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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富法
《保富法》
旧上海的风云人物——聂云台简介
《保富法》的作者聂云台(1880~1953),其父是清廷权臣曾国藩的女婿,历任上海制造局总办、上海道台及苏、浙、皖等省巡抚。
聂云台幼时便随父迁居上海,少年时回湖南应试,中了秀才。
此后他又随洋人习西学,通晓电气、化学工程等知识,英语尤为熟练。
1904年任华新纺织新局经理。
1908年以银31.75万两买下华新,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任总经理。
他采用新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措施,对恒丰进行改革,培训技术人才,废除包工制。
1912年率先将蒸气引擎改为电动机,其成本降低,产量大增。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一个喘息发展的机会,恒丰赚得了一定的利润。
1904年,湖南设立垦务局,招人领垦洞庭湖内历年淤积的洲土,以“裕库收,增税源”。
聂氏父子以经营恒丰所得,买下大通湖滨的南洲一带4万余亩的湖田刘公垸,开垦、扩建为种福垸,建成后有可耕地4.8万亩,招佃户3000余家。
1916年起,每年从这里收取正租稻谷5万石左右、棉花7500公斤左右,其它杂课亦在正租的50%以上。
1921年,又在长沙设立协丰客栈,可容稻谷10万石,并采用机器碾米出售,又为恒丰纱厂在湘推销产品,代收货款,经办汇兑业务等。
这种联营方式极大地带动了两个企业的发展。
由于恒丰历年积累,加上种福垸大量的地租收入,他开始扩充恒丰,增添纱绽和布机,并兴建恒丰二厂及织布厂。
1917年,与黄炎培在上海组建中华职工教育社,他任临时总干事。
1919年6月投资23万两在吴淞筹建了大中华纱厂,有纱绽4.5万枚,资本达200万两,为当时华商第一大纱厂,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同时,他还集股在江苏崇明建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建华丰纺织公司,在吴淞办中国铁工厂;还与孔祥熙等开办中美贸易公司等企业,分别任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职。
他参加了上海纱布交易所的筹建,并设恒大纱号作为交易场所。
由于聂氏企业的发展,他成为工商界的风云人物,1920年,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成为中国民族实业家的突出代表。
于1942、1943年间,撰写《保富法》一书,在上海《申报》上连载,激荡时人之心。
数日之间,上海各界捐献助学金四十七万余元之巨。
柳亚子等各界名流纷纷响应,一时传为佳活。
他在书中道破人生真谛,勘透财富本源。
书虽名为“保富”,实则叫人舍财为善。
劝告世人应懂得散财布施,修福修善。
惟有深信因果,培福开源,懂得惜福。
爱惜福报,宽大心量,才是保福保富的最好途径。
上 篇
俗话说:
发财不难,保财最难。
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
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
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作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
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
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业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
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
就我所熟悉的来说,象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
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作官的。
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
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
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
(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
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
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
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
)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
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
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
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
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
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
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
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
当时家中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
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因此在他逝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
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
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
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
《中庸》上面说到: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
”(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
)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
“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
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
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
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
所以,《大学》上说: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孟子》说:
“为富不仁,为仁不富。
”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
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
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
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
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
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
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
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
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
“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
”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
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
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
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
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园宅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
“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
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
”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
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
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
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
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
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
因为元太祖好杀,而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
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
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
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
不久发生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非常见效。
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
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因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
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
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鸦片两万箱。
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
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
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
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
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
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
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
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
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
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
而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
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
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的岳父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
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
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
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
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
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
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
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
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
若是问他如何败法?
读者可尝试着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
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
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
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
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
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
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
(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世报,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
)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
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
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
有一位客人,指着告诉我说:
“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
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
”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
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
而惟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
(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闹阔。
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
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是单说某一家。
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
)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
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平生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还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
试一设想,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
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
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所需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
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
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
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
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然而这一毛,却是舍不得拔。
如果能花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来用作储蓄的。
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
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
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的挥霍。
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
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的带了一身的罪业,往见阎王,又遗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有诸众生不识善恶,唯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阙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获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深生痛惜。
复有无量悭贪有情,积集资财,于其自身尚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及来乞者。
他们也挂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
经上说:
“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
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
”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
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
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
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
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
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
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
而富人见灾不救,正是一样。
何况是如此的大富,却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
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罪过么?
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的宽恕他。
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
“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百万元,右手施了一、二元,就称为大慈善家。
”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
最后的结论:
保富的方法,须有智能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
上述范文正等数公,就属于这种。
其余不善保富的人,天下滔滔皆是,他们不能使子孙常保富厚,都是由于自己的智慧不够,只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只看见表面,却看不到其中的根本。
简单的说,就象看日历,他们只看见初一,却不知道明天还有初二,更不晓得年底有除夕。
但是,象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拔,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玩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如下: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
”本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
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道德经》与道士的道教全无干涉,不可误认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
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
“反者,道之动。
”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翻然觉悟的动机;他的整部书,多半是说明这个道理。
再引两句如下: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炫赫的气焰,极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
“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
“白”者的意思,譬如作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求之不得的。
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韬光养晦,退让谦虚。
《中庸》说:
“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
”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
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
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
也就是说,违背了通常的情感欲望,而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认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
但社会上还是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欣然赞许的。
中 篇
天道是什么呢?
《易经》上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
”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做为依据。
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
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
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
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
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
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发动出来的。
试说如下:
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
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
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
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作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
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
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
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
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的说,这是消极的道德。
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作出来的:
因为惟有消极的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作事也格外的顺利,容易成功。
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只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另一面。
譬如象下棋一样,只看得一着,看不到第二、三着。
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着,对方就要应我一着,而且马上就有第二着、第三着跟着来。
佛法说明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与哲学。
就拿下棋来作譬喻:
我们说一句话,作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着棋;我们出言作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着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他,他就会拖下尾巴走开。
对人则更不用说了!
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
若是我们欺淩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
或是藉着特别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
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
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作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着,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作“人有千算,天只一算。
”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愈厉害。
反过来讲,若是人肯让松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着,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作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
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
其余的象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
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着,就都输完了。
古人说的:
“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
”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
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作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
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
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
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
所以《书经》上说: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孟子》说:
“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
“自造因,自结果。
”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的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
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
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
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
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象如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
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久是公平的。
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
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
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
若是我们想要仗恃着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
如果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
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
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
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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