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特困区蓝皮书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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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特困区蓝皮书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
《连片特困区蓝皮书:
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3)》
中国网3月20日讯由吉首大学、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的《连片特困区蓝皮书》发布会今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学术报告厅召开。
会上发布了第一部关注中国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报告《连片特困区蓝皮书:
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3)》,该蓝皮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区这类特殊类型区域蓝皮书的空白,为关注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社会各界提供了及时翔实的第一手信息和交流合作的平台。
《连片特困区蓝皮书》对包括武陵山特困区在内的所有连片特困区进行研究,每年关注一个连片特困区。
本册蓝皮书以率先启动“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先行先试”区域——武陵山片区为样本,以“多维减贫和自我发展能力构建”为主题,全面考察了武陵山片区71县市区近10年来多维贫困和自我发展能力状况及其时空演变规律,并基于贫困各维度和自我发展能力各子系统的特征和演变趋势,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同时,对武陵山片区内“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经典个案进行解剖,总结了其经验与启示。
由于武陵山片区是中国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因而,蓝皮书关于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演变特征与趋势等普遍性、规律性问题的探讨同样适用于其他连片特困区。
报告全面总结了“先行先试”给武陵山片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试点启动一年取得的主要进展,武陵山片区多维贫困与自我发展能力的现状、特征与趋势,以及加快推进片区多维减贫和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思路、对策及展望。
综合评价篇在构建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和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片区整体、分片区和县市区三个空间尺度层面对武陵山片区2003、2007和2011年三个时间截面的多维贫困和自我发展能力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与时空演变分析,归纳了武陵山片区的多维贫困与自我发展能力特征及演变趋势。
扶贫攻坚篇基于多维贫困的四个维度考察了武陵山片区的经济贫困、人类贫困、生态贫困和信息贫困的时序演变及内部空间分布特征,并分别探讨了相应的减贫思路与对策。
区域发展篇则以自我发展能力构建为主线,从特色优势产业自我发展机理与路径、市场潜力测度与发展前景预测、经济地理时空演化与重塑以及软环境对比分析等方面对武陵山片区的产业能力、市场能力、空间能力和软实力培育进行了思考。
先行先试篇通过对武陵山片区内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先行先试”实践的个案剖析,归纳总结了跨域环境治理、专业村发展与减贫、跨省县域协作、民族团结创建与扶贫攻坚相互促进、生态旅游扶贫与发展等相关经验与启示。
吉首大学作为地处武陵山片区腹地的高校,率先承担起了为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献计献策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蓝皮书也将为关注和关心连片特困区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一个献计献策、智慧交流的平台。
2011年扶贫对象达1.22亿人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伴随《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目标任务的如期完成,中国的贫困格局又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人口在分布上呈现出向边远山区、民族聚居区、革命老区、省际交界区等区域集中的大分散、小集中态势。
这些贫困人口集中区被称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区,简称连片特困区。
顺应这一客观现实的变化,国家扶贫办制定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宵山区等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确定为中国未来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六盘山区等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共涉及19个省(区、市)的505个县,区域面积143.3万平方公里,区域人口2.28亿,其中乡村人口1.96亿。
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资源较为丰富,开发相对滞后。
按照2300元的最新贫困标准,2011年,我国的扶贫对象仍有1.22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2.7%。
其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28.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7个百分点,覆盖了全国70%以上的贫困人口。
此外,11个连片特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三项指标分别只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49%、44%和73%。
由于自然、民族、历史、政治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一般的经济增长已无法带动连片特困区的发展,常规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
因此,创新扶贫开发和区域发展机制,实施连片特困区的集中连片开发,将连片特困区作为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是未来十年国家扶贫战略的必然选择。
特困区在发展中被边缘
虽然,在国家扶贫攻坚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支持和推动下,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发展问题仍是制约其持续减贫和共享发展成果的瓶颈。
连片特困区长期以来深陷‘贫困陷阱’和‘梅佐乔诺陷阱,在国家发展空间格局中遭遇着‘被遗忘、被边缘、被救济’的尴尬处境。
微观层面,贫困个体的教育、住房、交通、信息、发展机会、生计资本等人类贫困问题相当严重;中观层面,片区内产业规模小、产业体系不健全、产业竞争力弱、市场容量有限、市场化程度低、空间格局不经济。
宏观层面,片区经济未能融入全球、全国甚至区域经济大循环,既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也没能在区域、全国和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缺乏自生能力已然是连片特困区区域性贫困的根源。
连片特困区跳出“贫困陷阱”必然需要外部的援助,而且应该是非常规的援助措施,如加大对连片特困区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区,集中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加快区域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但又必须汲取以往“输血式”扶贫的教训,跨越严重依赖于外部“输血”的“梅佐乔诺陷阱”,在“输血”的同时形成“造血”功能,着眼于长期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如果说,通过外部援助缓解连片特困区当前的贫困局面是‘治标’,那么,将外部援助有效转化为区域发展的支撑条件、动力源泉、要素积累则是针对连片特困区持久减贫的‘治本’。
显然,“标本兼治”才是实现连片特困区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而培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治本’之策更为关键。
”
应充分发挥贫困主体能动性
片区内的贫困主体既是扶贫救济的对象,更是扶贫攻坚的主体。
充分发挥贫困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让其参与扶贫攻坚实践是片区扶贫开发的必然要求。
连片特困区贫困成因的复杂性、贫困维度的多重性、贫困程度的纵深性、减贫效应的脆弱性等共同决定了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
有力、有效、有序推进片区扶贫开发,既需要加强相关的理论研究,深化对片区扶贫规律性的认识,为片区扶贫实践提供针对性强、实用有效的对策建议,又需要动员、组织和整合社会各方资源积极投身于片区扶贫开发实践,使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有充足的人、财、物等资源保障。
而这都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首先,各级政府、各相关部委是片区扶贫攻坚的推动者、规划者、组织者、协调者和监督者,应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其次,片区内的贫困主体既是扶贫救济的对象,更是扶贫攻坚的主体,充分发挥贫困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让其参与扶贫攻坚实践是片区扶贫开发的必然要求。
再次,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在片区扶贫开发中也需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发挥组织的专业化优势和效能。
特别地,企业不应将参与扶贫实践仅看作承担社会责任,而应以“双赢”为目标推进面向连片特困区、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创新,为贫困群体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分享发展成果创造机会,提供平台。
连片特困区的扶贫开发需要进一步强化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综合应用整村推进、雨露计划、产业开发、移民搬迁和综合治理等多种扶贫模式。
专项扶贫的重点在于实施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扶贫、就业促进,对边远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给予重点支持;行业扶贫则要结合相关部门职责,加快连片特困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生态环境建设,为片区发展特色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社会扶贫应继续加强定点扶贫工作,推进结对帮扶、东西扶贫协作,广泛动员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扶贫。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虽然分散在中国的版图上,但大都处于边远山区、省际交界区、少数民族聚居区、革命老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交通相对闭塞、观念相对落后、行政分割相对严重,这些共同的特征使得连片特困区的贫困形成机制和演变规律具有共性;同时,各连片特困区又因为地理区位、气候条件、资源禀赋、文化习俗、产业基础等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使得各连片特困区在贫困成因、贫困分布和减贫对策方面必然存在特殊性。
因而,探寻影响各连片特困区贫困形成和演变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并为各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献计献策也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片区内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
应鼓励非盈利性组织扶贫攻坚
政府机构、BOP群体和NGO机构应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
政府机构是“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这既是我国现行经济发展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连片特困地区区情的客观需要。
BOP群体指在贫富差距中,如果将收入用金字塔的形式加以表现,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人群。
NGO机构则是指非政府组织。
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具体扮演的角色应有所差异,其中,中央部委(国家扶贫办、国家发改委、国家民委)承担规划、指导、协调和监督的职责,4省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承担对中央部委负总责、对各地州市和各县市区的规划(实施规划)、指导、协调和监督职责,11地州市及71县市区则主要负责落实规划、具体组织和推动“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相关项目。
其中,各县市区是规划的最终落实者。
BOP群体则是“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最主要和最直接的主体。
长期以来,BOP群体仅被看作是“扶贫救济”的对象、“扶贫攻坚”的客体,忽视了其作为主体的身份。
只有让占连片特困区人口总数中很大比重的BOP群体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并通过“干中学”或相关培训积累人力资本、生计资本,才能真正使其摆脱贫困、促进区域发展。
NGO机构是“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重要主体,其中,企业以及各种非盈利性组织应在连片特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方面,应鼓励企业实行面向BOP群体的创新,通过开发BOP市场,在满足BOP群体的需求,实现减贫效应的同时促进片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盈利,真正做到“承担社会责任和追求盈利目标的统一”,进而激发企业进入贫困地区、建设贫困地区的热情。
另一方面,应鼓励和协调各种非盈利性组织参与片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充分发挥其在相关方面的专业优势、组织优势,使其成为大扶贫格局中重要的“润滑剂”。
总之,在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应明确上述三类主体的分工与定位,充分发挥各自的最大效能。
扶贫攻坚谨防"以邻为壑"
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要谨防“以邻为壑”、“画地为牢”的区位主义和本位主义作祟。
作为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落实者,各县市区政府主观能动性的调动至关重要。
通过优化现有的政绩考核和升迁机制,鼓励各县市区展开新一轮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竞赛仍不失为激发各县市区政府积极性的重要举措。
但另一方面要谨防“以邻为壑”、“画地为牢”的区位主义和本位主义作祟,再次陷入“碎片化”的“行政区经济”格局中。
因而,协调好区域竞赛与区域合作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化解上述矛盾的关键。
而区域竞赛与区域合作关系协调的根源仍是“分权”问题。
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的“事权、财权”如何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配置以及“政绩考核”指标和方式如何选择的问题。
按照契约理论中“剩余控制权应授予拥有更为重要的禀赋或信息一方”的原则,各级政府在“事权、财权”的分配中应将对激发各县市区积极性更为重要的“事权和财权”分配给各县市区政府,而将对实现区域合作更为重要的“事权和财权”留给上级政府,并在“政绩考核”时将GDP单一指标转化为“多维减贫与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多维指标。
当然,这只是区域竞赛与区域合作关系协调的大体思路,而具体的制度设计有待深入讨论。
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导致贫困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已成为导致武陵山片区人类贫困的重要因素。
当前,武陵山片区的扶贫方式着眼于经济增长和增加扶贫对象的经济收入,未顾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和非均衡化对致贫的深层次制约,从而影响区域扶贫效果的稳固性和持续性,造成区域贫困居民难以从根本上摆脱人类贫困。
具体体现在: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管理体制不完善
当前,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工作更加综合和复杂,但是区域人类贫困的扶贫体制和机制还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能力不足,分布也极不均衡。
首先,基层政府承担大多数的扶贫工作,但其财政自主权及财力又都极其有限,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
其次,由于历史原因,武陵山片区的城乡二元格局造成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合理,医疗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多数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极度匮乏。
同时,武陵山片区的不少偏远农村距离县城较远,加上交通设施不完善,偏远地区路网密度不够,导致县域范围内大多数居民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县城,不少县域一半以上的区域与县城时间距离在一小时以上。
2012年11月支教老师曝出凤凰腊尔山地区营养餐严重缩水问题,暴露出当地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混乱和无序,引发了对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状况的广泛关注。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质量较低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保障武陵山片区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但是这些服务的总体质量不高,特别是教育和卫生服务质量长期持续偏低。
武陵山片区教育投入配套严重不足导致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严重落后于全国水平,高学历人口数量有限,使得区域长期发展能力不足,居民难以彻底摆脱贫困。
武陵山片区卫生设施和卫生服务质量低下,待遇和发展前景问题导致高端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更加匮乏,居民遇到大病或疑难病症则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难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卫生服务。
同时,武陵山片区居民点分散化,直接导致基本公共医疗和教育服务均等化水平很低,大部分居民到达最近的基本教育和卫生服务节点时间远高于其承受能力,部分居民的时间距离在两个小时以上。
现有的各种扶贫制度设计,并未充分考虑到武陵山片区贫困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及致贫因素的空间分布差异,导致扶贫的质量一直不高。
因此武陵山片区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减少人类贫困的重要思路和方向,具体可通过树立科学的理念、完善管理体制、提升扶贫质量和完善保障措施等途径来实现。
信息贫困导致发展不平衡
信息化趋势中的新型贫困——信息贫困,导致并加剧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社会发展不平衡。
经济的发展程度对地区的信息化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据美国旧金山湾区理事会1999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家庭中上网率为46%,而年收入8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中上网率达到81%;另外,国内的相关研究同样也验证了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信息化程度的首要因素,这充分说明了经济条件对信息化的普及有很大影响。
信息技术强大的渗透性和信息资源应用的广泛性在推动经济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时代新的贫困现象——信息贫困。
信息贫困是指那些被剥夺了获取知识与信息能力和机会的人们,不能够参与创造和分享以知识为主的社会文明成果,其本质就是与现代化隔离、与对外开放无缘、与经济全球化无关,形成知识社会与信息社会的“落伍者”或“边缘化人群或地区”。
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贫困国家和地区由于资金匾乏,信息基础设施不健全,信息技术落后,信息人才短缺,信息环境不良等因素,难以跟上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造成贫富差距加大。
由此经济发达地区和富人成为信息化的最大受益者,而贫困地区和穷人不仅难以分享信息化的成果,而且越来越远离信息社会生活,陷入信息“边缘化”的困境,成为信息社会的弱势群体,导致信息越多的一方,占有的信息越多,成为信息富有者;信息越少的一方,占有的信息越少,成为信息贫穷者、落伍者。
因此,信息贫困是信息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导致在信息基础设施普及、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以及信息获取、处理能力上产生差距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贫困现象,是伴随信息革命和信息化浪潮出现的一种新的贫困类型。
它的存在会导致和加剧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社会发展不平衡。
应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特困区破解生态贫困应重视优势产业发展。
优势产业的发展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必然过程。
特困区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比较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充分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区域的优势产业并培育成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带动区域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发展模式的转变。
首先,特色优势产业必须以市场为先导,并依托地区比较优势。
优势产业及特色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特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一定要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依托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突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优势产业发展策略,并注重产业关联和潜在发展规模以及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优势产业的发展还必须注重以市场为向导,脱离了市场的产业是无法得到持续发展的。
因此,在选择地区优势产业及主导产业时,一定要关注产业的市场前景,将产业产品有效转化为利润。
其次,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必须注重科技创新。
只有通过科技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才能不断增强优势产业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含量,增强特色产品的深加工能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进而提升产业的竞争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提高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有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必须加以科学规划。
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需要科学的规划指导。
优势产业的发展,包括产业政策的制定、社会环境的营造、产品市场的开拓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创新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都必须进行长远的发展规划,优势产业的发展规划,要体现出新世纪、新体制、新机遇的特征,体现大力培育优势业作为支柱产业的主题,而不能仅仅注重优势资源的初级开发和利用,仅仅着眼于与资源初级开发相关的设施建设等,应该依据资源优势以大产业、高起点的角度来规划发展优势产业,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重视规划目标与政策引导的结合,在规划的思想上以及内容形式上体现出独特的创新精神,并做到与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综合性与整体性考虑。
最后,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必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无论是以优质矿产资源及其加工业还是以旅游及民族文化产业和特色农牧产品及其加工业作为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环境的污染及破坏不仅会造成生态资源环境的极大破坏和浪费,也会给优势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
武陵山片区经济贫困重心转移
从武陵山片区经济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来看,经济贫困的重心由贵州向湖南转移,铜仁片区在2003年到2007年间经济贫困有所加重,但2007年后出现了大幅下降。
2011年,武陵山片区内人均GDP为11858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4132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3.8%和59.2%,按照2300元的最新贫困标准计算,贫困发生率达到45%左右,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近10年来武陵山片区整体层面经济贫困状况有所减轻,但减幅不大,而且贫困程度依然非常严重,在各贫困维度中,经济贫困是最为贫困的维度之一,经济贫困主导型县市区有27个。
此外,片区内不同分片区、各县市区的经济贫困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分片区层面,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的贫困程度相对较轻,湘西、铜仁和邵阳片区的贫困程度较深,怀化和恩施片区居中。
从演变趋势来看,邵阳片区相对于其他片区而言经济贫困程度有所加深,铜仁片区则相对有所下降,而其他片区保持相对稳定。
县市区层面,正安、沅陵、永顺、新邵、新宁、新晃、新化、务川、万山、通道、邵阳、桑植、麻阳、隆回、龙山、涟源、来凤、古丈、洞口、德江、道真、城步、安化等县市的经济贫困程度最深(三级贫困)。
其中,湘西片区3个、怀化片区5个、邵阳片区8个、张家界片区1个、铜仁片区5个、恩施片区1个,三级贫困率分别为37.5%、38.5%、72.7%、20%、31.3%和9.1%。
黔江片区则没有县市区达到三级贫困。
总体而言,从武陵山片区经济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来看,经济贫困的重心由贵州向湖南转移,铜仁片区在2003年到2007年间经济贫困有所加重,但2007年后出现了大幅下降,而邵阳片区经济贫困明显加深。
黔江片区的经济减贫效果最为明显,到2011年片区内所有县市区经济贫困都降到一级。
张家界片区则相对稳定,4个县市区一直为一级贫困。
此外,恩施片区经济减贫效应也相对好于湘西、怀化和邵阳片区。
在过去的10年里,武陵山片区中湖南县市区的经济减贫效应落后于重庆、贵州和湖北所辖县市区。
铜仁片区人类贫困最为严重
铜仁片区的人类贫困最为严重,其次是邵阳和恩施片区,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的人类贫困程度相对最轻,怀化和湘西片区则居中。
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武陵山片区在2003-2011年间,人类贫困有了一定的改善。
其中,交通贫困改善程度较大,其次是健康贫困和教育贫困,而住房贫困改善幅度不大。
分片区层面,铜仁片区的人类贫困最为严重,其次是邵阳和恩施片区,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的人类贫困程度相对最轻,怀化和湘西片区则居中。
县市区层面,正安、余庆、印江、沿河、宣恩、新邵、新宁、新晃、新化、务川、通道、绥宁、思南、石阡、湄潭、隆回、江口、会同、古丈、凤冈、德江、道真、城步等县市区人类贫困程度最深(三级贫困)。
其中,铜仁片区12个、邵阳片区6个、怀化片区3个、湘西片区1个、恩施片区1个,三级贫困率分别为75%、54.5%、23.1%、12.5%和9.1%,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则不存在三级人类贫困县。
从人类贫困的空间格局演变趋势来看,总体上呈集中分布向分散集聚演变。
2003年,人类贫困最为严重的县市区主要集中在铜仁片区以及酉阳、秀山、龙山、保靖、桑植一带,其他地区则为几个零星的分布点;2007年,铜仁片区及周边人类贫困集聚带略有调整,但另一个集聚区——安化、溆浦、新化、新邵和邵阳等毗邻县市区的人类贫困却在相对加深;2011年,伴随前两个集聚带的萎缩(特别是铜仁片区及周边集聚带),会同、绥宁、通道、城步和新宁毗邻县市区作为一个新兴的人类贫困集聚带则逐渐形成。
而张家界片区、黔江片区、恩施片区和湘西片区的人类贫困状况则总体上相对有所减轻,三级贫困县日趋减少。
武陵山片区信息贫困减幅较大
武陵山片区信息贫困减幅较大,空间分布由相对集中向分散集聚演变。
2003-2011年间,武陵山片区信息贫困有了较大的减幅,但总体贫困程度仍然较高,和经济贫困共同构成了片区贫困最严重的两个维度。
而在片区内部,各分片区、各县市区的信息贫困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分片区层面,铜仁片区的信息贫困最为严重,邵阳片区次之,然后,湘西、怀化、恩施、黔江和张家界片区的信息贫困程度依次递减。
各县市区层面,正安、永顺、印江、沿河、新邵、新宁、新化、务川、松桃、思南、石阡、湄潭、隆回、龙山、利川、江口、建始、凤凰、凤冈、洞口、德江、保靖和安化等县市区是信息贫困最为严重的县市区,均为三级信息贫困。
这些县市区中,铜仁片区占了11个(三级贫困率为68.75%),其次是邵阳和湘西片区,分别为5个(45.45%)和4个(50%),恩施片区2个(18.2%),怀化片区1个(7.69%),黔江片区和张家界片区都没有三级信息贫困县。
在时空格局演变趋势上,信息贫困的时空演变格局和人类贫困大体相似,也是由相对集中分布向相对分散集聚分布演变。
在2003-2011年间,铜仁片区及周边县市区是三级信息贫困的主要集聚区,不过,这一片区的范围呈不断缩小的趋势。
而安化、新化、隆回、洞口、新邵、新宁以及永顺、古丈、保靖两个信息贫困相对集聚区则有所增强。
张家界、恩施、黔江和怀化片区的信息贫困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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