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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文化
汉魏文化
卓尔不群的范缜
范缜(约450~约515)中国南朝齐、梁时思想家,无神论者。
字子真。
南阳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
曾任宁蛮主簿、尚书殿中郎、宜都太守、晋安太守。
他曾同佛教有神论者进行了两次公开的论战。
范缜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说,认为人生好比同一棵树上的花朵,有的花瓣被吹到厅堂,也有些花瓣飘落进粪坑中,这完全是自然现象,毫无因果可言。
对于形神之辩,他认为,形神相即,不得分离。
精神离开形体,不能单独存在。
着有《神灭论》、《答曹思文难神灭神》(即《答曹舍人》)。
天监六年(507)任中书郎时正式发表《神灭论》。
他断言死精神消灭,不可能成佛,人的富贵贫贱并非天生命定,因果报应纯系无稽之谈。
范缜的《神灭论》一出,“朝野喧哗”。
统治者为了肃清它的影响,曾下了一道《答臣下神灭论》的敕书,用权势来压迫范缜;同时,又动员了王公、权贵、僧侣六十多人,发表了七十多篇文章来围攻范缜。
竟陵王萧子良又施以危压引诱,范缜仍坚守己论,不肯屈从。
子良使王融谓之曰:
‘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持之,恐伤名教。
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可便毁弃之。
’缜大笑曰:
‘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南史·范云传》)
范缜的《神灭论》
无神论并不是今人的创造发明。
不少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写了许多宣传无神论的着作和文章。
范缜的《神灭论》,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篇之一。
《神灭论》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原则,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指出人的神(精神)和形(形体)是互相结合的统一体: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他把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用刀口同锋利的关系作了极为形象的比喻:
“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范缜的《神灭论》一发表,朝野为之哗然、震惊。
范缜撰写的《神灭论》,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严厉驳斥“神不灭”的谬说,不仅从理论上揭穿了神学的谎言,而且也谴责了当时封建帝王和世家大族佞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他那坚持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和为扞卫真理勇于战斗的革命精神,千百年来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成为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南朝史学家范晔
范晔(公元398—445年),字蔚宗,祖籍顺阳(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范家自西晋永嘉之乱后移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市),范晔是南朝刘宋时期的杰出史学家,史学名着《后汉书》的作者。
范晔出生在一个着名的士族家庭。
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
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
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
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
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
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
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
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
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
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着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
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
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着述。
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范晔十七岁,州刺史征辟他为主簿。
当时,范晔同其父范泰一样,在政治上是支持刘裕的,故不肯应辟就职。
六年后即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
这一年,二十三岁的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恭的府下为冠军参军,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
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多种职务。
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冬,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
刘义康把故僚们召集到府内帮助料理丧事,范晔也到场了。
刘义康的母亲死了,范晔实在悲伤不起来。
在临葬前的一天夜晚,轮到他的弟弟范广渊值班,范晔兄弟俩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来。
醉意朦胧之际,范晔忘记了利害,竟推开窗子,听挽歌助酒。
这件事传出后,刘义康非常恼怒。
几句谗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晔打发到宣城(今安徽宣城)当太守去了。
这次贬官对范晔是一次很大的刺激。
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隐痛。
范晔虽然生在名门士族,但他本人却是个妾生的庶子。
晋代自“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五),嫡庶之别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决定了子女们的社会身份。
范晔的母亲把他生在厕所里,并且碰伤了他的前额,因而落下个小字为“砖”。
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骂他“进利”,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
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
屈伸荣辱与宦海浮沉,使得范晔心情十分苦闷。
在宣城任上,他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这种痛苦。
史事的研究,打开了他的眼界。
范晔后来讲: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
”这就是说,原来现实中的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在同历史的经验相对照后,他逐渐整理出了一些头绪。
范晔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
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著名史书《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
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
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着《谷梁集解》一书。
《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
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
他博览群书、潜心着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着述也不甘居人后。
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
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着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北魏自从北魏太武帝死去后,北魏皇帝不再实行太武帝那样以武力强国和节俭强国的政策,政治开始日渐腐败,鲜卑贵族和大商人压迫人民,不断引起北方人民的反抗。
孝文帝拓跋宏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嫡系第四子孙(拓跋焘——拓跋晃——拓跋浚——拓跋弘——拓跋宏),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6位国君。
年幼的拓跋宏由祖母抚养并代为摄政。
公元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
魏孝文帝规定了官员的俸禄,严厉惩办贪官污吏;实行了“均田制”,把荒地分配给农民,成年男子每人四十亩,妇女每人二十亩,让他们种植谷物,另外还分给桑地。
农民必须向官府交租、服役。
农民死了,除桑田外,都要归还官府。
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增加了。
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
为了这个,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
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
孝文帝很恼火说:
“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
”拓跋澄反驳说:
“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
”
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
“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
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
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
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
”
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
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
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
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
孝文帝严肃地说:
“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
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
诸位认为怎么样?
”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
孝文帝说:
“不能犹豫不决了。
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
一个贵族说:
“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
”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
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
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
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
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
“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
孝文帝说:
“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
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
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
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孝文帝汉化改革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心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
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
他说:
“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
”咸阳王拓跋禧说:
“当然是移风易俗好。
”孝文帝说:
“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决心开始进行改革。
他的汉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首先得力于他知人善任。
他不仅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族,还重用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人。
他深知笼络汉族地主对于巩固北魏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不持民族偏见,重用汉人。
对南朝投降过来的官吏,他也能不加怀疑,待之以礼。
孝文帝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为自己的改革组织了一个智囊团,在这些智囊的支持和帮助下,孝文帝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第一:
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一律改穿汉族衣服。
第二:
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
(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使用鲜卑语已成习惯,可以允许不立即改变;但 是,30岁一下的人和在朝做官的人,不得继续使用鲜卑语,明知故犯,就要降职或罢官。
)
第三:
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服。
第四:
将鲜卑族姓氏改为汉族姓氏,把皇族由形拓跋改为姓元。
玄学巨擘郭象
郭象(约252~312)中国西晋时玄学家。
字子玄。
河南洛阳人。
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
好老庄,善清谈。
曾注《庄子》,由向秀注“述而广之”,别成一书,“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后向秀注本佚失,仅存郭注,流传至今。
郭象反对有生于无的观点,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据,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他调和二者,认为名教合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应符合名教。
他以此论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认为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事,人生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能力。
有哪样能力的人就做哪一种事业,这样的安排既是出乎自然,也合乎人的本性。
着有《庄子注》。
竹林七贤
中国魏晋时期7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
包括: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7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
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
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
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
《隋书·经籍志》着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
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
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
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
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
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
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
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
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
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
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嵇康(223~262)
嵇康(223~262),字叔夜,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国侄县(今安徽宿县西南),改姓嵇。
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
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
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
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
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
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
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诗人阮籍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
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
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
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
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
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
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
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
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
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
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西晋山涛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
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
早孤,家贫。
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
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
年四十,始为郡主簿。
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
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
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
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
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
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
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
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
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
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
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魏晋名士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
魏晋竹林七贤之一。
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曾注『庄子』,“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
后郭象“述而广之”,别为一书。
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着作。
他主张“名教”与“自然”统一,合儒、道为一。
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
擅诗赋。
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酒德颂》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
「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
魏末,曾为建威参军。
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
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
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
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
客责问他,他说:
「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
」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
唯着〈酒德颂〉一篇。
《酒德颂》原文: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
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
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木盍ke)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
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
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
奋髯箕踞,枕麴借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
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有一与刘伶有关的好玩故事,不知是否属实:
刘伶的“鹿车”后跟着一小童儿,还扛着锄头,非常奇怪。
路人问小童儿,小童儿答:
“醉死了好埋呀!
”
《三峡流泉》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
“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之侄,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
为人旷放,不拘礼法。
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
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竹林七贤中最庸俗的王戎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
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
幼颖悟,神采秀彻。
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
「俗物已复来败人意。
」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
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
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
惠帝时,官至司徒。
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
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
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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