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停滞干货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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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停滞干货版
一、涂子沛导读:
“低垂的果实”不再
本书的导读人,著名信息管理专家,现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涂子沛先生,结合自己对互联网的观察,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1.美国的发展靠什么?
靠的就是“低垂的果实”;2.美国进入“大停滞”了吗?
为什么会进入“大停滞”?
3.大停滞正在结束,“万物互联”带来了新的未来;4.互联网带来的未来图景正是中国的机遇。
先来说说,本书最重要的概念——“低垂的果实”。
“低垂的果实”是什么呢?
是指作者泰勒·考恩分析的,美国经济发展以及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必定会享受到的最初红利。
人类天性,总是趋利避害,总是挑容易的事情先做。
人类经济发展史,往往是先从掌握便利条件开始。
上百年来美国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长在人类发展平原之树上的最低垂的果实有三个方面:
大量廉价的土地资源、人口红利和科技进步。
考恩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支持他的结论:
美国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就是享用了这些“低垂的果实”。
然后,来看看本书第二个重要概念:
“大停滞”。
美国进入“大停滞”了吗?
“大停滞”究竟是什么?
就是指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作者考恩在书中反复对比论证了,以美国经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放缓甚至停滞不前,这一点,涂子沛先生是赞同的。
但是,在如何看待“大停滞”的问题上,涂子沛与作者的观点不完全相同。
首先,作者认为,因为“低垂的果实”已被摘完,所以经济不再有之前的活力和动力,土地资源和人口红利是有限度的,总有一天会耗尽,而且有效再生的速度会很慢。
这一点很好理解,但在考恩看来,美国进入“大停滞”最大的原因是:
美国进入了“科技高原”(technologicalplateau),科技创新遭遇了高原“窒息”。
而涂子沛不赞同之处在于,如何看待科技创新的所谓“停滞”:
第一,科技本身发展之规律,就是新的创新会越来越难。
因为最初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是从“0”到“1”,但是,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其体系本身的复杂性不断提升,新的创新也会出现瓶颈、陷入停滞;第二,停滞是普遍存在的,是必然规律。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地球上任何一种生物,都会受此规律支配,因为食物等资源是有限的,一个生物物种在扩大过程中要进行内部竞争,还要在外部同其他种群互相捕食,其增长速度会不断放缓,最后在数量上表现为“稳定的停滞”。
这种停滞的打破,必须等待外部条件的变化,可一旦打破了,又会进入下一轮循环。
那么,“大停滞”是正在延续还是已经结束?
这个问题,涂子沛有不完全同意本书作者考恩的地方。
先来看看考恩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观点,也就是他如何看待科技创新。
前面讲到,考恩认为,“科技创新”遇到了“高原瓶颈”,才使得美国经济发展进入“大停滞”。
在他看来,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科技并没有大的革新。
他主要是从科学方面有无重大突破,是否将科学突破应用于商业,并且使大众有所受益的角度来讲的。
他也承认,计算机、互联网是1940年代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他也认为,近几十年来,信息技术领域是一枝独秀的,其他大部分技术领域并没有大规模的和革命性的进步;但是,他仍认为,计算机和互联网这项伟大的发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
他做出此判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互联网带来的是人人相连,信息的加速流动创造更多的是个人感受层面的快乐,而不是经济收入和效益,或者,从整体来看,互联网并没有真正促进经济增长、就业机会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2.互联网就算能让人受益,也只是针对那些具有求知欲、好奇心,愿意快速吸收大量信息,愿意通过人际网络受益的人,而无法恩泽每一个人,换句话说,互联网只造就了1%的超级富人,而不能使人人获益。
涂子沛先生恰恰是在如何看待互联网、信息技术方面,表达了不同于考恩先生的观点:
互联网早期发展对人类的作用,也许局限于个人层面,但是,这两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变化,使新一轮的创新大潮正奔涌而来,“大停滞”的现象,正在画上句号。
涂子沛首先用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来比对互联网今天发展所遇到的情况。
17世纪后期,牛顿提出了“三大运动”定律,开创了古典物理学,之后200多年,物理学发展经历了全盛时期。
至19世纪中叶,很多人认为物理学已经达到顶峰,不会再有突破,其发展开始停滞。
但是,谁又料到,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论横空出世,完全打破了停滞,随之兴起现代物理学,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推进了一步。
互联网经历了最初发展再到现在的演化,正在从“人人相联”向“物物相联”迈进,进入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
这一“万物互联”,将带来几大互联网的发展:
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农业互联网、人体互联网。
正如目前非常热的词——“互联网+”,互联网向各个产业、行业、公司渗透。
中国宽带资本的董事长田溯宁博士认为:
互联网正在从面向个人的时代转变为面向组织的时代,即“从小C时代到大B时代”,“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各行业如制造、医疗、农业、交通、运输、教育等都将在未来20年被互联网化”。
“万物互联”通过互联网和传感器来实现。
时下,便携式设备、移动终端设备以及传感器的发展,将会形成一个“万物皆联网、无处不计算”的世界。
而在这个万物互联网的背后,所收集的数据,将在一些新的维度上产生新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和效用,可能远远超出当事人最初收集数据、设计系统的原始目的。
这就是“数据的外部性”,而数据外部性的价值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在不侵害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挖掘这种外部性,将给全世界的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
一句话,科技大停滞正在结束,无限可能性就在未来。
最后,就是在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后发优势以及机遇。
考恩写作这本书是在2011年,而且是针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写的。
对于中国发展的观察,尤其是近5年,一年一个新变化的中国互联网及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搅动,其实是考恩没能预见到的。
而在这一点上,涂子沛先生有着更直接的观察和见解。
涂子沛先生先是用数据说明了,美国作为全世界技术领域的先行者,较早地触碰了“大停滞”周期,也就是在1970年代。
而同期的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
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2002年,GDP突破10万亿元;2010年,中国以58786亿美元的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02-2012年的1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7%,而中国国民的年均收入也在大幅提高。
所以,可以肯定地做出判断,美国自1970年代开始遭遇的“大停滞”现象,在中国,至今没有出现。
那么,“大停滞”会不会击中这列高速发展中的“东方列车”呢?
涂子沛先生也给出了明确的否定答案。
他相信,中国将跨越这一轮“大停滞”,并且,中国还将拥有后发优势,在这一轮有着赶超的机会。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拨创新,是应用层面的创新,而不是原生的创新,应用层面就是指将已经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各行各业,改造所有的传统产业。
应用创新,也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把“1”变成“N”,而不是从“0”到“1”,在这一层面上,中国没有明显的劣势。
紧接着,涂子沛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了中国的后发优势:
第一,是电话的普及。
1870年代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美国用了90多年的时间,在城市和农村铺设线路,历经千险才实现了90%的普及率。
而今,在中国,随着无线电话以及移动网络的出现和普及,已经不用再沿袭路路立杆、家家铺线的方式来普及电话,跳过传统的过程,直接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其中所节省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将会提升效率,直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第二,是个金融方面的例子。
美国也是用了几十年的努力,才建立了全民信用制度。
而今,在中国,利用无处不在的充沛数据,全民信用体系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建立起来。
随着网络的普及,信用卡讲求数据化、虚拟化,我们不再需要实体的卡片,这意味着物理网点和自动存取款机将无需像之前那样建设,这同样会提升效率;第三,就是汽车。
电力车、混动车以及无人驾驶机技术,使汽车生产技术在经历多年的停滞之后,也爆发出了新的技术革命。
这其中,中国与美国即使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也相差不远,在这场技术革新中,中国将获得跨越性优势。
综上所述,大停滞已然开始画上句号,今天的美国,虽然还占据着全世界的创新高地,但互联网时代带给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机遇,而中国科技的全面崛起,也将指日可待。
二、何谓“低垂的果实”?
与“大停滞”有何关系?
全书的观点从一个重要的概念“低垂的果实”出发,考恩认为,自17世纪开始,美国就享有了无数“低垂的果实”,正是这些“低垂的果实”,使得美国经济能够一直持续发展,并在20世纪成为全球最强的国家。
而“大停滞”现象,也正是因为这“低垂的果实”出现了问题,才开始逐渐形成,导致在过去40多年间,美国始终停滞在“科技高原”上,“树枝”上已经空空如也。
那么,这300年来,美国经济一直享有的“低垂的果实”到底是什么呢?
又是什么情况使得这些果实消失,令美国进入了“大停滞”的困境呢?
在美国历史上,曾有三种最为丰硕的“低垂的果实”:
第一种,闲置的土地。
直到19世纪末,美国仍有大量丰饶而廉价的土地闲置,而且很多土地都靠近湖泊和河流,肥沃而广阔。
从欧洲移民过来的人,只要努力工作,开垦肥沃的土地,就会比留在欧洲的农民劳动的性价比高。
我们也不难忘记,在美国电影中,开发大西部过程中轰轰烈烈的“跑马圈地”,只要日落前能跑到的地方都归个人所有,并可以种植和开发,除去土地本身的价值之外,土地给拥有者的这种向上拼搏的激励,也成为了美国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动力。
第二种,科技创新成就。
从1880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难以计数的科技进步成果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个超级长的科技新成果清单里,包括:
电、电灯、发动机、汽车、飞机、家电、电话、室内自来水、药品、大规模生产技术、打字机、录音机、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等等。
除了这些物件的发明和应用,一张连接全球的物质性网络也得以形成,主要是铁路和国际水路,虽然这不是新发明,但正是在这个时期,它们得到快速扩张,将全球经济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
另外,在农业和工业上,机械和化工的大规模应用,使农业受益于收割机、除草机和割草机,以及功能高效的农药。
各种机器与矿物燃料的搭配组合,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被广泛地应用,在此时期内达到人类历史上的空前高度。
第三种,受教育的人口红利。
1900年,美国只有6.4%的适龄青年从高中毕业,而1960年,这个比例提升了10倍,达到60%。
1960年末,完成高中教育的适龄人口突破80%,创下最高纪录。
也就是说,20世纪初,一大批潜在的人才没能接受教育,被活活困在田里种地。
如果这一个个聪明、充满动力的人,被从封闭的环境中解脱出来,送去读高中,必定会给经济带来强大的生产力。
1970年代,美国成长发展的基础,大部分都来源于以上三种“低垂的果实”,但现在,坐享其成的日子结束了。
不得不提的是,这三种“低垂的果实”不仅仅对美国有效,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灵丹妙药,目前,世界上有不少地方还能享用一票美国摘不到的“低垂的果实”。
在考恩看来,经济学家称之为“赶超增长”的现象,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抓住并享用了这些“低垂的果实”。
这不得不让我们马上联想到中国,在过去快速发展的30多年间,中国正学着摘下“低垂的果实”,令自己获益。
土地、人口红利、科技创新,这三点正是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实际享有的资源。
基于此,考恩也判断,尽管处在经济领导地位的国家(如美国)增长在放缓,但全球经济增长看上去仍相当强劲。
1.“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摘光
虽然全球经济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仍有着强劲的增长,但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在放缓,尤其以美国为代表。
想要评判我们到底推出了多少能够惠及全民的新办法,中位数收入(用来衡量某地区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算是最优质的单一指标。
但是,从1947-2007年,美国中位数家庭收入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在1973年,中位数总收入的增速减缓了,这就是“低垂的果实”时代结束的时间点。
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中位数收入暴跌了3个百分点,使上个十年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增长全部毁于一旦,这十年的中位数收入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考恩用数据表明了,中位数收入的基础性成长的确在放缓,也进一步用此数据实例证明了“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摘光。
2.最大的“低垂的果实”已不复存在
除了中位数收入指标例证美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实际前进之外,考恩还举出了“低垂的果实”中最大也最具潜力的科技创新放缓这一实例。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查尔斯·琼斯(CharlesI.Jones)曾将美国经济的发展拆分为几个部分,比如资本投入的增长、工作时间的增加、研发部分的增长等等。
他发现,从1950年至1993年这一时间段内,80%的增长都是基于对之前研究成果的应用,以及在教育和研究方面大量的投资。
这就说明,之前的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完了之后,如果没有新的创新出现,经济的增长将后继乏力。
而琼斯还得出结论,如果以现有的创新速度发展,对未来的成长驱动率将不足0.33%。
另一位例证此结论的科学家,是来自五角大楼的乔纳森·希布纳(JonathanHuebner)。
他曾研究中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创新水平与人口之间的关系。
研究数据表明,在19世纪做出重要发明创新,比在20世纪容易得多。
世界在1873年的创新率平均值达到巅峰,差不多与以电和汽车的发明为标志的现代世界开端同步;而1955年之后,创新率骤然下降。
相对于国民收入水平或者教育支出,我们所进行的创新比19世纪要少,有意义的变革越来越难出现,我们必须投入更多的钱去实现那些真正的创新,这就意味着科技回报率走上了下坡路。
除了两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还有一组有关科技创新的数据也同样呈现了这一走势:
1965年到1989年,美国研发从业人员增长了一倍,联邦德国和法国增长了两倍,日本增长了三倍,但与此同时,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却放缓了,并且取得专利的数量几乎纹丝没动。
也许很多人不同意,会反驳说,新近以来还是涌现了非常多的科技创新,那在考恩看来,这些创新究竟是什么呢?
他认为,新近的大部分创新,都是“个人用品”,而非“公共用品”。
新近的创新多集中在互联网和金融行业,互联网和金融创新的成果被小部分人攫取了,美国顶级富豪排行榜里,互联网和金融界人士逐年增加,但这些创新并没有给美国的普罗大众带来什么实质性好处。
有价值的创意已经变得非常稀有,所以,一小部分掌握了新鲜创意的人就获得了比早些时期更为高额的金钱回报。
最终,考恩得出结论,美国经济的发展源于对“低垂的果实”的享用,但是现在,果实已经不复存在,而美国经济也进入“大停滞”时期。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大停滞”出现的内在原因,那就是:
近年来的创新及其趋势,更关注少部分个人——而非整个公众——的需求,这个内在原因也与当今三大主要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即:
收入差距的增加、停滞的中位数收入和金融危机。
三、美国经济大停滞之五大谜思
考恩分析了美国经济长久以来的发展,源自其对“低垂的果实”的享用。
而现在,这些“低垂的果实”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美国人对此却视而不见。
20世纪初叶,那时的美国与如今的中国非常相像。
当时的美国有着快速的经济增长(当然同时对环境的污染也更严重)、乐观进取的态度、敢于为前进承担风险的意愿、更活跃的向上阶层流动性、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对基建的推崇和对未来前景的无限信念。
当时的美国还发明了电力系统,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帮助盟国打赢了二战,实现了载人登月,还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
考恩对100年前美国的这些描述,不禁让人联想到现在的中国。
在考恩看来,美国在1900-1950年的变化是跨越式的,但是1950-2000年间的发展就开始进入了停滞期;而中国则在1950-2000年间,尤其是1990年之后飞速发展。
考恩对美国进入“大停滞”的深深担忧,还来自于对美国人精神状态的判断。
在他看来,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进入了停滞,更要命的,是美国人正处于一种漠不关心的精神状态,相当自满,倾向于安于现状,并自以为创新性很强。
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社会缺乏根本性的创新,在很多领域,美国都很难再有提升。
以下就从政府、医疗、教育、互联网、金融五大方面来简要概括作者的观点。
1.政府
全书在论及“政府”这一关键词时,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从国民生产总值(GDP)这个概念出发来分析,指出,我们在考量政府投入时,计入GDP的数据有价值高估之嫌;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在过去享用了“低垂的果实”,生长成了“大政府”,反过来在享用“低垂的果实”高速发展时期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如今,因为果实不再,政府生长本身也很难,反过来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小了。
综合这两个方面,在政府作为的领域,要么就是实际作为低于其本身所估值或者人民之期望,要么就是已缺乏回天之力,很难再有提升。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看这两个方面:
(1)GDP增长数据与我们实际生活水平脱节严重
在作者看来,美国过去几十年的生产率数据给了美国人以希望,但是,这是因为,1973年到1990年代中期,生产力发展相当迟缓,但那之后却发生了井喷式增长。
比如:
1996年到2000年,生产力年平均增长率为2.8%;2000年到2004年,年平均增长率达3.8%。
美国人会被这样的生产力和国民收入数据所误导,认为美国的生产力和GDP还是在提高和增长的,但实际情况,并不如官方公布的数据那么高。
首先,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收获,被其他一些经济领域里的生产率损耗给抵消了,作者举出了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实例。
在他看来,金融业在过去几十年并没有真正生产出什么,然而,在房地产业里却冒出了多得要命的错误的金融创新。
再者,就是GDP计算方式会夸大政府投入经费的价值。
考恩举了苹果的例子,一个苹果的成本是1美元,那无论这苹果是烂苹果还是超出市场需求的苹果,这1美元都会被计入国民收入。
在进行国民收入计算、统计GDP的时候,不管1美元的用途多么千差万别,是不是用得有价值,都还是当它为1美元。
因为,在衡量政府投入的价值时,我们是以成本——而非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同等项目的价格——来进行判断的。
所以,在现有的统计方法之下,统计的GDP往往会高于实际的生产价值。
同时,考恩还给出了两条有关国家投入资金价值评估方面的提醒:
一条是,在经济体中,政府的角色越重要,所公布的GDP增长数据同我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脱节越严重;另一条是,政府财政支出在经济中所占比例越高,越难确切知道我们的经济实际增长状况和生活水准状态。
归根到底,市场才是检验经济价值最清晰明确的标尺。
离开市场测试愈遥远,便愈难以了解我们的生产力状况到底如何。
(2)美国政府的成长得益于“低垂的果实”,已经不可复制
考恩引用了保罗·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ConscienceofLiberal)一书中表达的对20世纪50年代经济的怀旧情绪。
克鲁格曼在书中希望复制那一年代的特征:
高额的边际税率,高度组织化的工作以及相对平等的收入和财务分配。
而这些“良好”的政策,在考恩看来,需要在“低垂的果实”存在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因为美国政府在成长过程中,也得益于“低垂的果实”,从而形成了“大政府”,在那个时代,给予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以系统性的支持。
美国政府的成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种科技变革上:
第一种,交通运输。
“牛车上的政府”是不会巨大而强有力的。
汽车、飞机和机车使现代官僚机构的管辖在地理空间上得以扩展。
便捷的交通扩大了联邦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和权力。
低廉的运输费用也使得政府对民众、商人以及团体游说更方便,或者让其更为有组织变得方便。
交通运输业激励了人们思考大型政府应该如何管理辽阔的疆域,因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增长。
第二种,生产工业化。
发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产业资本相对来说更为固定。
工厂、烟囱、发电厂和装配线,一旦安置之后就难以移动,这些巨大的固定资产,为税收和管理提供了诱人的目标,也使得税收更为稳定、管理更为便利。
第三种,电子通讯。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国民不知道国家领袖长什么样,声音是什么样的。
我们早已习惯于,各国元首跟大众明星一样每天出现在镜头前,甚至,国家领袖的穿着也成了时尚话题之一。
20世纪20年代,广播进入美国家庭,人们才第一次有机会远距离听到领导人的讲话。
电台、电视在20世纪初的普及,让政治领袖得以开发人们内心深处对于故事和神话的欲望。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第一个收到大量美国公众信件的总统,部分原因是他频繁地在广播里演说。
普通民众也通过新的传播方式,认为自己可以跟国家领导者对话和交流,政府的公共性进一步加强。
而所有这些通讯科技的发展,如同交通运输,建立物理空间上的联网一样,将整个国家编织为一体,使得个人与国家政治单位——而非当地政治单位——联系得更紧密。
第四种,科学管理。
现代管理体制直到19世纪晚期才出现,在此之前,对于所有人民的详细记录,没有大型政府有能力保存、组织、制定和检索。
伴随着19世纪中期铁路和电报的产生及广泛使用,多数科技运用在19世纪晚期到来,形成了西方社会的政府成长开动的时期。
总之,美国政府成长的时代包括“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得不承认,大政府和大商业在美国历史中共同成长,你可以说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取决于你的观点),但无论你观点如何,都无法忽视它们共同的发端和所进行的联盟。
而如今,“低垂的果实”无论是对大政府还是对大商业,都已经消耗殆尽,期待着更新的果实来突破停滞的现状。
2.医疗
同政府一样,医疗产业也是一个市场检验标准有些失灵的经济领域。
考恩认为,医疗产业被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却难以得到相应的价值产出,也是一个被我们高估了的领域。
具体地,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作者会得此结论:
(1)医疗行业并不是立竿见影能看到效果的行业
回到我们之前所举的苹果的例子,咬一口,我们马上能尝到苹果的滋味,所以,可以决定是否买这一批苹果,从而使这一批苹果的价值得以实现。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评断医生的医术到底如何。
市场会检验医生是不是给了我们希望,有没有令我们感到自己被照顾到了,但是,不能检测出医生是否真的让我们更健康了。
市场对医疗产业的检验并不那么精确,而针对美国的现实,由于医疗费用流行第三方支付,患者本人无需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而由保险公司监控医疗费报销单据,所以,这个领域的真正源于市场的检验力度被削弱了。
(2)健康医疗产业里的大投入并不能直接带来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美国在医疗服务方面的投入举世无双,占GDP的比率差不多达到17%,然而,美国人的健康状况却不见得比其他富裕国家好多少。
通常情况下,在医疗产业投入得多,并不见得就能令国民更健康。
尤其健康医疗产业,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领域。
但是,健康医疗产业的价值更加难以衡量和评价。
退一步讲,即使健康医疗产业的大投入有一部分有效,在作者看来,这有效的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好处和资金都给了年龄大的人。
老年人从过度投资的医疗产业中获得更多好处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医疗服务的“低垂的果实”(现代医疗技术发展最好的时候)已不复存在,也并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善。
3.教育
考恩对于经济发展的实际考量有一个标准,就是看经济发展是否让大多数人获益。
那么,看看教育领域,美国在过去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是这些投入得到了相应的增长回报吗?
孩子们得到比过去更好的教育了吗?
美国的教育支出约占GDP6个百分点,这些在教育方面的巨额投资产生了怎样的回报呢?
考恩引用国家教育发展评估协会(NationalAssessmentofEducationalProgress)2009年最新发布的报告:
17岁年龄段人群的平均阅读水平,与1971年并无显著差别;17岁年龄段人群的平均数学成绩与1973年并无显著差异。
根据弗林效应(FlynnEffect,即当国家发展时,其民众的IQ得分也在上升),每一代的IQ平均分都应该会高过上一代的得分。
通过上面数据得出,新一代的IQ测试更高,理应更聪明,但在教育测试里,成绩却没能更好,在作者看来,学校的教学质量还是下降了。
第二个数据例子,则是美国高中生的毕业率在下降。
1960年代美国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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