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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与科学发展
“十一五”期间的改革攻坚与科学发展
2006-04-2307:
12:
23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三十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几乎每一步都是以改革深化为动力和手段的。
进入“十一五”以后,改革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定位,改革面临着什么样的形势和任务,这是各方面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最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十一五”期间的改革发表了重要讲话,为今后的改革明确了方向、提出了任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他还指出,“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
温家宝总理指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面对新的任务,需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
要坚定,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
”就《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征求专家意见时,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坚定地说:
“报告中改革的分量要进一步加强,关于改革的内容不要吝惜笔墨。
”
在“十一五”期间之所以要以攻坚的姿态对待改革,首先是因为发展的方式和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明确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后,我国的改革既要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手段,也要接受更严格要求———以能否促进科学发展为判断改革措施正确与否的标志的检验。
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
在以往的改革中,企业改革是基础、效率提高为目标,较少对人的关注。
以人为本的改革,既要考虑人对改革的承受能力,更要考虑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
科学发展要求协调发展。
在以往的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和“试错”的方法,决定了单项改革具有局部性。
不仅是经济内部各项改革缺乏协调,而且难以兼顾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甚至会出现改革效果相互掣肘、相互抵消的状况。
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两者的关系就应该是如何协调而不是非此即彼。
科学发展要求真正转变增长方式。
转变增长方式之所以困难,根本原因不是技术约束和人力资源约束,而是改革不到位。
非市场因素扭曲了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的不完善,限制了有效的市场竞争。
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转换不及时、不到位,对市场失灵不能有效控制和纠正,也影响了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
其次,以攻坚的姿态对待“十一五”期间的改革,是因为改革进入了纵深地带,难度更大,要求更高。
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向,这是丝毫不能动摇的。
但是,放开市场容易,建立有合理市场边界,完备市场体系,严格市场秩序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是非常困难的。
在发达国家,这一过程花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而我国的改革还只三十年不到。
以当前引起较大争议的医疗和教育为例。
改革的难点首先在于如何划定其产业属性,或者说市场的边界如何准确划定。
事实上,医疗和教育既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也有私人产品的属性。
作为公共产品,必须由国家提供,否则就是国家和政府失职;作为私人产品则应由市场提供,否则国家和政府将难以承受。
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无法照抄照搬。
我们必须在改革过程中,根据各地的经济能力和其它实际情况,科学地进行制度安排,有创造性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和教育体系。
此外,以银行体制、汇率利率制度等主要内容的资本市场改革,是在开放背景下进行的,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安全,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重大的问题。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12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政企不分这一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未能根本解决。
政企不分,既是产生垄断、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平等竞争的重要因素,也是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深化改革,既要建立健全对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有效监督体制,更要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建立能使国有资产顺畅流转、高质量运行的机制。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包括国有资产流失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不是因为改革的方向错误,而是因为改革的方式和手段存在严重不足,是政府的博弈能力不强。
国有企业改革要与政府职能转换相结合,要下大决心使更多的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无论处于盈利或亏损状态),增加公共产品(如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的供给。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革命。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非常必要的,想方设法增加农民的收入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只有改变农业的产业结构,改变农村的组织结构,改变农民的素质结构,才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这就需要在我国农村内部发生深刻的制度变迁,需要深层次改革的推动。
家庭联产承包的基本制度不能变化,但作为农村主要资源的土地,必须按照市场和效率的要求,按照现代农业和现代农村的要求流动,这也符合现代产权制度“流转顺畅”的原则。
土地使用权走向市场,才能使技术、资金、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村。
再次,以攻坚的状态对待“十一五”期间的改革,还因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了绕不过去的难题。
与市场制度、企业制度相比,行政管理体制的规范性不强,因而改革缺乏一个相对清晰的目标模式,政府职能的转换程度、方法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把握。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足,是改革中可能遇到的一个难题。
一方面,改革会影响原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改革要承担政治和社会风险。
对利益的保护和对风险的规避,都可能表现在改革中观望、敷衍,或者采取“新瓶将装旧酒”的方式,将旧体制保留下来。
而从制约方式上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缺乏像市场改革中的“硬”制约(如加入WTO后的“倒逼”机制),存在改革不彻底的可能性。
认识和承认改革的艰巨性,是为了更科学务实地谋划“十一五”期间的改革。
正因为改革任务艰巨,就更需要认识统一、思想解放、态度坚决,为我国的科学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经济贸易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深化改革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迟福林
2007年01月25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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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改革面临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与以往相比,更为突出和复杂。
在这个现实背景下,无论是社会对改革的聚焦点,还是人们对改革价值的认同,都从不同方面表明,改革已进入历史新阶段。
站在改革的历史新起点,讨论“深化改革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我认为要讲两句话:
第一,尽快形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已成为新阶段改革战略的总体要求;第二,尽快实现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新突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所在。
一、面对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要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
社会矛盾的变化与改革目标的选择,对顺利推进改革至关重要。
改革初期,为解决我国生产力相当落后的突出矛盾,必须改革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经济总量。
28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今天,改革发展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
一是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二是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这是两个基本的现实。
从这样一个现实需求出发,下一步改革目标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
实践证明,我们尽管可以用多种社会办法、市场机制的办法来解决公共服务问题,但从总体上说,要解决基本的公共服务问题,主要途径是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体制,不能把它同市场化改革等同起来。
所以,确定改革的两大基本目标,一方面能够使市场化改革与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相互促进,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可以凝聚改革共识,使改革能够赢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并形成不断增长的动力机制。
二、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涉及的问题很多,从体制机制来看,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更为实质、更为关键的问题。
第一,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是利多还是弊多。
从近几年的实践看:
一是投资增长过快,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主导投资体制的推动;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关联;三是过大的资源消耗,与政府主导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直接相关;四是环境污染,更多地反映了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和政府责任的缺失。
就是说,改革发展走到今天,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相联系。
第二,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是具备了基本条件。
28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功不可没,起了重大作用。
问题在于,在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使这种增长方式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无论从市场主体还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格局来看,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第三,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是政府在经济领域无所作为。
改变的目的是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更有效地发挥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主要作用,我把它概括为经济性公共服务。
无论是中长期规划、宏观经济政策、市场监管,还是经济信息和基础设施,政府的作用是要解决市场环境问题、经济发展环境问题。
为此,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一是如何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经济职能,包括国家的市场监管职能、对外经济职能、国家保护环境职能、节约能源职能等;二是要推进结构性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投资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以及干部考核机制不改,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就缺乏相应的体制条件。
三、加快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公共服务体制,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作用
从社会的现实需求来看,以下几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一是实现中央地方关系从“以经济总量为重点”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转变。
上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地方经济总量的增长。
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大头,但转移给地方政府的收入中,具有均衡性作用的转移支付数量、规模过小。
因此,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进一步改革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有重大作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体制保障。
二是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快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农村的综合改革走到今天,基本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桎梏。
为此,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统筹规划新阶段的农村综合改革,并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
三是以构建公共服务体系为目标,统筹规划事业单位改革。
四是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与社会救济制度。
例如:
建立全国统一的最低救济制度;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体制;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医疗制度。
五是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
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快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力度。
四、以政府转型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重点
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这个概括是符合实际的。
当前,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三大基本任务: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并由此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二是按照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要求,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三是改善公共治理结构,解决行政成本逐步加大、行政效率比较低下、消极腐败比较突出的问题。
当前,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情况同以往有几个很大的不同:
一是社会现实需求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特定背景下,尽快提高经济总量,这是一个基本需求。
现在这个需求仍然存在,但是社会公共需求又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矛盾。
二是同以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转轨中的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不同,目前主要是解决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下政府责任何在、政府的基本职能何在、政府履行职能的途径何在等问题。
三是政府自身建设面临的矛盾问题同以往有相当大的不同。
政府自身建设中的问题矛盾比过去更为突出,解决难度更大。
与此相关联,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已开始成为约束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个背景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在统一协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如果仍然依靠政府部门来制定自身的改革方案,这个重大改革难以有大的进展和突破。
所以,改革高层协调机制的重建,是一个十分现实而紧迫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改革能不能突破、能不能取得社会的支持、能不能沿着改革本身确定的方向途径来推进。
科学发展观与系统改革
80年代的发展观已经不太起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试图寻找改革的“主要矛盾”、“突破口”,试图通过“单项突破”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沿用的仍然是传统思想方法。
例如,我们曾准备“冒险闯关”搞“物价改革”,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曾花大力气清理“三角债”,结果是前清后欠、越清越多,曾大张旗鼓地“砸三铁”,但成效不大;讲要提高农民收入,却到处出现乱收费、乱摊漏制止通胀,却出现了滞胀;搞国企上市,却出现了“圈钱”现象;“打假”、“扫黄”以及各行各业的“专项打击”已是司空见惯,但很难避免左右摇摆、一阵风的境地,我们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导致了以GDP为中心,也就是以项目为中心,市长成了“项目办主任”。
经济发展以三高(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两低(低质量、低效益)为特点,而忽视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与环境全面协调发展,出现了“任务经济”、“任期经济”、“标志工程”等等。
可见,“抓主要矛盾”,搞“单项突破”、“专项打击”的方法,往往使我们陷入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境地。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主要的原因在于:
没有改革的总体设计,我们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五大国有银行行长互调与各省组织部长互调,没有解决制度问题,采用了搞运动的工作方式,如“扫黄办”、“打假办”、“引黄办”、“专项打击”、“打非”、“打拐”;没有统一的制度设计,如金融工委、企业工委、体改委、经贸委,都先成立,后撤销,“三农”问题、干部腐败问题、中西部问题等,都是因为没有系统的、程序化的制度、法律及政策而出现的。
问题的全部症结在于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已不太起作用。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处于系统联系和系统运动的世界。
21世纪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力求社会的协调、统筹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些统筹包括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
更重要的统筹还包括:
政治、思想、文化与经济的统筹,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统筹,以人为本的小康水平与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统筹及政治、文化、经济的协调统筹。
这些协调包括:
党委与政府的协调,党委与企业的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统筹,信息化与城市化、工业化相统筹,全社会的各行各业的法规、制度的统筹以及改革的整体推进与各项改革政策的协调。
多方面的协调与统筹是系统的协调,是统筹的系统化、制度化与法制化。
不只是“五坚持”、“五统筹”、“五协调”,而是社会协调和谐地发展。
统筹、协调的发展还意味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
1.传统模式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线形模式)
2.末端治理模式:
资源—产品—污染—治理(先污染后治理)
3.循环经济模式:
资源—产品—再生资源
中国应当谋求第三种发展模式,杜绝前两种发展模式。
发展要以人为本,使人从“政治人”到“经济人”再到“全面发展的人”。
具体到中国人民,就是要从“文革”中的“政治人”到改革开放年代的“经济人”,再到现在的“人的全面发展”,核心是尊重保障人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人不依赖于物,也不依赖于人的自由人的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过去我们倡导的“8亿人民不斗行吗?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现在看来再不能用了。
1994年,开罗国际人权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人类的共识”。
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等等,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
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是系统发展观
恩格斯说过,系统方法标志着世界观真正的、必然的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得出:
无条件的绝对性是不存在的。
过去我们所说的“斗争是绝对的”、“运动是绝对的”、“非平衡是绝对的”等等,是不符合马列原意的。
所谓“绝对”,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意义上讲的。
万里讲:
“直到今天,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畅通无阻。
”“文革”十年的决策失误,更是误国殃民,祸及子孙。
”“这种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
物理学家李政道讲:
“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
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无限可分’的方法论,越来越小的研究路子,改变方略,从整体去研究”。
他认为,“微观的原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个个人认识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
钱学森同志指出: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从整体上来认识问题。
”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
“整个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和作为它的基础的微观经济原理联系在一起;经济学原理应该是一套,而不是两套。
”然而这一观念却根本没有在任何既有的教科书中深刻反映。
量子理论的创始人海森堡讲:
“习惯上把世界分为主体与客体、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肉体与灵魂,这种分法已经不恰当了。
从人类思想发展历程看,从朴素的整体思维到机械的系统思想,其代表是亚里土多德的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其次,从辨证的系统思想到定量化的系统思想,最后是现代的系统思想及系统辩证学。
系统及系统科学已经成为当代最具有综合性的、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基础概念和科学。
系统范式和分析范式、矛盾范式存在不同
系统科学所采用的分析范式、矛盾范式是不同的。
分析范式认为:
(1)所有的事物可以分解、还原成要素,要素可以由其他事物替换,这是一种还原论的观念。
(2)要素之间存在着简单的线性关系,将所有的要素加到一起,便是事物的总体。
因此可以割裂开要素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3)可以把要素的性质与规律加起来,推导出总体的性质与规律,换言之,解决了各要素的问题,就相当于解决了整体的问题。
(4)要素及要素服从机械因果律和单一决定论,即一个原因必然决定一个结果,系统之间有着一条直线因果链。
(5)事物及要素是可逆的,不存在时间之矢,事物不进化,只是循环。
(6)在价值观上,认为要素好,整体一定好。
(7)在经济学上,不承认国民经济是一个系统整体,认为国民经济不是微观就是宏观,否认多元经济的存在。
矛盾范式则认为:
(1)传统的唯物辩证法包括阶级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
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与价值观,是立场、观点与方法。
(2)事物是一分为二,简称“两点论”、“两分法”、“一分为二”,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非典”,一手抓经济,“两条腿走路”。
因此有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结局。
(3)事物有主要矛盾,矛盾有主要方面,有“突破口”,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只要能找到“突破口”,就能有“以纲带目,纲举目张”的神奇效果。
如“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中心,带一般”的思维方法就是典型的矛盾范式下的分析方法。
在“文革”初期,我们批判了“合二而一”,认为事物只能“分”不能“合”。
这样,“两点论”变成“一点论”的理论了。
“文革”中,在群众运动中搞“切一刀”,分成“革命”与“反革命”,从而斗一批、抓一批;然后,在革命队伍中再“切一刀”,再斗一批、再抓一批。
这样,反复分、斗下去,自然革命者越来越少,反革命者越来越多,“文革”失败就成为必然。
系统范式则提出:
(1)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内在要素(原素)构成的。
系统的整体功能就是3>l+2,其新的系统(整体)产生要素在孤立时没有的新质涌现。
(2)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整体结构具有复杂性。
认识整体不仅仅要认识要素,还要认识要素之间的关系(比如现在的中国的产业结构、社会机构)。
(3)系统是进化的,有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在临界点上有突变的可能性和现象的不可预测性,系统行为轨迹不是绝对的、必然的。
(4)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行为。
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领导结构(决定宏观效益);又如汉字太与犬(结构的序量),“木”、“林”、“森”与“火”、“炎”、“焱(质量互交);如宇宙是三类基本粒子(夸克、轻子、媒介子)和四种基本力构成的序列结构人是由90多种元素构成的有机整体;DNA是四种不同的核苷酸(A、C、C、T)在时空中不同排列,四种不同核酸构成了20多种氨基酸,这20多种氨基酸构成了全部的蛋白质,决定了生物的多样性,包括高级动物的人。
(5)系统的演化是多层次的过程。
(6)在价值观上,不要求每个要素都优化,只要求系统整体的优化。
在一定条件下,优化只能是相对的,如飞机、汽车、机器的总体设计的优化要求。
(7)系统的分析方法。
(8)系统的工程方法。
它属于一种组织管理的方法(或技术),如优选法、统筹法、排队论、对策论、工程经济、综合集成、计算机模拟、搜索论等等。
主要程序是:
选择目标、系统综合、系统分析、方案优化、确定最佳方案、方案执行,其中还包括总体规划设计、系统建模与仿真等。
这些方法适应于宏微观管理、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等、共同繁荣、进步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进化,而人与人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就是系统观,就是系统差异的协调、协同、和谐,就是系统范式。
中国改革的启示
李佐军
中国三十年改革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难得的教训。
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既为我们自己也为他国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启示无疑是丰富多样的,下面仅从如何处理各种关系角度来归纳改革的启示。
启示之一,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改革与发展既统一又矛盾,有时改革能促进发展,有时改革可能损害发展。
若改革能在正确的时机和稳定的秩序下,调动多数人积极性,为多数人带来利益,则能促进发展;若改革没有选择好时机,没有采取正确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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