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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西方那样的多党制
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西方那样的多党制
[摘要]近年来鼓吹中国必须搞西方多党制的思潮越来越公开化,对于这种错误思潮,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制度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就是要以实行一个制度、一种政治纲领、一本宪法为前提条件。
中国历史上对西方多党制的尝试及失败表明: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关键是健金对执政权力的监督制度。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西方多党制;普世价值
近年来,鼓吹中国必须搞西方多党制的思潮越来越公开化。
他们把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及其多党轮流执政制度说成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模式,要“清理一党专政,废除宪法序言”,“向美国的宪政学习”,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有的鼓吹俄罗斯或台湾的多党制“是大陆政改的楷模”,呼吁“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中国的叶利钦”,总之是要把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制度模式作为“普世价值”,从而取消我国宪法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
对于这种错误思潮,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苏联就是从这个问题上的失误走向蜕变的。
2008年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常委会上特别强调:
“人大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头脑要十分清醒,立场要十分坚定,旗帜要十分鲜明,绝不能有丝毫动摇。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都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依法履行职责的全过程,落实到工作各方面。
”吴邦国也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再次重申“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我们党对这种错误思潮的态度。
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制度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这个历史条件就是要以实行一个制度、一种政治纲领、一本宪法为前提条件。
在代表根本对立的政治制度、根本利益对抗的政治纲领的政党间搞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其结果势必是社会动乱,甚至原有的政治制度被推翻。
这是观察能否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一把钥匙。
本文以此为论据,就下列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中国历史上对西方多党制的尝试及失败
近代史上,中国曾不止一次地尝试实行西方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但都以失败告终。
辛亥革命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辛亥革命后的1911-1913年,中国冒出了300多个政党政团,其中许多都没有明确的政纲及固定成员。
在大党中,以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为代表的民主共和派,曾经同主张君主立宪以及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政党进行了激烈的竞争,结果国民党在议会中得到了392席,超过其他几个大党的总和。
袁世凯假惺惺地致电宋教仁先生,欢迎他北上执政。
但在1913年3月20日,当宋先生在上海车站发表演说时,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其后,袁世凯又胁迫议员们“选举”他为大总统,直到复辟称帝被推翻。
就这样,中国第一次实行西方多党议会民主的尝试,在封建贵族势力的阻挠下,成为一场闹剧,以失败告终。
孙中山先生一生期望借鉴西方,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但是西方列强这些“老师”总是欺负“学生”。
失望之余,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下,他在晚年提出“新三民主义”,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并促成国民党与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的合作。
他吸纳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及黄埔军校的建设。
后来,就是依靠黄埔军官指挥的军队东征北伐,在平定军阀混战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这时人们期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走议会民主道路。
但是,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右翼代表蒋介石悍然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其后北平、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效仿。
1926年共产党已发展到6万多人,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被残害致死的就有26000余人,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
多党议会民主的期望,在中国又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治势力扼杀了。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东北军转到陕南。
面对日本侵略,爱国的东北军人一心想抗日,收复失地,而蒋介石却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督紧张学良将军打共产党,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
经过西安事变,最终形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的局面。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及谈话中屡次申明希望实行多党政治协商,蒋介石也表示要实行宪政。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表面上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但却蓄意撕毁协定,大举向解放区和共产党军队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
就在抗日战争末期和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各民主党派(多为现在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前身)陆续成立,他们大都打出“反内战”、“反独裁”的口号,要求中国走多党政治协商的议会民主道路,有的甚至公开标榜“第三条道路”。
但是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使他们警醒。
国民党派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把“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打成非法组织,最终使一些民主党派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破灭,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一起进入了新中国(而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则与国民党一起去了台湾),并且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这一段的历史表明,中国不是没有尝试过走西方多党议会民主道路,但最终都失败了。
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主要政党的根本利益及其政纲是根本对立的。
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主张民主共和,而袁世凯等为维护封建贵族的统治,采用了极为专制乃至暗杀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则维护“三座大山”的统治,要以武力扼杀人民民主势力。
可见,根本利益敌对的政党之间的矛盾在议会中根本无法解决,最终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来解决。
中国这段历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的制度。
这种历史形成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二、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历史条件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
美国实行两党竞争轮流执政是基于“美国两大党都忠于美国宪法和其民主共和原则”。
美国一历史学家更明确地讲:
“如果两党轮流执政意味着根本原则的改变,那就太危险了”。
可见,美国政要和有识之士也知道“两党竞争、轮流执政”不是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与“普适模式”。
美国是两党竞争、轮流执政最典型的国家。
但美国建国初期并没有政党,华盛顿曾对“党派性这个恶魔”深恶痛绝。
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认为“党派是最大的政治罪恶”。
后来,在议会联邦派和反联邦派斗争的基础上,美国才逐渐走向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道路。
其前提是美国两党虽有政见分歧,但都拥护美国宪法。
尔后经过多年演化,民主党代表南部种植园主的利益,维护奴隶制;共和党代表北部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主张自由贸易和解放黑奴。
这时,两党矛盾在议会中就难以解决了,南方要脱离美国而独立。
林肯当选总统后,甚至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案,答应南方只要不独立,可以在一个国家内的部分地区继续实行种植园主制度。
但由于两种政治主张根本对立,矛盾难以调和,最终通过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才在一本宪法、一个制度的基础上维护了美国的统一,并使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南北战争后,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具体代表的垄断财团不尽相同,但都代表垄断财团。
这样,在一个制度、一本宪法的前提下,美国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议会民主制才得以推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共产党一度有所发展,但是政纲非常明确地要推翻资本主义。
这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并没有允许共产党合法发展。
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共产党管制法》,其第三条规定,“共产党不得享有根据美国法律成立的合法团体所享有的任何权力、特权和豁免权”。
此前还通过的《蒙特法》和《麦卡伦法》规定:
共产党员不许领出国护照,共产党邮件和宣传品必须交政府审查;共产党组织成员不许在工会中任职;不许在国防企业中工作;谋工作时隐瞒身份者为非法,违反规定者得判五年以下徒刑或万元以下罚金,或两者同课。
美国的历史也说明,要在主张根本对立的制度、政治纲领的政党间搞合法竞争、轮流执政是行不通的。
1998年美国国会拨了一大笔款,扶持流亡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要他们将运动重点转回中国内部,建立反对党,目标是取消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通过和平演变、多党竞争的形式,取代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不是一个制度、一个宪法内的多党竞争,而是要通过多党竞争使社会主义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允许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合法存在发展,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就攻击我们侵犯人权。
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的《共产党管制法》等法律为什么不允许推翻美国现行制度的政党合法发展,而对中国就采取“双重标准”呢?
其实,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执政党都是不允许要推翻自己制度的政党合法发展的,没有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普世人权,也没有超越历史条件普世适用的政治模式。
三、怎样看俄罗斯现在的多党制
现在有人把俄罗斯实行的西方多党制说成是宪政民主的样板,说叶利钦“是继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民族最伟大的改革家”,
“具备对民主的强烈认同和坚强的性格”。
对此我们应当怎么看?
首先,苏联解体是共产党错误的指导思想和路线造成的恶果。
戈尔巴乔夫标榜民主社会主义;叶利钦公开鼓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政治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他们都崇拜美国新自由主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哈佛计划”和叶利钦“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改革方案都是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参与制定的;他们都走向西方多党制的改革方向,提出了根本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纲领。
实践的结果证明,与敌对政治势力搞多党竞争,实现的不是什么轮流执政,最终是一个制度推翻另一个制度的根本转变。
这个转变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叶利钦上台时,俄罗斯的GDP是当时中国的两倍,十年后他下台时只相当于中国的1/3,一个超级大国沦落为二等强国。
苏联蜕变的历史应当对人们认识在社会主义国家搞西方多党制的本质有深刻的启示。
其次,看一看叶利钦上台之后,是怎么搞“民主”政治的。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衰退,遭到了老百姓反对。
资料表明,在1992年初到1993年上半年这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多起军警用暴力镇压群众集会游行的流血事件。
当时,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在原来社会主义制度下选举的,叶利钦提出的施政方案常遭到代表大会的反对。
1992年12月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叶利钦提出的宪法修改草案和总理人选均未能通过。
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悍然宣布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举行新议会选举,这违背了现行宪法。
宪法法院立即召开会议,决定罢免总统,宣布叶利钦停止行使其职权。
叶利钦10月4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下达攻打白宫的命令。
坦克开始进行炮击,白宫陷落,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副总统鲁茨科依被押解到著名的列福尔托沃监狱。
据官方报道,这次事件有147人死亡,西方某些报刊估计,死亡人数为400人。
叶利钦在世界历史上开创了国家首脑下令炮轰民选的合法议会,逮捕合法当选的副总统和议长的先例。
这是反民主的专政,却被有些人吹捧为“对民主的强烈认同”,呼唤“出现中国的叶利钦”。
这种论调说明了什么,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直到1993年12月俄罗斯议会才通过了叶利钦炮制的宪法草案,从根本上铲除了苏维埃制度的遗迹,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现在有些人把“普京新政”以来俄罗斯的民族经济复兴,说成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改革的结果。
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不错,普京是叶利钦选定的接班人,也没有根本改变俄罗斯的现行制度,但是适应俄罗斯的民意,他在许多重大施政方针上是与叶利钦有区别的。
比如,叶利钦大搞私有化,一些当权者靠侵吞国有资产,变成了亿万资本的“大鳄”,为复辟资本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但是普京却把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源性大公司重新转为国有。
最典型的是通过拍卖,把优科斯公司转为俄罗斯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资产。
前几年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据说仅此一项普京政府从中得到的好处就达一万亿美元。
而通过国有化,这一万亿就能为俄罗斯民族的经济振兴和民生改善服务。
前几年俄罗斯GDP年均增长7%左右,其中石油、天然气和武器方面的贡献大约要占2%-3%(近一年,石油天然气价格暴跌,又给普京施政带来财政上的困难),这是普京与叶利钦执政的一个重大区别。
另外,普京在民主政治方面也与叶利钦有所不同。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继续在俄罗斯周边国家搞“颜色革命”,培植亲西方势力,挖俄罗斯墙角。
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损害了俄罗斯民族的现实利益。
普京适应民意要求,采取了一些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的做法,就被西方某些政治势力攻击为“克格勃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复活”、“彼得大帝第二”。
普京则声称,自己实行的是“主权民主”,民主要为国家利益服务,民主既不能“引进”,也不能“输出”,改变了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的做法。
尽管如此,普京时期俄罗斯实行的多党制,仍然是在一个制度、一本宪法的前提下实行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总的看,近20年来,俄罗斯人民的心理有了很大的变化,上世纪末,许多人曾盲目崇拜西方经济、政治模式,经过十几年的经济、社会振荡,许多人开始反思。
2003年,俄罗斯科学院某院士的话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他说:
“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沉痛的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向祭坛,向世人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
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和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我是苏共产党员,现在箱底仍放着党证,当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
十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
但我仍从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灿烂的希望。
”(引自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第八集解说词)最近,俄罗斯作了一个社会调查,问“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的功过,以及你愿意生活在那个年代?
“叶利钦时代”均在末位,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人只有1%。
但我国有的人却说:
“俄罗斯人民对已故的叶利钦总统高度评价和热爱”,“俄罗斯人民缅怀他、纪念他”。
这种违反俄罗斯人民情感的言论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是要诱导中国也走上盲目崇拜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老路吗?
四、怎样看待台湾的两党轮流执政
有人说台湾两党竞争轮流执政体现了民主的“普世价值”,是大陆政改的“楷模”、“榜样”。
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
实事求是地讲,台湾两党轮流执政的模式,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而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台湾现在的两个大党,国民党承认“一个中国”,在台湾实行《中华民国宪法》;民进党为“台独”势力所控,千方百计要修改台湾现行宪法,根本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
理论上讲,这样的两党竞争,由于政纲根本对立,是不可能实现什么轮流执政的。
因为不可能一个政党上台,宣布“台湾独立”,另一个政党上台又恢复“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已回归中国,而且13亿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台独”;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由于台湾绝大多数人民不愿意“台独”势力把台湾拖入灾难的深渊,所以“台独”势力不管怎么闹,“台独”也无法真正实现。
所以,现在的两党轮流执政还不能导致台湾宪法和制度的根本改变。
要看到,“台独”虽不能真正实现,但“台独”势力却又有其生存的特殊历史条件:
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的残余影响;蒋介石几十年专制统治的消极后果;大陆和台湾长期分治以及人为制造对立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插手台湾问题及其对台政策的影响。
中国现任驻苏里南大使苏格教授曾在美国留学,十年磨一剑,写成《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书中把美国对中国台湾问题的政策概括为“不独、不统、不战”。
“不独”,美国或世界任何国家都知道:
承认一个中国,不支持“台独”,是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底线。
“不统”,是美国当权政治势力从美国霸权利益出发做出的选择。
由美国两党参议员共任主席的一个专家小组,在1999年9月发表了第一份有关美国未来的研究报告,预测“至少在2025年以前美国仍将是世界上首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力量”,此前,“不太可能出现在全球与美国竞争的国家”,但“越来越大地限制美国的选择……抑制美国战略影响的‘新兴国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中国。
”由此,美国某些政治势力主张必须用各种办法阻碍、延缓中国的发展,以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
在台湾问题上,“不统”,为中国的统一设置障碍就成为他们选择的国策之一。
所以,当局势朝着两岸和平、发展、共荣的方向大步前进时,为了制约两岸关系向“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美国需要“台独”这一政治势力给予牵制。
“不战”,也是为了给中国统一大业设置障碍。
所以美国是需要“台独”势力的存在和适度发展的。
台湾国民党是主张一个中国的,但马英九执政后,“不独、不统、不武”的两岸政策,实际上也是在美国政策所允许的框框内行事。
这就是当前台湾两党竞争、轮流执政制度的特殊历史条件。
至于有人要把台湾这种政治模式做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楷模”、“榜样”,实在是荒谬可笑。
在台湾民主进程中,“台独”势力始终起着不光彩的作用。
民进党执政八年来,人为地阻碍两岸经贸合作交流,损害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人为地制造不分是非黑白的政党恶斗、人身攻击、乃至肢体冲突的闹剧;人为地扩大省藉矛盾,族群对立,破坏社会和谐;人为地把本属于中华文化一部分的闽南文化和中华文化相对立,搞“去中国化”,损害了台湾文化的正常发展;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选举权术和骗招,损害了台湾民主的形象。
当台湾人民正在反思自己选举文化的不成熟性,反思为什么会让陈水扁这种道德不彰、品质低下的人当了八年总统的时候,有些人却不顾上述这些不正常的“民主”现象,要把带有浓重“台独”色彩的“民主”模式,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楷模”、“榜样”,他们看中了什么呢?
看来,在他们眼中,只要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只要能取消宪法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不论什么历史条件和什么社会后果,他们都要支持。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五、中国照搬西方多党制可能造成的恶果
上述史实都证明了一点,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制度必须要有一定历史条件:
要有一个共同的纲领,一本大家都认可的宪法。
如果政治纲领和宪法主张是根本对抗的,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结果要么是原有的执政党下台,原有的制度、宪法被根本改变;要么就是引发社会动乱、对抗。
离开具体历史条件侈谈“普世价值”,把西方多党制奉为“普适模式”的实质就是如此。
有些人从反腐败的善良愿望出发,认为搞西方多党制可以更好地遏制腐败,但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西方多党制的历史已经有300多年了,伴随其全过程,金钱贿选、政治献金丑闻等政党腐败反复出现,至今仍然如是。
以西方多党竞争为表现的选举,要以金钱为后盾,“有钱人拿钱买候选人,候选人拿钱买选民,当选人再拿权给捐钱人以回报”,是这种选举制度的常态。
这是一种权钱交易的制度性腐败,也是在西方多党制下腐败不能根除的根本原因。
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加大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腐败现象的攻击力度,并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向他们推销西方多党制。
近20年来,有几十个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
但这不仅没有遏制住腐败,反而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动乱。
相反,新加坡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创造了不同于西方多党制的政治模式,在廉政建设和社会繁荣稳定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后都实行了西方多党制,这不仅导致原有制度被颠覆,还为腐败高发所困扰。
值得深思的是,2008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和地区中,9个是实行西多党制的国家。
这些事实都揭穿了实行西方多党制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谬论。
反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对权钱结合从制度上进行封堵、制约和监督,想靠权钱交易为核心的多党竞选来克服腐败是不现实的。
在中国,照搬西方多党制不但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还势必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
现在,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人民民主有了一定发展。
但另一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并且经常侵蚀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87年10月25日)。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照搬西方多党竞争的制度,在中国将会出现各种色彩的众多政党,但多是低档的、没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或只代表某些局部利益的政党、政团。
这已为辛亥革命后政党林立和“文化大革命”中派别丛生的历史所证明。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专制历史很长,民主法制传统很弱,小生产习惯势力仍有很大的影响。
小生产在经济上倾向搞小而全的自然经济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在民主问题上,则拥护家长制,或搞无政府主义,搞不要法制纪律的民主,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民主的主张,也可能和无政府主义合流。
且小生产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缺乏明确的理想、目标,它不是被无产阶级领导,就是被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领导,这已经为中国近代历史所证明。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曾利用无政府主义为其封建法西斯专政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主张“全盘西化”的“精英”也曾利用不要法制的大民主为其资产阶级自由化纲领服务,都是前车之鉴。
现在搞改革,在体制转型期,利益矛盾复杂,多种经济成分的不同利益取向、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等消极方面,导致小团体主义、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等倾向滋长;有些宗教、民族分裂势力还得到国外某些政治势力的扶持。
这种情况下,如果搞多党竞争的西方议会民主制,代表局部利益和无政府主义的势力以及代表分裂国家的势力就会以政党的形式出现,损害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干扰社会主义法制的实施和国家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甚至造成政治风波。
特别是那些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会组成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反对党,从而搞乱中国。
正如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所说:
“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
”“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
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
……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
”
在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此,邓小平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毫无疑问,如果在中国搞什么西方那样的多党制,将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曲折、倒退,乃至再次丧失和错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
六、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
关键是健全对执政权力的监督制度
“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还要改善共产党的领导”。
这个问题在共产党执政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
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等访问延安,就曾对毛泽东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
‘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他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重蹈历代革命者胜利后腐败堕落乃至最终灭亡的覆辙,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当时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回答为我们指明了人民民主监督的本质和方向。
1957年邓小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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