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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研究2
梅祖麟〈有中國特色的漢語歷史音韻學〉
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
梅祖麟
昨天陈先生提到过这篇文章,他就是章黄学派的
一导言
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和旧雨新知一起讨论汉语历史音韵学今后的发展。
我本来是想谈一
谈汉语历史语言学今后的发展,但是题目太大,所以只谈汉语历史音韵学,也包括上古
同源词的研究。
1
为什么要跟各位谈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有两个原因。
第一,现在中国
语言学界有一种趋势是想建立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语言学。
有些人说,汉语的性质和
印欧语系的语言不同,而且我们汉代就有《说文》、《尔雅》、《方言》等书。
后来又
有颜之推、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等杰出的语言学家。
中国语言学的历史悠久,成就
辉煌。
所以今后研究汉语史,首先要从传统的中国语言学中提炼出它的精华,发展一套
更适于汉语特质的研究方法。
这种论调二十世纪初年章黄学派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何九盈1998:
55)。
比方说,1905
年《国粹学报?
发刊辞》说:
“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
一线,无知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
”国学保存会发起人之一邓实说:
“蟹
行之书,纷填于市门;象胥之学,相哄于黉舍。
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
……吾
人同为此惧,发愤保存。
”1907年章太炎在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黄侃(黄季刚),沈
兼士,鲁迅,周作人都是讲习会的学生,后来果然创立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语言学
,就是章黄学派的训诂学(参看何九盈1998)。
到了二十世纪末期是不是还有这种论调呢?
当然是有的。
复旦大学申小龙教授的《文化
语言学》(1993)是这种论调。
我最近读了刘坚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19
98),其中至少有两篇文章是这种论调,一篇是北大何九盈教授写的〈二十世纪的汉语
训诂学〉,另一篇是北大徐通锵、陈保亚两位教授写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
,文章末了开出今后发展的方子。
[跟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传统相比],汉语的研究传统没有语法,或者说没有印欧语类型
的那种语法,但是有悠久的语义研究的历史:
《尔雅》、《说文》两个系列的著述和古
籍的注疏,都是以语义为核心的语言研究,虽然零散,缺乏系统性,但成就辉煌,不可
否认。
这是汉语研究传统的强项,完全可以弥补印欧语研究传统的不足。
问题是我们需
要弄清楚语义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只要能在这方面取得成效,我们就可以据此充实
普通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推进语言学的发展。
除此之外,我还有小道听来的消息。
有一次全国音韵学会上,副会长赵诚做中心报告—
—想来是跟Keynoteaddress一类的东西。
他说中国音韵学就坏在高本汉的手里。
在高本
汉以前,一声之转用起来非常方便,什么都可以解释。
我们需要不需要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
我们是否能建立一种“有中国
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
我们需要哪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
我想今
天跟各位谈谈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是当今的热门
题目,已经排在语言学的议程上面了。
诸位知道,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界就处在新旧交替的状况中。
中国语言学自己有深厚的清
代朴学的传统,二十世纪再由高本汉输入方言学,描写音韵学,比较方法。
新旧之争在
所不免。
远在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面点名批评了章炳麟。
傅斯年说:
章[炳麟]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
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
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
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
傅斯年在〈工作之旨趣〉的最后一句说:
“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汉语
音韵史是东方学的一部分,傅斯年认为章炳麟“一声之转”的做法不科学,就点名批评
。
过了七十年,我们又在这里讨论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我们是不是还是
在宣传一己的门户之见?
也就是说,如果LinguisticSocietyofHongKong请了赵诚做
Keynoteaddress,今天各位听到的将是“一声之转”的万能功用。
正好约了我做Keyno
teaddress,诸位会听到一耳朵的对“一声之转”的批评。
而赵诚和我之所以会南辕北
辙,是因为我们所属的学派不同。
我想不是这样的,至少我希望我所说的不只是代表一个学派的意见。
我们的处境跟二三十年代的情况不同。
在那个时代,汉语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只有《文始
》,《新方言》,《马氏文通》,高本汉的EtudessurlaPhonologieChinoise(191
5-26)。
当新旧两派争论的时候,两派都只有理想和宣言,没有具体的研究成果。
现在
不同了,二十世纪汉语历史音韵学的名家辈出:
黄侃(1886-1935)李方桂(1902-1987)
赵元任(1892-1982)董同龢(1911-1960)
王力(1900-1986)周祖谟(1914-1995)
这几位前辈学家,都是旧学根柢相当深的,同时也受了西洋语言学影响。
连章太炎在内
,他所说的“语基”,现在叫做“语根”,相当于英文的root。
这个想法是受了MaxMü
ller,LecturesontheScienceofLanguage(1871)的影响(何九盈2000:
519)。
职是之故,我们可以去读黄季刚、王力、李方桂等人的著作,看看在上古音研究这个领
域中他们分别做了什么贡献,或者没有做什么贡献,然后去追寻他的学术渊源。
同样的
,我们可以在中古音研究、《切韵》研究这个领域去读这几位前辈学者的著作,了解一
下他们做了什么样的贡献,再去了解他们特殊贡献的由来。
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梅祖麟2000),199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庆祝七十周年,开了个研讨会,在那个会上我宣读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主办单位出
的,总题目是《学术史和方法学的省思》,我的题目是〈中国语言学的传统与创新〉。
在那篇文章里,我首先说明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在语言学的领域里,什么是新的方法和
理论。
我认为有三项:
(1)描写语言学,
(2)结构主义,(3)比较方法。
这一部分我
今天不讲。
另外还有一节叫〈传统和创新〉,其中一部分是讲上古音,一部分是《切韵
》音。
现在就要把上古音的部分,加点补充资料——主要是王力的古音学和王念孙《广
雅疏证》——,再讲一遍。
二“同声必同部”和谐声字研究
段玉裁(1735-1815)的“同谐声者必同部”是清代古音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它说,
《说文》里同一谐声偏旁的字一定属于《诗经》押韵中的同一个声部。
有了段玉裁的学
说,《诗经》韵和谐声字在上古韵母的研究中占同等价值。
最重要的是:
以谐声偏旁为
纲领,古书里不押韵的字也可以归到《诗经》押韵的系统去了。
李方桂先生二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学语言学。
在研究生时代,李先生就立志要做汉藏语
系的比较研究。
那个时代相信汉藏语系有两个支系,一个是汉台系(Sino-Tai),一个
是藏缅系(Tibeto-Burman)。
侗台系有许多语言都没有记录,所以李先生在芝加哥大学
跟萨比尔(EdwardSapir)学习怎样调查印第安语言,怎样描写印第安语言,以便以后
回国后做非汉语的田野调查。
同时又自习藏文,又跟布龙菲尔(LeonardBloomfield)
、布克(CarlBuck)学印欧比较语言学。
李方桂先生1929年回国。
他讨论上古音的第二篇文章(〈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19
32),用的不是什么欧美语言学最新的理论,而是“同声必同部”。
当江有诰(?
-18
51)赞成孔广森(1752-1786)东中分部的提议,而向王念孙(1744-1832)引申其说
的时候,终不免几个韵脚的纠缠,致使王氏不能信从,后来高本汉不采纳那种分法,但
是一到李方桂先生〈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1932)大量的参考谐声字,以证其分,
高氏便翕然听信了(董同龢1944:
68)。
李方桂先生这篇文章,为了要跟高本汉争论,是用英文写的,实在不太容易看懂。
而一
般人知道东中应该分为两部,就不会去追究为什么要分。
(冬天的“冬部”,李方桂先
生称为“中部”。
)要了解李方桂和王力治学方法的差别,这篇实在是必读的文章。
王力早年以脂微分部成名,他的学说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那篇文章里面发
表。
王先生把他的学说求证于《诗经》韵。
结果在全体108个韵例之中,可认为脂微分用
的有82个,应该看作合用的仍有26处韵。
因为合韵的情形到底是多,所以王力先生1937
年的结论说: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脂微合韵的情形比其他合韵的情形多些,如果谈古音者主张遵用王
[念孙]氏或章[炳麟]氏的古韵学说,不把脂微分开,我并不反对。
换句话说,王力用《诗经》押韵的材料,得到的结论是脂微两部的元音虽不同而相近,
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1944)大量地参考谐声字,说明“脂微分部是值得而且必须
采纳的”。
这样,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
而且以后王先生在《汉语史论文
集》(1958)重印〈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就把董同龢〈脂微分部问题〉当作附录。
这
是三四十年代上古音研究的一段佳话。
脂微分部的历史说明什么?
如果我是王力,在三十年代研究脂微分部,把南北朝诗人用
韵的资料用尽了,把《诗经》押韵的资料用尽了,还是功亏一筹,不能证明脂微两部一
定要分,我会想:
还有什么资料可以用,用了以后可以把“脂微分部”这个学说证成?
如果我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一定会去分析谐声字,不必等董同龢四
十年代的研究,就把脂微分部的问题全部解决。
王力先生显然没有如此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
王力先生可真的没有体会“同声必同部”的力量吗?
我还有旁证。
王力先生的《汉语音
韵学》(原名《中国音韵学》,1936,商务印书馆)是三十年代在清华授课时编的讲义
,里面长篇地征引清儒古音学的原文,其中有钱大昕论古无轻唇,孔广森《诗声类》序
论阴阳对转,段玉裁的支脂之三分。
〈段玉裁的古音学〉那一章(《汉语音韵学》268-
278)征引的有:
段玉裁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分用说(273-274)
段玉裁第十二部第十三部分用说(274-275)
段玉裁十七部本音说(275)
段玉裁十七部音变说(276)
段玉裁古四声说(277)
段玉裁〈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序〉(279)
唯独没有征引的是段玉裁最有名的论“同声必同部”的那段。
〈古十七部谐声表六书音
韵表二〉:
六书之有谐声,文字之所以日滋也。
考周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至啧而不可乱。
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
许叔重作说文解字时,
未有反语,但云某声。
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
自音有变转,同一声而分散于各部各韵,
如一某声,而某在厚韵,媒腜在灰韵。
一每声,而悔晦在灰韵,敏在轸韵,畮挴在厚韵
之类,参差不齐,承学多疑之,要其始,则同谐声者必同部也。
段氏著书的旨趣在卷首吴省钦的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其实那篇序文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不过假托吴省钦的名字而已2。
序里说:
第二表何以作也?
曰:
今辑于同一谐声之偏旁而互见诸部,古韵则同。
此谐声即为同部
,故古音可审形而定也。
王力《汉语音韵学》不但引征原文的部分没有引征段玉裁阐释“同谐声者必同部”的原
文,在转述段玉裁古音学的部分(268-272),对“同声必同部”也是只字未提。
换句
话说,读了《汉语音韵学》,读者根本不知道段玉裁曾经提出过划时代的“同谐声必同
部”的学说。
“同声必同部”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段玉裁是说,谐声字所反映的韵母系统属于《诗
经》时代,顾名思义,主谐字和被谐字总要音近才能谐声,而音近总不见得只是韵母音
近,声母也该音近。
声母该怎么样音近?
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首先在《分析字
典》(AnalyticDictionaryofChineseandSino-Japanese,1923)里的〈谐声字原
则〉里说:
谐声偏旁相同的两个字,它们上古声母的发音部位必然相同。
高本汉的学说由赵元任译成中文,就是《国学论丛》1927年刊登的〈高本汉的谐声说〉
。
高本汉的谐声说非常重要。
清代古音学家主要是研究上古的韵母系统。
钱大昕固然也曾
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头舌上之分”,但钱氏以及其他清代学者都没有有系统
地研究过上古的声母。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材料。
二十年代高本汉告诉大家,谐声字就
是很好的资料,这是个伟大的发现。
大家知道,谐声字研究在高本汉(1954)、董同龢
(1944)、雅洪托夫(Yakhontov1960)、李方桂(1970)手里就可以用来说明上古汉
语有-r-介音,有sm-、sn-、sng-等复辅音。
我们再回顾一下〈高本汉的谐声说〉早期的历史。
第一,段玉裁说,谐声字可以用来研究上古的韵母系统。
高本汉说,谐声字不但可以用
来研究上古的韵母,还可以用来研究上古的声母。
高本汉的谐声说是段玉裁“同谐声者
必同部”的引申。
从学术渊源来看,高本汉所传的段学。
第二,高本汉的谐声说,在《分析字典》(1925)只是提了个大纲:
“谐声偏旁相同的
两个字,它们上古声母的发音部位必然相同”。
当时高氏已察觉他提出的谐声字原则有
若干例外,如“各,路”、“京,鲸,涼”、“监、蓝”等见系声母k-、kh-、g-和来母
l-互谐的现象,还有照三(t?
-、t?
h-、d?
-)和见系(k-、kh-、g-)
互谐的,如“支,妓”、“氏,祗”、“旨,耆”。
在《汉文典》(GrammataSerica1940)里,高本汉认真地运用他的“谐声字原则”,而
且拟构了十九种复辅音,例如:
xm-:
昏忽黑悔gl-:
吕侣蓝
t‘n-:
嘆歎女若匿丑kl-:
监果各
sn-:
襄恕需羞g‘l嫌俭黥
þn-:
馕摄恕淰言念烧k‘l-:
客泣
k‘s-:
佥俭言僉Nl-:
验额乐
上古有没有复辅音,在国内三四十年代的语言学界是个热门题目。
林语堂早在二十年代
发表〈古有复辅音说〉,而且在这篇文章中清楚地指出
(1)要用谐声字的证据,
(2)
要跟印度支那系(按:
即汉藏语系)中的语言作比较。
著名文字学家唐兰(1937,1949
)则坚决反对古有复辅音的说法,他(1949)认为:
以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关系言之,不能有复辅音……一音必作一字,即一字只表一音也。
然则就最低限度言,于文字之谐声,必不能考见古之有复辅音也。
《汉文典》(1940)第二次大战中在瑞典出版,国内不易看到。
陆志韦《古音说略》(
1947)介绍了〈高本汉的谐声说〉里面十条声母谐声的条例,并且主张“上古有复辅音
声母”,但是他没有更进一步用谐声字来研究上古的声母系统。
对唐兰这样的学者来说
,他们早就认定“于文字之谐声,必不能考见古之有复辅音也”。
因此《汉文典》里拟
构出来的复辅音,一律是无稽之谈,此书根本没有一读的价值。
王力《汉语史稿》(上
)(1958:
68)的看法是:
他[高本汉]在上古声母系统中拟测出一系列的复辅音,那也是根据谐声来揣测的。
例
如“各”声有“路”,他就猜想上古有复辅音kl-和gl-。
由此类推,他拟定了xm-、xl-
、fl-、sl-、sn-等。
他不知道谐声偏旁在声母方面变化多端,这样去发现,复辅音就太
多了。
王力在《汉语语音史》(1985:
18,20)更变本加厉:
从谐声偏旁推测上古声母,各人能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
董同龢提出,上古应该有一个声母[m?
]([m]的清音),这也是从谐声偏旁推
测出来的。
例如“悔”从“每”声,“墨”从“黑”声,“昬”从“民”声等。
高本汉
对于这一类字的声母则定为复辅音[xm]。
上文说过,谐声偏旁不足为上古声母的确证
。
所以我们不采用董说或高说。
除了主张“上古有复辅音”和“上古无复辅音”两派的意见以外,另外还有第三派对《
汉文典》的看法。
他们认为,高本汉的上古音声母系统出了令人费解的结论,一则是他
拟构音值时出了毛病,二则是他根本没有给上古声母做个有系统的音类研究。
换句话说
,谐声字是研究上古声母可贵而可靠的资料,只是高本汉操之过急,没有做音类的分析
就拟构音值。
弥补的方法是把谐声字中种种中古声母的搭配关系列个清单。
这就是董同
龢先生抗战时期在四川李庄所做的工作之一。
当时李方桂先生有一部分时间也在李庄。
四十年代是上古音声母研究的分岔点。
面对谐声字这批资料,王力先生的路线是总退却
。
李方桂、董同龢两位的路线是继续前进。
王力比李方桂大两岁,在四十年代都是四十
多岁的人。
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什么王、李两位对谐声字中的上古声母现象采取迥然不
同的态度。
第一,李方桂用谐声字做过东中分部,董同龢用谐声字作过脂微分部。
用谐声字做过古
韵分部的工作才会体会段玉裁“同谐声者必同部”的威力。
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尝试用《诗经》韵给脂微分部,但没有完全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没有想到可以用谐声字把他学说证成。
原因可能是王先生不太了解
“同声必同部”的意义。
3
第二,体会了“同声必同部”的威力,就不免想到谐声字的声母也应该保存着上古汉语
的信息。
原因很简单:
主谐字和被谐字是因为整个音节音近才能谐声,而不是仅仅因为
两个韵母属于同一个韵部就能互谐。
第三,李方桂先生精通藏文,而藏文的复辅音声母种类繁多,而且有七、八个不自成音
节的词头,如s-、r-、l-、m-。
在四十年代,虽然汉语和藏缅语的亲属关系还没有完全
证实,但汉语和藏缅语同宗的可能性相当大。
从汉藏比较的观点来看,上古汉语管保有
复辅音声母——虽然不一定是高本汉构拟的那几个。
对王力来说,谐声字所显示的是上
古汉语有复辅音;这个结论使王力畏谐声字如蛇蝎。
对李方桂来说,上古汉语有复辅音
这个可能并不可怕。
于是,董同龢受了李方桂的鼓励,在战争的岁月中,写成他的传世之著《上古音韵表稿
》(1944)。
《表稿》所做的工作之一是给上古声母分类,这种工作很像清儒给《诗经》入韵的字分
类,用的方法主要是归纳。
清儒看到甲堆字经常在《诗经》里互相押韵,又不常跟乙堆
字、丙堆字押韵,于是把甲堆字起个名字叫做某(韵)部。
如果甲堆字里面可以分成两
部分——甲一和甲二——而且甲一完全不跟甲二押韵,那么古韵分部又往前走了一步:
甲堆分成了甲一和甲二两堆了。
董先生就是用清代朴学传下来的手法给上古声母分类,他全盘观察中古哪类声母跟哪类
声母在谐声字中互谐。
下面举晓母的分类为例。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也参照李方桂(19
70)、包拟古(1980)的说法。
中古的晓母在上古可以分为三类。
(甲)明晓类。
有些晓母专门跟明微母互谐,例如:
墨m«k,黑x«k;每muâÊi,悔xuâÊi,勿mju&la
quo;t,忽xu«t;灭mjwät,威xjwät
(乙)疑晓类。
有些晓母专门跟疑母互谐,例如:
午nguo,许xjwo;吪nguâ,化xua;鬲(加虍头)ng?
n,献xj?
n;义n
gjě,牺xjě
(丙)溪晓类。
有些晓母专门跟溪母互谐,例如:
考khau,孝xau;气khj?
i,餼xj?
i;卿khj?
ng,乡xjang;墟khwo,虚
xiwo
值得注意是,明晓类不跟疑晓类互谐,也不跟溪晓互谐。
4比方说,“许”和“虚”在中
古都是晓母鱼韵(以平赅上去),上古都是鱼部,但两个字所用的谐声偏旁在谐声字中
泾渭分明,甲骨文、金文也没有疑晓类和溪晓类通假的痕迹。
大家都知道,清儒只是把《诗经》时代的韵母分成若干韵部,段玉裁又指出“同声必同
部”,给上古韵母的分类添上谐声字这一宗资料。
这些韵部的音值,要等到高本汉《汉
文典》(1940)才有初步的拟测,到了李方桂(1970)、雅洪托夫(1986)才臻于完善
。
同样的,董同龢只是把上古的声母分成若干的类,这些声类的音值,尤其是复辅音的
音值,要得到雅洪托夫(1960)、李方桂(1970)才能得到比较可信的拟测。
下面第四
节,本文会举例说明为什么明晓类应该拟成sm-,而不是高本汉的xm-,或者董同龢、李
方桂的hm-([m?
])。
毋庸讳言,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也有若干缺点。
第一,他除了舌尖音t-、th-、d-等
,舌根音k-、kh-、g-等,又拟构了一套舌面前音t^-,t^h-,d^-等、一套舌面后音k
^,k^h,g^-等。
第二,他的上古音系统有20个元音,比谁都多。
《上古音韵表稿》的永久价值在于:
(1)用谐声字提出“脂微分部”的补证。
同时贯彻
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理念,把清儒和时人分立的韵部,一一用谐声字来核对。
(2)
用谐声字给上古声母分类。
因为这本书有系统地分析了谐声字,把这宗资料用透,所以六七十年以后崛起的古音学
家——雅洪托夫、蒲立本、潘悟云、郑张尚芳、白一平——,连带李方桂先生,都是把
《上古音韵表稿》当作出发点之一。
董同龢先生所作的研究,结论可以修改,所摆的事
实却无法绕过。
现在我们回来讨论第一节提出来的问题:
现在主流的上古音系里有哪些成分是有中国特
色的?
主流的包括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本(GrammataSericaRecensa,1954),李方
桂〈上古音研究〉(1971),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1986),潘悟云《汉语历史音
韵学》(2000)等。
这几本著作我们认为是主流,因为他们都认为研究上古音的资料有
四种(i)《诗经》韵部,(ii)谐声字,(iii)汉藏比较,(iv)中古音。
而且研究
上古音的方法也是大同小异。
主流的上古音研究有哪些成分是有中国特色的?
(1)资料:
欧西国家用“蟹行之书”,汉语用方块字书写,这是华夏文明的特征之一。
段玉裁的伟大发现是小篆里面还保存着上古韵母系统的信息,其实楷书繁体字也保存了
不少上古韵部的信息。
方块字这个资料当然是有中国特色的。
(2)方法和传统
2.1古韵分部是清儒朴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所用的
方法是传统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
2.2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是介乎文字学和古音学的学说,也是兼跨《说文》学和《
诗经》学的学说。
《说文》不但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而且是本有中国特色的字典
,里面全盘分析了字形的形成方法,其中有谐声一书。
文字学当然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
学问,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把清代的文字学推到最高峰。
2.3高本汉的谐声说是不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学说?
我认为是,理由有三。
第一,他是
引申段玉裁“同声必同部”。
第二,这是一种介乎文字学和古音学的学说。
第三,董同
龢用谐声字研究上古声母的类别,用的就是清儒发明的方法。
不过如果有人认为高本汉
的谐声说没有足够的中国特色,我也不坚持己见。
上古音研究中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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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韵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