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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传奇功德圆满
邵氏传奇功德圆满
2011-12-30
“永不退休”的邵逸夫,还是在2011年岁末最后一天退休了。
104岁的世纪老人,终于卸下所有职务,成为名副其实的“逸夫”。
这是华人世界里很难超越的传奇人物:
由他创办的邵氏兄弟公司,迄今出品影片超过一千部;他退休离任的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TVB),在香港历次收视大战中屹立不倒,制作节目行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
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华语影视名人,或多或少都跟邵逸夫这个名字发生联系;由他创办,以他名字命名的“邵逸夫奖”,有东方诺贝尔的美誉;热心慈善公益的他,迄今已经向内地教育捐助超过33亿港元;在内地大小学校,随处可见“逸夫楼”;为表彰邵逸夫对内地教育科技事业的贡献,中国政府将一颗1990年发现的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综观邵逸夫此生足迹,不难看出家族血脉对于他毕生产生的深远影响。
邵逸夫后来所有的发展脉络,几乎都能从1925年上海闸北横滨路那家由长兄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找到答案。
如果说邵氏兄弟是香港电影的源头,那么邵氏家族和天一公司,便是邵逸夫生命传奇的源头。
自1920年代末期和兄长们离开内地开始,邵逸夫先南洋后香港,像所有的游子一样,在异乡的土地上终身打拼。
他和家族成员一起,矢志不渝地实践着殖民土地上的一个中国梦,同时也用邵氏兄弟走向全球的跨界历史,构筑了香港电影文化和海外华人文化的绚丽景观。
一个发源于杂耍戏院的家族企业,被邵逸夫和兄长们经营成了一项写入历史的文化事业。
他和他的家族一起,用近百年的持续付出和对社会的惊人回报,演绎了传统中国最地道意义的“功德圆满”。
邵氏家族燎原的影视帝国
黄家禧透露,邵逸夫现在十分健康。
他最近一次见到邵逸夫,是上周去邵逸夫的家中。
轮椅上的邵逸夫需要戴着助听器跟他讲话。
那天他们微笑着打招呼,邵逸夫习惯性地冲他挥了挥手。
如今在家的邵逸夫,每天必看TVB,今年所有的自制剧,他一集不落,全部看过。
方逸华每周会带他进城喝两次茶。
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TelevisionBroadcastsLimited,以下简称TVB)坐落在九龙将军澳。
综艺录影楼的正门外墙上,“迈向45”4个大字,在冬日的暖阳下色彩斑斓。
今年11月,TVB迎来创办44周年的台庆,粤港一带忌讳言“4”,所以TVB提出了这个新的台庆口号。
11月19日,“万千星辉贺台庆”晚会在综艺楼举行。
每年台庆的开场节目是一个固定程序——董事局主席邵逸夫在两位港姐的陪伴下,主持亮灯仪式。
当晚镜头切入时,出现在画面里的,不是104岁的邵逸夫,而是由今年港姐冠亚军陪伴着的董事局副主席梁乃鹏。
在台庆的媒体见面会上,邵逸夫的夫人、无线董事局行政主席方逸华女士解释说,因为邵逸夫在午睡,不忍心打搅,所以没来参加台庆,不过他会在家中收看电视。
香港媒体穷追不舍,问方逸华TVB当晚是否会进行权力交接,她对长枪短炮的媒体留下一句话:
“你们明天把故事编好一点啦。
”
12月7日,TVB发表声明: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电视)董事局宣布邵逸夫爵士将自2011年12月31日后,退任本公司董事局主席。
同时,邵爵士亦会退任无线电视非执行董事及董事局辖下行政委员会成员职务。
声明中还宣布:
梁乃鹏将接替邵逸夫,出任董事局主席。
1
“要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告诉你,我永不退休。
”1981年12月4日,邵逸夫在位于清水湾的办公室接受了媒体采访。
那天他刚刚获得香港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主持仪式的,是港督麦理浩。
那年,邵逸夫投资1亿5000万港币,联合《星球大战》特效制作班底和好莱坞制片公司,拍摄了科幻大片《BladeRunner》,中文名为《电脑人》。
“拍片就一定要拍大片,我们这个《电脑人》,是讲机器人跟真人恋爱、斗争的故事。
”这部影片就是后来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银翼杀手》。
也正是那一年,邵逸夫的电影公司“邵氏兄弟”刚刚有过一次股权之争。
打算收购邵氏的佳宁集团开价75元一股,邵逸夫还是拒绝了收购方案。
收购如果成功,邵氏的名下,将出现地产投资板块。
“也许合作,多方发展,邵氏会赚更多的钱,但是我还是决定不换口味,一直做电影。
”邵逸夫说,“我的一生兴趣都在电影,现在这个年纪,不打算换了。
”
2
1905年是邵逸夫的父亲邵玉轩从宁波老家镇海郊区朱家桥镇来沪创业的第4个年头,当时他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名为“锦泰昌”的颜料行。
同年,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旅日归来的老板兼摄影师任景丰购置了法国造木壳手摇摄影机以及14卷胶片,邀请京剧名家谭鑫培,拍摄了《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片段。
这一举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电影诞生的标志。
后人对邵玉轩的零星记载,大多没有离开这几个关键词:
为人谦和,经营有方。
在众说不一的有限史料中,有一点颇为一致:
邵玉轩1920年去世时,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上海滩著名大亨虞洽卿、前苏浙总督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闿等晚清与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词致哀。
不难发现:
邵玉轩思想开明,人脉广泛,生意经营得极其成功,当时应该是十里洋场极有影响力的商场人物。
上海滩创业的20年,正是中国风云突变的20年,邵玉轩的家族生意正是在这个时期崛起。
多年后,他的几个儿子“深谙市场、远离政治”的经营之道,与他的经商智慧如出一辙。
邵玉轩跟电影初次结缘,是在一次跟朋友的游玩中。
那天他们偶然看了一场电影,虽然还处于默片时代,但老百姓对于一块白布上出现活灵活现的山水人物充满了好奇。
散场后,邵玉轩跟朋友打听起了他关心的问题:
一部拷贝多少钱?
一部影片可以放映多少场?
每场观众大约多少?
票房如何?
成本多少?
赢利多少?
那一次,邵玉轩隐隐感到:
经营得当的话,卖电影,比卖颜料挣钱得多!
1907年,邵玉轩迎来了四子邵逸夫的诞生。
因其前有3位大哥、两位大姐,排行老六,所以邵逸夫后来被港人称为“六叔”。
在3位大哥仁杰、仁棣、仁枚之后,这位“仁”字辈新丁取名“仁楞”。
在吴侬软语里,“仁楞”并无不妥;但换成北平或其他方言,这个名字多少有些不雅。
三位大哥依次号“醉翁”、“邨人”、“山客”,邵仁楞给自己取的号是:
逸夫。
“宁波人从小就立志做大事,头等大事就是经商。
一生从商,终生忙碌。
取这个名字,是希望自己以后能闹中取静,忙里偷闲,安逸度过一生。
”邵逸夫后来这样解释。
3
邵氏家族进入电影业,始于大哥邵醉翁。
邵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学科,从影之前在金融界、商贸界摸爬滚打,先是与人合资办“中法振业银行”,同时在南北各地兼营三十多家商号,后因经营“华友蛋厂”失利,开始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1922年,法租界有个叫“小舞台”的娱乐场所,每日都有戏曲、评弹、评书等各色娱乐活动。
因老板经营不善,债台高筑,最终只得抵押变卖。
邵醉翁就这样成为“小舞台”的新主人。
接手后,他将“小舞台”改名为“笑舞台”。
一字之差,观众一目了然:
此地为娱乐大众而立。
“笑舞台”的主要业务是上演文明戏。
当时与他联手创业的两位骨干,便是后来在影史上被称为中国第一代导演的两位大家:
张石川和郑正秋。
邵醉翁排演的第一出舞台剧,居然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
身边朋友于是夸他:
你有写剧本、做导演的天才。
不到一年,张石川和郑正秋离开“笑舞台”,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推出《孤儿救祖记》。
该片的成功,奠定了它在业内的龙头地位。
邵醉翁深受触动,电影这个新兴行业果然如他所料,有利可图。
1925年6月,邵醉翁创办了邵氏家族的第一家影业实体:
天一影片公司。
邵逸夫后来解释:
之所以叫天一,就是天下第一、天下一家的意思。
他没有提到另外一层意思,老胶片易着火,按《易经》说法,“天一生水”,水能避火。
天一开业短短半年,邵醉翁一鼓作气执导了3部影片:
《立地成佛》、《女侠李飞传》、《忠孝节义》。
传媒学者李亦中后来评价说:
这一快速、多产的特点,此后一直贯穿于天一制片公司的日常运作。
“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
”这是邵醉翁为天一公司确立的制片宗旨。
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邵逸夫旗下的邵氏兄弟,沿袭了这一宗旨。
《立地成佛》描写了一个横征暴敛的军阀,在爱子死后,遣散妻妾、散尽家财,削发为僧、立地成佛的故事。
问世后,它在评论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度被批为“反动影片”,“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直接对立”。
邵醉翁1933年接受采访时回应说:
我觉得什么都有新旧,只有道德没有新旧之分。
就现在而论,还应适当提倡旧道德,忠孝节义不过是解释略有不同。
“守旧”是邵醉翁和他的天一公司留给外界最深的印象。
天一公司的片头,是一尊佛像。
在当时新旧文化激烈冲突的大背景下,很少有生意人会如此清晰地亮明自己的价值取向。
不仅如此,邵醉翁还在办公室供奉佛像。
天一的片场按他的要求,四壁刷成明黄色,很多第一次来的人,都疑心“进了佛堂”。
《立地成佛》原本打算在中央大戏院隆重上映,却与明星公司的排片档期发生冲突,首映不得不推迟。
天一与明星由此结怨。
1926年7月,明星公司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华剧、友联等6家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独家发行6家公司出品的影片,以此控制片商,封杀天一。
这就是“六合围剿”。
以今天的眼光看,天一公司是典型的家族企业:
邵醉翁自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邨人任会计兼编剧,三弟邵山客任发行。
不久,邵醉翁娶了红演员陈玉梅为二房太太。
在当时,再找不到第二个家族,有这样的电影生产势力。
邵逸夫当时的身份是摄影师,他使用手摇式摄影机,出任了大哥执导的影片《珍珠塔》的摄影,上下两集,合计20大本。
天一自1925年创立,到1937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的12年间,共拍摄了101部故事片,制片速度几乎达到50天一部。
“邵氏兄弟善于揣摩大众心理,搭准市场脉搏,比同行领先一步,推出新题材与新样式,以此吸引观众,争取更多票房份额。
”这是内地传媒学者李亦中对邵氏兄弟早期创作的看法。
胡蝶是天一公司最为后人熟知的影星,她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签约两年,共主演15部影片。
公司出片神速,一部影片常常十来天就拍摄完成。
刚上完一部戏,下一步就接踵而来,中间没有任何休整。
”
后来影人流传的声音中,有一种充满了对邵醉翁和天一的不满:
天一虽为大公司,实则连小公司都不如。
一般电影人不到末路,绝不会进天一,而从天一出来的,也大多是因为忍无可忍。
面对六合公司的联合封杀,邵醉翁带着邵氏兄弟离开上海,赴南洋发展。
4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中心,离泰国、印尼、爪哇、怡保、吉隆坡都很近。
那个时候那里没有电影,对中国人来说,是很新鲜的玩意,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很成功。
”邵逸夫后来说。
“我们有6组流动放映车,每组由一人掌管。
全套器材,在货架上,去乡下放电影。
”
邵逸夫当时刚中学毕业。
他只身一人在北平度假,突然收到三哥发来的电报,就这样来到新加坡,做起了电影。
后来的邵逸夫,扛着手摇放映机,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工厂里给工人们放电影,身上都是毒蜂蛰的疱。
香港媒体谈到这段创业史,说:
邵氏王国,是放映机连格摇出来的。
1920年代的新加坡,虽然本地影院不少,但是放的影片大多来自欧美。
那个阶段,邵氏兄弟成立了“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这一称号后来成了家族的终身品牌。
邵氏兄弟依然坚守中国传统古典题材,放映一些天一出品的古装片,同样极受欢迎。
“当时南洋华侨七成以上为小商人、苦力和雇农,依旧过着中世纪的被剥削生活,保持着强固的乡土观念与先辈的生活习惯,世界观很不进步。
”电影史学家郑君里如此分析邵氏兄弟当时的成功,“邵氏很多带有封建意味的作品,能在南洋各地盛行一时,不仅因为它们能够满足大部分下层华侨的乡土观念,同时也因为它们并不违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奴化教育。
”
1941年元旦,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在《星洲日报》以整版篇幅为自己做广告。
“1941年,我们在星马、印尼、泰国、安南,已经拥有了139间戏院。
”除了提到的这些名下产业,邵氏兄弟在当地还有两家大型游乐场。
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邵氏所有戏院充公。
沦陷时期,在大哥的主持下,邵氏兄弟依旧坚持以稗史为题材,拍摄一些受普通观众欢迎的影片。
香港媒体后来评价说:
在大时代里,邵氏拍投机、无聊的低级电影,迎合了观众的逃避心理。
与兄长们的做法有所不同,邵逸夫当时因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抗日传单,被日本宪兵队抓走。
幸运的是,未遭严刑拷打,两周之后,他被释放了。
“当时我以为我死定了,所以就照实说,我是放抗日电影,但是那都是真实的纪录片。
”邵逸夫说,“他们又指我发了10万传单,我说岂止10万,是50万!
”
据邵逸夫解释:
日本宪兵队征用的很多士兵,其实都是邵家两个游乐场的警察。
当时邵氏兄弟还经营着“新世界”、“大世界”两大游乐场,雇佣了50名警察。
沦陷后,这些警察进入了宪兵队。
“这些警察联名保我,说我这个人没有问题,所以我很快被释放了。
”
邵氏兄弟一开始经营,就在为日后庞大的影视帝国勾画蓝图。
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演员、影片和影院,邵氏兄弟在1946年成立了邵氏出版印务馆。
到1958年,他们将这种宣传策略做得更为专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出版了邵氏正式的宣传物《南国电影》,最初销量便达到10万册。
《南国电影》的问世,主要是为了从宣传阵地上,迎战另一家影业公司——“国泰”的《国际电影》。
国泰的掌门人陆运涛,是新加坡首富陆佑之子,也是后来邵逸夫在香港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
5
创业30年之际,邵氏兄弟在南洋已经拥有了131家影院和十来家娱乐场所。
不同于新加坡的局面大开,邵氏兄弟在香港的经营遇到了重大危机。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地产大亨历来是最强势的金主。
富豪榜上绝大多数的席位,是为地产界名流预备的。
邵逸夫的二哥邵邨人逐渐眼热,一心想进入地产业。
此时,由邵邨人和儿子经营的“邵氏父子公司”,正在同业的竞争中岌岌可危。
邵邨人是兄弟中性格较为保守的一个。
他知道投资拍片可能会获得高额回报,但担心个中风险,所以一直以放映为业。
经营戏院回报率低,但是风险小。
进入50年代后,邵邨人进入地产业,选择清水湾的地皮作为未来邵氏父子公司的片场。
因为邵氏父子在香港制片业务急剧萎缩,邵邨人将其中一个片场以270万变卖,随后在九龙弥敦道置地,兴建了二十多层的“邵氏大厦”。
邵逸夫来港后,便在这里暂时栖身。
得知邵家在港的电影业务大不如前,刚刚结束第二次欧美采购之行的邵逸夫连夜从新加坡给二哥写信。
十多天后,收到回信。
二哥明确表示:
目前家族影业处境维艰,已无心恋战,冀家中弟兄能有一人,来港主持邵氏影业。
1957年初秋,邵逸夫离开了打拼30年的南洋,只身来港。
这一年,他50岁。
半年后,“邵氏父子公司”更名为“邵氏兄弟公司”,邵逸夫出任总裁。
他的时代来临了。
6
就在邵逸夫抵港的前一年,老演员王元龙领衔成立了“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一年后更名为“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
台湾当局声明:
为阻止宣扬赤党思想的影片流入台湾,非“自由总会”会员机构拍摄的影片,不准进入台湾市场。
“总会”成立后,香港影坛正式出现左右两派。
1950年代,因为内地政局风云突变,香港影业公司无法进入内地市场。
为了让邵氏的影片不致丧失台湾市场,邵氏兄弟加入了自由总会。
深谙市场的邵逸夫很清楚:
左派只在官方主导的市场有竞争优势,但香港是纯市场环境,所以他的对手一直在那些自由派中间。
放眼整个香港影坛,眼前最强劲的对手,依然是从新加坡就开始较量的陆运涛。
在后来的影史记载中,陆运涛这位13岁便奔赴瑞士、英国,修读文学和历史的海归派,不仅作风洋化,而且视野开阔,极其喜爱文艺。
早在1948年,比邵逸夫年幼8岁的陆运涛便成立了国际戏院有限公司,同时大举引进宽银幕、新式放映机。
他以从事电影发行进入电影圈,旗下四十多间戏院,1951年成立国际影片发行公司,这便是“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懋”)的前身。
1953年,陆运涛的“国泰机构”正式登陆香港,成立子公司,设立“粤语组”,试探粤语片市场。
电懋比起邵氏,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剧本创作。
很显然,与文艺气息浓厚的陆运涛相比,编剧是邵逸夫作为制片家的短板。
电懋旗下当时最有名的编剧是姚克,由他编剧的《清宫秘史》在内地受到了官方的猛烈批判。
除姚克之外,电懋另一位大牌编剧是作家张爱玲。
当时大多数的一线明星,全部跟陆运涛的公司有合约。
面对劲敌,邵逸夫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在香港的出击。
他从美国之音电台挖来一个主持人担任公司的宣传经理,这就是日后成为邵逸夫左膀右臂的邹文怀。
重金相邀之下,邹文怀来到尚未挂牌的邵氏兄弟上任。
他对邵逸夫提出的惟一要求是:
宣传部门的所有职员,由自己决定。
明星战略是从大哥邵醉翁开始就贯穿整个邵氏家族经营战略的重要主题,邵逸夫面临的处境,就是邵氏此时白手起家,没有一位明星。
据盛传已久的版本,当时他和邹文怀二人联手,制定了一份挖角名单,最经典的一战,就是挖来了电懋的头牌女星林黛。
在二哥邵邨人经营的时代,邵氏父子曾不惜重金,聘请林黛主演过3部邵氏影片:
《乱世妖姬》、《梅姑》和《追》。
不过,经验老到的陆运涛,早已师从好莱坞艺人的经纪理念,用各种方式控制艺人私下跟其他影业公司接触,以防挖角。
因为电懋一直有人“照看”林黛,邹文怀始终得不到接近她的机会,只好将电话打到林黛的住处。
一番激将之后,林黛答应赴宴,坐在了邵逸夫对面。
据说当日邵逸夫亲自给林黛斟茶,林黛也在仔细打量眼前的邵氏总裁——他就是那个一手兴建了清水湾影城的六叔?
跟三哥谨慎求稳的经营策略不同,邵逸夫一到香港,便拿出了自己的大手笔。
他在香港买下清水湾当时占地65万平方尺的地皮,打算筹建好莱坞之外的另一个梦工厂——为期7年才竣工的邵氏影城。
毫无疑问,两次欧美之行,让邵逸夫深受震撼,也明白了构建工业蓝图的诸多要义。
香港地少人多,对于最擅古装题材的邵氏来说,拍摄场地无处可寻。
邵逸夫拿出50万,按照图纸,筹建了中式古代街道和极具中国田园意韵的乡村永久外景。
当他和他的清水湾影城出现在香港大小报端时,连同林黛在内,香港同行顿时明白了六叔的来头。
陆运涛当时给林黛开出的片酬,已经极为可观。
邵逸夫将准备好的合约摆到了林黛面前:
电懋的两倍!
当时全港最红的女星,就这样成为了邵氏的签约艺人。
为她量身打造的第一部影片,便是后来红透香江的黄梅调《貂蝉》。
关于黄梅调在香港的盛行,后来学者说法不一,比较一致的结论是:
当时京剧在粤语地区并无市场,因战乱滞留在港的京剧大师马连良,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靠香港朋友接济,以致长期负债。
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香港人并不热衷皮黄。
反倒是黄梅戏轻柔婉转的嗓音,打破国粤界限,进入寻常百姓家。
1957年5月28日,《貂蝉》公映,好评如潮。
连续半个月场场爆满,创下了当时最好的票房成绩。
一年后,这部影片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影展中,一举囊括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最佳剪辑、最佳音乐5项大奖。
这部戏不仅让邵氏名利双收,也捧红了从台湾来香港发展的导演李翰祥。
7
《貂蝉》走红后,李翰祥成为各大老板眼中苦求不得的名导。
之所以同行们挖不走他,就是因为当时邵逸夫手上有一份跟李翰祥长达8年的合约。
“我当时才30岁,8年一点都不觉得长。
老实说,不要说8年,就是80年我都签。
那年头,只要有人肯出钱,让我做导演,怎么说都行。
”李翰祥后来这样回忆。
事实上,邵氏对于旗下导演和艺人的掌控,极为严厉。
邵逸夫本是通过挖角在香港起步,最懂如何力保自己不被以牙还牙。
“其实《貂蝉》是我最脸红的戏,拍得很坏,但能获那么多奖,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李翰祥后来说。
《貂蝉》之后,邵氏乘胜追击,再度推出林黛担纲女一号的大型古装片《江山美人》,影片上映一周,票房突破40万,刷新了邵氏自己的纪录。
在1959年的第六届亚洲影展上,这部影片史无前例地囊括了全部的12项大奖,也让林黛第三次捧起“亚洲影后”的奖座。
一年后,李翰祥执导的《后门》再一次上演了囊括了新一届亚洲影展所有奖项的这一幕。
邵逸夫和他的邵氏兄弟,成为业内所有人刮目相看的黑马。
1960年,香港10大卖座影片,邵氏独占6部。
陆运涛的电懋,只有3部。
《后门》虽然大受奖项肯定,但是因为采用黑白摄影,太追求导演个人风格,票房并不理想。
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春风得意的李翰祥正大谈特谈个人艺术追求,邵逸夫突然发火,“我拍电影不是为了获奖!
”
李翰祥十分不解:
当初《貂蝉》获奖,六叔您很高兴啊?
“《貂蝉》能赚钱,《后门》呢?
”邵逸夫说。
“那我就拍一部又能获奖又能赚钱的片子!
”
邵逸夫清楚:
李翰祥心里想的,除了获奖,还是获奖!
是时候给这位狂热中的年轻人泼泼冷水了。
后来将近三年时间,李翰祥没有获得任何片约。
邵逸夫内心最在乎的,到底是电影艺术,还是票房生意?
1980年代,在一次采访中,他回应说:
“我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
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年头会有很多人喜欢。
少人看,就少得益。
所以我宁愿专心向大家都中意(喜欢)的娱乐着手。
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
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
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
”
“雪藏”李翰祥的第三年,电懋老板陆运涛亲自抓了公司的一个项目:
筹拍《梁山伯与祝英台》。
其实早在1920年代,邵氏在上海创立之初,就已经拍摄过《梁祝痛史》。
令邵逸夫大为光火的不是自家题材被人翻拍,而是电懋一直擅长时装片,如今却想跑到古装片这一邵氏的拿手地盘分杯羹。
“用最快的速度,拍出邵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
”冷板凳上的李翰祥,在接到邵逸夫新命令的同时,正式“解冻”。
在邵氏影城外面,清水湾的路上,李翰祥遇见一位浓眉大眼的女子,行路步态中透出几分男儿的干练之气。
这位邵氏艺人,让李翰祥迅速坚定了自己心中那个大胆的创意:
起用女艺人,反串梁山伯一角!
——这位在路上被李翰祥捡到的女主角,就是后来邵氏另一当家花旦凌波。
黄梅调《梁祝》只花了半个月就关机,邹文怀抓住反串的噱头大肆宣传,吊足了外界的胃口。
这是邵氏和电懋首次发生题材撞车的“双胞案”,香港媒体说:
梁祝生前未能完婚,死后化蝶,却生出了双胞胎。
《梁祝》在李翰祥的家乡台湾引起了极大轰动。
当时举家出门看《梁祝》、万人空巷的情形是很多台湾老人至今深刻的记忆。
很多痴迷的影迷,连看十次以上,台北看完赶到高雄继续看。
1963年的第二届台湾金马奖上,《梁祝》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
反串出演的凌波,领取男女演员哪个单项奖都不合适,组委会于是为她专门设立“最佳演员特别奖”。
邵逸夫从《梁祝》获得的最大震动来自凌波——一个默默无名的艺人,一夜间成为不输林黛的顶级明星。
他深受启发,这个心得对他后来的整个事业带来巨大影响:
要想让邵氏家族的电影事业持续发展,一定要不断培养新人。
电懋就这样被邵氏杀了个措手不及。
类似的事情在邵逸夫身上多次发生。
70年代,邹文怀跟他分道扬镳自组嘉禾公司后,两人成为竞争对手。
邵逸夫在一次去日本出差的途中,发现嘉禾新片《啼笑因缘》因故暂停胶片洗印,赶紧给香港打电话,要求公司立即抢拍。
邵氏用20天拍完,改名《故都春梦》,提前上映,票房不俗。
这种策略,直到邵逸夫入主TVB,依然沿用。
8
邵氏和电懋的竞争,在1964年陆运涛夫妇发生空难后基本终结。
如果邵逸夫愿意讲述,这肯定是他五味杂陈的一年。
这一年,邵氏当家花旦林黛因为感情问题自杀身亡;清水湾影城正式竣工,14间摄影棚全部落成,邵氏电影王国初具规模;邵逸夫的儿子邵维铭突遭绑架,交出300万赎金才破财消灾。
得知儿子化险为夷,邵逸夫又回到清水湾继续工作。
“全世界最忙的制片家”,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英文报纸《ChinaMail》曾在头条以这样的标题形容他。
几乎所有与邵逸夫接触过的采访对象口中都有一句大同小异的话:
邵逸夫精力过人,工作时间惊人。
他每天都跟员工同时上班,其他人5点下班,他一般会工作到10点。
如果是在试片室看片,他会回家吃完晚饭,回来继续看。
不管工作到多晚,第二天他依然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如今的清水湾邵氏影城,昔日的3层办公楼依然矗立在院内进门右手位置。
二楼最右侧便是邵逸夫当年的办公室,他对面的房间属于邹文怀,过道旁边是看片室。
邵逸夫最喜欢在那里看片,除了看邵氏影片,也看其他公司的影片。
他的最高纪录是一天看了9部电影。
陆运涛离世后,邵逸夫在香港已经没有对手,但是昔日风头强劲的黄梅调也已式微,新的出路在哪里?
《新生晚报》是邵逸夫经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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