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屋村马氏名人概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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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屋村马氏名人概要
“西江癫马”马毓藩
肇庆鼎湖 马佐元
马毓藩(1891-1936),字锡侯,肇庆市鼎湖区永安旧屋村人。
早年从广东陆军小学和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追随魏邦平、李济深、陈章甫、徐景唐等将军参加国民革命,历任广东护国军连长、营长、第二旅旅部参谋,粤军第三师及广州卫戍司令部副官、三水县县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三师三十九团二营营长。
参加过反袁(袁世凯)、倒龙(龙济光)、第一次粤桂战争、援桂战役、南征、讨贼(讨伐桂、滇叛军)诸役。
其最大功绩是在当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的最危急关头时,以首席军使身份代表广州卫戍司令部,对总统府警卫团及叛军双方作调解,促使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随即派人护送孙夫人宋庆龄到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先生团聚。
马毓藩由于敢作敢为,处事果断,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在粤军中被誉为“西江癫马”。
马毓藩出生于书香世家。
其父马之骥,乃光绪二十年举人,曾任两淮盐运大使、高要县禄步街政(镇长)。
马之骥勤俭持家,家教甚严,教导子孙个人奋斗成才,自食其力,故从不给子孙留家产。
因此,子孙们个个出类拔萃,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除五子毓藩外,还有六子毓健(字仰乾),跟随李济深、伍观淇等名将参加国民革命和抗日工作,是李济深、伍观淇的得力助手,曾任李济深军长的秘书、“挺四”抗日游击队后方医院院长,解放后任国家农业部一等工作人员;十一子毓厚(字青山),黄浦军校四期步科毕业,抗日战争时期任高要县抗日第一大队长,曾指挥参加西江马口抗日海战;孙子植璇也是黄浦军校出身,曾任国民革命军营长,且还是广西军阀陆荣廷的孙女婿。
目前马之骥的后人已遍布世界各地,其中最出色的有孙子马炳华,曾任中国驻比利时教育参赞,孙女马敏荘是暨南大学化学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孙女马赛芬是南京肿瘤医院眼科主任,曾孙马景行是美国宾夕法尼尔大学量子力学教授。
马毓藩共十二兄弟,排行第五。
幼时在家请老师教读四书、五经。
1909年,与弟毓健一同考入广东陆军小学,继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民国二年(1913年)毕业后参加魏邦平的护国军,初任连长。
1916年升任魏邦平的第二旅部参谋,后与同学魏觌明(魏邦平之族弟)一起帮助魏邦平收编了中山、顺德民军及当地绿林共400余人,编成两个营,马、魏二人兼任营长。
1920年8月,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
孙中山欲驱逐盘踞广东的桂军。
魏邦平审时度势,先举义旗,在广州宣布独立,从而使桂军节节败退。
马毓藩等奉命率队截击从清远、四会方向窜向肇庆的桂军。
粤军利用高要与四会之间的莲塘迳险要,有效地阻击了桂军大部队。
战斗十分激烈,但最终被桂军李宗仁之营强行攻破。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統。
粵军奉孙中山之命增援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讨伐陆荣廷,史称援桂战役。
马毓藩在援桂战役中,一路跟随魏邦平、陈章甫,英勇奋战,冲锋陷阵,表现出色,被誉为“西江癫马”。
1922年,粤军从广西班师回粤,驻防广州的是魏邦平的第三师。
孙中山任命魏邦平兼任卫戍司令,马毓藩任卫戍司令部副官,余汉谋是其手下。
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叛乱,围攻总统府,炮轰击孙中山在越秀山的粤秀楼。
幸而孙中山在叛军炮轰前得到消息,已出走并登上了永丰舰。
下午3时,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已标榜中立的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派出他的助手马毓藩代表广州卫戍司令部前往调解。
叛军将领叶举同意有条件停火。
马毓藩让警卫团与叶举达成协议:
叶举部队为警卫团和总统府人员撤离开放一条出路,警卫团限时退出总统府。
随后,魏邦平和马毓藩继续派人找到宋庆龄的下落,并于翌晨转到黄埔,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会合。
1922年陈炯明叛乱事件后,马毓藩所部被调至三水县,镇守三江,并兼任三水县县长。
1923年1月,孙中山发起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各路讨贼军势如破竹,滇桂讨贼军占领了广州。
但随后各军阀间开始了明争暗斗。
1月20日,广州滇桂粤各军首脑在河南海珠开会,粤军将领魏邦平被滇桂军沈鸿英扣留,粤军第三师被滇桂军缴械。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江防会议事变”。
在孙中山的干预下,魏邦平后获释。
2月,魏邦平重新成立第三师,师长为陈章甫。
两月后陈章甫调任新编第二师师长。
马毓藩随陈章甫在新编第二师任营长,1925年10月参加了南征邓本殷的战役,集中罗定,向信宜、高州进军。
南征胜利后,1926年3月间,陈章甫及马毓藩所在的新编第二师编入十三师。
师长徐景唐、副师长陈章甫,是月30日在肇庆驻地宣誓就职。
5月调往江门新会驻防和剿匪。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正式成立。
李济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下辖四个师,第十三师师长仍然是徐景唐、副师长陈章甫兼任三十九团团长,马毓藩任三十九团二营营长。
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誓师,在广州出发。
十一师和十三师留守广东。
当时马毓藩的三十九团第二营,驻守阳江,并参与珠三角地区的一系列剿匪战斗。
在第三十九团团长陈章甫带领下,深入新会县猪头山及台山县古兜山,直捣土匪巢穴,先后歼灭土匪1300余人,诱擒了著名的女匪“单眼英”,招抚了东莞、增城间著名的“大天二”袁华照等1000余人,加以教育改造后编为一个步兵团。
珠三角地区因而得以安宁,人们为此称颂不已。
7月中旬驻守阳江期间,马毓藩的部下参与了殴打当地工会干部事件。
此事影响很坏,惊动了省党部和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甚至蒋介石。
李军长不得不把马毓藩的阳江驻军撤走。
是时蒋介石正大力排挤粤系军人,正好借此理由下令扣留陈章甫和马毓藩。
马毓藩事前得到风声逃脱(民国十五年7月24日《大汉公报》及民国十五年7月18日、19日《工人之路》特号有相关报道)。
马毓藩潜回家乡后,当局居然派人追至旧屋村,幸得乡亲掩护逃到邻近牌楼村,有惊无险。
后因北伐战事正酣,上头无遐顾及,也就不再过问。
陈章甫获释后接任二十五师师长。
1927年底徐景唐接任李福林的第五军军长,原第四军之十三师亦随徐景唐归属第五军,随即调防东江东莞。
稍后徐军长委托东莞乡绅黄肇基到永安召马毓藩归队。
是时马毓藩正在家乡发动修葺“宝文乡校”,得到了黄肇基的资金赞助,“宝文乡校”亦因此更名为“肇基学校”。
1936年,马毓藩正准备提升为广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但不幸患上了淋巴瘤(俗称颈沥),入住国立中山大学第一医院,主治的美籍医生达保罗(曾是该院首任院长)告诉他手术有一定难度,要分两次做。
但他说:
“我的颈瘤这么大,怎么能当专员?
请帮我一次全部摘除!
有什么风险余汉谋会帮我作主!
”但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45岁。
马毓藩后人目前居住香港。
马仰乾小传
马仰乾(1892—1980年),又名马毓健,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旧屋村人。
幼时在家请老师教读四书、五经,14岁后到汉口“伦敦博学书院”和广州圣心书院(法国天主教办)攻读英语。
17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一年后因病退学。
23岁入广东省立农林教员讲习所学习2年,毕业后留试验场实习一年。
1926年前,曾先后在高要县永安槎贝乡小学、番禺县慎修小学任教。
1926年北伐开始后,跟随李济深参加国民革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厅上尉书记,并兼任武装团体编练委员会少校书记,从事整顿后方治安工作。
1929年李济深因反蒋遭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马仰乾亦离开军界,从事教育工作。
1929至1934年任广东省立一中、番禺县立中学教员、番禺县教育局督学。
1935年任番禺县省立农业技术学校教导主任。
1936年任高要县湖山师范学校校长(这期间兼任第四路军总司令部谘议)。
1938年,广州沦陷后马仰乾受好友伍观淇司令邀请,加盟广东第七战区挺进第四纵队(简称“挺四”),并出任“挺四”司令部参议、兼任救济组主任、服务团主任、后方医院院长等。
仰乾身兼数职,不辞劳苦,忠于职守,工作常通宵达旦。
1944年日寇西犯,时局紧张,当时“挺四”活动于广东的番禺、花县、三水、增城、从化六县及广州郊区,司令部设在三水县鹿和镇,与盘踞在北岸之芦苞、大塘、福岸之日寇仅一江之隔。
“挺四”以与日寇周旋,抵制日寇西进,并灵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作战目标。
在抗日艰苦年代,仰乾先后动员三个儿子(慧洪、慧来、慧明)停学从军,到“挺四”工作(分别在救济组、药房、服务团当勤务兵)。
同时,多次回乡动员了数十位有志青年参加“挺四”。
仰乾平时待下属如亲人,有一次,一个下级工作人员执行任务归来复命,旧军装裂开几个窟窿,露出肩膀,仰乾即嘱其妻把衣服补好。
1942年至1945年,“挺四”官兵生活极其艰苦,官兵一律每月每人发放生活费6元,大米30斤。
司令部号召所属进行生产自救,马仰乾首先响应,亲自带儿子3人及服务团一班青年,从鹿和到几里外的禾沙坑开荒种番薯等作物,改善生活。
抗战期间,马仰乾能主持正义,曾积极营救革命同志。
1945年9月间,第七战区司令部电令“挺四”捉拿共产党嫌疑分子黄某并上解,马仰乾知情后,马上掩护黄某脱险,从番禺江村秘密安置其到自已老家高要永安,并供给黄全部生活费用,使黄某避过险期才安然离开。
1945年10月,马仰乾任番禺县救济院院长,番禺县田粮科长。
1949年出任番禺县农业职业学校代校长,培养农业技术人才。
1950年,李济深副主席邀请马仰乾赴京,在中央农业部任一等工作人员。
在京期间,经常与好友梁漱冥先生一起,高谈阔论,自得其所。
仰乾虽年逾花甲,还积极潜修医学,先是在北京中医讲习所学习,此后10数年间向京、津、江、浙等名医求教。
并在学习、研究、实践过程中写出《中国内科针炎传习录》共2578条,约25万字。
马仰乾素以助人为乐,行医不收酬金。
他常说:
“为道义而学医,为道义而行医,这原是人的本心;为钱而行医,无酬不施医,是心为形役”。
马仰乾诊病精细,“四诊”功夫一丝不苟。
对来信求医的,必反复问清病情然后下结论开处方。
文化大革命期间,马仰乾在北京被遣送回乡后,他义务为乡亲治病。
当地缺的药品,又托朋友从北京买了寄来,其看病态度认真,梓里乡亲至今念念不忘。
马仰乾一生廉洁自持、疾恶如仇,坚持原则,不为利诱,并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
三十年代在番禺任督学期间,严词拒绝沙湾某校厚金赂贿,秉公向上举报该校当事人贪污舞弊之事,。
抗日胜利后,出任番禺县田粮科长,时县长陈汝超,贪污严重,忍无忍可,于是检举揭发,并呈陈汝超行贿的两箱“国币”及谷物等出庭作证。
事后省报登出一则报道,谓“番禺县长以两万斤稻谷贿赂田粮科长马仰乾,而马予以拒绝”。
马仰乾 1980年2月3日殁于番禺市桥,终年88岁。
道光进士马仪清传略
肇庆鼎湖 马佐元
马仪清(1822-1900),字君湖,号应龙,晚号芸湖山人,广东高要县宝槎乡(今为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旧屋村)人。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甲殿试朝考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江苏候补兵备道⑴。
马仪清是岭南马氏始祖马直北公第二十四世孙。
自幼生性聪颖,勤奋好学。
清嘉道年间,马仪清随父在穗,入读有名的学海堂书院,深得名师教诲,学业突飞猛进。
道光二十年(1840),参加全省乡试,喜中中式庚子恩科第五名举人,成为入清以来永安马氏之第三位举人(前二位为道光八年中式第八名举人马腾芳、道光十四年甲午科钦赐举人马赴堂)。
再过四年,赴京参加殿试朝考,高中进士,名次为二甲第一百零二名。
现今家乡仍尚存之围杆甲石碑上写道:
“道光甲辰科进士殿试二甲朝考入选一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臣马仪清立”。
《宣统高要县志》卷十六选举篇记载其官职为翰林院编修,江苏候补道;《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广东历史人物辞典》、《词林辑略》及《清代馆选分韵汇编》等古籍书刊中均有相关记载。
与马仪清同年同科考取进士的还有高要附城的冯誉骥,也毕业于学海堂书院。
道光二十四年春,马仪清赴京参加殿试朝考,得到已在京城做官的同乡苏廷魁的关照。
苏廷魁乃高要县广利长利乡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时任御史。
四年前马仪清中举之时所用姓名是马应龙。
苏廷魁对他说应龙此名有冲撞皇上之意,恐有不利,建议改用仪清之名参试。
通过此次殿试,马仪清还认识了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主考官之一的当朝权相穆章阿。
穆章阿亦很欣赏马仪清的才华,随后马仪清有幸入选了翰林院庶吉士,翌年四月即散馆授编修⑵,专门负责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事宜。
马仪清中进士之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由于穆章阿专权并力主议和,致使清政府被迫签定《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战争结束后,朝中谏议罢黜穆章阿之呼声一浪高于一浪。
但在道光皇帝庇护下,罢黜未能成功。
直至咸丰皇帝1851年即位后,穆章阿最终被黜。
事后有一批“穆党”人士受到牵连,特别是翰林院有很多人被划入“穆党”。
马仪清是翰林院出身,也曾随大流拜过穆章阿为师,且最近做了穆章阿之养女婿,难免受到牵连,但幸得苏廷魁等大臣出面干预,才免受牵连。
事后马仪清准备提拔为从四品兵备道,赴江苏省任职。
但经过此事后,他对做官似乎不感兴趣了。
他觉得官场尔虞我诈,一不小心站错队,连性命都得搭上;再者,兵备道一职是管打仗的,当前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时值乱世,打仗不知打到何时。
何苦呢?
还不如回广州帮父亲打理生意。
经过此番思考,马仪清毅然放弃此次升迁良机,请病假获准回穗,故其后身份一直是“在籍道台”。
回穗后居住广州西关,偶尔帮父打理商行生意,但更多时候潜心研修学术或练习书法,后来又积极参与西关文澜书院的学术活动和社区事务管理。
文澜书院最初是清濠公所,后办成书院,很多士人都以入院为荣,后来实际成为西关地区协助官府政务的“公局”,马仪清与广州十三行家族的梁纶枢、伍崇晖等三人在文澜书院充任要职⑶。
由于他们都是省城的著名绅士,很多官员新到任广州时都要拜访他们。
马仪清之父马佐良(1795-1865),字展谋,号顺泰。
马佐良早年家贫,经人介绍赴澳门的朱天泰商行⑷打工。
他为人诚实谦逊,踏实肯干肯学,不久便精通商务,因而深得老板喜欢。
有一次朱老板因走私获罪入狱,生意只好托付于他。
刑满回来,本以为一切皆空矣,谁料“江山依旧在”,生意比以前更火红,且账目清楚,分文无贪。
老板开始时尚存怀疑,遂以探访家乡为由,对马佐良家底实行 “火力侦察”,结果发现马家依然是一贫如洗,于是确认他是大老实人。
从此佐良得到了朱老板的特别栽培,并让出了部分股份,还把商行改名为“朱马天泰行”。
广州十三行是明清时期朝廷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道光六年(1826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广州十三行,朝庭急需补充新行。
广州十三行多行倒闭只存六行⑸,朝庭急需补充新行,英美等国的贸易公司也不希望十三行只由少数行商垄断,故也积极扶持一些小商行加入十三行,在资金贷款方面给予了特殊优惠⑹。
十三行的准入条件除经济基础外,特别注重 “身家殷实”。
其时马佐良的事迹通过回澳门过冬的外国行商,早已传遍广州十三行和粤海关,故他自然成为广州十三行承充新行商物色对象之一。
1830年前后,在一位美国朋友和朱老板的大力鼓励与资金支持下,马佐良正式申请加盟十三行。
经过粤海关和公行的严格“政审”,终于获准承充,商行名为顺泰行⑺。
因十三行商行有代朝廷处理外交事务等职能,具有半商半官性质,故马佐良的官名为秀官,对应英文名为“saoqua”。
顺泰行当时与其他商行一样主营茶叶、生丝等物品的对外贸易。
在他的精心经营和英美公司的扶持下,入行后的顺泰行前几年的生意可谓蒸蒸日上,总体业绩在十三行中名列第八⑻。
1832年,马佐良为官军连山平瑶中捐助军饷七千两而获的州同职衔⑼。
1836年后生意越来越难做⑽,但在其努力之下,顺泰行度过了几次较大的经济危机,绝处逢生。
1843年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十三行失去了对外贸易垄断权,之后的顺泰行已易名“顺泰茶行”,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火烧十三行后,顺泰行才与十三行其他商行一样,正式结束对外贸易。
在西关同兴街附近继续经营茶叶、生丝等生意,到后来由孙辈们经营美孚火油,直至民国前才正式歇业。
再说马佐良当年得到了朱老板的重用,日渐发迹,遂接妻儿到省城生活,让仪清入读书院,使其终于考上进士。
马佐良衣锦还乡,但不忘造福桑梓,出资筑建村前青砖围墙和几个门楼。
这些围墙与门楼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修筑永莲公路方拆除,遗迹至今依稀可见。
马仪清进士及第后,又由朝廷出资在乡下建了一幢三进祠堂,名曰“太史第”。
“太史第”坐落在本村北绣公祠之旁,青砖碧瓦,壁画生辉,气宇轩昂。
门前一对石狮威风凛凛,广场上几座围杆甲,旗杆高高竖起,旌旗飘飘,数棵荔枝硕果累累。
可惜如今广场上这些东西早已荡然无存,太史第里只剩下几处断壁殘垣,解放后曾作过幼儿园和牛栏。
由于中进之时马仪清年纪轻轻,仪表堂堂,加上十三行富商的家庭背景,如此优良的条件自然很具吸引力,连苏廷魁都忍不住要介绍小妹给马仪清作妻子,但穆章阿大人抢先了一步,把马仪清招为养女婿。
这事让苏廷魁很扫兴,以致百多年来苏、马两家后人经常议论此事,都觉得很可惜,但大家都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虽然做不成亲戚,但马仪清对苏廷魁还是十分尊重的,一直把他视作长辈。
两人在京相互关照,关系一直很好。
苏廷魁原本亦拜过穆章阿为师,但后来看不惯恩师的专横跋扈和祸国殃民,两人政见不同,反目为仇,及至苏廷魁公开反对穆章阿时,众人为苏公捏了一把汗。
事发后马仪清能在穆章阿面前,劝其勿难为苏公,说他生性刚烈耿直,但只是对事不对人,加上其他大臣在道光皇帝面前说了好话,苏廷魁有惊无险,且逐步得到皇上的重用;而当咸丰皇帝上台清“穆党”时,曾把马仪清列入了黑名单,苏廷魁又能出面为其说情,说马仪清“虽婿与穆,然观其行实无乱朝之嫌,如今正值用人之际,宜当留之”。
于是马仪清得以逃过此刧。
马、苏二人在广州西关居住期间,由于苏廷魁与梁伦枢之侄子梁肇煌(顺天府尹)关系不睦,很多时候也由马仪清出面周旋;光绪元年,两人同为沙浦桃溪何真人庙题字。
苏廷魁题横批“真人祠”,马仪清则题撰联:
“柯岭纪仙踪御患捍灾崇庙祀,桃园歌世德浸灵涵福切民依”。
马仪清虽自幼离开家乡,但他对故乡山水情有独钟,对故乡人民念念不忘。
他平易近人,决不高高在上,时常回乡探亲访友,对乡亲总是有求必应,同时也是地道的性情中人。
1845年4月散馆之后,放假期间回肇,参加了同窗好友冯誉骥的婚礼,又参加了重修端溪书院有关捐资活动⑾,再上鼎湖山,浏览胜景之后,居然为亡母做了一场放焰口法事。
每有家乡父老到省城探访,必盛情接待,问寒问暖,连他乡中修族谱,建祠堂等烦碎之事,也不厌其烦,亲笔作序和题字。
四会大沙宝胜寺是广东岭南马氏六世祖马焄公捐建的,有马氏三世祖马晞骥及妣钟氏颜氏合神位和六世祖马焄公之神位,几百年来两神位一直供马氏子孙拜谒,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四会县中曾有不怀好意者搬走神位,当地马氏发现后即前往省城报兵备道马仪清,旋即复置神位。
马仪清晚年回肇庆定居,住在肇城西门清泰里。
据说以前清泰里有马家的实业,其中的清泰庙、高第巷都隐含着马仪清父子孙三人的名字(马顺泰、马仪清、马高第)。
马仪清逝於清末光绪末年,葬於肇庆七星岩马栏岗(又称万松岗),但其墓被毁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七星岩景区的扩路工程,实属憾事。
马仪清的后人如今居住在肇庆端州区和香港。
马仪清除学术渊博外,还爱好书法,字体端庄秀丽。
现存有信札及条幅手迹,其中对文为“尽道胸中藏渤澥,莫将皮里贮阳秋”的一幅,已为台湾名家收藏;最近发现另一幅真迹现藏于顺德马氏族人家中,鼎湖桃溪何真人庙、高要禄步文社、高要砚岗南曜公祠、鼎湖永安甫草乡的丕业公祠等也有其笔迹。
马仪清进士及第,光宗耀祖,朝庭有嘉。
宣统高要县志记载了其父亲马佐良和祖父马英才,均封中宪大夫晋中议大夫⑿。
马仪清进士及第,也激励着旧屋、江溪两村马氏后人勤奋好学、读书成才。
继他之后,江溪村马少成和旧屋村马之骥,分别于光绪三年(1876)和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民国时期和解放后更有一大批有志青年考入高等院校,毕业后成为国家有用之材。
马佐良和他的顺泰洋行
肇庆鼎湖 马佐元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广州十三行(或称广东十三行),今天几乎不为人知。
她就坐落在广州市荔湾区之珠江岸边沙面、文化公园一带,她曾是清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由于她享有垄断清朝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故广州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
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州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屈大钧诗)的说法。
在现在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十三行是广州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不仅具有历史标本的研究意义,还有现实的各种影响。
开展这一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当今对外贸易、市场经济、诚信经商等也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其中对十三行行商的个案研究,以往只集中于潘同文行、伍怡和行、卢广利行、梁天宝行等少数大商行,其余像顺泰行及其行主马佐良这样的中小行商则极少提及,他们的资料几近空白。
笔者经过实地考察、访淡马氏后人族人,上网搜索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对行商马佐良及其顺泰行的史迹逐渐明了,故期望本文能为十三行研究提供一点资料,为弘扬岭南文化作出一点贡献。
少年闯澳 诚信立本
马佐良(1795-1865),字展谋,号顺泰,乾隆末年出生于广东省高要县宝槎都明堂坊(即今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旧屋村)一个农民家庭中。
父亲马英才重视教育,节衣缩食的同时都要让孩子受教育,故佐良幼时在家乡的“养麓家塾”断断续续地念了几年书,但到后来生活越来越艰难,终于被迫辍学,只好出外打工谋生。
后经亲戚介绍,赴澳门一间名叫天泰号的商行打工,老板姓朱。
因他写得一手好字,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很快被老板看中,就让他协管行务。
佐良为人诚实谦逊,踏实肯干肯学,不久便精通商务,因而更得老板喜欢。
有一次朱老板因走私获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临行前朱老板将全盘生意托付于马佐良。
马佐良肩负重任,带领商行其他几位伙计,继续经营,他们坚信老板一定会回来的。
大家同心同德,生意正常运作,逐渐火红。
天泰行背后有一个大广场,临近海边。
有一艘外国商船触礁进了水,货物全弄湿了,他们上岸求助临时老板马佐良,于是佐良让其租用场地来晒货物。
事后外国船主给了他一笔很可观的场租费。
过了三年,朱老板可能因“表现好”提前释放回来了。
本以为一切皆空矣,岂料“江山依旧在”,生意比以前更兴旺,且账目清楚,分文无贪。
更难得的是,马佐良连那笔场租费也如数上交了,这着实令朱老板感动不已。
但其实过后朱老板仍心存怀疑,于是略施一计,要佐良陪同前往肇庆鼎湖山一趟,说是一来畅游鼎湖圣景散散心,二来还还神,三来可顺道探访佐良家乡及拜访其家人,其实真正用意路人皆知,是欲对马佐良的家底进行“火力侦察”,但结果发现马家上下几口人,同挤在一间“密炉仔”里(注:
古时珠三角地区的一种集睡房、客厅、饭厅、厨房于一身,面积只有二十平方米左右的简易民居),没有一件家具像样的,依然是一贫如洗,可见并无半点贪污迹象,于是终于消除了对佐良的种种怀疑,确认他是大老实人。
从此佐良得到了老板的特别栽培。
据说后来转让了部分股份给马佐良,并把“朱天泰行”易名为“朱马天泰行”(根据旧屋村马氏族人马腾林、马国先生口述整理)。
激流勇进 承充行商
早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成立前后已有十三行⑴。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封闭国门,撤销江、浙、闽三个海关,仅留粤海关,于是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合法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
清政府为避免外国商人直接与中国商人做生意,于是指定一些商人作为中介,同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建立和实施一种“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措施。
这些中介商人所开设的对外贸易的组织即十三行。
然而十三行并非刚好是十三个商行,实际上时有增减。
据统计,最多时达四五十家,最少时仅有4家,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年)和道光十七年(1837年)才刚好十三家。
十三行亦称“洋行”、“洋货行”、“外洋行”。
十三行行商是经政府批准而享有对外贸易垄断特权的商人,国内所有进出口货物均须经由十三行买卖,其职责还需负责代办外国商人的进出口货税缴纳,管理和监督在广州外商的活动。
清政府官员不直接同外商打交道,清政府关于外商的一切文书、口信和命令,均通过行商向外商传达,并由行商监督执行。
所以十三行行商实际上兼具经营对外贸易与经办外交事务的双重职能。
十三行的生意额是很大的,商业利润自然极具吸引力,但如果经营不善,产生商欠而破产,后果将是抄家、连累、坐牢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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