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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
关于钱的问题,中国企业家可以有两条箴言教育自己的子女:
一,“不得谈钱,连想都不许想”。
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代表作《纯真年代》)出身贵族,这是她妈告诉她的头条戒律——这些人确实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
二,卡内基说:
“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
”
当然,你也可以学老摩根,他去世后留下了34页的遗嘱,全国报纸都引用其两千字的摘要,一个讨厌的编辑却把它总结为两句话:
“摩根将灵魂交给上帝,金钱则交给儿子。
”
中国第一企业家是怎样抚养子女的(这不光是家事)?
给下一代留下了什么样的财富和精神特质?
衔金汤匙出生的二代有什么样的成长路径和性格特征?
他们会顺利接班呢,还是扶不起的阿斗?
这一代人有摆脱不了的魔咒吗?
很多人都意识到,全球都在经历规模最大的一次两代人之间的财富交接,“未来5到10年将是中国企业交接班的高峰期。
”一个靠继承财富而上位的“富二代”阶层,将完成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有过的代际传承和阶层变迁之使命。
他们郁闷、困窘,他们是“囧”一代。
每代人都是过渡者,但富二代会像小约翰·洛克菲勒那样有畏惧感吗,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王朝的巨大期望的铁笼子里,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实现父亲所继承给他的理想?
还是更羡慕赫布·科勒,作为科勒家族的第三代管理者,他有个“遗憾”:
“很多人说富不过三代,我应该是把家族企业搞垮的那个,但现在我还没做到这一点。
”
“凡人的生活,就像树叶的聚落。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写道,“凉风吹散垂挂枝头的旧叶,但一日春风拂起,枝干便会的时候,正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艰难时世。
茅理翔说:
“中国企业正在面临两大难题:
如何应对宏观调控,还有如何接班。
”
宏观调控每三四年来一次,而接班问题是史无前例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石康认为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着美国上世纪的20年代和70年代。
他甚至说,这些富二代里迟早会出现“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的人物。
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群人就会成为商业史、文化史记录和反思一个时代的最佳素材。
但且不说盖茨比,这些人里会出现“下一个柳传志”、“下一个王石”吗?
直到所有采访结束,也没有任何人敢下任何结论——包括他们自己。
“富二代”三个字就像一个密码,一旦开启,则无人能预测其命运。
(本刊记者孙雅男、王春梅对本文亦有贡献)
二代的诞生
“富二代”接掌财富与权力的时刻并没有真正到来,但他们承上启下,
不但承担着家族财富传承任务,还有可能带来中国“从富到贵”的商业文明变迁
文|本刊记者雷晓宇丁伟
伦敦。
梁冶中18岁到英国华威大学留学,过上了被父亲梁稳根安排好的接班人人生。
他没结交到什么“名媛”朋友,“东软老总刘积仁的儿子是我的同学。
”
巴黎。
20岁的汪小菲一边学法语一边画画,但觉得自己艺术天分有限,应该“学个正正经经的专业”。
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要不要按照家族的需要修正自己的人生轨迹?
一年后,他从艺术设计改学酒店管理——说到底,谁让他是俏江南张兰的儿子呢?
美国。
很多大学校园里闪动着来自中国的影子。
他们的名字,不,他们父辈的名字更加耳熟能详:
碧桂园杨国强的女儿杨惠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左宗申的女儿左颖在迈阿密大学;娃哈哈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先读了加州圣马力诺高中,又上了佩珀代因大学;新希望(5.60,0.00,0.00%,吧)刘永好的女儿刘畅16岁就去了美国读MBA……
在国外的精英教育、财富氛围中,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一代年轻人身上的相似之处:
与生俱来的优越,以及终将不可避免的压力。
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学成归国,名片上印着高管的头衔和父辈企业的标志——犹如一枚家徽。
这是一份还在不断增加、不断更新、并且有可能不断删除的名单。
它像是一张通往未来商业世界的门票,正被心照不宣地流传着。
终究有一天,它会像美国的新富名单一样,被描述成一个阶层的“社交名流录”或“种马登记簿”(不要觉得粗俗,请记住沃伦·巴菲特的话:
欢迎成为“幸运精子俱乐部”的会员)。
至少,这份名单说明一个事实:
中国的“富二代”正准备粉墨登场,正在或即将从父母怀抱里走向社会竞争,以不确定的方式出现在商业舞台上。
他们是宿命的“过渡的一代”,还是大有希望的“超越的一代”?
他们不光不能掉棒,还得把“圣火”传递下去,父(母)子(女)两代人及整个社会都需要付出努力。
用一个老辈企业家的话说——他在一个“接班人学校”对富二代们谆谆教诲,企业从第一代传承到第二代的成功率是30%,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成功率则只有15%。
他还说:
“你们的父亲母亲能在这三十年留下来,发展壮大,和他们同时创业又倒下的有多少?
在座各位承担着伟大的使命,不仅是对你们父母,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工业。
你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台下肃静。
肃然起敬。
被催熟的一代
一个典型的富二代是这样诞生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以妥协告终的,他们的生活却以妥协开始:
襁褓中,父母已经准备好了成长教育基金和将来职业规划;
四五岁,上贵族学校,学钢琴等家教,被大人抱着参加重要场合,学着跟大人物握手,当老师问你们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脱口而出“企业家”;
七八岁,列席老爸的董事会(最著名的是李嘉诚),坐在专设小椅子上如听天书;
十来岁,出国留学,早恋被扼杀,读什么专业早已指定,在陌生的环境里孤独成长,每月收到爸妈寄来的账单和家书,一度放纵、反叛;
二十多岁,少主镀金归来,在父辈的企业体验多个岗位,两代人之间有摩擦,也重新认识对方;有的被委以重任——当总裁或执行董事,或“影子持股”,有的独立创业、搞投资、玩艺术去了;婚姻问题突出,“选妃”、“招婿”,并开始进入下一轮循环……
“如果从一个个体入手,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创造了一个类型;如果从一个类型入手,你会发现——你什么也创造不出来。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小说《富家子弟》中写道,“让我来告诉你吧。
这些富裕得非同一般的人,他们与你我不一样。
他们从小就拥有和享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
在我们坚韧的地方他们软弱,在我们深信不疑的地方他们玩世不恭,以一种不是生来就富有的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
是的,中国的富二代很难以一个“类型”来概括,他们状态不一,是选择多元和变化多端的一代人。
比起那几位有公众知名度、看似位高权重的女二代(杨惠妍、宗馥莉、刘畅等),生于70年代的一批男二代已经完成民营企业的接班了(比如万向的鲁伟鼎、方太的茅忠群、红豆的周海江),但更多80后二代还充满不确定性。
连他们自己也想找出共性——他们觉得自己不被理解。
梁冶中16岁就旁听三一集团的董事会会议,“20多岁做着30多岁的事情,被很快地催熟,心甘情愿地拧巴成不像韩寒的样子。
”但“谁的价值观又不是被父母塑造的呢?
这是我们的宿命。
”
这种“被催熟感”简直洋溢在每个富二代的身上。
2008年9月20日,上海,“接力中国青年精英会所”成立现场,陈豪、顼世栋等十几个崭露头角的创业少年在此间聚会。
他们正襟喝啤酒,打台球,录VCR,放鞭炮,聊经济大势、宏观调控、生意机会、家里有几个兄弟……采访过很多一代企业家的记者不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群二代在扮大人状,说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话,是“男孩”、“小大亨”。
目前尚没有相对完整的富二代样本调查,尽管有那么多私人银行、咨询专家、社会调查想赚这两代人的钱。
“说印象容易,江浙一带有2/3以上的民营企业需要接班,”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对《中国企业家》说,“但数字很难获得,没有面上的调研,这也是家族企业研究的困难。
”
袁岳见过一些富二代,在《头脑风暴》还主持过一期“80后管理”的节目,但他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也没做过相关的量化调查。
袁岳说,“富二代有‘三好’:
生活条件好、教育条件好、创业条件好,普遍不愿意接班,大约有1/2创业,1/3接班,1/5游手好闲。
”
但“看起来有作为的富二代是少数,而且太少了”,袁岳认为这有五种表现:
一,明显不成器,缺乏危机感与对于压力的心理反应机制;二,缺乏对父辈事业所在社会环境的认知;三,具有在优越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消费能力,极端缺乏对自我、社会关系与团队的管理期待与能力;四,缺乏自我节制与妥协能力,个性计较张扬;五,物质至上思想突出,极度缺少公德修养与道义感召力。
不过,今天就得出富二代的悲剧性断论还为时太早。
接触越多,袁岳就觉得越有必要提出“富能不能过二代”的问题,“中国的家庭形成财富不容易,中国能有系统创造财富的生产力不容易,中国能有稳定与高品质的财富传承机会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引起依然重于事业而疏于教养之道的‘富一代’的重视,引起富二代的警惕或者争议。
”
最终说来,富二代的问题是中国普遍的子女教育问题的现实版。
被催熟的这一代,最需要避免两种症状:
国外成长期的“白痴照片”,和接班过渡期的“人格面具”。
早些年,如果你在英国遇见梁冶中,在宿舍墙上会看到一张照片——他和朋友在海滩玩,吃冰淇淋,“笑得跟白痴儿童似的。
那时候不想事。
”袁岳提醒说,二代不要太小就留学,精英教育也不要与世隔绝,应该多参与社会。
他认识一个孩子从小送到新西兰,8年回来后都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新西兰人了,“连自我认同和人格都会出问题。
”
每代人都有“成长的烦恼”,但当你听到年轻的二代感慨“年轻真好”,你更要感慨了。
梁冶中被教育说,做商业需要城府,“我有时候对下属也有点凶,这算开始有人格面具,会自我保护了吧?
”从此,他们作别“天真无私的童年岁月”。
穷爸爸,富儿子
关于钱的事,投资家琼斯这辈子只被叮嘱过一次:
十岁时他爸带他到欧洲,庄严地站在卡尔·马克思的墓碑旁,“孩子,这个人预言全世界的多数人最后都将成为工资的奴隶。
不过,你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
与国外的富二代不同(更不要说贵族传统了),中国的富二代是“穷人在教育富人”,即第一代是白手起家摆脱贫穷,但仍然没有摆脱“穷人思维”,第二代天生优越但“精神贫穷”。
慧泉国际教育集团总裁苏建诚对《中国企业家》指出了富二代现象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富二代是少数的幸运儿,但是社会普遍觉得他们不知足。
他们没穷过,也就不知道有钱了的幸福。
大家常常觉得,为什么你那么有钱还不快乐?
父亲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惜福,我当年挣钱多么辛苦……两代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就在这里。
”
苏建诚说,“儿子一出生就有金卡,随时可以消费,你叫他去应征一份3000块的工作,他怎么会有奋斗心?
”
两代人不同的观念,造成了很多代际传承误区。
在解决了自身方太的接班人问题以后,茅理翔遇到了很多困惑的第一代,和流泪的第二代。
2007年,他在慈溪创办了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
他一直记得在第一期学员班会上发生的一幕。
一个男孩子站了起来。
他伸出手,向茅理翔和20多位同龄人展示自己的伤疤和故事。
他来自嘉兴,父亲经营一家小家电工厂。
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开始对父亲的事业产生不认同感。
他想自己开一家贸易公司,希望得到父亲的支持,但父亲一心指望儿子接班,不同意他的打算。
有一天,父子俩又吵了起来,儿子一气之下摔了杯子,留了道疤。
这道疤痕是两代人矛盾的缩影。
今年10月25日,在第六期学员班上,茅理翔讲了很多接班成败案例,“90%的中国企业家都是希望子女接班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对此没有准备。
我们这代人辛苦了大半生,企业就是我们的亲生儿子,不忍心离开,怕儿子搞不好。
另外也是不服老,总觉得儿子40多岁还是小孩。
子女们也有压力——搞好了是应该的,搞不好就成了败家子。
”
很多时候,接班已经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
茅理翔对《中国企业家》说,“两代人都有心灵上的痛苦。
”他的解决方案是:
“第一代既要成为一个好企业家,也要成为一个好父亲——人到中年重新学习做父亲,培养儿子成为新的企业家”,同时要“大胆交、坚决交、彻底交”。
值得欣慰的是,“代沟是进步的表现。
这些代沟充满了亲情和分歧,从痛苦中发生新的转型。
”茅理翔说,“最终父亲要放手;当然前提是儿子有使命感、责任感,要成才。
”
第一代企业家往往有大家长作风,事无巨细,很有人情味,所以当宗馥莉在娃哈哈强调科学、流程管理时,宗庆后颇有些抱怨。
但他又很骄傲,“所有关于手表啊、消费啊,你们可以去问我女儿,她比我懂多了。
”
对于刘畅来说,南方希望(新希望旗下非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头衔可能有些沉重,刘永好定下规矩,10年内她不在媒体曝光。
他私下告诉《中国企业家》,“年轻人跟我们那一代的生活背景不一样,学习情况也不一样,视野也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要求下一代跟我们当初一样那么艰苦,那么拼……但是他们接受现代的意识,国际的思维,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
在我们的采访中,汪小菲可能是个特例——他的祖上曾经富过(姥爷家是大栅栏的地主,奶奶家是开金矿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从腰缠万贯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但保留了一些生活讲究、礼仪、待客之道。
我最大的财富是母亲给我的教育,我爷爷、奶奶给我的教育,没有让我误入歧途,对人生观、价值观有一种理解和正视。
”
所以他说,“与其做自大的暴发户,宁愿做没落的贵族。
”
“中国人讲三代为官才懂吃穿,时间、环境才能养成富人思维,到了三四代才好。
”苏建诚本身是台湾“富三代”,“我父亲就是一个富二代,所以明白我的想法,不框我。
为什么常说富不过三代?
其中二代要负责,但是二代不起来,一代又要负很大责任。
”
富N代的未来
经过30年的创富动荡,中国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财富传承,以及“从富到贵”的商业文明变迁的可能。
五六十岁的“婴儿潮一代”(BabyBoomer)逐渐变老,接近退休,二三十岁的“Y一代”(GenerationY)开始登场,崭露头角。
说到底,富二代们有自己的阴影、魔咒、悲哀和存活率,但就一个家族企业的发展史来说,他们也是绝对关键的一代。
在陈凌教授看来,富二代是“新的一代”,“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鲜事物,在中国断裂的商业史上没有先例。
他们也承担着中国商业时代在柳传志、王石这代人退出之后的转型任务,无论是产业转型、管理模式的转型还是经营理念的转型。
”
茅理翔也认为,“第二代还能够感受到第一代的奋斗,并且能够继承这种使命感,这些东西到了第三代又会淡化。
二代承上启下,国外也是如此。
”
当然,无须夸张接下来5到10年的密集换代,这不光是中国的现象,美国、欧洲、东南亚都在上演。
时间洗涤一代,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会发挥作用。
袁岳说,“大部分人都会找到自然的解决方案,不用过多担心。
最大的可能是,将来富二代、富N代都是资产所有人、纯投资者,而不是经营者。
”少年陈豪就说,“最坏的结果,我们也是合格的LP,手里都有大量资金,是风投拉拢的对象。
”
但与代代相传、长子继承式的日本企业不同(如果接班不了就交由职业经理人),中国的换代并不一定子承父业,换代高峰也还没有到来——并不是说年龄不到,而是二代更多去做新的行业了,对父辈的继承更多在财富方面。
陈凌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民营企业有点像南方的榕树,主干挺拔,枝蔓挂下来落地生根,如果环境好,养料丰富,有可能某个分枝最后变成主干了。
“好处是父辈培养了所有儿子的创业精神,每人都有一份家产,都有可能独立门户,成为下一波的掌门人。
”
苏建诚则提出一个新概念:
“M世代”。
“将来他们都是M型(中产阶级)社会的人,是大起大落的一代,不是极度丧失就是极度富裕,要他们平稳过一生是很难的。
”
总之,第一代人艰苦创业,第二代人玩着创业,这对他们是一场游戏。
袁岳说,“不能寄望太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分化。
总的来说,80后崛起的总量会比90后少。
这一代人的特征就是和前后两代人的关联性不强,独,自我封闭。
”
美国就有隔代传承的现象,比如福特二世(老福特的孙子)。
陈凌称之为“查尔斯王子的悲剧”。
“老一代不肯退休,孩子已经中年,其实没什么机会了,孙子倒成了重点培养对象。
”但三代人都必须回答同一个严峻的问题:
“我是谁,我对‘革命事业’意味着什么?
”
“下一代”是个永恒的话题。
但出身豪门,年纪轻轻就有大笔财富,无疑充满风险。
财富继承者塞耶·奇塔姆·威利斯就自剖心路历程,写了一本书《驶过财富的晦暗地带:
给继承人的人生指导》。
10月份,我们离开慈溪的时候,正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艰难时世。
茅理翔说:
“中国企业正在面临两大难题:
如何应对宏观调控,还有如何接班。
”
宏观调控每三四年来一次,而接班问题是史无前例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石康认为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着美国上世纪的20年代和70年代。
他甚至说,这些富二代里迟早会出现“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的人物。
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群人就会成为商业史、文化史记录和反思一个时代的最佳素材。
但且不说盖茨比,这些人里会出现“下一个柳传志”、“下一个王石”吗?
直到所有采访结束,也没有任何人敢下任何结论——包括他们自己。
“富二代”三个字就像一个密码,一旦开启,则无人能预测其命运。
给女儿的一封信
管理太辛苦,做企业太难,我不希望将来我的女儿再像我一样胆颤心惊,如履薄冰
文|黄鸣
小雪:
因为你的出生,爸爸放弃了多年的出国梦;因为你的出生,爸爸放弃了学了十年的石油设备研究专业。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爸爸的生活和职业路径,能比你有这么大的改变作用。
也许你会问我对这些放弃是否有一丝丝的后悔?
不,没有,完全是心甘情愿。
有了你,我不仅为有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儿而倍感自豪,并且至今还庆幸因为你而做的这些改变,无意间使我找到了一条对己对人、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人生道路。
然而多年艰苦创业的岁月,给我、给你和你的妈妈留下了许多弥补不了的遗憾。
我不能像其他人家的爸爸那样陪伴你更多的时间。
小雪,不知你还记不记得,在那些租来的小屋里,爸爸干那些很危险的车、铣、钳、焊、装、搬、运等有关太阳能设计制造的体力活,爸爸怕钢板铁器砸着你,怕焊接时溅出的火花伤了你的眼睛,就让你离我远一点。
当如今你妈妈笑我因不停地念叨你而证明我近年老时,我怅然当年不能和你有更多的时间享受天伦之乐。
当你妈妈笑我看到人家三五岁小女孩就特别亲切时,我就想起你那么大时,正是我创业最忘我、最没法关照你的时候,你那么大时的印记既难忘又模糊。
尽管爸爸妈妈没有带孩子的经验,且像其他不少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一样,犯了不少可笑的错误(你出国后曾给我们写信评说,国内父母多有拿孩子当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工具,我们身上也有此现象啊),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你成长期间不少的困惑和伤害,但我们庆幸的是,我和你妈妈陪你一起度过了你青春期的成长。
经历了这么多,你仍然成长为我们善良、聪明、仁厚、孝顺、善解人意的女儿。
虽然我们知道终有一天你会像小鸟到蓝天飞翔一样离开我们离开养育你的家,但当你真的出国时,我和你妈妈第一次有了与你的离别之痛。
因为强烈的思念,爸爸回想起在一起生活时对你的种种“不好”,追悔莫及,写下了《父母教育孩子的二十个误区》,那些文章都是爸爸反思的结果。
很多人都希望我和你妈妈再要一个孩子,你也很豁达地劝我和你妈妈再要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但我和你的妈妈一直没这么做,不光是因为我们不能违反国家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而是因为有你,我们觉得我们家庭的爱很完美。
另外从对你爱的“残缺”中我体会到,如果不能给孩子更多的爱,那只能给他们和自己留下更大的遗憾。
而且,爸爸从来没有过重男轻女的思想,更没有家族企业相传的想法,所以也没有过为你要弟弟的念头。
我为你生在我们家而感到庆幸,你给我和你妈妈带来很多的快乐。
你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家庭。
你是女孩家,善良和低调,别人对你影响很小,也没有人像关心企业家族的男孩子那样,为将来的“富二代”和“接班”问题而烦恼你,这是你的幸运之处。
我希望你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将来也许我不会留给你多少财产,爸爸的事业是国家的,企业是国家的,我不愿意把公司作为一个家族企业来做——因为把一个现成的家业留给你,也许你反而不奋斗了,也许会因此让你失去独立的人格,失去一种生存的本能,失去周围人对你本人的判断,甚至失去正常人的生命经历,这也可能是爸爸想到的对不住你的地方,即使将来也许你有这个能力!
这也是当时你喜欢经济学管理学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阻止了你,引导你学太阳能建筑,一方面希望你将来和我的事业联系紧密一些,另一方面又不想让你作为接班人传承企业,因为管理太辛苦,做企业太难,我不希望将来我的女儿再像我一样胆颤心惊,如履薄冰。
女儿你长大了,不久的将来就会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对于你将来结婚成家的事,我们的态度是尽量尊重你的选择,当然也会做一些“参谋”。
其实我们和你一样担心,不知道将来的那个“他”是爱你还是爱你背后的一些东西。
我们希望你在专业上能学有所成,能因为自己的努力、自身的价值被人们接受并受到人们的尊敬而不是因为其它,做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女性,这是爸爸和妈妈对你最大的期盼。
梁冶中:
“梁稳根的儿子不好做”
“父亲笼罩在我身上的光辉太大了,
很难超越——但又必须超越——否则我算什么?
”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从长沙市区开车到三一集团总部需要四十分钟,沿途经过“三一大道”和“三一路”,最后就能看到大片的厂房、办公楼和变形金刚一样的吊臂泵车,太阳一照,远处正在施工的脚手架变得刺眼。
这个商业王国还在扩张,而梁冶中要到很晚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未来可能“不得不”继承它。
拧巴的小梁总
梁冶中是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独生儿子。
2006年夏天,梁冶中从英国华威大学计算机管理专业毕业,进入三一集团工作,历任车间调度员、财务本部副总经理和团支部书记。
他今年24岁,他的秘书和他同年,叫他“梁先生”。
更多的人叫他“梁总”,要是梁稳根也在场,就叫他“小梁总”。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梁总。
梁总,那是我爸。
”他说,“可我也得用用这个身份。
既定事实,改变不了它,就利用它。
”
梁冶中现在使用的是爸爸以前的办公室。
房间很大,挑高得有4米,但是有点空,办公家具也是老旧款式。
他说有时候坐在这“觉得特紧张”,好在可以抽烟。
桌上有他一周的日程表。
这天是2008年8月21日,礼拜四,他上午有3个会,分别讨论财务本部的工作安排、近期外汇风险管理和未报废物资的处理。
下午机动安排,可后来也被他爸拉去开会了。
晚上接待《中国企业家》的记者。
多亏有记者来,他才去了那家叫做“灵魂”的酒吧,聊了5个小时的天,还喝了3瓶红酒——这地方他两年没来过了。
不要说泡吧,他现在连游戏也很少玩了。
“还打什么游戏呀,每天就是上班。
上班,那可够呛的。
”他甚至说,在三一这么一个重工企业,他每天两点一线,都很久没见着什么女孩儿了。
桌上还有一张废纸,上面有些涂鸦和划得乱七八糟的字,只有六个字看得清楚:
“开会,开会,开会。
”
这样的生活,梁冶中已经过了两年了。
以前他不是这样的。
墙上有一张世界地图,他比划着告诉我们,上面有哪些国家他留学时都去玩过。
刚工作的时候老失眠,梁冶中给自己安排过一次“往世界极东处”的旅行。
路线是泰山-曲阜-海南-秦皇岛-天山-西安-都江堰和岳阳楼,结果半路到秦皇岛就接到他爸的电话,“说要开会,就回来了。
”
直到现在,梁冶中还是经常失眠。
“梁稳根的儿子不好做。
”他说,“有时候觉得,他笼罩在我身上的光辉太大了,很难超越——但又必须超越——否则我算什么?
”
减少的不只是玩乐时间。
梁冶中喜欢赛车,有一辆黑色路虎和一辆改装车,可这爱好在和他爸的一番交谈后也放下了。
“他说,一个男人到最后,看的是你说出的话是不是更深刻、更有道理,男人的成就在这里,而不是一些生活上的追求和兴奋感。
”
梁冶中已经“被心甘情愿地拧巴成了不是韩寒的样子”。
他和他爸一样,也长年住在简陋的公司宿舍里——只有这样才赶得及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
他对物质享受也不怎么讲究。
身上的西服虽然是G&H,英国名牌,但并不合身,是他到北京参加团代临时买的。
手上有块欧米茄,不过他很乐意告诉大家,这表是他拿自己的工资买的。
迄今为止,他见过的最多的现金是500万,却不及高中第一次“截获”一万块压岁钱的兴奋——“怎么花也花不完,也就是放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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