋求政治大国之地位所谓那般。
其本质是日本人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的定位。
日本已是一个经济强国,因此,日本人就很自然地把自己也摆在了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等位置上,并为之不懈努力。
这种念头光凭几个国家口头上抗议下、用否决权威胁下是无法消灭的。
此时,不被我们所看得上的遏制政策就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了。
当某个人基于其整个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与我们的设想不同的行动方针时,你不能仅仅只是侈谈共同的目标,而根本不找机会去了解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
如果去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并非必然是坏的,因为它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一种,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释意。
因此,如果真的要了解一个人,我们既需要有某种硬心肠,也需要有某种宽容。
只有坚定的保持着自己的行为方式,即使不被人理解也能相信那是正确的,那么你才能在不理解别人的同时依然能愿意耐心的去发现为什么在别人来说某些“错误”的东西是正确的。
这或许听起来荒谬,但却是我们了解他人的起点。
从来不要把了解别人当成一件简单的事情。
你可以注意到:
即使同一环境下长大的男女,仅仅是因为自身性别导致了出发点不同,看问题的差异就已经相当巨大。
日本民族性格对日本的现代化既有利也有弊。
他们的服从、牺牲精神有利于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法制社会的建立,而且其金字塔式的上下级服从关系还有利于克服现代社会过度平等自由带来的混乱。
然而这种服从和牺牲精神也有可能被野心家所利用,制造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灾难。
他们的放纵、反抗精神有利于打破固有规范,促进发展和创新,也有利于消除腐败堕落的上级的蛊惑和蒙蔽,使集体和社会保持活力。
但这种自由易于变成无政府主义的狂欢,从而成为集体的放纵和发泄,法西斯主义也是这种造反情绪的产物。
何时日本人会摆脱服从和放纵的极端化行为,消除自卑与自负的恶性循环,他才会真正的踏入文明的门槛,那时刀就将是勇敢、节制和正义的刀,菊就会是灿烂而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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