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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14岁那年,梁漱溟发现一个现象,他觉得自己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
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忙忙碌碌,做饭、洗衣、干杂活,很是辛苦,却并不觉得苦,脸上常常挂满笑容。
梁漱溟便问她:
“你天天如此辛苦,却为什么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女工答:
“习惯了就好。
梁漱溟陷入沉闷,自己虽深受家人宠爱,衣食无忧,学业顺利,内心却十分苦闷,反观女工,虽然辛苦,笑容常在。
梁漱溟从此认为,人生的苦乐与外部环境,其实无关,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
这种思考与佛学一拍即合,梁漱溟便拼命地看佛书,渐渐通晓佛理。
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头拉车,坐车的催他快跑,老人一急,跌倒在地上,磕到了下巴,血染白胡。
梁漱溟在旁边看着:
“突然眼泪就掉下来了。
”暗暗发誓:
“从此一生不坐人力车。
佛法,已经让这个少年,能够体会到众生的疾苦了。
“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从来没有向人家说过。
一个人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在佛学禅宗的大道上狂奔不止,要把这绝世的智慧撒播给世人。
后来,梁漱溟写了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引发关注。
他拿这篇文章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看:
“我想来北大念书,可以么?
蔡元培看完文章,惊呆了:
“不用了,你来北大教书吧,就教《印度哲学》。
在北大,有一次梁漱溟读《论语》,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
你可知,孔子一生命运多舛,东奔西跑,郁郁不得志,但他留下的话,却全然都是欢乐的,“乐以忘忧”、“仁者不忧”。
梁漱溟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能量,这种能量,更甚于佛学。
“为什么孔子一生都在失败,却能乐以忘忧呢?
”因为孔子心中有“仁”,梁漱溟对于“仁”的理解便是——生命的原动力。
从此,梁漱溟放下佛学,转而研究儒学,研究孔子思想中蕴藏的巨大的生命能量。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以一切西方文化为标准,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
梁漱溟当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逆潮流而动,狠狠地批评胡适鲁迅那一帮人,“儒家文化才是中国复兴的基石。
有人拿他与鲁迅相比,“梁漱溟和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
梁漱溟说:
“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他真的做到了,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02士者,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1938年1月,梁漱溟去河南、山西游历,名义上是视察防务,其实只是一个幌子,他越过渭河,坐着牛车穿越黄土高原。
随从问他:
“我们要去哪儿?
梁漱溟:
“延安。
延安,那是毛泽东和中共所在的地方。
当时抗战正酣,梁漱溟先是花了半个月时间,和中共领导人举行会晤。
接着,他参观了中共领导下延安军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完全被震撼了。
深深为当地那种崭新的气象所吸引,所感染。
“在极苦的物资环境里,那里的气象的确是活泼,是发扬。
”最令他感动的,是所有人的乐观,朝气蓬勃。
虽苦亦乐,苦中作乐,乐以忘忧。
各项人等,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待遇的人。
人人都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是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爱唱歌,爱开会,便是他们当中的一种风气。
天色微明,人们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忘记。
梁漱溟心中,甚至觉得,延安乃另一个天地。
精神、物质,富足无缺。
于是,他便把自己的外甥邹晓青留在了延安。
在延安期间,梁漱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毛泽东举行了会谈,堪称孔夫子与马克思的对话。
会谈一般从晚饭后开始,梁漱溟喝茶,毛泽东喝酒;
梁漱溟正襟危坐,缓缓发表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抽着烟,挥斥方遒,很有一种指点江山的味道。
梁漱溟是新儒家,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欧洲的社会结构不一样,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以伦理为纽结的熟人社会。
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不能革命,只能温和地改革。
毛泽东完全持相反的意见,他一向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扫除一切障碍,彻底革命,才能重新建立新大厦。
一个是孔夫子,一个是马克思,看来很难调和。
于是,双方便都按照各自的理想奋斗了下去。
梁漱溟事后回忆这番会谈,称赞毛泽东:
“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
彼虽有争辩,而心中没有不舒服之感。
大致每天都可以舒服地回去。
那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每个人都对这个国家怀抱极其大的热枕,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努力奋斗。
梁漱溟离开延安之后,即回到战后,投入到抗战后方改善兵役的运动中。
梁漱溟在当时的中国,是出了名的农村问题专家,而农村是抗战兵源的最大来源地。
但由于当时问题迭出,导致一方面国家得不到好的兵源,另一方面,农村也因为暴力征兵而饱受困厄。
梁漱溟开始着手操盘这件事。
一开始,改善兵役运动进展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四川反对,这项运动也没法开展下去,最终,梁漱溟的兵役实施协进会被蒋介石下令解散。
梁漱溟来不及慨叹自己的成果毁之一旦,立马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中,维系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
这就是梁漱溟,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
梁漱溟研究儒学时,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求自己。
他的家训是:
“不谋衣食,不顾自己,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一生都在奔波,却从未为自己之私利而奔波。
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常说:
“父亲经常过年不回家,后来收到来信,他说:
‘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心恻恻焉。
’”
“夫士者,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万民兴亡为所求。
梁漱溟堪当此誉。
图片来源|03士者,仁而不忧,乐知天命
梁漱溟从小心思敏感,常常惆怅,后来看《论语》,看到孔子“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开始思考两个问题:
其一,人生究竟为何活着;
其二,中国及其文化将要何去何从。
梁漱溟此后坚信,这是他一生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后者,他在《东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谈到:
“概而言之,世界文化的复兴,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故而梁漱溟一改往日愁容,乐知天命后,仁者无忧,认为老天派自己下来是有使命的,老天爷不会让自己轻易死掉。
1939年,梁漱溟视察敌后游击区,好几次碰到日伪军扫荡,其实当时情势很危险,但梁漱溟骑着马,慢慢走,不急不躁,“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向奔驱。
”果然转危为安。
后来,又到了一个小村庄。
梁漱溟他们走累了,想去村子里找几户人家讨点东西来吃,突然枪声大作,满满的敌军围上来。
梁漱溟一行人只好逃到后面的山洞里,没想到洞里人已经满了,便躲到另外一个山洞,但此山洞更加暴露于敌前,梁漱溟没有思虑过多,直接钻了进去。
结果,“三两敌人前来搜索,两次经过洞口,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
后在香港,梁漱溟为抗日筹集物资,也历经险象,他和同伴乘坐三艘船,他一艘,同伴一艘,装运珍贵药品的船一艘,结果在从香港到内地的过程中,其它两艘船都出事儿了,只有梁漱溟的那艘船,安然无恙。
“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
”他就像台风中心,即使其它地方已经一片狼藉,满目疮痍,而他衣冠整洁,毫发未损。
这样的经历,让梁漱溟更加坚信自己的使命,也更加肆无忌惮地放开手去工作。
有一次,在桂林,梁漱溟好友袁鸿寿先生请他吃饭,饭后在树下聊天。
谁知,敌机突来,警报陡响,袁鸿寿大惊失色,慌忙找洞口去躲,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让袁跟在他身边,继续聊天。
敌机远去,炸弹都在旁边爆炸,二人毫发无伤。
在1939年,梁漱溟出入敌后长达8个月,调查民情,搜集情报,境况十分凶险,梁漱溟每每都能全身而退。
同行之人莫不钦佩梁漱溟的镇定自若,“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
梁先生真了不起,若无其事。
不仅遇到危险能化险为夷,梁漱溟同样坚信疾病不会找上自己:
“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不强的人,不过由于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
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
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但这种坦然安定,却并非常人可及。
“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
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
自喻,就是自己晓得。
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
在他看来,如若一个人只顾自己享乐,那么他死了也就死了,世间少了一个享乐之人而已,如果一个人顾全一家,一样,死了也就死了,无非是一个家庭破裂,但他梁漱溟“不谋衣食,不顾家室”,全然勤勤恳恳,为国为民,他不能死,他死了,中国就完了。
如他所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
现在则不能死。
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
我不能死。
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他坚信,只要天不亡中国,天就不会亡他。
此话属实狂妄,但狂妄的背后,确是一颗强大的心灵,他坚信自己有要完成的使命,即是复兴中华文化,他这一生,也在孜孜不倦而为之努力。
04士者,庙堂江湖,皆忧其民
梁漱溟一生做过最伟大的事情,是他轰轰烈烈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
1917年,梁漱溟去北大教书。
他的父亲,梁济在60岁大寿前夕,突然投湖自尽,留下一封《敬告世人书》: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
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漱溟深受震动,在学校里教书,虽可以知识救国,但一个人的力量在校园里终究是过于弱小,而他血性尚存,又怎甘心于做个教书先生。
梁漱溟遍寻救国之道,苦心研究西方诸国之政体,最终认为,议会政体,乃是救中国之最佳办法,而西方社会能够最终确立此种政体,正是因为其民众民智已开,有非常优秀的民主参政习惯,而中国广大民众,并不具备。
所以梁漱溟要做的第一件事:
唤醒民众,广开民智。
1927年,31岁的梁漱溟辞去北大教授,用毕生精力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1931年,历经4年失败之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学校: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梁漱溟从每个县招收10人,共270人。
具体教学方法就是,实践出真知,学员必须深入偏远山村,撰写实习报告,实习结束后,才能回校学习,并讨论在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在梁漱溟心中,乡村建设研究院,一方面是教育机构,负责教育民众;
一方面是管理机构,管理民众。
1932年,梁漱溟开始安排学院里的先生到各个乡村去讲学,开创农村讲学运动之先锋,他还自己亲自动手,编撰了很多教材,例如《农民识字读本》、《识字明理》、《文武合一》《中华民族的故事》等等,开中国乡村教材之先。
除了教育,农业改良、公共卫生。
梁漱溟所做之事,无所不包。
“务必要使农民在思想上、教育上,有自我管理意识,农民必须代表自己。
在那个战火纷乱的年代,有识之士皆在庙堂之上,或文或武,而梁漱溟却独树一帜,一头扎进中国最广阔的乡村地区,餐风饮露。
梁漱溟说自己:
“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所谓大事,就是为国家谋未来,为民众谋福利,为民族谋崛起。
05士者,不趋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
1946年,内战前夕,上海爆发10万余人的浩大游行,要求停止内战,维持和平。
民主人士马叙伦等人前往南京请愿。
6月23日,他们才到南京火车站,刚刚下车时,便遇到一堆国民党当局策划的自称“苏北难民”的暴徒们狂殴,马叙伦等人当即被打成重伤,史称“下关惨案”。
梁漱溟听说后,暴怒不已,“此次下关惨案,情节离奇,遐迩莫不惊异,并非全由下关之军警不得力,而突出为一种特务活动,人所共见,不容否认。
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严惩凶手,同时,“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证民众自由。
”7月11日,下关惨案尚未血干,李公朴被暗杀,梁漱溟就再也坐不住了,即使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再好,这个时候,也要站出来演讲,痛斥国民党当局:
“现在的政治是这样的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特务手段来进行统治。
”矛头直指蒋介石。
几天后,又传来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梁漱溟当即以民盟秘书长的政治身份公开发表演讲:
李、闻二先生都是文人、学者,假设这样的人都要赶尽杀绝,那就尽早收起宪政民主的鬼话,不要欺骗民众。
有人劝梁漱溟,你就是一个书生,保全好自己就行啦,政治家的事情,管不了,就不要管。
梁漱溟怒不可遏:
“我就是要连喊一百声:
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士都杀光。
一个文人的铮铮铁骨,终于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挺立起来。
对国民党如此,对共产党也是如此,不趋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
1953年,新中国政协常委会议讨论会上,梁漱溟觉得当时农民太辛苦,中共过度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便直接开口批判:
“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从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城市里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农民生活依旧辛苦。
这一发言被好事者总结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梁漱溟要向中共要“仁政”。
毛泽东听到极为不爽:
“梁漱溟这种人简直没有一点功劳。
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
没有。
你说他有没有发展经济、繁荣经济的好处呢?
没有·
·
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
梁漱溟面对毛泽东,丝毫不肯示弱,不服,要求发言,但会上几乎一边倒,攻击梁漱溟,甚至有人高喊:
“梁漱溟滚下台来!
后来,文革爆发,梁漱溟因为有过冲撞毛主席的行为,被红卫兵抄家,被打耳光,但梁漱溟丝毫不气馁,仍然自尊自重,坚持着写自己的《人心与人生》:
“这本书写不出来,我心不死。
1968年,梁漱溟正在撰写的《人心与人生》手稿被红卫兵抢走,梁漱溟连续上书中央:
“如不发还书稿,无异于宣告我的死亡。
”好容易抢回书稿,梁漱溟又扎进写书中。
整个60年代,70年代,梁漱溟苦中作乐,一边写书,一边太极,钻研西医与中医,日子清贫而充实。
时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就在政协会议上直言:
“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就是治国不靠法治靠人治。
”引得红卫兵怒火难平。
有人说,梁漱溟在文革期间失去很多东西,却唯独没有失去傲骨,他当初是怎么骂国民党的,就是怎么批评共产党的。
1973年,国内展开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控制》演讲,众人追问他“批林批孔”的态度。
梁漱溟昂首挺胸:
“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
梁漱溟由此被红卫兵押起来批判,足足批判了半年,主持问:
“你有何感想?
梁漱溟脱口而出: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主持人勒令梁漱溟作解释。
“‘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
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这个人杀掉,也无法夺掉!
慨然傲骨,矢志永存。
梁漱溟不是一位简简单单的学者文人,他是真正的,在骨子里有儒家的脊梁,有中华民族的脊梁,不趋炎附势,不低头哈腰,只臣服于自己认可的真理。
你永远无法强迫这种人为奴,就像你永远无法通过武力强迫中华民族为奴一样,他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06士者,为万世而开太平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去世,弥留之际,他说:
“我累了,我想要休息。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痛哭不止:
“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梁漱溟去了,但中国,正在他当初设定的轨道上,奔波不停。
梁漱溟一生坚信,中国文化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于是我们有了重新挖掘5000年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国学热”;
梁漱溟批评文革之祸,是因为人治,而不是法治,于是我们开始重视法律建设,有了法治中国的口号;
梁漱溟一生坚信,他背负着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重任,于是,他给我们留下了浩浩千万言的《梁漱溟全集》,包含对于人生、家国、生活、文化的思考。
梁漱溟是真正的士人,一生无权无势无财富,只有一张嘴,一支笔,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双肩扛天下兴亡之重任,不害怕任何一方的刀枪,只折服于真理,他有着全世界最傲的脊梁,这条脊梁,是古代士人的脊梁,是中国文化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永远,都不会弯曲,永远挺直的脊梁。
国馆:
最中国的文化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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