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复习提纲.docx
- 文档编号:2563319
- 上传时间:2023-05-04
- 格式:DOCX
- 页数:33
- 大小:56.56KB
中国古代文论复习提纲.docx
《中国古代文论复习提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古代文论复习提纲.docx(3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中国古代文论复习提纲
中国古代文论复习资料整理(冯舒玲·汉三)
【先秦】
1、“诗言志”的概念及其发展演变………………………………………………《尚书·尧典》
①“诗言志”含义的变化
“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
朱自清曾在《<诗言志辨>序》中提出,这是中国历代文论的“开山纲领”。
“诗言志”内涵丰富,各家解读并不完全一致。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谓“诗以言志”是指“赋诗言志”,是借用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政教怀抱。
《尚书·尧典》提到的“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
《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观念产生于先秦丰富多彩的用诗实践中,是先秦时代对诗政教价值的判断,而不是对诗歌生成的描述。
在先秦,“诗言志”是指诗歌所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其四种方式分别是献诗陈志,侧重目的功能方面;赋诗言志,倾向于政治外交;作诗言志,与抒情主人公有密切联系;教诗言志,偏重于诗的教育作用。
先秦时期,“诗以言志”多注重于投向政教怀抱,对后世产生了以下两点鲜明地影响:
一是使得文学批评在刚开始就与政治、道德伦理等纠缠在一起,从而背上了沉重的道德束缚。
诗人用诗囿于伦理道德,创作态度严肃神圣。
二是它自觉不自觉地将诗歌看成是自我情感外化的表现,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
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
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这从《论语》中孔子要观其弟子之志就可看出来。
而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
《离骚》中所说“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这个“志”的内容虽仍然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显然也包括了因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激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
至于他在《怀沙》中所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
”。
这里的“志”实际上指的是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诗言志”的内容是有发展变化的。
到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
《毛诗序》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情志并提,两相联系,比较中肯而客观。
毛诗派“言志”理论对诗人存在的明确意识,进一步强化了从孟子就开始转变的诗学主题,同时也把“情动于中”界定为诗歌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促进了诗歌情感的触发、提炼和表现,标志着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内容进入中国诗学的视野,把“行于言”作为诗歌活动的终点,显示出诗歌语言活动的升华,从用诗转变为作诗。
另外,相对于先秦的“诗言志”,毛诗派的“言志”理论的新在于它明确地把言志的过程理解为“吟咏情性”的过程,在吟咏对象上要求诗中的情感必须是经过特殊的礼仪规范的,在吟咏方式上,更加注重以象征、寄托为基本特征的“兴”的表现方式。
关于“诗言志”之“志”,“五四”以后在解释中一直存在着分歧。
朱自清认为“志”属志向怀抱,“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作者的志向怀抱的。
周作人则在《中国新文学源流》表述“诗言志”就是“言情”;闻一多则通过对金文、甲骨文中“志”的本意,以及先秦古籍中“志”的用法的大量考证,指出早期的“志”包括着3种含意:
①记事的,如《诗经》中的商《颂》及周《颂》;②记诵的;③由于早期的诗原于歌谣,因此“志”也即抒情的。
即“诗言志”之“志”,包括“志”(记诵)、“事”(记事)、“情”(抒情)三重含义。
2、《论语》兴观群怨说内涵及其意义………………………………………………………孔子
㈠含义解读: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在《论语·阳货》里论述文学作品的作用时提出的,“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①文学作品有感染力量,能“感发意志”,即诗歌的艺术形象可以引发人的联想,使之思想受到启发,激发人并是之精神振奋,情感斡旋,从而获得审美享受,这就是“兴”,另外是《论语·泰伯》提到的“兴于诗,立于礼”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的“言修身当先学诗”,是讲诗歌在“修身”方面的教育作用,“兴”的另一含义是讲诗的表现手法,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②所谓“观”,仅从字面上看,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观察”了,需要用感觉器官去感受外物,其中眼耳所得自然非常重要。
《论语集解》引郑玄注曰:
“观风俗之盛衰。
”诗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通过诗可以观察社会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好坏,这是讲诗对社会政治的认识作用。
发展到后来,已经具有了观察“个人志意”的目的,在孔子的观念里,“观”既包含着考察国家政教制度、风俗民情的意义,又包含着考察作诗者“个人志意”的意义。
不仅如此,由于《诗》表现了先王之德、诸侯之风、个人之志,同时也展示了时代政治、道德风气的盛衰变化,故对学《诗》者而言,“观”又是比照反省、进行自身教育的有效手段。
总之,不外乎是说,通过诗,可以了解社会风俗习尚的盛衰与社会政治的得失。
其实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功能观。
③所谓“群”,《集解》引孔安国注:
“群居相切磋。
”朱熹《集注》释“群”为“和而不流”。
通过切磋诗歌,可以使人们相互之间沟通感情、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和修养,这是讲诗团结群体的社会功能。
这是包含了两层意思的,一是“群聚交流”,二是“保持自我”,只在这两方面处理得好,社会关系才会更和谐在序。
运用到诗歌的领域,意思就是说,诗可以使广大阅读者相互沟通情感,相互切磋,达到和谐,共同提高。
其实质就是要把个体的情感同社会性的政治伦理意义统一起来,最终实现个体的人格心智与社会人生的规范在德性化基础上的和谐发展。
④所谓“怨”,就是指文学作品有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社会和不良政治的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学和文学理论的长期发展中,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批评和怨刺统治者政治措施的作用。
譬如:
《诗经》中就有许多民歌和文人作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讽刺和揭露,《魏风》中的《硕鼠》、《伐檀》,《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大雅》中《桑柔》、《民劳》等作品。
汉代《毛诗大序》提出“讽谏说”,充分肯定了文学批评现实的意义与作用。
司马迁更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在《史记·屈原传》中说屈原的《离骚》“盖自怨生”,并由此引申出了“发愤著书”说。
后世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常常用它作为反对文学脱离社会现实或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的武器。
例如,钟嵘在《诗品》中特别强调要抒发“怨”情;唐代白居易强调“讽谕美刺”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韩愈的“不平则鸣”,都继承了“兴、观、群、怨”说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的传统。
直到封建社会末期,黄宗羲及其他许多作家都深受这一理论的巨大影响。
孔子提出“怨”的问题,不仅进一步说明诗歌与社会政治、道德生活的密切联系,而且把时代政治、道德风气对诗歌的影响以及诗歌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以一种诗教的形式确定下来,即当时政由盛而衰之际,诗歌更应当发挥其政治批评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诗》可以怨”也是对诗歌情感内容发生变化的一种肯定,已经透露出诗歌由“和”向“怨”发展的历史信息。
孔子“诗可以怨”的理论,肯定了文艺应该干预政治、批判现实、关心民生的作用,对后世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
从诗歌创作看,后世的诗人往往在主观或客观上把“诗可以怨”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内容或主要追求目标。
例如屈原、杜甫、白居易的干预政治现实的作品,李白“哀怨起骚人”,陆游“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龚自珍“泄天下之拗怒”等等,现代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人的批判黑暗政治的诗歌都可以说是受到了“诗可以怨”的影响。
从诗学理论看,它是文学批评史上批判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和论题,后世的文学理论家常常用它作为反对文学脱离社会现实或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的理论依据。
比如: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针对怨刺内容的汉赋提出:
“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
”在唐代兴起的反对齐梁遗风的斗争中,诗人强调诗歌的“兴寄”以及唐代新乐府作者所强调的“讽喻美刺”和“补察时政”的功用,都继承了“诗可以怨”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的传统。
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黄宗羲的《汪扶晨诗序》及其他许多作家的文学主张中,还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巨大影响。
㈡评价:
首先,兴观群怨说,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和具体要求的概念。
孔子谈论诗、文,是和当时礼教政治的道德伦理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这是他的基本观点。
“兴于诗,立于礼”,即诗必需以礼为规范;“观风俗之盛衰”,主要是对统治者而言。
《国语·周语上》记载上古时代的献诗制度说: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汉书·艺文志》也谈到上古时代的采诗制度:
“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可见其目的在于使“天子”或“王者”“行事而不悖”,改善其政治统治;“群居相切磋”,所指的主要也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交流切磋;“怨刺上政”,虽是被允许的,但由于“诗教”的约束和“中和之美”的规范,这种“怨刺”又必须是“温柔敦厚”、“止乎礼义”的(尽管在具体实践中并非完全如此)。
总而言之,提倡诗的“兴、观、群、怨”作用,是为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政治目的,至于增长知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只有从属的意义。
其次,“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项重要贡献。
虽然对它的具体社会内容,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但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它总结了我国文学在当时的实践经验,特别是《诗经》所提供的丰富经验,把文学的社会功能概括得相当完整、全面,反映出对文学现象的认识十分深刻。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早期就能提出这样的理论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另外,“兴观群怨”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黑暗腐败和民族矛盾激烈的时代,它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例如“安史之乱”后杜甫的诗歌,南宋时期陆游、辛弃疾的诗词等。
但这一理论对后世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消极的影响,除了它在思想内容上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外,还表现在后世一些人常常由于只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而忽视艺术本身特点和规律,或把文学的社会功能理解得过于偏狭,例如对于山水诗、爱情诗的某种排斥就是如此,因此也常常造成偏颇。
【两汉】
1、《毛诗序》六义说、“言志”理论……………………………………………………《毛诗序》
答:
㈠六义说:
指诗歌分类和表现手法,即《诗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最早由《周礼·春官·大师》中提出“六诗说”后,《毛诗大序》发展为“六义说”,《毛诗序》承袭《周礼》六诗说:
“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风雅颂是对《诗经》的分类体裁,而赋比兴是对《诗经》艺术表现方法的归纳。
①《风》是“以一国为事,系一人之本”,既通过个人的抒情言志反映一国的政教风格,指诗有教化臣民,并有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的作用。
包含文学的社会作用,即伦理教化功用和社会政治治乱,讽刺劝谏,感动教化,“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然则,讽刺思想不能过于直露,需温柔敦厚,用隐约言辞劝谏而不直言,类于朱熹所阐释的“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
②《雅》是“言天下三事,行四六之风”说王政费兴所由,反映国家的治乱盛衰;③《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诗,主要是歌颂先王公德祈祷神明,赋之善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实际上,风、雅还有另一层面的意义。
《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
”意思是说风是用来讽谏和教化的,是诗歌所独有的潜移默化的政教功能;且“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
”这也是着眼于教化,与上述的“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的解释不矛盾。
通过诗的感动作用“以风剌上”,从而使“闻之者足以戒”,并进而“正得失”。
而《毛诗序》对颂的解释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即阐明了颂的乐歌性质,又阐明了它也是一种表现手段。
可见,风、雅、颂的意义是统一的,它们有一个统一的逻辑范畴。
④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体或情感,借一个事物作类比一般说,用来作比的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
形象生动,鲜明突出事物(事情)的特征。
⑤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即是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
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
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
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赋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比兴,或者起兴后再用赋。
⑦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
激发读者的联想,增强了意蕴,产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毛诗派兴必须是从自然之物的触发开始的,兴是“文诸草木鸟兽以见意者”,而兴起的一定是有关政治、伦理的崇高情感,故兴亦“深婉,非发注不能自明”。
㈡“情志统一”说:
是《毛诗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表述的是文艺的本质。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序》已然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继承了荀子乐论以及礼记乐记的观念。
首先,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通过抒情来言志,“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之一也”。
从“诗者志之所之也”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两段论述来看,《毛诗序》认为“情”与“志”是合二为一的东西。
“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通过抒情来言志、诗者,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三方面来探讨文艺的本质。
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另外,《毛诗大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与“发乎情,止乎礼义”,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
强调诗歌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是人的本性的必然要求,“发乎情,民之性也”。
但它同时也对诗所表现的情感予以一定的限制,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
所谓“止乎礼义”即要求诗所表现的情感不超过、不违背社会政治、伦理规范,要保持在“礼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
这是《毛诗序》所提出的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一方面对诗歌表现情感的内容、性质、范围有所限制,体现了儒家文艺思想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规范的保守性,但另一方面,又使诗歌与一般的情感表现区别开来。
它实际上要求诗歌虽然表现的是作诗者个人一已之情感,但这种情感又必须具有社会性和理性特征,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
还有,《毛诗序》也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表现形态,并认为所有艺术形态都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
《毛诗序》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抒情言志的特征论述了诗、乐、舞在艺术上的统一性。
2、《太史公自序》发愤著书说(与“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结合…………………司马迁
答: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中历述文王、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衍生出“发愤著书”说。
㈠发愤著书说主要内容:
①借著书以发愤,侧重于抒情,即情绪的疏导和发泄。
“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作用,主要是干预现实、批评现实,提出“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
“著书言道”强调“《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之正,莫迁于《春秋》”。
所以,在司马迁看来,文是为道服务的,自然对“文”的实际功能就十分的重视。
他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上,进一步阐释了“文以言道”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怀才不遇,只好借著书来阐明自己的“道”,寄托自己的“思”。
“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
在“发愤著书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
正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怀才不遇,也就是“不得通其道”,作家才会感到“气有所郁结”,而这种郁结着的悲愤必将转化为巨大的动力,推动作家去著书,通过著书,作家把满腔的悲愤直接转化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经过“舒其愤”的过程,最后达到“遂其志”的目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发愤著书”的起始原因是“不得通其道”,最终结果是达到“通其道”、“遂其志”的目的。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又贯穿着作者悲愤感情的渲泄。
所以“泄愤”既是著书的动力,又是“言道”的手段。
②立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突出著书的目的。
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当时人们普遍这样认为,孔子"因史记(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孔子之所以借历史来寄寓理想,是因为孔子说过: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
③身处困境,坎坷不遇,不为所用,故思奋发有为。
“发愤著书”是作者遭遇缧绁、身毁不用之时,经过“深惟”之后所作出的冷静的决断,它促使司马迁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去完成艰巨辉煌的时代使命,同时也是先父遗命。
可以说它是司马迁在自己实际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古代伟大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进行分析和总结而提出来的。
其含义实是人生受困后的发奋振作,是在身心挫辱之下,情感与理智交变之后的一种升华方式,是士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其自我价值。
“愤”固然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但不能仅仅理解为是泄一己之仇怨悲愤而著书,更关键的是这其中包含了一直穷而弥坚的意志力,面对逆境的奋起和战斗精神,是动力、才力和意志力的激发。
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对汉武帝刘彻并没有发泄私愤,而是既写了他残忍、好大喜功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迹,也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伟大之处,有着公正的实录精神。
㈡发愤著书说理论的历史传承和影响
“发愤著书”说对后世的进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它鼓舞和激励后世作家在精神上引先贤为精神同道,越发有抱诚守真的勇气和信心承受时间的沉淀和空间的厚度、广度。
具体到文学理论思想上,《论语·阳货》中这样说到:
“孔子曰: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这里的怨是就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评社会而言的。
屈原认为“发愤以抒情”,也就是他所言之志并不是以直截了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从发愤以抒情表现出来。
《淮南子》的“愤于中而形于外”,这主要是强调由内而外的创作过程。
司马迁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创作实践,总结出了“发愤著书”说的理论。
东汉桓谭认为“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
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
”这就是对“发愤著书”理论的直接继承。
南朝刘勰则在此基础上提出“蓄愤”说。
到了韩愈,则进一步将此观点发展成“不平则鸣说”。
韩愈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学所以为道,文听以为理”;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这两方面实际上正是“发愤著书说”中“著书言道”和“著书泄愤”两方面内容的发挥。
并且,韩愈还进一步认识到这两方面内容的内在联系,在《送孟东野序》中,得志则“鸣国家之盛”,失意则“自鸣不幸”以泄愤,都是在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在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中,已经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柳宗元提出了“感激愤徘”说,柳宗元把作家在生活现实中所产生的“感激愤徘”之情,看作是诗文创作的动力,同时,他把作家以愤徘为创作的感情动力和积极用世联系起来,较之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更为进步,较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更为充实完整。
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他认为正是因为诗人们“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所以才能“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
”其后还有陈师道所说的“惟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陆游的“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都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
晚明的李蛰直接把“发愤著书”上升为评价作品思想性高低的客观标准。
他把“发愤著书”说运用到《水浒传》的研究上,得出了“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的结论,并且说:
“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
”李蛰还把此理论运用于通俗文学的研究上,对传奇、杂剧等评价很高,从而确立了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此后,蒲松龄写《聊斋志异》,自称是寄托“孤愤”;吴敬梓著《儒林外史》,是怀着“一肚皮眼泪”挥笔的;曹雪芹是用“心酸泪哭”写成《红楼梦》的;及至晚清刘鹦的“哭泣”说等等,都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从而共同构成了我国古典文论与创作的一个传统。
㈢发愤著书的意义
①提高了“怨”的地位,同时也打破了儒家的中和观念。
确如钱钟书所言,“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两面不兼顾的人。
”因为自孔子而言,兴、观、群、怨四说,怨只是最后的一个。
《诗大序》“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这几音也是并存的。
而司马迁却只是历述古圣贤的种种不幸的经历,再结合自己的悲惨遭遇,把怨提到了主要的地位。
这事实上也就提高了“怨”的地位。
在孔子看来,虽然诗可以怨,但要怨而不怒,但司马迁却突破了儒家的局限,敢于秉笔直言,突破了怨闷的牢笼,对浊世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也就打破了儒家的中和观念。
②扩大了批判现实的范围,比汉儒的“怨刺”说更为合理。
儒家的怨刺说,包括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的怨,《毛诗序》所说的怨刺诗,这种怨刺说基本上是针对政治的一种批判现实的精神,范围比较窄。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范围和内容要宽泛的多了。
当然它也包括政治,而且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现实生活不仅仅只有政治,所以批判现实应该只是政治,而是应该包括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真正的现实主义应当全面的展示生活,服务于生活各个方面的需要,这样才能避免把文学仅仅看做是服务于政治的。
③给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这一理论以主体性的审美内涵。
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理论,既有批判现实的精神,也有超越现实的理想,既有追求客观真理的伟大抱负,又有敢于表现主观自我的无私勇气。
他这种审美意识主要来源于屈原的“发奋抒情”说,文学作品,对于作家来说,之所以是一种审美活动,就是因为它通过内心郁结的情感释放,使自己的心里得到平衡,精神得到升华。
文学的政治功能是作用于读者,作用于社会,文学的审美功能则不仅仅作用于读者、社会,也同时作用于作者本身。
司马迁在论述屈原创作《离骚》时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离骚者,犹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故老苦倦积,未尝不呼父母也”。
㈣发愤著书说的局限
由于时代和个人世界观的局限,“发愤著书说”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局限。
如武帝之治虽有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一面,但在民族统一,开拓边疆上,毕竟还有着利国利民的一面,而司马迁则出于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武帝之治笼统地流露出不满的情绪。
另外,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对李陵的评价。
李陵被俘投降匈奴,与忠君思想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中国古代 文论 复习 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