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历史.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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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纲讨论课第五小组
2012、11
中国高等教育简要历史
洪星
武大化院
前言: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看,人类创造的文化,即经验、知识和技能等,是依靠广义上的教育手段来传承和扩播的。
所以,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首要手段。
教育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的历史范畴。
广义地说,凡是有目地增进人的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不论是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系统的或零碎的,都是教育。
但是,教育学中所研究的教育,主要是指对年轻一代进行的学校教育;这种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要求,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服务的人才。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这个问题,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自身专研的方向出发做了不同的划分:
有学者从发展规模将其划为七个阶段;也有学者按照“人文”、“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现在,我们按照所选内容,按照中国教育特征明显的时期,分为中国古代教育、晚清教育改革、民国高教一瞥、建国初期教育事业的挫折以及现代高等教育概况顺序,就各阶段与其相应的显著特征中截取几点,等来做简要介绍。
力求做到窥一斑而见全豹,增进大家对我国教育发展概况的了解!
一、中国古代传统的高等教育
1、古代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起源:
我国古代从很早时就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建立起一些教育制度及机构。
早在夏商周时代就有学校。
西周时学校分国学(国家官学)乡学(地方官学)。
天子所设大学叫“辟雍”,各诸侯国所设大学叫“泮宫”,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国学,平民子弟只能入乡学。
奴隶子女没有入学资格。
当时的教学内容有: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在后面的各朝各代中,亦分别沿承并发展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育机构及制度。
我国历代教育机构及选士制度
时代
教育机构
选士制度
夏商周
国学、乡学
春秋战国
官学、私学、如辟雍、泮学
汉代
中央、地方、私学、如太学
察举制(孝廉、贤良方正、茂才)
魏晋南北朝
中央、地方、如国子学、太学
九品中正制
隋唐
中央、地方、如六学二馆
科举考试制
宋元
中央、地方
科举考试制(元中断)
明清
中央、地方、如国子监
科举考试制(乡试、会试、殿试)
2、教育模式
古代教育政教合一,官学私学并立
政教合一”指的是政治和教育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致性。
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过脱离政治、教育独立的思想。
“政教合一”的另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和教育机构的合一一教育机构即为政府部门之一。
无论儒法道杂各家都把教育视为治国之本即政治。
汉代起“独尊儒术”,而“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汉书艺文志》,更把教育视为治国之本。
由于把教育视为政治治国之术甚至治国之本,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教育,这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与此有关的最能表现出“政教合一”特点的是中国古代教育的这样两个方面:
官学教育
(一) 中央官学教育 中央官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是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
虽有西周“学在官府之说,但由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
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学盛制度完备,发展到顶峰。
南宋以后官学逐渐走下坡路。
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渐衰败,实际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名存实亡。
清末,中国古代官学完全被西方的学堂和学校教育所取代。
中央官学教育可分为下列几在类型:
1. 最高学府——太学和国子监汉代特别重视发展官学,重点是太学。
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无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成帝时增至3000人,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
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
隋文帝设国子寺,炀帝时改名国子监,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之始,一直延续到清代。
太学和国子监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在办学育人、繁荣学术、发展科举取士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2.专科学校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儒学、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属于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设立的专门学校。
此外,还有研究科学、玄学,如唐朝咒禁学、崇玄学等,都属于特殊的专门学校。
3.贵族学校
东汉的四姓小候学,唐朝的弘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代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等等,都属于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的贵族学校。
4.短期学校
在封建社会中央官学系统中,有少数学校,既不是高等学府,又不属于专科学校,更不是贵族学校,而是君王或执政大臣暂时开设时间短促无制度系统的学校,故称为短期学校。
如宋代的外学(又名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都属这类短期学校。
另外宋朝中央政府在京都设立的普通国立小学,也属于中央官学的范围之内。
(二)地方官学
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学自西汉景帝时文翁在蜀郡设学宫开始。
汉武帝对文翁设学宫甚为赞许,并诏令天下郡国皆设学宫。
从此以后,有些郡开设学宫,至汉平帝元年(公元3年)始建立了地方学制度。
按制度规定,郡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
学校名称由此而来。
东汉出现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学衰废,“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唐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其前期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地方官学繁盛。
自天宝安史之乱后,即告衰废。
地方官学除由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有直属太医署的“医学”,直辖中央礼部下的祠部的府州“崇玄学”府州县学的学生一般系下级官吏及庶民子弟,所以内容虽以《九经》(三礼三传易书诗)为主,但要求较低,只要达到通一经或“未通经,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即可毕业,长入中央官学之四门学。
宋辽金时期,除辽金亦设有地方学校之外宋代地方官学在学校经管方面有如下特点:
首先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各路置提举学事司,掌管路州县学政;第二,实行三舍制度(上舍、内舍、外舍);第三,划拨学田,保障经费;第四,教学内容以“经术衍义训导诸生,掌其课式之事,而纠正不为规者,”与汉唐以来的地方儒学别无二致。
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各路府州县内,均有相应学校,但是事实上有名无实,并未普遍设立。
明代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既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又在边防区卫学,乡村设立社学。
清代基本上沿习明代学校的规模。
私学教育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私学是与官学相对而存在的,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私学的产生
中国古代私学教育主生于春秋时期,其中以孔丘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
教育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
私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由于士这一阶层中的人为谁服务就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且他们的学说会传承体系也各不相同,所以产生了各种学派林立与诸子争鸣的局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默家、道家和法家四大学派。
在学术上各家互有长短,相反相成。
(二)中国私学的发展
秦代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禁私学令”,否定教育的作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实为秦二世而速亡的原因之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今文经学为官学,但是并不禁止私学。
于是古文经学面为由私人传授的私学,到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多达千人以上。
汉代尤其重视师传家法,皆由孔丘以来的私学培养而成。
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
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蒙学和精舍”(精庐)两种。
前者是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计千人屡见不鲜。
这个时期的私学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以及科学技术等。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私学教育,一方面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私学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蒙学教育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以及以后编的《千家诗》、《杂字》等到。
明清朝代,学熟有坐馆或教馆、家塾(或私塾)义学(或义塾)等三种形式。
3、教育制度
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产生发展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
它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授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唐开元年间设立的丽下书院和集贤殿书院虽是宫廷图书馆而不是一种教育机构,但它却是“书院”名称之始。
两宋中国书院蓬勃发展起来。
北宋书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
由于书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
北宋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睢阳书院。
还有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茅山书院(江苏省常州市三茅山后)、华林书院(江西奉新县华林山上)等。
南宋书院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基重要标志是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终于成熟和完善起来。
元代是书院建设的繁荣时期,历来就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之说。
依赖于民间力量,元统一后很多儒家不愿到朝廷任官职而退居山林,建立收院,自由讲学,使私办书院增多。
明代虽然重视文化教育,但却将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
明初书院处于沉寂状态。
但是在官学成为科举附庸而“士风日陋”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
所以在明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武夷、石鼓)等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
满族入关后,清朝统治者虽然采取崇儒重教的政策,但是对书院则持严厉的抑制态度,阻碍了书院的发展。
康熙雍正心后,书院又逐步恢复起来,其中不仅包括民间私人创建的,还包括许多地方官的崇教之举。
康熙提倡程朱理学,并赐颁御书“学达性天”匾额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赐额“学道还淳”匾额给苏州紫阳书院。
康熙此举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书院的作用。
雍正改限制的消极防范的政策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发上谕肯定书院的社会作用,并在经济上提供了保障,对清代书院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乾隆不仅经济上资助书院建设,尤其重视师长的任命、奖励、提升和书院学生的录取考核。
4、古代教育的内容
教育内容较为全面,丰富多彩
中国古代教育具有伦理教育的特点,但从教育内容、社会需要和教育实践来看,中国古代教育又是一种综合性教育,有利于人在几个方面得到发展。
如“六艺”教育西周的教育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后世也一直把六艺作为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教学内容。
直到清代,还有人提倡六艺教育。
六艺当然是以伦理教育为主的教育,“礼”是直接的伦理教育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是政治的、道德的、生活方式的教育“乐”也是一种伦理道德教育,同时也是一种“美”学教育“射御”基本上是军事体育教育。
“书数”则是语文、数学和科学教育。
按今人的研究,六艺教育有这样的特点一是文武并重,诸育兼备,相成相济二是知能兼求,把知识的传授与技能训练结合起来。
因而,显然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
除此之外还涉及农学。
“经学”从汉代起就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
经学指的是儒家经典及对它们的阐释、研究。
经学本身,是一种未分化的学问,因而经学教育包括后世看来属于许多学科的内容。
经书都产生于学科尚未分化之际,此时,各门学科都包含在一般的知识之中。
教育内容不断完善,设置专科学校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律学,南朝时期宋的儒学馆,玄学馆,文学馆,史学馆四馆并立。
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属于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设立的专门学校。
此外,还有研究科学、玄学,如唐朝咒禁学、崇玄学等。
清还设翻译科,选拔满蒙语言文字翻译人才,设置俄罗斯文馆,其是清政府为了培养俄语人才而设立的第一所俄文学校。
也是中国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教育内容全面。
5、教育特点
注重伦理道德教育,传授知识偏重于理论,以文科知识为主
从教育内容来看,古代教育内容以人们的思想品德教育为主,强调修身正己和忠孝仁义。
从氏族公社末期就将“孝”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夏重视人伦道德教育,商则把“孝”作为思想教育内容的中心,西周则从小就注重孩子们的德行教育,春秋时期,以孔子的思想为注,主张自觉修身养性,以“礼”为道德规范,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
以西周的《诗》、《书》、《礼》、《乐》为学习典籍。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无一不强调道德教育并注重经学学习其中最具代表的的教育论著是《礼记》。
汉代则认为德教是立政之本,道德教育内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并以传播儒家经学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时期,玄学盛行,特别是魏晋时期,主张顺应自然的道德教育论,隋唐时期更是崇儒兴学,选择儒学为政治指导思想,科举考试主考明经科。
宋则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重视程朱理学。
元朝时期科举考试规定从《四书》中出题,以《四书章句集注》为答题标准,这更是凸显了古代教育之“传授知识偏重于理论,以文科知识为主”的特点,宋元蒙氏教育,注重伦理道德教育,如《少仪外传》。
明朝教育明显的束缚世人思想,科举考试八股文成为固定的考试文体。
推崇程朱理学。
发展至清代,其崇尚儒家经术,提倡程朱理学。
儒学经典本就强调道德教育,因而有以上观点。
古代教育者有等级差别,教育不平等,歧视现象严重
首先是等级贵贱、等级名分的思想观念使人们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从氏族公社末期开始,部落显贵世袭就引起了教育的变化,教育设施呈现出等级差别,夏商周时期,受教育阶层主要是奴隶主阶级,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
又如汉朝的宫邸学,西晋的国子学规定官品第五以上的子弟方能入学。
隋唐之国子学依旧有入学限制,其专收贵族高官子弟。
宋朝时官学既国子学、太学、辟雍、小学,均有其对入学者身份的要求,辽金等都重视对贵族的教育,相对贫民受教育困难。
元朝时,科举考试放榜时分左右两榜,汉蒙不同,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
明清时除中央官学入学者有等级限制外,明还在地方上专门为贵族子弟设置贵胄学校。
中国古代教育除在受教育者的贵贱等级上存在不平等现象和民族歧视外,还有明显的一个教育不平等现象:
男女受教育权不平等。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子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
因而说古代教育歧视现象严重。
6、总结
综合以上特点中国古代教育在一个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其教育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教育为做官”,无论从何处说中国古代教育既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教育也是一种伦理教育、综合教育和实用教育中国古代教育同中国文化发展表现出来的民族连续性一样,也表现出了相当强的连续性和共同性,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
二、晚清时期的高等教育的改革
晚清时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在国外的侵略中国摇摇欲坠。
而清政府欲维持统治,则必须对腐朽的教育制度进行必须改革。
这里主要讲清政府进行的教育体制“新政”改革。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为了应付严重的统治危机,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寻求同资产阶级的某种妥协而被迫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它虽然无力挽回其万劫不复的历史命运,但“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却奠定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1、教育改革的背景
从义和团运动到八国联军侵华 (庚子之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内忧外患的巨大震动;朝野上下,无不感受到这一非常之变所带来的强有力震撼。
京津陷落之后,西方列强虽然没有把西太后列为“罪魁祸首”,却以另一种方式“惩办”了她,把她拉出了深宫,使她在仓皇“西逃”途中亲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几乎丧尽了皇太后昔日的威严。
“两宫微服出走,间关道途,昼餐无糗粝,夕休无床榻,饥寒羸瘁,有平民所不堪者,况万乘之尊乎?
”[1]痛定之余,不能不有所“振作”,不能不引出一点反思:
“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责,深念我中国之弱,在于积习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文法庸人籍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谋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
以致成此大畔,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需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
”[2]这段话用光绪皇帝的口气表达了西太后的心理,有责人之意而无罪己之心,但多少还是触及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这是一个顽固冥钝的人物在严酷时势逼迫下产生的一点反思,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迟来而又易失的反思,但它毕竟促成了“新政”的开场,揭开了晚清最后十年“变
法自强”活动的序幕。
2、改革的规划实施
1901年1月29日,逃出北京的西太后在西安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由此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所谓的“新政”时期。
在“变法上谕”中声称:
“时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也;而可变者令甲令已,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3]这就是说,封建专制制度是万古不变的,而不触及这种制度的政策是可以稍作变通的。
显然,这与1898年那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康梁维新变法有着根本区别,这是清政府为取悦洋人、遏制革命,挽救其统治而采取的应变措施。
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家陈天华称之为“假维新”。
然而,真实常常存在于矛盾之中。
在假维新的过程中又实现过部分真改革。
其中,教育制度的变化尤为突出。
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它同时又保留和完善了这一部分改革的成果。
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
第一疏即是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其内容大致分四项:
(1)设文武学堂。
州县设小学及高等小学。
童子八岁以上入蒙读书,十二岁以上可入小学,十五岁以上入高等小学。
三年毕业后,再入省城高等学校,其课程为七门(经学、史学、政治学、格致学、兵学、农学、工学),毕业后入京师大学。
(2)酌改文科以变通科举。
头场考试以中国政治、史事为限,名曰博学;二场考各国政治、地理、农工、武备、算学,名曰通才;三场考四书五经,名曰纯正。
(3)停罢武科。
(4)奖励游学,尤倡赴日本留学。
刘、张二人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而又十分特殊的地位。
其奏议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国时局和社会意识的变迁,反映了庚子之变后官僚士绅的变革要求和社会心态。
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直接导致了随之而来的改革。
教育政策推行概述
(一)学务处的设立与兴学活动的倡导
1902年,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经理学堂一切事宜。
钦定学堂章程出台后,各级各类学堂迅速增加,给教育行政方面带来了压力。
新政改革时期,兴学活动成为清政府复兴新政的基础,许多封疆大吏和朝廷要臣都上奏陈述教育改革的蓝图。
与此相应,学务管理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
以湖南省为例,传统教育,权力分散,学政、藩司、道员、州县牧令,无一不可过问教育事宜,亦无一不可尽推之于他人。
由此可见,传统的教育行政已远远不能适应当时的教育改革,对教育政策实施带来了消极影响。
清政府遂于1904年设立总理学务处,关于总理学务处在教育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当时的报刊媒体有所记录。
1904年12月26日,学务处咨行各学堂,当敬遵前奉谕旨,以文行交修讲求实用为主,饬各学堂即将所有教肄功课按句分咨,以备随时查核。
又据直隶教育杂志所载,总理学务处曾颁发文件,特别规定学生当以品行为重,如有实在不服管教者,应即行斥退等因。
各学堂教员、管理员皆有约束陶成之责,亟应加意考核上纾。
由于各省、府、厅、州、县都要遍设学堂,为了实现兴学目标,就必须将实施任务层层分解,各省城也要设立学务处来作为总汇之区,以此来进行部门间的纵向分工。
总理学务处与地方学务处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总理学务处的协调与指挥下,地方学务处负责具体的可操作的事项,执行具体的实施方案,这样的职责分配有利于就地开展活动。
各地学务处一经设立,就积极响应总理学务处的要求,全力开展政策的推广工作。
如浙江巡抚札饬设立全省学务处,派委藩、臬、运三司总理其事。
陕西认为学务处之设为学堂汇归之地,即为学界发达之基,一规一制必具运动全身精神之能力而后有普及教育之实效。
山东学务处为使各学堂的功课整齐划一,专门成立调查研究所,查学员分行查、坐查两项。
行查之员各属每堂专设一人,由该府州县选择悉明学务之绅士充之,坐查人员按照学堂管理法规定的调查表,按月造具清册,呈由地方官申送学务处,转交调查研究所,以此来确保学科内容与章程相符。
福建学务处令本地划为40个学区,每区各立小学塾,学塾所设之处准由该地庵堂寺观一律充改,如有阻挠者,地方绅士可指禀提究。
按区教习一人或二三人,均由学务处酌量选派。
教法六门:
一修身,二国文,三国语,四习字,五体操,六算学。
各区经费不足之处,由学务处酌量拨给。
(二)学部对新教育的规划设计
1905年12月6日,清政府颁布上谕,学部正式建立,下辖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成为全国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
作为中央教育行政组织,学部不仅具有清政府所授的立法权力,也要履行自身的执行职能。
学部成立伊始,即将教育政策实施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
为了继续推行教育政策,各地学务工作必须按时开展,学部急需建立专门化的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系统,遂首先按照清政府的旨意着手进行自身建设。
首先,学部与礼部划清了职责范围,明确了教育行政管理权限,既可以避免逾权带来的矛盾,也可以使自己专心于学堂的推广工作。
其次,学部在机构设置与职能划分中,一方面有意识地扩大管理的幅度和范围,一方面也进行了明确的职责分工,使各个层级的职权与1904年1月制定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实施需求相对应。
学部组织渐具规模,地方教育行政组织亦随之确定。
学部奏请裁撤学政,设立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归督抚节制,一切详细官制及办事权限章程,仍由学部筹议具奏,所有各省学政,一律裁撤,均著回京供职,各该省学校事宜,暂由各该督抚督饬属员妥为经划[8]40。
提学使司与藩、臬二司并重,统辖全省的学校教育。
学部裁撤了各省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即提学使司下设有学务公所,辅佐提学使司振兴学务,并备督抚咨询。
总之,人事编制与机构设置是学部教育行政体制运行的基础,也是提高教育政策实施效率的关键。
颁行教育宗旨在前一阶段,地方督抚在政策宣传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政策宣传只限于督抚和部分民众之间,宣传力度和分量不足。
根据政策学的观点,当政策总体上符合目标群体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但要求人们对眼前利益和固有观念进行适当调整和改变时,政策宣传就要说服、教育人们从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正确对待和适应政策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从而为高效的政策执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学部成立于社会的需求之际,自然肩负着清政府委以的重托。
为了明确教育政策旨意,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政策折中极力推行普通教育政策,今中国振兴国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尤以明定宗旨宣示天下为握要之图。
1906年3月,学部奏请向全国颁行教育宗旨:
仰恳天恩,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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