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总第六十一回伊犁河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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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总第六十一回伊犁河谷
《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 总第六十一回 伊犁河谷
第六十一回
伊犁河谷
总的来说,西域的两大盆地结构都不算完整。
包括大部分边缘,被高大山脉完美包裹的塔里木盆地也是一样,在东也与河西走廊相接处未能封口。
至于准噶尔盆地,同样也在东南角留出了缺口。
只不过这个缺口处所面对的,却是更为广袤的戈壁地带,以至于它在历史上,并没有承担重要的战略通道作用(对华夏文明来说)。
而我们上一节所说的另一个风口,也正是这样一个缺口。
如果要为其打上一个地理标签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三塘湖盆地”。
从大的地理结构来看,所谓“三塘湖盆地”就是天山山脉东端,与阿尔山脉东端之间所包夹的低地。
就整个盆地区的地理结构、环境来看,几乎可以说的上是哈密盆地的翻版。
然而就二者的命运来说,却是有天壤之别。
在我们现在的行政板图中,哈密盆地北沿的“哈密市”,是包括哈密盆地、巴伊盆地、三塘湖盆地在内的“哈密地区”的地缘核心。
而三塘湖盆地中所开发的绿洲——三塘湖乡、淖毛湖乡,在行政上只是隶属于巴里坤县、伊吾县的两个乡镇。
影响三塘湖盆地命运的,并不是它的地理环境。
事实上位于天山北麓的三塘湖盆地,和哈密盆地一样,都是靠天山雪水在戈壁中点缀绿色。
尤其是发源于伊吾谷地的“伊吾河”,其径流量和催生哈密绿洲的石城子河,也相差不多(年径流量,一个5000多万立方,一个7000多万立方)。
这条向北流向三塘湖盆地东部的河流,加上其他从戈壁滩下向低地渗透的雪水之力,甚至在三塘湖盆地腹地的东部形成了一个湖泊“诺木湖”(也就是“淖毛湖”)。
不过在西域游牧民族的概念中,“湖”所指的并不一定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形态,而是以湿地的形态呈现的。
三塘湖盆地内所所谓“湖”,也正是以湿地形式存在的。
只是你现在去找这片湿地的话,可能就会失望了。
因为随着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过上世纪的囤田开发后,那些珍贵的水资源在滋养出能直接为人类所服务的经济作物后,就无力再为我们保持湿地的原始面貌了。
现在的诺木湖已经变成了一个迁移不定,只有在洪水季节才会出现的湿地。
而除了“淖毛湖”、“三塘湖”这类明显带着湿润气息的名称以外。
而现在淖毛湖东分布的40多万亩的天然胡杨林,也是向世人证明这里并不是一片不毛之地。
只不过,象西域很多胡杨林一样,这里的胡杨林地面上也已经不复水草交融的湿地状态。
而是以“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倒,倒后三千年不朽”的形态,展示出生态环境的变化。
其实无论是在哈密盆地还是三塘湖盆地,仅仅依靠天山雪水支撑的绿洲,在整个盆地中的比例都是很低的。
两个盆地的大部分土地,都呈现为荒漠化的戈壁状态。
其中哈密盆地的戈壁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哈顺戈壁”;而覆盖三塘湖盆地大部分土地的戈壁,则叫作“诺敏戈壁”。
作为天山北麓最东端的地理单元,地表整体戈壁化的三塘湖盆地和哈密盆地一样,干旱少雨,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这样的条件也使得,三塘湖盆地虽然没有巴伊盆地的草场规模,并为游牧民族所侧目,但经过农业开发后,却可以种植出和哈密盆地一样香甜的瓜果来。
说起来,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现在哈密地区最为香甜的哈密瓜并非产自天山南麓的哈密,而是产自天山北麓的三塘湖、淖毛湖。
当然,不管是三塘湖盆地,还是哈密盆地现在都统属于“哈密地区”。
所以三塘湖所产的哈密瓜再甜也是在为“哈密”这个品牌贴金了。
需要说明的是,哈密瓜也并非只有哈密才有了。
西域很多地区(特别是哈密盆地的邻居吐鲁番盆地),都有适合它种植的环境。
只是由于当年最初向中原政权(清)进贡此瓜的,为“哈密王”,此瓜才被贴上哈密的标签的。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去,既然三塘湖盆地的地理环境与哈密盆地非常相似。
那么在古典时期他们应当都有机会,因农业开发而承载更多的人口,并提升自己的地缘地位了。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哈密盆地的农业开发以及今日的行政地位,并非始于近代。
事实上在二千多年前,东汉帝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对哈密盆地进行农业开发了。
公元73年,东汉帝国在巴里坤山南置“宜和都尉”移民囤田,以卫经哈密盆地的丝绸之路北道。
可以说从那时起,哈密盆地就在对天山北麓的巴伊盆地、三塘湖盆地有了地缘优势。
并成为巴伊盆地南北的地缘中心。
真正让哈密盆地脱颖而出,并在二千多年时间内持续进行农业开发的,是它的区位。
我们后面会分析到,当经由焉耆盆地进入吐鲁番盆地,以及直接切入吐鲁番盆地的“楼兰道”,因罗布泊洼地环境恶化而受阻之后。
环境相对“较好”的哈密盆地,就成为了进入天山南北麓的必经通道。
具备了这样的枢纽地位之后,哈密盆地也就象吐鲁番盆地一样,成为了中原王朝渗透西域的战略要地了。
至于处于游牧之地包围之中的三塘湖盆地,尽管进行农业开发能够增加它的人口承载力。
但除非中原政权有能力以囤田的方式在巴伊盆地,才有可能向北进一步开发那些那戈壁中的原始绿洲。
而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他们至多只会在“北天山”北麓稍事修整一下,就会扑向北天山南面,水草丰美的在南下巴里坤草原了(以及伊吾谷地的“乃楞格尔草原”)。
也许对于来自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来说,三塘湖盆地南线的这几处湿地,在他们南下巴伊盆地甚至天山南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中继点。
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生存方式,注定了象三塘湖、淖毛湖这样的小规模绿洲没有机会成为一个枢纽点。
事实上象三塘湖乡的开发,仅仅始于清朝末年。
在清政府不再封禁蒙古高原与中央之国其他板块之间的交流时,受益的并不仅仅是山西高原那些走西口的商人。
那些以东疆地区为基地的商人,同样也开辟出了向北穿阿尔泰山进入蒙古高原的商道。
位于三塘湖盆地西南部的一处有三片水草之地的绿洲(三塘湖),也因此而成为了东疆商人进入广袤戈壁地区的最后补给点,并最终在现有行政结构中,得到了“乡镇”一级的定位。
至于位于盆地东南的“淖毛湖”地区,开发的时间就更晚了。
一直到红色政权,在整个西域寻找水资源相对充足的土地进行“耕战”形式的农业开发时,伊吾河下游才算有机会真正纳入政治家的视野。
在此之前,区位上毫无优势、位置偏远的淖毛湖绿洲所起的作用,和澳大利亚当年在殖民体系中的边缘化地区类似。
仅仅是哈密的统治者,用来流放犯人的所在。
即使是在红色政权开始耕战西域之时,淖毛湖地区一开始的定位也是“劳改农场”。
附:
匈奴——天山诸国地缘关系图(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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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塘湖盆地这样的地理单元,无论是历史还在现在,都算是一个很边缘的板块。
之所以要花一定篇幅来解读它的地缘结构,主要是想说明“区位”这个因素在地缘结构中的作用。
一个地区,是否有长久的潜力,耕地、化石等资源只是一方面。
很多时候,区位才是决定一个板块命运的关键因素。
地理环境几为翻板的三塘湖、哈密两板块,在历史和现实中迥异的命运,也正是“区位决定命运”的实例。
记得曾经有不少朋友,指着地图上一大片肥沃的平原之地问我,为什么这一区域没有重要的城市。
其实道理也在于此,就好像上海的崛起,并不是因为它鱼米之乡的江南之地。
如果不是得江、海交错之利,它现在的行政级别,很可能还是和在清朝一样,只是一个小康级别的县城罢了。
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自从有了工业技术以后,人类改变、利用自然资源的手段变得多样化了。
无视耕地以及区位因素,仅凭某一资源而提升自己地缘位置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火爆一时的“鄂尔多斯”就是一例。
靠着天赐煤矿资源所带来的财富,鄂尔多斯的房价甚至比肩过东南沿海。
也许三塘湖盆地业已勘探出的大型煤田,以及丰富的风电资源也能够让这一板块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两地都有大型风电场,达坂城风电场据称还是亚洲最大)。
只不过从地缘研究的角度看,资源并不是一个能在较长时间段,保持稳定的地缘因素。
象踌躇满志的鄂尔多斯新城变成“鬼城”的现象,不会是开始,也不会是结束。
如果100年甚至50年以后,有人在看过此贴之后,再在波斯湾边的沙漠里,看着一座座曾经因石油而辉煌过的
“鬼城”之时,应该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既然三塘湖盆地在中央之国渗透西域的进程中,几乎处在一个完全无视的边缘位置,那么这个板块这在板块,在蒙古高原与东天山南北的联系当中,是否又能发挥枢纽作用呢?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毕竟三塘湖盆地,本身就是由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包夹而成的。
如果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试图翻越阿尔泰山进入东天山地区的话,那么三塘湖盆地应该就是必经之路了。
毫无疑问的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无论试图从哪个方向进入东天山北麓,他们都必须在穿越大片的戈壁地带后,才可能在象三塘湖、淖毛湖这样的绿洲上稍作休整。
当然,对于这些习惯坚苦环境的游牧民族来说,那些顽强在戈壁中生存的植被也同样可以为一定数量的牲畜提供饲料。
只不过要想依靠它们,形成一个足以在草原竞争中立足的强大部落就很困难了。
前面也有朋友说了,在西域的相关附图上寻找绿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因为我们在东亚所形成的,固有的低地概念在此完全不适用。
那些让很多朋友流口水的大片低地,很有可能就是戈壁、沙漠。
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山对于游牧民族的意义要大于东亚的农耕民族。
对于古典时期的东亚农耕民族来说,尽管形成冲积平原的水,最初是来源于山地。
不过在实际生存中,他们只需要对流入低地的水资源加以疏导和利用就可以了。
山地本身所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防御上。
不过对于亚洲中部的部族来说,无论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游牧民族,还是精耕于小块绿洲的农业小国,能够得到水资源的山地牧场以及山前绿洲、草原几乎就是他们可以选择的全部生存之地了。
既然和西域的大部分盆地区一样,三塘湖盆地的腹地更多的只是起到了屏障作用,那么盆地北部边缘那些隶属阿尔泰山脉的山地,才应该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渗透东天山地区的桥头堡了。
以西域水资源“西多东少”的规律来看,越靠近西部,海拔越高的山地,水资源供给越好。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会在三塘湖盆地的西北角看到一个很有潜质成为这个桥头堡的高大山体——北塔山。
相信但凡在地形图上仔细观察过中国西北边境的朋友,都注意到过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中、蒙边境并没有依照一般的划界原则,划定在阿尔泰山的分水岭上。
如果按照分水岭原则来看,很明显的是中国在这一区域吃了“亏”。
事实上,也并不能完全说,中蒙两国的西部边境没有按分水岭原则来走。
在最西段也就是阿尔泰山脉的最高、最宽处,分水岭原则得到了它应有的尊重,只不过当边境线向东延伸到三塘湖盆地的西北点时,平滑的曲线出现了变化,开始向中国方向明显的发生了弯曲。
这个似乎是从中国领土上挖去的一块肉,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解读的“阿尔泰——北塔山盆地”。
阿尔泰——北塔山盆地,并不算是一个正式的命名。
因为在现有的地缘政治结构下,相关地理、地质结构的研究者,更多标注的是国境线以内的区域。
至于这个位于阿尔泰山主脉与北塔山之间的地理单元,则鲜有人关注了。
不过按照一般的地理命名原则来看,阿尔泰——北塔山盆地之名,足以清晰表明这个地理单元的组成结构了。
总的来说,阿尔泰——北塔山盆地和东疆盆地区的结构类似,是由山脉向外所延伸的支脉、山体,与主脉共同合围出的山间盆地。
在高大山脉覆盖之处,类似的山间盆地是非常常见,并且经常成为各方争夺焦点的。
从地理形态来看,北塔山其实算不上山“脉”,而是一个呈点状的山体。
这样一个虽然有高度,但无纵深的山体,并没有机会单独与主脉合围出一个盆地的。
事实上,在北塔山东、西两侧还断续存在明显与之呈线性排列的其他山体,其中东侧山体海拔较高,获得了独立命名的机会(包括有大哈浦提克山、呼雷德洪山)。
这些山体最终也和北塔山一样,成为中蒙划界的分割点。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蒙边境,是划在阿尔泰——北塔山盆地南线的分水岭上。
这也意味着,中国失去了这个,从结构上看应该属于中国的地理单元。
关于中国在与邻国,尤其是北方邻国划界“丢失”领土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长久以来一直是网上热衷争吵的话题之一。
在此,我们并没有去参与这类口水战,而是仅从地缘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状。
记得在分析蒙古高原西部地缘结构时,我们就曾经分析过。
蒙古高原西侧的游牧基础与中、东部相比存在着质的不同。
在蒙古高原中、东部(戈壁以北),相对充裕的水资源,使得我们在东亚大陆所形成的惯性思维才以继续适用。
即低地总能获得充足的水资源,并形成大面积的草场。
在这种结构下,山地草场只是游牧生产的补充,被用来躲避冬日严寒的。
然而在蒙古高原西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山地(山前)草场开始成为了主要的游牧区。
穿行于山谷之中,在各种海拔的高山牧场中转场,成为了游牧生活的主要内容。
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得来自蒙古高原“大湖盆地”的游牧部落,很容易渗透到阿尔泰山西南面,并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山前草原带。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匈奴人即使是在与汉帝国争夺天山南北控制权的博弈中落败,也依然可以保有整个阿尔泰山南北的领地。
而汉帝国以及后世的唐帝国,却始终没有可能将整个准噶尔盆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种基于地理结构而形成的地缘归属感,一直延续到了古典时期结束时。
我们并不需要为这种地缘结构的稳定性感到惊讶,毕竟在20世纪之前,整个亚洲的生存方式都没有什么变化。
大部分的土地,在清朝时所适应的生产方式,和二千多年前的汉朝并没有区别。
这种地缘结构反正在行政区划上,就是在清帝国乃至民国初年的行政结构中,阿尔泰山南麓都是隶属于外蒙古板块的(清之“乌里雅苏台将军”)。
在整个阿尔泰山南麓,都被认定为外蒙古板块部落游牧地的情况下,再想寻找一条分水岭,来为西域板块与外蒙板块做分割线是不现实的。
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是以河流作为分割线。
最终,阿尔泰山脉南麓的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成为了西域与外蒙古板块的行政分割线。
很多时候,乌伦古河都会被误认为是额尔齐斯河的源头之一,但事实上这是一条独立的河流,最终注入的是额尔齐斯河上游南部两个断陷盆地:
吉利湖(较小的那个)、乌伦古湖。
不过我们现在倒也可以将额尔齐斯河上游与乌伦古湖视为同一水系了。
在失去额尔齐斯河上游中续湖——斋桑泊的控制权后,中央之国的统治者就考虑依照“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将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河水,引入阿尔泰山南麓的另一个天然水库——乌伦古湖了。
当然,这样的想法势必会引发额尔齐斯河下游的那个红色帝国的不满。
在两国尚处于蜜月期时,这样的举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不过蜜月总是短暂的,利益才是永恒的。
当红色中国与曾经的老大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切割之后,这种顾忌就不复存在了。
1969年,横亘于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之间,体量很小的分水岭被打通了。
乌伦古河从此额外得到了将近
2亿立方米的淡水补给。
换句话说,这些珍贵的河水被留在了中国境内。
对于额尔齐斯河上游掌握在中国手中的现状,那些强大而又对地缘政治有很深研究的强邻,显然早有不满。
也可以说,他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早就意识到了这其中的风险。
而为了解决这个风险,俄国人也的确进行过一系列动作,并差一点成功。
至于这些现在仍属敏感主题的动作,具体有什么样的地缘背景,我们以后会分析到的。
回到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被作为行政分割线的问题上来。
从地缘结构上看,其实这样的划分算不上合理。
毕竟河流在低地的地缘分割作用并不强。
游牧于河流两岸的部落仍然应当属于同一文化体系,不过一定要有明确的行政分割线的话,河流却又总是比分水岭,更容易被政治家所看到的。
当然,即使认为河流适合承担行政分割的作用,这两条河流所能分割的也仅仅是北塔山以西部分。
由于这部分包括阿尔泰山分水岭以南,直至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区域,在清帝国时游牧的部落叫作“阿勒泰乌梁海”。
我们可以将这一地区称之为
“阿勒泰”。
只不过这个地缘标签,在作为行政标签时,所涵盖的内容会根据地缘政治作些许调整罢了。
在我们现在的行政版图中,“阿勒泰地区”包括阿尔泰山分水岭以南,北塔山以西的整个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南北(国境线以内)。
从地缘结构与行政结构统一的角度看,算得上是吻合度很高的划定了。
在阿勒泰地区,以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为界,归入蒙古高原行政结构时,北塔山以东部分却并没有东西向的大河承担这项使命。
而在这个方向,分水岭原则重新又得到了运用。
现在矗立于北塔山——大哈浦提克山——呼雷德洪山之上的国境线,大致也就是当年的地缘政治分割线。
这也就是说,最起码在中央之国需要考虑外蒙古将要从领土中分裂出去这个问题之前。
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最起码可以合法的依据地缘传统,游牧于整个阿尔泰山南麓的山前低地带。
如果整个蒙古高原,能够一直如清帝国所搭建的架构那样,留在中央之国体系之中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疆也许就不会相对完整的领有整个准噶尔盆地了。
问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蒙古高原从中央之国分裂出去的趋势就已经很明显了。
再将阿勒泰地区归入随时有可能,在红色帝国支持下分裂出去的“外蒙古”,就变得十分危险了。
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政治、军事家,都可以看出站上高大山脉的分水岭,对于国土安全是多少大的保障。
正是在这种危机意识指导下,1919年,阿勒泰地区被正式的划入了中央集权体系的“新疆省”。
现在来看,当时政治家的这种危机意识是非常到位的。
仅仅是在5年之后,外蒙古就事实独立了。
如果在其有独立之时,阿勒泰地区仍然循旧例留在蒙古高原行政结构中的话(具体大湖盆地的科布多所辖),在地缘政治上会造成什么样的麻烦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北塔山以西的阿勒泰地区,已经在外蒙独立之前,通过内部行政结构调整,归避了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那么同样位于阿尔泰山分水岭以南的“阿尔泰——北塔山”盆地呢?
附:
西汉“准噶尔盆地”地缘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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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探究中蒙边境,在阿尔泰山一线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一下,中央之国对于边缘地区的统治方法了。
就古典时期中央之国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形态来说,一直遵循的是“因俗而治”的思维。
即在边缘民族承认中原政权的统治权基础上,尽量尊重并保有其原有的政治、社会结构。
就这种控制方式而言,历史上有一个专有名词来定义——羁縻。
说起来这种羁縻之法,倒是与20世纪初,由美国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有些类似,表面上看都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
不过透过表面看本质的话,这些尊重土著民族意愿的做法,其实都是对自己控制力不自信的一种表示。
或者说,在自己无力直接控制某一板块时,试图以的一种妥协方式将对方纳入自己的体系。
从中央之国的角度而言,如果某一区域与核心农耕区紧密相连,技术上又适合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话,那中原王朝一定会试图将之直接纳入中央集权体系。
反过来,在那些与中央之国地缘关系并不紧密,又无法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区域,羁縻就会成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在张骞通西域之后,汉帝国对于西域的经营,其实就是建立在羁縻当地部族的基础上的。
这种尊重土著民族原有生存状态的做法,加上丝绸之路为之带来的获得额外利益,使得汉帝国可以较少的使用耗费巨大的军事手段,而更多使用政治、外交手段来维持在西域的统治。
当然,从更长的历史时间段来看,类似羁縻、民族自治一类的做法,所面临的地缘风险也是很大的。
这意味着边缘地区,在面临更大诱惑时,会更有力量从中央之国分裂出去。
回想民国初年,执政新疆的杨增新将军,敏锐的预感的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领土风险,将阿勒泰地区直接并入中央集权体系的“新疆省”的做法,的确是非常有政治远见的做法(纠正上一节一个错误,阿勒泰地区并入新疆,是在1919年。
二年后也就是1921年,外蒙古已自行宣布独立。
1924年是外蒙红色政权上位的年份)。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法律层面上的行政调整,只能规避的是法律风险。
但这种行政调解,要是没有相关的地缘基础,最终能否如调整者所愿就很难说了。
这里所说的地缘基础,包括地理距离、当地居民的民族属性、民心所向等因素。
比如说清帝国在控制蒙古诸部时,就并没有把在地缘上难以直接施政的蒙古高原,完全用羁縻的方式加以控制。
为了切断漠北蒙古与西伯利亚以及西域、中亚板块的联系,唐努乌梁海盆地,以及包括部分蒙古高原“大湖盆地”,准噶尔盆地北缘的阿尔泰山南北。
被划定成为了两个有别于蒙古高原其它板块的行政区。
前者定位为“内属蒙古”,诸旗官员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而后者则由中央政府委任的“科布多参赞大臣”治理。
其实类似“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的设计,在蒙古高原东北部的呼伦贝尔也做了。
帝国将游牧于大兴安岭西麓的诸多部落,编成“巴尔虎”诸旗,以“内属蒙古”的形式,归属于大兴安岭东侧的“黑龙江将军”管辖(更不用说阴山——燕山一线的蒙古部落了)。
也就是说,尽管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土地,被羁縻给了史称“喀尔喀四部”的扎克图汗部、三音诺颜部、土谢汗部、车臣汗部,但实际上清帝国在板块的边缘都设立直属中央政府的控制点,以保证帝国结构的完整。
上述设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很完美的。
然而当蒙古高原整体出现分离倾向时,决定诸边缘板块命运的主要因素,就不是这些行政上的设计了。
与中央之国核心区,没有任何直接地缘联系的唐努乌梁海,并没有因为它内属蒙古的法律地位,就当然的成为现在的中国领土。
不过这一连接西西伯利亚的关键板块,也并没有成为独立后的“外蒙古”的一部分。
而是被俄国人巧妙的利用了它曾经有别于外蒙诸部的法律地位分离了出来,并最终成为了俄国的一部分。
对于试图控制整个蒙古高原的喀尔喀蒙古来说,让俄国人从蒙古高原切走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也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因为如果没有俄国人的支持,蒙古高原并没有借中央之国出现政权更迭之机,脱离中央之国的控制。
同样在这一时期出现分享倾向的青藏高原南部地区,就是因为缺少这种外力的强力支撑,而留在了中央之国的体系内。
上述演变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决定一块土地归属权的,并非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地缘属性,以及与相关板块的地缘关系。
当然,在强有力的行政控制力之下,不考虑土著居民感受的行政分割本身,也会促进地缘结构的重新洗牌。
就好像俄国人在欧亚大陆鲸吞大片领土之后,试图通过民族迁徙等手段来“优化”帝国内部的地缘结构一样。
问题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变化,是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并不如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通过改变基本地缘要素而引发的自然变化来得有力。
这些可能最终反应到行政结构上地缘变化,有很多种:
比如因利益或人口压力而产生的自然迁徙、通过技术提升改变土著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等(中央之国对东北地区的消化,就是很典型的案例)。
而地缘基础不稳,过多依靠上层的行政控制力来稳定的行政架构,一旦中央政权的行政控制力出现问题,就很容易功亏一篑了(特别是又有外力影响的情况下)。
上世纪初中央之国在蒙古高原遇到的麻烦,以及苏联最后的解体都是前车之鉴。
回到阿勒泰地区最终成功留在中央之国,而“阿尔泰——北塔山盆地”却成为了一个遗憾缺失的问题上来。
这两个同属阿尔泰山分水岭之南的亚板块,最终分属不同的国家,根本原因并在于自上而下的行政调整。
而是在于,早在清帝国晚期阿勒泰地区的地缘结构,就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喀尔喀四部,在越过阿尔泰山分水岭,占据了绝大部分“阿尔泰——北塔山”盆地之后,没有足够的信心与中央之国争夺“阿勒泰地区”。
说到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阿尔泰”和“阿勒泰”两个地缘标签之间的区别。
一般情况下阿尔泰山分水岭以南,戈壁以西,包括斋桑泊盆地、额尔齐斯河上游、乌伦古河流域,以及
“阿尔泰——北塔山盆地”的区域,被称之为“阿尔泰”。
问题是,在清帝国晚期,以及上世纪上半叶,阿尔泰地区的东西两端,也就是绝大部分的斋桑泊盆地、阿尔泰——北塔山盆地,被俄、蒙两国所瓜分。
这就使得“阿尔泰”这个地缘概念的使用上出现了混乱(俄、蒙两国内部的行政区,也有阿尔泰)。
为了避免出现认知上的混乱,最终在中央之国的版图上,“阿勒泰”之名取代了“阿尔泰”。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行文中,如果出现的是“阿勒泰”,那么指向的就是中国所控制的阿尔泰山南麓地区(基本也就是现在行政架构中的“阿勒泰地区”)。
如果是阿尔泰,那么所指的就是无国界的阿尔泰山南麓地区了。
从地理位置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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