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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周濂: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英语中有个词叫做“whitelie”,谎言既为白色,自然充满了温情和善意。
慈眉善目的圣诞老人扛着一大堆礼物限时专送,仁心仁术的医生隐瞒绝症患者的病情,老和尚告诫小和尚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莫不是此类白色谎言的代表。
当“whitelie”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为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那就有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名唤“noblelie”,谎言竟然都可以是高贵的,那是因为它不仅立意高远,而且大爱无疆。
有时候,“忽悠”的确是可以成为“护佑”的。
相比“高贵的谎言”所具有的古典意蕴、贵气逼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天然带有机械时代的冷酷无情。
19世纪初,法国思想家德·特雷西批判启蒙运动时创造“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并定义为关于观念及其起源的科学。
不过现在我们不再用“科学”这样的字眼去形容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真理,而在于政治;不在于知识,而在于信念。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以行动为导向的信念系统”。
换言之,意识形态宗旨不是去探究客观事实,而恰恰就是通过再造和扭曲事实,去激发和维持群众做某些事情或不做某些事情的信念。
举一个不算遥远的例子,上世纪60年代明明是风调雨顺,但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却可以倒白为黑,将其命名为三年自然灾害,而且成功地撩拨起全体人民对于“北极熊”的刻骨仇恨。
有趣的是,时间过去50年,当大多数人都认定所谓“意识形态”信念系统已濒于破产的时候,捷克哲学家齐泽克却在2010年5月的上海,讲述了另一个故事:
“在欧洲,我们有长着长胡子的圣诞老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
你相信圣诞老人吗?
孩子会说:
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获得礼物。
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
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
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它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
齐泽克的意思是,无论高贵的谎言还是冷酷的意识形态,都不必费劲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
谎言一旦变得赤裸裸,信任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
谎言不再承担造梦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装睡。
齐泽克的故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验,在这片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度里,正在上演的更可能是下面这个充满了温情的场景:
午后的幼儿园里,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阿姨在小床边巡视,孩子们假装发出沉沉入睡的呼吸,小心脏里想的是一个小时后冰爽可口的绿豆汤。
时钟滴滴答答地走,有些孩子没心没肺倒头便着,有些孩子装啊装啊就真的睡着了。
当然,或许有更多的孩子一直在装睡,他们在起床铃响前的半小时,就时刻准备着从床上一骨碌地爬起来……
这个景象如此美好,以至于我们甚至希望它可以“永劫轮回”地继续下去。
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大梦,难道不就是现实本身吗?
但我怀疑很少有人能够一辈子——从摇篮到坟墓——都在梦醒时分喝到绿豆汤。
那些最终进入梦乡的孩子不会心焦的悲剧,可对于始终在装睡的孩子来说,却必须时时按捺住这个让他崩盘的念头,在百爪挠心中等待被叫醒。
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我们都是一小撮
大约是18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坐在返校途中的332路公交车上,后座两个中学生叽叽喳喳地在聊天,男生说:
“我最喜欢郭峰了!
”女生兴奋地答:
“就是就是,我也特别喜欢他,每一首歌都唱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
这个星球上居然有人认为郭峰——而不是张楚——能够直指他的灵魂!
那一刻,我的世界尽头至少向南拓展了5000公里。
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身边原来潜伏着如此众多的陌生人,他们貌似与我同在一片蓝天下,实则却来自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此后的18年里,让人抓狂的事件反复上演。
比方说,一个在杭州当音乐教师的高中同学,从来没有听说过马拉多纳;上海某高校教师,杰出青年,经常在报刊发表豆腐块文章,不知道王小波是何许人也;今年春节返乡,某专门负责网络宣传工作的公务员在我这里头一回听说了“五毛党”。
马拉多纳、王小波、五毛党……正是这些常识构成了我的基本生活经验,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眼里,它们却有如“天外飞仙”一样不知所谓。
类似的经历多了,我那颗曾经想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心自然也就凉了。
事实上,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己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少数派,并且,如果我胆敢对郭峰、赵峰、钱峰还有汪峰说三道四,那就连少数派都做不了,而只能去做“一小撮”。
说到“一小撮”,所有两岁开始看央视《新闻联播》、7岁开始读《人民日报》的中文读者都了解,这个说法的完整版本是:
“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分子”,而它的反义词则是:
“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广大人民群众”。
不过奇怪的是,自从明确地把自己归类为“一小撮”之后,再遭遇“郭峰唱到我心坎里”之类的对话时,我反而变得越发淡定起来。
显然,我既没有勇气自绝于人民,也没有天真到拿“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陈词滥调来搪塞自己,我之所以安于成为“一小撮”,只是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小撮!
前不久我在网上分享柬埔寨版的MTV《不想长大》,引来争议一片,起因是我的一个评价:
“柬埔寨人莫非都对‘门’有挥之不去的情结么?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四六不靠的观感,是因为在我那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耳朵听来,整首歌充斥着前门午门朝阳门总而言之与各种“门”死磕到底的发音。
话说到这里,还只是无知者无畏,没有踏足任何“政治不正确”的禁地。
真正要命的是有学生变本加厉地追了一句:
“中南半岛的那些语言听起来是世界上最搞笑的。
”这个略带歧视性的说法立即招致一个留学英国的孩子的反对:
“不要这样说,如果大家听到西方人怎么议论中文,恐怕就笑不起来,有些人觉得中文就是kingkongdingdong之类的古怪音调。
”
这位留学生的意思是,面对柬埔寨人时我们也许是大多数,但面对英美人时我们其实还是那一小撮,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最好的做法就是悬隔一切判断,如此才有可能避免“不自知的恶与暴力”以及“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
我在相当程度上接受这个留学生的观点:
要做淡定的一小撮,而不是狂热的大多数。
我所不同意的是就此放弃“指手画脚”和“说三道四”的权利。
事实上,只要不试图代表人民去宣判,不抱着唯我独尊的天朝心态去睥睨,在善意批评他人的时候也能够接受他人善意的批评,这个世界就不只是“政治正确”意义上的多元,而是富有差异性乃至趣味性的多元。
记得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曾经有人盛赞将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就好像一个打破一切壁垒、抹平一切差异的理想世界很快就要实现。
但是现在看来,网络虽然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却没有真正拓宽我们的世界,它所实现的联合更像是“有限人的有限联合”。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看似四通八达、互相链接的网络社会实则被细化、断裂成有着不同趣味、取向、话语习惯乃至行为规范的小社会:
彼此壁垒分明、界限森然。
在有所选择地看待世界和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人们被分解、打散在各种小社会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小社会中,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的联合以及理性的沟通,更重要的还有趣味的相投以及幻觉的相互支持。
在一个充满着差异性和趣味性的多元主义社会里,我们应该把“人民”放进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把“审判我就是在丑化人民”以及“代表人民审判你”这样的说法放到微博笑话语录里。
由于某种幸运的巧合,我们碰巧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小撮,只有成为世界的一小撮,才能真实地看清世界。
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公民吧
不久前的上海大火,引来周立波与网民的一场口水大战,尽管事关政府责任和公民表达这些严肃话题,但绝不妨碍周立波那张大嘴吐浓痰,其中最结棍的莫过于这一啐:
“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良民吧。
”
都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幸运的是周立波只喝咖啡、不喝墨水,只吐浓痰、不吐莲花。
如果他不巧读过柏拉图的《克里托篇》,整个争论就会变得稍微复杂一些。
在这篇不长的对话录里,即将面临死刑的苏格拉底同样拒绝移民,而且还提出了一个相对缜密的论证:
任何雅典人在成年之后,认清了城邦的政治组织和法律,如果仍旧心怀不满,大可以带着财产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但是如果任何人在这样的前提下,仍旧选择留下来,城邦就有理由认为他在事实上“承诺”按照城邦的旨意行事,这是一种自愿订立的契约。
当周立波说:
“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良民吧。
”我猜想他真正想说而说不出来的就是这个道理。
按照这个逻辑,哪怕你是一个出身贫寒的打工仔,不通外语也不了解外国习俗,仅靠微薄的薪水度日,买了盐就没有必要再买酱油,你依然拥有选择离开自己祖国的自由。
所以,你只要仍旧待在这片国土上,你事实上就已经默默地认可了它的法律和政策,由此你必须做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
这个逻辑看起来顺理成章,不过在我们满心欢喜地接受它之前,再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假设你在睡梦中被人绑架到了一条船上,醒来时眼前除了汪洋大海就只剩下那个面目可憎的海盗头子。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1.离开这条船;2.留在这艘船里。
前者当然意味着自溺,问题在于,后者是否意味着你其实已经在自由地表达你对船主权威的认可?
我必须把这个例子的发明权交还给休谟。
这位英国哲学家的想法很简单:
风紧,但不扯呼!
不扯呼,可能是因为不愿扯呼,不能扯呼,无论怎样,都不意味着你默默认可了这个海盗或者这个制度,而只是因为你被它绑架了。
明明一边是大怪兽,一边是小蚂蚁,却活生生被绑在一条船上,一起沉船,一起落水。
2010年岁末的网络正在疯狂流传一个发生在厦大辩论会上的求爱桥段:
“请问反方一辩,你有男朋友吗?
请回答有还是没有?
”反方一辩沉默。
两秒后,“那么好吧,默认的答案就是没有!
”
虽然我那颗跳动不停的八卦的心无比热爱这个浪漫时刻,但是我的理智却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男生的强盗逻辑。
没错,就是强盗逻辑!
哪怕这个男生是以爱的名义,哪怕反方一辩没有立即表示反对,哪怕中文字典里有一个词语叫“默认”,都无法支持男生单方面得出那个让围观群众雀跃不已的答案来。
马雅可夫斯基曾经这样向他的祖国表白:
“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会怎样?
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一旁,走过。
”马雅可夫斯基写得诗意,但在充满负累的现实生活中,有谁能够如此斜风细雨、步履轻快地离开自己的故土和祖国?
一个不认可现有政治制度和政府的人,不但会出于各种原因放弃移民,而且还会接受来自政府的公共利益,比如国防安全、环境保护、法制和社会秩序等,但即便如此也仍旧无法证明他已经默认了这个政府或者制度,因为大多数的公共利益,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既无法主动接受也无法主动拒绝。
如果因为吸入了空气就要效忠政府,估计承办朝鲜旅游团的公司就要破产了。
风紧,但不扯呼,不意味着反方一辩接受了男生的求爱,不意味着你只能做一个良民,当然也不意味着你必须要和制度死磕。
现在的形势并没有迫使我们只可能在良民与暴民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个社会还有许多的空间可以去拓展。
作为公民,我们可以用法律做挡箭牌,如果法律是恶法,还可以“公民不服从”。
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去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在常态生活中以良民心态逆来顺受,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又以臆想中的暴民面目骂娘。
在良民与暴民之间,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公民。
季羡林说:
“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作为没有本事移民的,我们所能期盼的是社会上不同角色的人各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所谓“微革命”,就是一要人人行动、敢于担当,二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如果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使得此时此地的世界是一个更好的所在,哪怕就好那么一丁点儿,那么你的言行作为就是善的,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这是我的看法。
大学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自助性社会?
前段时间,收到一个大一学生的来信,回复时我扫了一眼她的电邮,尾缀是“pooh”,便追问了句:
“你喜欢维尼熊(WinniethePooh)?
”我很快收到她的回信:
“老师,你是第一个从我的邮箱看出来我喜欢维尼而且向我问的!
而且,是我上大学以来第一个在课堂上叫我发言的!
是第一个上大学以来问我叫什么名字的……”
她的喜形于色让我颇为感慨。
算起来,这个自述“很单纯、很开心、有点幼稚”的孩子很快就要在大学度过将近一年的时光,但在这一年间,很显然她一直处于nameless(无名)的状态,在偌大的校园里忙忙碌碌地出入于各个课堂,就像小马驹儿在没有路标的大草原上没头没脑地四处乱撞,却没有一个老师真正在意过她的存在。
为求证这个现象是否普遍,我在校内网上挂了个帖子,征询学生的意见,结果观点惊人的一致:
“多数老师对学生漠不关心”,“回想大学我就是nameless”,“nameless四年并继续nameless飘过”……其中一个说法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大学校园盛产“无名氏”,是因为“如今的大学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人情味儿的自助性社会”。
大学之所以没有人情味儿,首先是因为这个社会缺少人情味儿。
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之后,传统的礼俗社会(community)急遽变革成现代的法理社会(society),冷冰冰的契约关系代替了温情脉脉的亲缘和友爱,社会如此,学校也不例外。
韩愈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不夸张地说,如今的大学教师早已把肩上的责任自动缩减为单纯的授业。
传道不符合现代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
解惑?
对不起,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
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在课堂上异乎寻常地守时,来时无影去时无踪。
一个大一的孩子告诉我,这一年来只有两位老师在课堂上给他们留了电子邮箱,其余的人都对学生抱着“敬谢不敏”的漠然态度。
自大学扩招以来,原本就处于严重失调的师生比率雪上加霜。
以我个人为例,这个学期共有两门课程,其中本科生全校公选课有80名学生,研究生专业必修课则有68名学生,面对数目如此庞大的学生,只能采取“讲座”(lecture)的方式进行教学,师生间的互动自然无法顺畅地进行。
公允地说,大学教师没有义务记住每一个孩子的名字。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日大学,学生若想脱颖而出,赢得老师的关注和承认,就必须让自己首先变得积极主动且强大——这是基本的生存之道。
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只有基于“优秀”与“卓越”才能够得到“承认”和“尊重”,那么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将注定只是“无名氏”。
因为究其根本,“卓越”是一个贵族性的概念,它无法均摊给所有人,而只可能属于少数人。
这个学期我收到大量学生的来信,都在焦虑于为什么周围的同学如此目标明确,为什么自己依旧懵懵懂懂。
出于某种补偿心理,他们会一方面忙不迭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又强求自己在考试时门门得优。
在这种全方位恶性竞争的氛围下,只可能造就彻底的赢家和彻底的输家。
都说大学教育正在堕落成为一种“失去灵魂的卓越”,但是在我看来,更可忧虑的是那些赢家并不因此成就“卓越”,反倒可能因为熟谙了各种潜规则而变成蝇营狗苟的现实主义者,与此相对,输家则因为遭遇挫折或不公而成为愤世嫉俗者和犬儒主义者。
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以丧失灵魂为代价。
黑格尔说,每个人都追求“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这是一种独立性和依存性之间的微妙平衡。
对于那些刚入大学的“小土豆们”,他们的个性与身份认同更多地依赖于教师的培育和关怀。
事实上,有时学生并不奢求太多,只要教师在和他们交流的那一刻是真心实意地将他们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来对待,学生一定会接收到你的善意与真诚,并可能鼓舞起更多的信心和勇气。
我在校内网挂出那个帖子后不久,一个研一的孩子来找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某日他因故缺课,一周后,当他进入教室时,老师递给他一页纸,说:
“你上周没有来,这是给你留的课程讲义。
”这个孩子说,研究生这一年里,这是他第一次感觉自己不是“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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