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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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
法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
高级研讨班讲座
主讲 MichleGuibal
霍大同翻译、秦伟等人记录整理
第一讲介绍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是受的医学训练,主要是精神病学,在大学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到精神病院工作,作为住院医生。
当时我们的主任开枪自杀,对于所有的人影响极大,大家极为震惊。
我于是向精神分析求教,为什么他要自杀,为什么我们被震惊?
是个人的痛苦使我去接受精神分析,由此我解除了痛苦,而爱上了精神分析,最后成了一名精神分析学家。
现在讲一下精神分析与医学、精神病学、神经学的关系。
精神分析是由一个精神病科和神经科医生创立的,他就是弗洛伊德。
他研究神经,之后遇到了癔症。
作为一种神经症,一种综合症,癔症有许多形式。
医生们试图找到其器官原因,但都未成功。
医生有一种自恋的倾向:
当找到原因时大家十分高兴,当找不到原因时大家感到十分痛苦。
医生对病人很好,却找不到原因,于是只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听说法国南锡有人使用催眠治疗癔症。
催眠有两个作用:
一是找原因,二是一种治疗方式。
比起其它方法,催眠有一个优越性,即使在睡觉中不知不觉地治疗,治疗过程没有什么痛苦。
弗洛伊德觉得这更为人道,所以去学习。
西方文化的传统是身心分离的传统。
在癔症中人们看到身——心分裂,身体症状取代了心理症状。
癔症是躯体症状,是在精神症状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躯体症状。
中国文化讲身心统一,但此统一性遇到西方人的问题。
弗洛伊德看到了这一在精神中的躯体症状,因为癔症病人是在睡眠中说话的——不是身体在讲,是精神在讲。
这就产生了一个概念:
躯体转化,有一个精神性东西而引起躯体问题,例如肢体瘫痪而找不到神经系统的问题。
又例如一个人头痛,医生检查了,一切都正常。
是心理出了问题。
如果进行催眠,他将讲话,不是讲头痛,而是讲他觉得头痛的原因。
在催眠下患者讲的东西是他从来未曾给任何人讲的、甚至是从来不曾意识到的——童年回忆。
弗洛伊德发现身体所表达的症状是童年经验的扭曲的表达——一个记忆,但不是一个一般的记忆,躯体症状代表了这个记忆。
此一记忆不可能说出来,只能以躯体症状讲出来。
这就是弗洛伊德进行催眠的实践而对于癔症的发现。
由此,弗洛伊德建立了两个重要的概念:
转化——精神到躯体
压抑——不能说出来,所以转化。
弗洛伊德为此发现十分高兴。
他把手放在病人前额上进行催眠,然后让他讲了童年历史,但另一方面,病人醒来以后症状转移了,例如从头转到手转到足。
结果,讲出了原因却未治好,弗洛伊德为此又不高兴了。
弗洛伊德不高兴,他不满足、不停留,而是继续思考。
后来一个女病人对弗洛伊德帮助很大。
她有一次说:
“别碰我,只听我说!
”对于这样的一句话,一般医生不会在意。
弗洛伊德却在意,听从了她的话,开始了按她的要求去听,在觉醒状态中治疗。
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汉学家、作者、费加罗报的专栏作者阿兰伯·赫费特写过一本书名叫《当中国醒来的时候》,意思是中国醒来之后不得了。
对于精神分析,当病人醒来的时候也是不得了——这是关键的一刻。
阿兰伯·赫费特的意思其实是中国现在在睡觉。
但我在北京和成都几天的生活发现中国一直醒着,中国是一个大工地,特别是川大。
工地会睡着吗?
所以不能说中国是典型的癔症。
不过也许由于精神分析的引入,中国可以讲述她的童年。
阿兰伯·赫费特先生已经长眠了,我们也可以回来讲我们的精神分析了。
这个女病人仍然讲的是童年的故事,类似于在催眠中,但是差别在于现在讲时十分吃力和痛苦。
正是这一痛苦,弗洛伊德认为是必须的。
因为这不同于躯体的痛苦,它是精神性的,对于解除症状是必须的。
在与弗洛伊德合作中女病人突然讲了二件(她从未记起过的)事情,都是童年的性的诱惑,让弗洛伊德十分震惊,也让患者十分震惊。
诱惑——她从性的角度被诱惑了,不是行动——导致了她的症状。
作为受过医学教育的医生,弗洛伊德自然地将此加以推广,提出幼年创伤理论。
这就牵扯到回忆。
回忆可以是真实的已发生的事件,也可以是幻觉的回忆。
女病人相信诱惑是真实地发生过的。
所以弗洛伊德相信这种回忆意味着她经受了一个实际的创伤经验:
童年性场景——原始场景:
孩子看到父母做爱。
在幼年期间孩子可能更多地关注吃、玩、等,而性场景的出现扰乱了孩子的心理发展。
提问
(听众:
是不是所有的癔症病人都经历了原始场景?
)下次再讲这一问题。
弗洛伊德提出性的问题,这在当时引起了公愤,大家认为是丑闻。
在认识论上医生们倾向于一种病一种原因,所以弗洛伊德以一个个案而相信这个唯一的原因能够解释所有的症状。
不过以后弗洛伊德有变化,承认存在个体差异。
(听众:
能不能有别的创伤?
)弗洛伊德以后遇到了一个30-40岁的女病人,不断咳嗽,所有医生均无办法,所以不是躯体的原因。
弗洛伊德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突然回忆起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她十分痛苦,守孝六个月。
此经验已经被遗忘。
当讲出来之后症状就消失了。
于是弗洛伊德又加以推广,说女儿爱父亲,因父亲的死亡而受极大的创伤。
进而说女儿爱父亲,儿子爱母亲。
读者也会这样做出一般的推广和夸大。
以上说的弗洛伊德的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一步。
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接触到一个新的病人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崭新的人、崭新的对象,他忘记了以前所读过的、所见过的一切,一切都重新开始,因为个体的独特性是不可比的。
这和医生正好相反,医生是试图一般化,将个体归入一个分类系统之中。
(听众:
忘掉了以前的经验如何帮助病人呢?
)让他讲述他的历史,由此发现被压抑的东西并解除压抑,这类似于浪漫的奇遇。
(听众:
你的立场是什么?
)我一只脚站在古典的一边,一只脚站在现代的一边。
是古典的,是因为我已经60多岁了;是现代的,是因为比起那些年纪更大的精神分析学家我还较年轻。
我感到很舒服,没有什么冲突,因为中国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
我来中国,本身就说明我是开放的,否则我就和别的分析学家一样去蓝色海岸渡假去了。
精神分析容许了一个从过去到现在的转换,并不痛苦。
笛卡尔的传统是身心分离的传统,这在法国占主导地位。
中国可能不一样。
精神分析派别很多,这是好事,只是大家要能够相互交流。
这就好象中国的儒家和道家,都有许多流派。
心理咨询是给人以建议,而精神分析则是接受了病人的建议才出现的——“不要碰我,只听我说!
”弗洛伊德假设了病人有能力知道并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咨询却假设病人没有这一能力。
弗洛伊德受了很好的教育,本应给人以建议,但是他的天才却使他放弃了这些建议而追随病人的建议。
第二讲记忆
你们上次听我讲也许没有抓住什么东西,所以我担心大家不来了,特别是今天雨又大,是很好的借口。
不过大家都来了。
在一个与西方文化差异甚大的中国,人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表明大家对西方文化感兴趣。
还是从弗洛伊德讲起。
当时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弗洛伊德悲痛得影响了工作,做了许多梦,开始分析自己,进而写了《释梦》,成为了精神分析的开创者。
弗洛伊德自己很痛苦,通过梦,发现此前完全遗忘的童年的记忆。
如同癔症病人自由联想一样,他记下了梦,然后想到什么记什么,反复此过程,发现了许多遗忘的童年记忆。
他通过梦发现童年的经验,写了一本书,是给广大读者的,让专家之外的读者也阅读,特别是那些内心深处的东西。
这在维也纳医学界引起轰动,成了一件丑闻。
弗洛伊德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父亲的去世使他很痛苦,他通过自由联想而有了一个缓解。
这一方法也正是他治疗癔症的方法。
癔症最大的特征是记忆被遗忘,但是仍然存在于内心深处,表现于躯体症状。
由自由联想而唤起记忆,能够治疗癔症症状。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童年记忆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
我们的培训班是在哲学系的背景下举办的,而弗洛伊德当时是在医学院背景下工作的。
医生为了治疗,必须找到病因。
弗洛伊德发现的方法,即自由联想——回忆过去,这一做法将问题一般化了——主体存在的问题、历史的问题。
主体存在本身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父母、兄弟、姊妹如何?
都是和生活在其中的、他所属于的那个群体有关的。
例如头痛,引出了主体历史的存在与其群体的关系。
同时弗洛伊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通过自己释梦(也许弗洛伊德患有强迫症)而得到缓解。
弗洛伊德属于犹太人共同体,后者又处在德-奥文化中。
《释梦》出版之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也与反犹有关。
因此癔症回忆与此共同体联在一起。
头痛可能与共同体的政治、历史联在一起。
也许中国人的头痛与中国文化、政治、历史联在一起。
因为人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文化中构造的。
此时我想起有一个成都人,是女的,叫张蓉,在英国,写了一本书叫《鸿》。
她在书中讲述了父母、祖父母的历史,类似于弗洛伊德在《释梦》中的讲述,尽管二人都没有在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帮助下讲述。
请不要认为这很容易,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发现回忆是困难并且痛苦的。
这就是弗洛伊德提议的回忆,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共同体。
弗洛伊德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把一个病转成了一个个人的、社会的、存在的历史。
精神病学没有办法,但是不得不找到一个方法。
例如一个人引起了社会的混乱,警察就将他抓起来,要么送进监狱,要么送进精神病院。
这样精神病院的医生们起了保证社会稳定的作用。
精神分析不回应社会的这个需要,而把这一工作留给精神病学家。
精神分析只让患者讲,只是给患者一个言说的权利,这是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之间的差异。
张蓉讲母亲的故事,通过她的讲述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弗洛伊德,还有别的人也发现一个症状与文化、政治、宗教是相关的。
所以,弗洛伊德要求患者做充分的联想,讲述历史,以达到身心的健康。
在中世纪,基督教、天主教传统中有忏悔,不是自由联想,而是说如何犯了原罪,神甫予以原谅。
曾有一个时期,神甫不原谅,而是起诉此人及其家人。
所以在弗洛伊德之前,人就知道人的历史与家庭、与共同体的历史是联在一起的。
为了了解此人的历史,可以查档案,询问其周围的人——这是社会学调查。
精神分析不这样做,它只采用躺椅,只是讲述,而了解此人历史;让此人也了解、也懂得自己的历史。
作为医生,弗洛伊德在患者讲述之后绝不转述于他人,而是作为一个秘密。
这一点很重要。
我的朋友在阿根廷军政府时期因为拒绝政府对于患者的调查而入狱。
精神分析就是让患者讲述其回忆,大多数是与历史事件有关的。
这是弗洛伊德在自己身上发现的,用于癔症患者身上。
霍大同经常有一个口误,混淆两个法语单词:
Hysterique,Historique。
弗洛伊德在Hysterique那里发现了Historique。
(霍大同补充:
我有一个历史学训练的背景,所以在精神分析学家的面孔背后还有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
霍的解释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种快乐,通过这个语误而发现了问题,此与你们无关,所以你们不感到快乐。
弗洛伊德说,作为一个癔症患者,在意识中认识不到自己被压抑的历史,但是其身体认识到了。
治疗的任务就是回忆,把身体所认识到的历史转成意识中的历史。
提问:
(听众:
如何区别真实的与虚幻的记忆?
)弗洛伊德刚开始时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如果回忆都是真实的,精神分析就太漂亮了。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弗洛伊德发现了患者创造出来的记忆,试图区别真的与假的记忆,他将后者称为屏蔽记忆SouvenirsEcrans;因为一个癔症患者很难于讲述真实记忆,而以假的屏蔽记忆抵挡了真实记忆的重新回忆。
在精神分析引入法国很久之后,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才认识到二者同样的重要,都是积极的,对二者进行区别不是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精神分析学家既不满足于真实记忆也不满足于虚幻记忆。
(听众:
区别好的与不好的记忆,前者记得住而后者记不住。
)分析学家不回答、不判断一个记忆是好的或者坏的、高兴的或者不高兴的,他只是说:
“说出来到你脑海中的东西。
”
你似乎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精神分析则认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达到的状态也不一样。
弗洛伊德与张氏之间有一个小小的差别,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这个性别差别是重要的。
到弗洛伊德那里的人愿意讲,至少愿意讲他们遇到的痛苦,而弗洛伊德则询问是什么痛苦,什么时候等等,于是病人就开始讲述了。
精神分析学家也进入医院,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们跟医生谈,医生愿意跟他们谈;他们跟护士谈,护士愿意跟他们谈;只要患者愿意,他们也跟患者谈。
在北京我跟孤独症孩子的父母谈,这些父母非常痛苦。
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从未向任何人谈过。
我只是听,从而缓解了他们的痛苦,间接地帮助了孩子。
同样,精神分析学家在精神病院里也是这样间接地帮助了病人。
(听众:
统计数据表明精神分析的疗效如何?
)精神分析学家不是统计学家,所以不统计疗效。
因为分析学家接受了分析,他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精神分析的有效性。
这与精神病学不一样,精神病医生们并未服用病人的药。
(听众:
谈述痛苦的经验,再次痛苦,真的有效吗?
)在法文中“打开”(ouvrir)=讲话,意识到未知的东西,如发掘三星堆,当然有痛苦,正视痛苦之后逐渐地得以消除痛苦。
如果伤口已经好了,就不能打开,只能面对伤口叙述其历史;如果能够打开,就表明里面还有脓,需要重新处理。
一个人来找精神分析学家,是因为有一个痛苦折磨着他/她,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自己痛苦,从而需要说出来,以达到不痛苦。
在古法语中有一个成语——请你忍受我讲——意思是请你忍受痛苦而听我讲,因为讲话本身打开了痛苦经验,而打开意味着消除。
在精神病院中只要病人愿意说分析学家就听,包括集体地说。
当然分析学家也充分认识到精神分析的局限。
我从不建议一个人吃药。
如果允许病人讲述,他就会回忆童年。
记日记是自我分析,如弗洛伊德《释梦》一样。
第三讲重复
弗洛伊德用一个词,它在法语和德语中都很流行和重要,它描述了癔症病人的一个现象。
弗洛伊德在听了大量的病人的话之后很疲倦,于是想找一个工具解除疲倦并与同事交流——任何工作都要工具,一个概念、一个单词,以记录病人的讲述并与人交流。
这个单词就是“重复”。
弗洛伊德以此解释他遇到的现象,并与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病学家交流。
他以此建立了一个大厦。
大厦是保护大家的,以抵御风雨,生育孩子等等;弗洛伊德的大厦保护人类以抵御疾病。
我是下午在成都的大街上骑车想到大厦这个隐喻的。
大厦有若干的房间,人们可以装饰,以各种方式,根据各自人格的不同而定。
弗洛伊德的大厦也一样,一个人来了,要求红色,弗洛伊德就给予红色;另一个人来了,要求绿色,弗洛伊德就给予绿色。
大厦与监狱不一样,犯人不能按自己的需要装饰房间。
弗洛伊德的理论不是监狱,允许人们改变和装饰。
弗洛伊德先是发现真/假记忆,后来遇到新的问题:
病人能够回忆历史,并且反复回忆一个事件,不断地重复一件事。
这个人讲了几个月,以前病人感觉很痛苦,而现在弗洛伊德发现病人感觉快乐,其中有性的意味;弗洛伊德在自己身上也发现这样的快乐。
而这样的情形成了丑闻,引起了维也纳的公愤。
快乐一词人们不说,哪怕是听莫扎特的歌剧也不谈快乐,因为它有性的色彩,所以弗洛伊德这样说之后引起了大家的指责。
但是这样的反复的讲述不能消除症状,病人不满意,弗洛伊德也不满意——因为既然有快乐,又重复,其中一定有一个东西决定着他去重复。
例如一个女孩,其爷爷希望她成为钢琴家,只有学习,但不喜欢,后来就不学了。
过了15、20年,某种原因使她生活很痛苦而进入分析。
几个月之后,她发现如果弹钢琴仍然很快乐,只是因为曾受了强迫而不喜欢。
这样问题并未解决,因为她自己仍然在重复。
弗洛伊德最终发现某个不快乐的东西使她重复。
弗洛伊德感到震惊,经验使弗洛伊德相信是不快乐的东西使人重复。
当然我们可以换一个男孩,一个妇女,换成是中国的书法,等等。
通过分析找到了弹钢琴的快乐,完全是为了自己的高兴。
按理,她还应该找一个也会弹钢琴的男孩来一起弹。
但是相反,她完全不去找这样的人,而是找一个与爷爷一样的人,后者始终说你如何如何的不对。
——这就是重复,重复童年的不愉快的痛苦的经验。
另外的一种可能是找一个丈夫会弹钢琴,她则扮演爷爷的角色指责丈夫如何如何的不好。
在此之前弗洛伊德建了一个大厦,说里面的人全是快乐的。
现在的关键在于不快乐。
现在弗洛伊德只能说“超越快乐原则”,快乐之外有一个东西在反复的重复。
在弗洛伊德思想的早、中期,他说人们忍受痛苦,分析使大家快乐,而现在遇到了病人重复痛苦。
为了说明这两类现象,弗洛伊德称前者为生的冲动,后者为死的冲动。
有人将冲动pulsion译为本能instinct,这是不对的。
本能主要用于动物性的需要,如吃、繁殖,是自然的。
冲动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弗洛伊德在早、中期讲生的冲动erose,后来病人在重复中找到了快乐但并未消除症状——于是有了死的冲动。
由死的冲动引了话语。
弗洛伊德仍然认为生的冲动与动物本能有一种联结,但是死的冲动完全是文化的。
动物适者生存,无死的冲动。
所以,死的冲动完全是文化的。
到了话语,那更是文化的了。
这里要补充、确定一点:
弗洛伊德是在家中接待病人的,是在家中构造理论的。
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到了精神病院,才在精神病院构造理论。
提问:
(听众:
在哪里重复?
重复偏重于行为还是言语?
)到处都在重复。
(听众:
婚姻问题,同一模式的重复;又如父亲虐待母亲,女儿找的丈夫一如父亲。
)这两个例子很好。
行为可以传递——通过认同:
母亲形象以认同形式传递给女儿。
弗洛伊德提出重复和认同两个概念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的。
通过言语的重复可能终止行为上的重复。
重复与移情有某种关系。
在分析学家面前重复当然是移情,由此打开封闭的那个东西,从而终止现实中的重复。
在现实中重复指责将导致丈夫离开,在分析中重复指责将不导致分析学家的离开而最终解决问题。
认同是传递的前提。
如果无认同,则是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后者不认同于人。
认同还发生于分析中,把分析学家当作爷爷。
分析学家不得不扮演爷爷的角色,但是最终要让病人知道分析学家就是分析学家而不是爷爷。
当然,我之所以举这样的一个假设的例子是因为我是男的,在引诱在座的女士们。
如果我是女的,情况会不一样,会去引诱男士们。
我在此讲精神分析以引诱女士、男士、所有的人。
从不快乐中找快乐,表面上“快乐”、“生的冲动”与“不快乐”、“死的冲动”是分开的,但是弗洛伊德不象其它的西方思想家,他认为这二方面是不可分的,如中国的太极图。
两个文学家SacherMasochSade描述了受虐(Masochism)与施虐(Sadisme)的现象,从而以他们的名字得名。
这都是从痛苦中找到快乐。
在社会中经常有这样的对子。
法国人习惯上认为夫妻二人过了新奇阶段而不分开的都是有M-S关系,不过这不是精神分析学家要说的。
新奇感消失之后为什么还能在一起——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此即M-S。
按照一般人的思路,生与死是分开的。
弗洛伊德则认为生本身是走向死亡。
拉康说死亡的冲动是象征性的,与语言联在一起;死的冲动推动言语。
如果有普遍性的东西,那就是死亡。
是重复概念使我们今晚说了这么多的东西,是痛苦把我们联在一起。
每个人,包括精神分析学家,都有自杀的倾向。
在法国,人们认为如果讲了就不会做。
所以如果有人在分析期间自杀了,就说明精神分析学家未让病人充分地讲述,从而自杀。
有病人读了弗洛伊德的书而在分析中讲重复这一概念,弗洛伊德将之看成抵抗。
如果分析学家在分析中总是想到重复这一概念,也是抵抗。
解释就是翻译、泄露、背叛。
印象就是解释。
在治疗中病人出现语误,之后马上说这不是我想说的。
这是一个背叛,一个泄露、一个解释,精神分析由此而得以可能。
梦也是这样,泄露了无意识的秘密。
我的这十次讲座也是展示、解释、翻译、泄露、和背叛,所以我不专门讲解释。
(众:
动物也有自杀倾向?
)如鲸冲到海岸,但是这是不是自杀?
动物学家说鲸有符号交流,拉康等人研究工作表明符号与能指是不一样的。
这一区别构成了动物与人的区别。
西方学术界存在一种似人化的倾向,不管是动物,还是上帝、神。
第四讲爱与恨
这两个词在法语中很通俗,我想在中文中也一样。
我想说明它们如何变成了精神分析的概念。
精神分析学家与大学教授不同,后者之所以有工资是因为建构理论,而前者之所以有收入是因为倾听病人如何言说——他也许晚上会写点什么,也许会打点网球,无论如何都不是以建构理论为已任的。
精神分析学家的本质工作是倾听病人。
这里所谓的病人可能真的有病,可能只是痛苦,一般而言更可能有抱怨。
他们向父母、朋友、许多别的人诉说他们的抱怨,到了精神分析学家这里也继续诉说他们的抱怨。
我喜欢搞理论,但是我只是讲,不写书。
为了今晚上的讲座,在成都市区骑车到处跑,有时坐一坐,有人来给我讲,我作为精神分析学家倾听,讲完之后我又走。
在到中国之前,欧洲人流行一句话,说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
我在北京、在成都、在火车上许多中国人来找我说话。
离开北京时有人说坐火车会遇到抢劫,于是刚上车的时候我紧紧抱住行李,过了几个小时,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家都爱我。
到了大学,教授们对我反到不是那么高兴,当然这并不影响我睡觉。
但是有一个事情影响我的睡觉。
昨天晚上为了睡好觉,睡前取出一本书,书是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们写的。
他们是大学问家,到中国来,写了中国的事情。
我看后十几分钟就睡着了。
这些大学问家知识渊博,问题在于他们只有理论,不考虑如何解释痛苦,只考虑中国人改宗信天主教。
我在法国的时候多次读这本书,这次带在身上,是为了不忘记精神分析的工作是实践。
耶稣会的人是理论家,只带着爱,爱天主教的上帝。
AmourdeDieu(上帝的爱)。
——人爱上帝,上帝爱人。
由于没有实践的支持,他们的努力十分艰难。
神甫说你们必须爱我们的上帝。
为了让中国人改变信仰,他们根据“天子”概念造了一个词叫“天主”,意思是比天子更高、更早。
在原来的天主教中上帝下降,与耶稣一体;现在天主下降,与天子一体,于是有的中国人就相信了。
但是有的中国人不信。
他们也许比欧洲来的人更聪明,他们写书攻击天主教,甚至用刀攻击神甫。
恨就出来了。
这是两个理论的对质。
天主教认为上帝是永恒的、不变的,而中国人认为天不断地变化。
于是冲突,于是恨。
我到中国来不是传递理论,而是传递实践的方法。
因为精神分析的理论不是固定的、永恒的,而是变化的。
一个人写了书,他死了,书也就不变了。
但是他的后继者们会修改书,会发展理论。
这是反天主教的,一如十七世纪的中国人反对天主教一样。
精神分析总是破坏一部分,建立一部分,就象成都的市政建设。
这也是符合中国的理论的。
巴黎市内也是同样的,法国的精神分析运动也是同样的。
这是我们之间共同的基础。
法国最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从小生活在天主教的家庭中,长大后却用了40多年的时间,把理论建立在言说的基础上,建立在与大众讲演的基础上。
要知道,20世纪之前法国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20世纪初,天主教才与国家分离出来。
所以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状态与成都一样,希望你讲,不管听不听得懂。
我处在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位置上,不仅听大人讲,也听小孩讲,甚至听婴儿讲。
弗洛伊德本人从未听婴儿讲。
精神分析的后继者们是开放的,精神分析是开放的。
我通过翻译接触孤独症孩子的父母们,他们却直接对我讲,忽略了翻译,仿佛我能够听懂他们。
神甫们讲:
aimetonprochaincommetoi-meme(爱你的邻居如爱你自己)
——seigneurduciel(天主)
爱是上帝的命令,是强制性的。
法国的精神分析倾听病人讲述爱与恨,发现了上面的命令存在问题:
“爱你的邻居”——远方的人你爱不爱?
这样的话就不爱阿拉伯人、不爱外国人。
病人来找精神分析学家,说父母离婚,父亲走了。
如果按照上面的天主教教义,病人就只爱母亲,但是可能病人仍然爱父亲,甚至更爱父亲。
可是天主教理论无法解释分析中实际存在的这些问题。
“如自己一样”——什么是自己?
分析学家还发现,病人有可能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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