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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一些演化而来的事物,很难由后向前追究,也很难用“划分”这样一个词来对如此复杂、缓慢的过程进行“加工处理”。
所以,人们仅在此模糊地清晰些,又在清晰中变得模糊。
不难看出,从本身就无法言表的音乐艺术到纷繁复杂的民歌发展。
人们也很难确立出一个方整、明显的界限。
单从这样一个深奥而又显而易见的角度来看,我也会不经意想到“近似”这样一个词了。
汉族民歌有多种分类方法,目前较为惯用的是按照“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其大致可把汉族民歌分为:
1.号子(有“搬运号子”“船工号子”“作坊号子”等);
2.山歌(包括“放牧山歌”“田秧山歌”“一般山歌”等);
3.小调(例如“谣曲”“时调”“风俗仪式歌曲”“舞歌”等)。
“体裁”分类法有助于认识和研究民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民歌的社会功用以及音乐表现的方法、特点等问题。
但是,究竟什么是汉族民歌的“体裁”?
汉族民歌体裁的划分依据应如何确定呢?
“体裁”究竟是指民歌音乐形态上的艺术特征,还是指它的社会产生条件?
抑或是指产生和应用场合所造成并限定了按照这一如此模糊不定的“体裁”概念分类,人们对汉族民歌的“体裁”有了不同的理解,于是便出现了多种分类方法。
例如“劳动号子”,如果按产生和应用的场合把它定义为“劳动时所唱的歌”,那么“田歌”“牧歌”也是劳动时所唱的歌;
但“田歌”“牧歌”的主要音乐形态特征又显然与一般的劳动号子一领众和,具有鲜明的节奏律动等特点不相一致,而更多地与一般山歌节奏自由悠长的特点相吻合;
然而,二者的社会生产条件又与一般山歌不尽相同。
这就产生了多种的分类方法。
“体裁”分类方法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分类依据的不统一所造成的。
这些依据中有根据民歌的使用场音分类的(例如“民间歌舞”和“小调”的分法;
“渔歌”和“田歌”的分法);
也有按照民歌的篇幅分类的;
还有按照民歌的社会功能分类的(“风俗歌曲”)等等。
如此众多分类依据的并存,让人们无法准确地把握该种分类法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这样一种纷乱的状况,对于民歌音乐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不利的。
江明惇先生明确地阐述了他划分汉族民歌体裁的依据,即按照民歌产生的一定社会生活条件和功用要求所形成的基本的音乐表现方法和典型的音乐性格特征。
“人民的社会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民歌的形成、发展以及流传的情况也是非常复杂的。
因而,体裁的问题也很复杂。
汉族民歌中多种体裁因素相综合的现象、不同体裁之间相互转化的现象都是很常见的。
”①也就是根据音乐特征,演唱场合和功用这三种因素进行了综合考虑。
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划分标准下,多少是将体裁划分定义作了一个“模糊处理”。
遇到不同类体裁出现交集的时候依然很难把握原则。
这就好比将几种相互干扰、相互交叉的划分标准混合到一起。
当然,其表现出来的分类作用有时也显得有些相互干扰,左右不定。
在本文一开始,笔者提到一个思维意象,就是对于那些原本来自于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
发展相对自由、漫长的,体裁相互交叉和渗透的民歌发展过程,所有对它的“规范化”都只是相对的。
当然也包括“划分”这样一个硬是要把一潭清水分割开来的举动,其结果也只能得来一滩浑水,以至于最终难以分辨得清。
像汉族民歌这样一幅类似于秀美山河风光的图画,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用浓黑的笔墨勾画出它原本已经消失不清的底稿轮廓。
一幅好的绘画作品,各个部位、各个阶段、各个突出的色彩区域都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
杜亚雄先生从形式逻辑方面指出,如将汉族民歌进行类似“色彩区”的划分是不当的,因为“色彩区”这一概念是从美术界借来的词语,“通常用来比喻和形容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配器的不同效果。
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音乐无色彩。
”②美国的民族音乐学家安东尼·
希格尔教授在他关于“民族音乐学”的讲座中说,人类不应仅仅研究声音,还要研究创作的背景,听众听到音乐时的景象,可能这是“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0fMusic)所需要真正研究的方向。
希格尔教授对非洲一个叫做“Suya”的部落考察了两年,他对那里的原始音乐发展有着最真实、最深刻的了解。
在笔者看来,所谓音乐的色彩,就是足以给那些原始部落人们精神上的影响以及使他们由衷热爱和需要音乐的原因。
笔者认为,汉族民歌的产生和发展多少也会同非洲原始部落的音乐有些许相同。
所以汉族民歌的色彩必定是民歌所要表现以及想要给听者带来的审美影响和功能。
如果音乐没有了色彩,人类的艺术也就没有了色彩。
在笔者看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乔建中先生在《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一文中,对“色彩区”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单指民歌音乐所表现的外在效果。
之所以用“色彩区”作为划分的单位,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概念来诠释一下民歌分类的整体形象。
如果追究其原因,我们也只能发现,在自然界中内部关联、内在联系是普遍存在的。
抓住事物联系的本质,才是分类研究中的关键所在。
民歌作为音乐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民歌的来源也很有可能代表着民族音乐的起源。
民族音乐作为一个贯通古今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现象,由于较强的稳定性和顽强的生命力,使民歌保持着基本的特征承袭下去,并且保留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
与此同时,由于人文,社会,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民歌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当然,也会导致其某一部分的消亡),由此而产生并呈现出一幅壮阔雄伟的民歌山水画。
这是民歌文化发展乃至自然界发展的必然规律。
所以从其本质意义上的结构、形成、融合等角度来看,如果用规整的格式、严格地划分,是不能将其分离开来的。
既然民歌的起源无法从地理以及文献中确认,民歌的发展又包含了那么多的共性与差别,民歌又在特征以及歌词、曲调上存在着交集的区域,我们就不能为汉族民歌的分类找到一个真理似的答案,将民歌的起源区划开来。
于是人们着眼于分析汉族民歌以及文化发展的过程。
笔者还是比较同意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优先发展的同时,辽阔的祖国大地上分布着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它们各有自己的典型特征,相互之间呈并行关系。
由于文化发展的这种特性,就决定着各地产生的民歌有着自己的特色。
这一特色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各地汉族民歌起源和发展的区别之处。
在最原始的基础上,汉族民歌在地理、文化、语言、社会、人文、地域、历史等诸多条件作用下,使其本身得以变化、发展。
举例来说,语言对民歌的流传和演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民歌的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之所以范围比较大些,显然与当地的语言都属同一语系有关。
东南虽然不大,但方言的分支却比较多。
因此民歌的分布也比较复杂。
通过各种条件的影响,汉族民歌在保持原始风格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发展成为富有多样性,又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歌艺术形式。
之所以体裁分类法存在着一些歧义,可能也正是由于此,由于这些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所以,任何想通过一种或几种标准来规范汉族民歌的划分方法都不大可能将其盘根错节的内在联系断开。
音乐的外在表现是音乐最终的归宿,不论汉族民歌在悠悠岁月长河中如何演变、如何更新,它也必须通过某种音乐手段和效果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称这种效果为“色彩”。
而汉族民歌在内部保持联系的现象,正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规律。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其理清、分化。
不然就近似于社会在倒退。
根据民歌艺术表现出来的风格差异,也可说是不同的效果,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汉族民歌分为若干个部分。
之所以叫“色彩区”,也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引用、概括。
我们大可不必追究“色彩区”这一名词的运用是否得当,重要的是,这看似利用事物表面的规律和形式作为划分标准的分类方法却大大解决了民歌分类的诸多“标准混淆”的问题。
其实站在历史的舞台上,人们唯一的权利就是用当前的目光来回眸历史。
正如汉族民歌发展到今天,也只能是等待我们以当前民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风格来认知和研究它。
所以,利用已发展到如今的汉族民歌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对其进行学术上的划分,正是符合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应该是最准确、适当的方法了。
汉族民歌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风格各异、有着浓浓乡土之情的心底之声。
不同风格、不同色彩的民歌代表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内涵。
那么就让这来自五湖四海,祖祖辈辈相传的肺腑之声共同诠释华夏民族不朽的声乐文化。
注释:
①江明惇着.汉族民歌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7页.
②杜亚雄着.中国音乐.1993年1月,第10—12页.
参考文献:
[1]乔建中着.土地与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
乔建中着.国乐今说——乔建中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江明惇着.汉族民歌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12月.
杜亚雄,桑海波着.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王耀华,杜亚雄着.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黄翔鹏着.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
王钟翰着.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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