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摘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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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摘录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摘录
1
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
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
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
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
2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
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
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
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
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
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
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
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
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
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即使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
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
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
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我上述的历史意见,单就中国历史论,如今所传历代名臣奏议之类,便是一项极该重视的材料。
那些人,在历史上,在他当时,所以得称为名臣,而他们那些奏议,所以得流传下,仍为此后较长时期所保留,所诵览,正因为他们的话,在当时,便认为是可以代表他们当时的时代意见的。
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的,所以到后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
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
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
3
考试和选举。
照理应该先讲此一项,让我们先知道中国历来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由是再讲这个政府之怎样组织,及其职权之怎样分配,就更容易明了其内在之意义。
因为一国的政权,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这是第一义。
至于政府内部各项职权之究应如何分配,这已属第二义,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
至于政府内部职权之怎样分配,这是政府的组织法,却并非产生政府的根本大法。
4
在中国传统政治里,皇位是世袭的——父亲传给儿子。
若用现代政治眼光来衡量,大家会怀疑,皇帝为什么要世袭呢?
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
他们国土小,人口寡。
如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
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
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
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
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
罗马开始,也只是一城市。
后来向外征服,形成帝国。
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
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
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
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
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
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
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
况且世界各国,在历史上有皇帝的,实在也不在少数。
我们不能说,中国从前不用民主选举制,而有一个世袭的皇帝,便够证明中国传统政治之黑暗与无理性。
在封建时代,本来有很多家庭有他们世袭的特权,这些皆所谓贵族。
但从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早已推翻。
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除却皇帝可以把皇位传给他儿子以外,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
郡太守不能把郡太守的职位传给他儿子,县令不能把县令的职位传给他儿子。
这已是政治制度上一项绝大的进步。
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
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
代表政府的是宰相。
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
我们这几十年来,一般人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为什么又叫宰相呢?
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最重要事在祭祀。
祭祀是最重要事在宰杀牲牛。
象征这一意义,当时替天子诸侯乃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
到了秦、汉统一,由封建转为郡县,古人称“化家为国”,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家却变成了国家。
于是他家里的家宰,也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
本来封建时代,在内管家称宰,出外作副官称相,所以照历史传统讲,宰相本来只是封建时代贵族私官之遗蜕。
5
在古代封建世袭,天子之子为天子,公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府,做官人有一定的血统,自然不会发生有此问题。
但到秦汉时期便不同了。
封建世袭制度已推翻,谁该从政,谁不该从政呢?
除却贵族世袭外,首先令人想到军人政治,谁握有兵权,谁就掌握政权,支配仕途,但汉代又并不然。
其次令人想到富人政治,谁有财富,谁便易于入仕,易于握权,但汉代也不然。
我们讲汉代关于此一方面的制度,要到汉武帝以后,才渐趋于定型。
那时已有了太学,好如现在的国立大学。
当时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
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
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依旧例,凡做二千石官的,(汉朝这样的官很多,中央虽只有三公九卿十多个,地方上的太守就有一百多个。
)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
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
这一制度,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
这在西方,直到近代还见此制。
中国则自汉武帝以后便变了。
当时定制,太学毕业考试甲等的就得为郎,如是则郎官里面,便羼进了许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却不就是贵族子弟。
至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
吏是地方长官的掾属。
汉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长官定要由中央派,太守如是,县令也如是。
但郡县掾属,必得本地人充当。
譬如台北市的人,不能当台北市的市长;但台北市政府从市长以下的一切官,在汉代称为掾属的,那就绝对要用台北市的本地人。
不过辟用掾属的权,则在长官手里,这叫做辟属。
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
宰相下面的十三曹,就由宰相自己辟用。
此外各卫门首长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门首长自己任用。
现在这个太学生考了乙等,譬如他是会稽郡人,他便回到会稽,指定由郡县政府试用,这所谓补吏。
补郎与补吏,是太学生毕业后应有的待遇。
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
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
他们的选举,大体可分为两种,也可说是三种:
一种是无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行政失职,遭受天遣,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
这些选举是无定期的。
这样选举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
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
这叫做策问。
策即是一种竹片。
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
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
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这是一个方式。
这一种选举,既不定期,也无一定的选举机关。
地方民意也可举,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举。
所举则称为贤良,贤良是指有特出才能的人。
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外国语,能吃苦,能应变,所谓出使绝域的人,政府常常下诏征求,只要自问自己有此才干,可以自己报选。
又如军队里要用军事人才,或如黄河决口,需要晓习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这种人才,大家可以举,自己觉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来应选。
这是一种特殊的选举。
后来又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
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的。
但地方政府有时并不注意这件事,应选人也不踊跃。
汉武帝时,曾下了一次诏书,大意说:
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
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
于是汉武帝就下令叫大家公议,不举孝子廉吏的地方长官应如何处罚。
这一来,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有定期的选举。
无论如何,每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个两个孝子廉吏来塞责。
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要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
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般有较好较快的出身,他们大抵还是安插在皇宫里做一个郎官。
如是则一个太学生,当他分发到地方政府充当吏属之后,他仍还有希望被察举到皇宫里做一个郎。
待他在郎署服务几年,再分发出去。
自从武帝以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至少每年各郡要新进两百多个孝廉入郎署,十几年就要有两千个。
从前皇宫里的郎官侍卫本也只有二千左右。
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就全都变成郡国孝廉,而那些郡国孝廉,又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的。
如是则皇帝的侍卫集团,无形中也变质了。
全变成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了。
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
后来郎署充斥,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尽多,于是就把无定期选举,特殊选举都无形搁下,仕途只有孝廉察举的一条路,这是到东汉时代的事了。
这一制度,又由分区察举,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
那时是郡国满二十万户的得察举一孝廉,由是孝廉只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都失去了。
最后又由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
这一制度,于是会合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始达于完成。
我们从此看出:
这一制度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
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
那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
政府一切官吏,几乎全由此项途径出身。
这样的政府,我们再也不能叫它做贵族政府。
郎官之中虽然也尽有贵族子弟,但究竟是少数。
我们也不能称之谓军人政府,因郎官并不是由军人出身的。
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政府,因这些郎官,都不是商人资本家的子弟。
这样的政府,我们只能叫它做读书人的政府,或称士人政府。
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
并不是由其血统上和皇帝以及前任大官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大军人大富人,才爬上政治舞台。
完全是因其是一读书知识分子而获入仕途。
这一情形,直从汉代起。
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
6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奴,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他父亲(景帝),祖父(文帝)几辈子积蓄下来的财富都花光了。
政府支出庞大,陷入窘地,这又怎样办呢?
农民的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制度定了,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
汉武帝就只有自己慷慨,把少府的经济拿出来,这等于是把皇室私款来捐献给政府。
所以武帝同时也命令地方上有钱的人,最主要的是如盐铁商人等,也能如他般大家自由乐捐。
结果社会响应不佳,拥有大资产的,不理会政府之号召。
汉武帝不禁要想:
你们的钱究竟由哪里来的呢?
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煮盐冶铁,发财赚钱。
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
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
7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
在西方,直到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为相时历经了不得已的压迫才发明这样的制度的,而我们在汉代也就早已实行了。
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这一规定也有其内在的意义。
因为二十才始成丁,照理可以独立耕种。
就农业经济言,无法多产,只有节用,所谓“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论,年年丰收,是绝对不会的。
平均三年中总会有一个荒年,来一个荒年,储蓄就完了。
倘使三年不荒的话,六年就该有二年之蓄,九年就该有三年之蓄。
而农业社会,也绝对不会连熟到九年以上,也不会连荒到三年以上。
一个壮丁,二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但要他为国家服兵役,则应该顾及他的家庭负担。
所以当时规定,从二十三岁起,照理他可以有一年储蓄来抽身为公家服役了。
这一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实在是一种道德的决定。
我们评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
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绝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
在汉初,政府中人,本来大部由农村出身,他们知道民间疾苦,所以能订出这一法规。
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蔑视自己以往的政治传统,又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
当然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
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
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
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否则为什么皇帝和宰相定要分权呢?
为什么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呢?
为什么田租该力求减轻呢?
为什么商业资本要加节制呢?
为什么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呢?
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以往的政治思想,便该注意以往的政治制度。
中国决不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而每一制度之后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论和思想,哪可轻轻用专制黑暗等字面把来一笔抹杀呢?
8
印刷术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演进之大贡献,应该远胜于近代新发明之原子弹。
这是世界人类以最伟大的发明,这项发明虽始于中国,但也要到唐宋才开始有印刷。
古代书本必得传抄,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
抄一本书,费就大了。
帛是丝织品,其贵更可知。
而且要抄一本书,必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
因此读书求学,便有着绝大限制。
但若你生来便在一个读书家庭中,那一切困难,便都易解决了。
因此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
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
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
那时的政治制度,虽不许社会大贫大富,让工商业走上资本主义化。
但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
所以说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
这便是一本书的资本价值,胜过了一箩黄金的资本价值了。
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当时有所谓家世二千石的。
只要家庭里有一个做到二千石的官,他当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
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要报些私恩,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
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便有易于被人察举之可能了。
上面说过,汉代选举,是分郡限额的,每郡只有几个额,于是却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
如是则每一郡必有几个像样的家庭,这便造成了将来之所谓世族门第,也便是世族门第必然带有郡望之来历了。
当时的大门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国各地,大概是每郡都有几家有声望的,我无以名之,名之曰门第的社会。
这并非封建社会,也并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但一样有不平等。
虽非封建贵族,而有书生贵族。
虽非工商业资本,而有书籍资本。
国家的政治制度,虽没有对那些家庭许下世袭特权,但他们因有家庭凭借,无异于有世袭的特权了。
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汉代之察举制度。
但就汉代察举制度之原始用意言,实在不好算是一种坏制度。
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变坏了。
这不只是汉代选举制度如是,我们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
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呢?
9
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因于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
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
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汉朝只有一个宰相,但遇政府有大政事,亦常有大会议,这是皇帝宰相和其他廷臣的会议。
唐代则把相权划分成几个机关,这几个机关便须常川会议,来决定政府一切最高政令。
汉代宰相下有副宰相,御史大夫,我们也可说,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权,御史大夫掌握的是监察权。
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
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
此三省职权会合,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而监察权还并不在内。
10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
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
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
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
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
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
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11
现在再把汉唐两代的经济财政政策两两相比,又见有恰恰相反之势。
汉代自武帝创行盐铁政策,这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过富,而在经济之上层加以一种限制。
其下层贫穷,政府却并未注意到。
总说汉代田租是很轻的,但农民并未得到好处,穷人还是很多,甚至于逼得出卖为奴。
政府的轻徭薄赋,只为中间地主阶层占了便宜。
唐代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用意,在不让民间有穷人。
租庸调制的最要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尤其是侧重在为民制产。
至于上层富的,政府并不管。
在开始,商业尽自由,不收税。
而每一穷人,政府都设法授田,使其可以享受水准以上的生活。
简单说:
好像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
这一情形,似乎唐代人更要高明些。
他可以许你过富,却不让你过穷。
这更有些近似现代英美的自由经济。
汉代人似乎不大高明,他只注意不让你过富,而没有法子防止一般劳苦下层民众之陷入于过穷。
不过这也仅是说汉唐两代关于经济政策之理想有不同,而亦仅限于初唐。
待后租庸调制崩溃,改成两税制,茶盐各项也都一一收税,便和汉代差不多。
至于汉代之盐铁政策,起于武帝征伐匈奴,向外用兵,而唐代租庸调制之破坏,以及茶盐诸税之兴起,也由于玄宗以下,先是向外开疆拓土,直到德宗时代,因向外用兵而引起军人作乱,内战频起,总之是由兵祸而引起了经济制度之变动,则汉唐并无二致。
12
现在再略一综述唐代的制度。
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
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
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
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
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
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
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
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勘研寻的一个大题目。
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
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13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
从明迄今,六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
明以后接着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
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
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
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
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
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
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
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
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
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
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
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
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
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
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
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
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
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
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
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
明制常朝有两种:
一叫御殿,一叫御门。
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
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
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
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
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
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
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
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
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
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
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
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
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
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
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
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
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
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
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
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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