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云南地界的汉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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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云南地界的汉文化
唐代云南地界的汉文化
唐代是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南诏的崛起,对云南历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南诏时期,不仅云南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文化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南诏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富于民族色彩的地方文化;南诏文化的发展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南诏文化是在汉文化与土著民族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起来的,在研究唐代云南文化时,我们自然而然地着眼于其鲜明的地方民族色彩,同时也应注意到汉文化对云南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自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以来,便不断有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地区。
到东汉末年,汉族移民中出现了拥有武装部曲的强宗豪族。
汉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冲突交融的结果,形成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的爨文化。
汉晋时期云南的汉族移民,有事迹可考的大都在滇东地区。
到唐代,汉族移民就主要向洱海地区发展。
唐以前,洱海地区已有不少汉族移民。
《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载:
初唐时,洱海地区的“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自云其先本汉人。
有城郭村邑,弓矢茅铤,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
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也。
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而以十二月为岁首”。
可知,洱海地区的汉族移民在唐初已有为数不少的人户定居,而且年代亦颇为长久。
在今大理凤仪地区,有从今陕西汉中、山西汾河下游陆续迁来的汉人,其中的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
今大姚、姚安一带也有许多汉人,大都以姚为姓,所以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此设州时,便命名为“姚州”。
今祥云县,唐初为云南城,在此设波州,亦有汉族移民,大姓有段氏。
其语言与生活方式,与中夏汉人大同小异。
唐代初期,大力经营云南,在此先后设南宁州、姚州两都督府及众多的州县,为巩固统治,每年都派遣士卒前来戍守,仅姚州都督府每年至少有五百人从蜀州调到这儿镇守。
有的士卒便在云南落籍不归。
亦有不少内地汉人因不堪忍受官僚地主的残酷压迫与无度剥削,逃到云南谋生。
仅在今祥云县一带,就有从剑南等地逃来的难民二千余户。
南诏称强于洱海地区,据有云南之地后,与唐朝多次发生战争,由于战争而被南诏俘虏的汉人,数量相当多。
天宝西洱河战事,唐两次派大军深入西洱河地区,最后以唐朝的失败告终。
史书记载唐朝大军二十万全被消灭,几乎无一人生还。
事实上,唐军数十万人不可能全部战死,当有许多士卒被南诏俘虏,留下从事生产劳动等活动。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南诏攻掠嶲州(今四川西昌),俘掠了许多士卒与民众,所谓“兵士尽虏”,“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
在这次战役中,还俘虏了唐嶲州西泸令郑回。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南诏与吐蕃联合进攻黎、雅、汶川、茂州,亦俘掠了不少汉人而归。
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连陷唐西川的邛、戎、嶲诸州,攻入成都,掳掠“子女工技数万”而归,这些被俘的汉人,特别是纺织工匠,对南诏的纺织业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此,南诏的纺织水平“与中国埒”。
自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至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南诏多次攻掠安南、邕州,俘获不少汉人。
《资治通鉴》说:
“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
据唐西川节度使高骈说,南诏俘虏到云南的人,约有十万。
南诏在与唐朝的争战中,至少有十万人在云南战败后流落不归,又有至少十万人被俘虏到云南。
这两个“十万”的汉人在唐代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他们到云南后,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对云南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云南的文化繁荣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自汉以来不断有汉族人口迁居云南,特别是唐代,数十万人由各种途径来到云南,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使唐代云南文化具有浓重的汉文化色彩。
唐代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汉语在云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滇池及其以东的白蛮,其语言与中原汉语属一个体系,从今存的《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大理三十七部与段氏盟誓碑》可以看出,从汉晋到唐宋,滇东地区的官方语言及文字是汉语、汉文。
洱海地区的白蛮自称其祖先是汉人。
他们的语言与唐代中原的汉语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云南志》的作者,唐人樊绰认为“言语音白蛮最正”。
所谓“正”,当然是以唐代中原的言语音为准则。
蒙舍蛮是南诏的创造者,他们的言语音与唐代中原方音相比稍有差别,但仍属一个体系。
其余诸部落的言语音与汉语的差异就更大一些。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以白蛮语言为主,融合成为新的白族语言,也就是南诏通行的官方语言。
在南诏前期,凡事都可以用“白语”面谈,但一些重大事情,仍用各地区的方言商议,再派使者往来用“白语”“达其词意,以此取定,谓之行诺”。
这是统一云南后的南诏,面对众多民族而不得不采用的办法。
但在洱海地区已通行共同的白语。
南诏通行的白语,与中原汉语大体相同,仅“名物或与汉不同”。
也就是说,除少量的名物称呼与中原语汇不一外,大多数词汇与用语都是相同的。
南诏从嶲州俘掠了西泸令郑回,让他充任宫廷教师,负责王室子弟的教学。
郑回当是用汉语对南诏王室子弟讲授汉文经典。
由此我们亦可推知南诏通行的官方用语应是与汉语基本相同的白语。
今存的一些南诏诗文,如《骠信诗》,其中大部分词汇都与中原汉语相同,仅只有“震旦”(即“天子”)、“元”(即朕)、“昶”(即臣)等“名物”不同。
可证明樊绰《云南志》所说,南诏白蛮言语音“最正”,“名物或与汉不同”的记录,是真实可信的。
唐代初期,西洱河蛮已有文字。
今出土的南诏有字瓦上存留的字体,有不少是汉字。
今存的《王仁求碑》、《南诏德化碑》、建极年号的铁柱铭文、剑川石宝山石窟造像的题记、《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的题记,都是用汉字写成。
可见,汉字是南诏通用的文字。
近人张海秋先生研究白族语言中的汉语成分,认为现代白语中,大部分语汇与汉语相同。
这些汉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现代汉语读音相同;一类虽与现代汉语读音不同,但与汉语的古音相同,其中有的为汉晋古音,有的为唐宋古音。
有的白语虽与汉语古音不尽相合,但亦可看出其从古汉语演变过来的痕迹。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唐代云南的通用语言应是与中原汉语无大差别的白语。
南诏还参照汉字创造了记录白族语言的文字,称为“白文”。
所谓白文就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义。
由于白族语言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所以白语中的词汇是汉语的,就写汉字,解汉义;白语中不是汉语的词汇,则写汉字,解白义。
白文实际上是以汉语为基础而制作的一种文字。
白文的字体结构分两类:
一是借用汉字,一是自造新字。
共有四种方法:
1.借用汉字的音,表示白语的意思;2.按汉字的意思读白语的音;3.字形、字音、字义都依照汉语;4.参考汉字的结构体系自造新字。
例如樊绰《云南志》卷二载《高黎贡谣》:
“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
原注:
“络赂,财之名也。
”《玉溪编事》载南诏王隆舜所作《骠信诗》中有“自我居震旦”,“元昶同一心”。
原注:
震旦即天子。
元为朕,昶为卿。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自我为天子”,“君臣同一心”。
白文一直使用到现在,今尚保存有明清时期用白文写成的碑数通,以明人杨黼所作《山花碑》最为有名。
今白族民问“大本曲”艺人,仍用汉字记录白语歌词。
不通晓白语的人读起来,也略知其意,只是不识其底蕴;而通晓白语者就能文从字顺、明白晓畅。
南诏从建诏之初就与唐王朝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从唐高宗时起,南诏首领就不断地向唐廷遣使朝贡,热切地向唐朝学习经典、礼仪。
唐朝准许其子弟进入太学研究汉文化,“使习华风”。
南诏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攻入嶲州俘虏西泸令郑回,因其学识才干被阁罗凤看重,更名“蛮利”,任王室子弟的教师,享有极高的权力。
郑回的教学内容当然是中国传统的经典、诗文与圣贤之书。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归唐后,每年派数十成百的学生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几乎每一个南诏首领都认真学习汉文典籍。
南诏统治者主动地学习汉文化,推广中原汉文化,使之成为唐代云南文化的主流。
南诏王室与官员“不读非圣之书”。
云南“蔼有华风”,成为“馨香礼乐之域”。
南诏有不少人深通汉文,擅长诗赋。
天宝西洱河之战后,南诏虽与中原隔绝,但经济、文化的联系并没有中断。
阁罗凤在太和城门立巨碑,“明不得已而叛”。
并说,南诏世世臣属唐朝,累受封赏,希望后嗣者,悦归皇化,“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
阁罗凤把与唐朝对抗看成是“不得已”而反叛的罪过。
可见,在他心中依然倾心唐朝,希望回归唐朝。
南诏在太和城门所立的巨碑,就是现在仍立于大理太和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诏德化碑》。
碑全用汉字写成,辞令工巧,文字高雅,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在有唐大家中,亦不多见;其铭文颇类会稽石刻,书法苍劲,为唐代少有的精品,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三引《玉溪编事》载:
“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日,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赋诗。
骠信诗日:
‘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
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
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
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
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
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
’清平官赵叔达日:
‘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
河阔冰难合,地暖梅先开。
下令俚柔洽,献琛弄栋来。
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
”’南诏君臣问的两首应对诗中,有一些南诏方言土话,如“震旦”(天子)、“元昶(君臣)、“波罗”(虎)、“毗勇”(野马)、“俚柔”(百姓)等,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但它本身是一首用汉字写的五言诗,与唐五言诗的形式和风格完全相同,感情真挚,词语清丽,寓意深远。
其中还恰如其分地应用了汉语典故。
如“翊卫类夔契”一语就有较深的内涵。
“翊卫”就是辅佐;夔,相传为舜时的乐官,颇具才干,舜很器重他,曾称赞说:
“像夔这样的人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
”契,也是舜时的名臣,助禹治水有功,任为司徒,封于商。
“翊卫类夔契”不仅是南诏对臣子们的赞扬,也是对臣子们的希望。
清平官赵叔达的应答也颇为恰当乖巧:
“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
”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贞不贰的赤心。
这样的诗篇,与唐代中原名家的诗句相比,并不逊色。
南诏诗人段义宗的《题大慈寺芍药》云:
“繁影夜铺万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
”《题乏学院经楼》云:
“玉排拂道珊瑚殿,金错危栏翡翠楼。
”《思乡》云:
“泸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
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
久坐销银烛,愁多减玉颜。
悲心秋月夜,万里照关山”。
诗人杨奇鲲的《游东洱河》云:
“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青。
海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
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停留。
”他的另一首诗《岩嵌绿玉》,将民间传说与当地特产的大理石结合起来:
“天孙昔谪下天绿,雾鬓风鬟依草木。
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钿留空谷。
”这些诗歌用词典雅,意境清新,韵律自然,节奏和谐,被称为高手佳作、唐诗精品,有的还收入了《全唐诗》。
从现存的唐代云南文学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唐代云南的诗文与中原的诗文虽然内容不同,亦有一些民族色彩和地方气息,但从本质上看,应是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从今存《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的题记,可知南诏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等史书,可惜今已佚亡。
樊绰《云南志》是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云南地方志书,是记录唐代云南社会历史最详备、最有价值的地方文献。
樊绰为唐懿宗时湖南观察使蔡袭的幕僚,于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二月,随蔡袭入安南。
第二年二月,南诏攻陷安南,蔡袭身死,樊绰携大印浮水渡江逃脱。
樊绰在安南一年间,为对付南诏,留心研究南诏社会,收集有关资料,依据南诏文臣的撰述及唐人的调查报告,撰成《云南记》十卷,呈送朝廷,为唐朝治理西南边疆,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樊绰《云南志》十卷中大部分的资料,为亲历目睹者的记录。
樊绰在安南一年,不可能写出如此详实的志书,显然是采录已成之书。
其资料来源主要为袁滋的《云南记》;而《云南记》又录自南诏史官的撰述。
据此推知,南诏政权设有专门的史官及编写史志的机构,组织人力、物力编写史书与志书。
樊绰仅只是《云南志》的纂录者,真正的作者应是南诏的史官。
《云南志》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地方志书,是唐代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自然等状况的记录。
全书分《云南界内途程》、 《山川江源》、《六诏》、《名类》、《六》、《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蛮夷条教》、《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等十卷。
记录了唐代云南的山川河流、交通城镇、民族风俗、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自宋以来,研究云南历史的学者,无不重视这部著作,直到今天,它仍是我们研究唐代云南历史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云南志》不仅在体例、结构、编纂方法上,完全采用中原修志的原则.而且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
《云南志》明确地肯定南诏“积代唐臣,遍沾皇化”,是唐王朝版图内的一个边疆地方民族政权,是中国的“西南藩屏”,与国外的“诸番夷国”根本不同,是大一统的唐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
《云南志》出于樊绰之手,自然是用汉文写成的。
那么南诏史官编修的史书、志书又是用什么文字写成的呢?
南诏使臣到中原,唐廷官员到南诏,都没有带翻译,而是直接用汉语交谈。
南诏与唐廷之间的往返书信也都是用汉文写成。
有趣的是,贞元年间,异牟寻决心“弃蕃归唐”,派使臣携“绢书一封,并金缕盒子一具。
盒子有绵,有当归,有朱砂,有金”。
“有绵者,以表柔服,不敢更与为生梗;有当归者,永愿为内属;有朱砂者,盖献丹心向阙;有金者,言归义之意,如金之坚”。
南诏向唐表示归附臣属的诚心及方式,都是典型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式。
其中所用的“当归”一物,含“应当归附”,“理当回归”之意,更表明汉文化在云南已是根深叶茂!
联系到《南诏德化碑》、《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等全是用汉文写成,我们也可以推测,南诏的史志之书,也是用汉文撰写的。
从《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所反映的南诏历史,从樊绰《云南志》记录的南诏史事,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云南的史学也是唐代中国史学的一部分。
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深深地浸润了云南的史学,培育出樊绰《云南志》这朵边地山花;《云南志》这朵鲜艳的山花,又为中国史学宝库增添了奇光异彩。
唐代云南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与民族特点,但从本质上说,唐代云南文化的确是“本唐风化”,是唐朝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决不是自外于中国的其他什么文化。
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秦汉以来,云南就是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209年)在云南设置益州郡,辖24个县,其范围比今云南省略大。
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今云南西部设永昌郡,开拓并巩固了西部边疆。
三国蜀汉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在云南设置建宁(相当于今昆明、楚雄、玉溪、曲靖等地区)、朱提(相当于今昭通等地区)、兴古(相当于今红河、文山等地区)、永昌(相当于今保山、德宏、临沧、思茅等地区)、云南(相当于今大理等地区)、越嶲(相当于今丽江、四川西昌等地区)、牂牁(相当于今曲靖东部、贵州西部)七郡,由庲降都督统领。
西晋在云南设宁州,管辖南中七郡,为全国十九州之一。
此制延续到南朝未改。
隋代,于原宁州地设置南宁州总管府。
唐武德年间改为南宁州都督府。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分设姚州都督府,称姚州云南郡。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廷册封皮逻阁为云南(郡)王。
天宝七年(公元745年)皮逻阁卒,其子阁罗风立,“朝廷册袭云南(郡)王”。
天宝西洱河战事后,南诏“遂与中原隔绝”。
但阁罗凤一再表示,自己是“不得已而叛”,南诏世世臣属于唐朝,屡受封赏,“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希望后嗣者,“悦归皇化”,重新归附唐朝。
南诏在天宝西洱河战事后,虽然政治上脱离唐朝,但经济、文化上仍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南诏与吐蕃结盟固然使它能在天宝西洱河战事中取胜,迅速开疆拓土,在今云南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地方民族政权;同时,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吐蕃把南诏降为藩邦属国之后,不仅向南诏征收重赋苛税,还占据了南诏的险要之地,设立营堡,并命南诏每年出兵助防。
阁罗凤之孙异牟寻继袭王位后,深感南诏“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需要做出新的选择?
事实上,他的祖父阁罗凤早已察觉到脱离唐朝的失误,力图用各种方式与唐朝保持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
南诏进攻唐朝的剑南西川固然是一种野蛮的侵扰与掠夺,但在血与火的后面,我们也看到南诏正以特殊的方式吸取唐朝的先进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将西泸令俘虏到大理,任命为王室导师,让一个阶下囚徒.拥有鞭笞王室子孙大权,与其说这是南诏对中原文化的无上仰慕与崇奉,毋宁说南诏要保持中原先进文化在云南继续不断地发展,用中原先进文化推动云南社会经济向前迈进。
这也是南诏不愿脱离中国文化体系而做出的大胆而明智的决策。
异牟寻继立后,郑回担任首席清平官,成为南诏智囊团的重要人物,参与南诏方针大政的制定,拥有极大实权.郑回不仅大力推广汉文化,而且积极促进南诏与唐朝重建臣属的关系,异牟寻接受郑回的建议,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致函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求重归唐朝,他说:
南诏“人知礼乐,本唐风化”,“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朝使臣崔佐时与异牟寻在点苍山会盟,异牟寻率领文武大臣虔诚发誓:
“愿归清化,誓为汉臣”。
“请全部落归附汉朝”,“永无离贰”。
南诏“归附圣唐”,“愿充内属”,“永为西南藩屏”。
为巩固点苍山会盟的成果,唐设立“云南安抚司”,加封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为“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川八国云南安抚使”。
从此以后,凡任剑南两川节度使者,都兼任云南安抚使,管辖云南安抚司,成为一个制度,延至唐亡未废。
贞元十年后,云南全部落归属唐朝。
唐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并赐“南诏印”,并颁日历。
异牟寻表示,南诏“子子孙孙永为唐臣”。
从此以后,南诏疆域成为唐朝剑南两川节度使统辖的云南安抚司。
云南安抚司是一个大的羁縻区,也就是臣属于唐王朝,而享有充分自治权的行政区。
到咸通元年(公元860年)世隆自称皇帝.与西川争战不休。
在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南诏又请和。
屡年议和亲。
南诏与唐朝的朝贡关系,自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至乾宁四年(公元897年),见于纪录者约有一百次。
我们之所以要不惮烦琐地追述云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想证明,云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文化已在云南深深扎下了根。
在整个唐朝,尽管南诏曾与唐朝隔绝,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十分短暂的。
南诏决不是脱离中央唐王朝的“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而是唐王朝版图内享有较大自治权的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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