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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地创业创新
坚定地创业创新
——论渭华照金精神
丁德科马忠智
2013-05-1617:
43:
06 来源: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摘要:
渭华照金精神表述为“忠党爱民、教育引领、务实求真、快乐奋斗”。
核心理念是坚定地创业创新。
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党的思想体系与精神宝库的重要内容,其现代价值值得挖掘与弘扬。
关键词:
渭华照金精神;内涵;时代价值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素养培育模式研究(BEA110055);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色学科建设项目:
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研究
作者简介:
丁德科(1962—),男,陕西铜川人,渭南师范学院院长,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渭南师范学院西部军民融合技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先秦国家学说与军民融合产业研究;马忠智(1964—),男,陕西大荔人,渭南师范学院陕西省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渭华照金精神,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于赤水职业学校、渭华起义和照金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进程,核心理念是坚定地创业创新,内涵是“忠党爱民、教育引领、务实求真、快乐奋斗”。
它是党的思想体系与精神宝库的重要内容,对中国革命以至建设事业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而深远的作用。
一、命题的由来
历史的沧桑饱含着岁月的峥嵘,历史的功绩铭刻着奋斗的艰辛,历史的人文闪耀着精神的光芒。
历史遗产的现代价值淋漓尽致地体现为导引未来的思想文化资源。
提出“渭华照金精神”这一命题,既是反思历史的必然结果,又是考量现实的必然要求。
首先,提出“渭华照金精神”这一命题,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回顾、研究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尤其是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令我们倍感自豪、心存感激。
当然,也有众多疑惑令人难以释怀。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革命先辈出生于关中和陕北的富足之家,就读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知名高校,却放弃大城市舒适优越的物质生活,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道路?
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陕西的白色恐怖,面对西北地区异常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陕西共产党人发动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和淳化起义等七十余次武装斗争和“交农”斗争?
是什么力量激励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英烈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磨难和挫折中,不畏艰难困苦、百折不挠、精诚团结、开拓进取、奋力前行,创建渭北、陕北、陕甘边以及西北革命根据地?
又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西北革命根据地,何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处于危难之际的再生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历经万里长征之后的落脚点?
我们认为,解读历史,固然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唯独不能缺少或轻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陕西共产党人在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培育铸就的具有特定内涵的革命精神——渭华照金精神。
事实上,这种精神贯穿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始终,渗透于革命起义和战争遗址、会议旧址、革命前辈旧居、革命文献、文物等物质载体,体现在革命前辈的言谈举止和丰功伟绩里,融合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
之所以主张以“渭华照金精神”来命名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积淀的革命精神,是因为更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更能体现革命理论、革命道路、革命精神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从陕西革命实际出发,探索符合西北实际的革命道路。
爆发于1927年10月的清涧起义,打响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原渭南县、华县等地于1928年5月爆发的渭华起义,是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起义。
所谓“具有较大影响”,是由于它在陕西最早成立崇凝区苏维埃政府、陕东赤卫队和西北工农革命军,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起华山、西至临潼东、北至豫陕大道、南至秦岭北麓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并在工农革命军中最先设立政治委员,开启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
[1]105作为西北地区武装割据的伟大尝试,推动了渭北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渭华起义的重要策源地——赤水职业学校,是陕西党团组织的建立地、革命思想的生发地、革命力量的聚集与发展地。
它地处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与华县交界,而这一区域正是渭华起义及红色武装割据的中心。
因此,作为历史之思想文化结晶体的“渭华照金精神”,就应以渭南县之“渭”华县之“华”来标志。
之所以还要以“照金”来标志,是因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渭华起义的继续,是秦东地区党的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革命思想文化的重要史实依据和载体。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它发展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
”[2]253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进程至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才有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由于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中共党史学界早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之说。
综前所述,西北地区“工农武装割据”伟大实践,先渭华,后照金,“渭华照金精神”中的“照金”标志,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革命理论、革命道路、革命精神一致性和统一性原则的体现。
“渭华照金精神”这一命题,更是基于对现实的考量。
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成就伟大事业。
伟大精神一旦形成,就会历久弥新,不断体现出其新的时代价值,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鼓舞和激励人民群众投身伟大事业。
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思想保证和动力源泉。
我党高度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党史学界给予极大关注。
尽管有人提出“渭华精神”“照金精神”,并作过精辟的分析,遗憾的是,研究和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其现代价值作用尚待充分实现。
这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渭华照金精神的内涵
渭华照金精神,是陕西早期党史思想文化的结晶,是革命历程表现出的理想信念、路径抉择、思想维度和风格特色,内涵丰富而厚重。
撷其精要,表述为:
忠党爱民、教育引领、务实求真、快乐奋斗。
(一)理想信念:
忠党爱民
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
信念是人们追求理想目标的强大动力。
信念一旦形成,就会使人坚贞不渝、百折不挠地追求理想目标。
一个人有信念并不难,难的是信念的坚定和清醒。
信念有多坚定,成功的可能就有多大。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充分表明,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激励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以渭华、照金为中心区域的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地创建渭北、陕北、陕甘边以及西北革命根据地。
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存在时间最长、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的神奇力量,不是高官厚禄,不是壮美山色,而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3]110
忠党爱民理想信念的清醒坚定,首先表现在指导思想的正确和坚持。
毛泽东于1928年10月至1930年5月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经典名篇,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与井冈山的同志们开创了井冈山道路。
处于西北地区革命前沿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总结自身革命活动的成败得失,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论断的正确,并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2]249,在刘志丹看来,“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
如果我们象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
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谈到哪里,教育和影响着他见到的每一个人。
”[2]246
忠党爱民理想信念的清醒坚定,表现在始终不渝地在党组织领导下维护大局、坚持革命。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地方领导人,服从执行中央的决定与安排,统筹关中以及各地之间的关系,形成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有利态势。
1935年2月5日周家崄会议成立的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是陕西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走向统一的重要标志。
即使在出现错误领导、遭受挫折的情况下,革命力量内部坚持维护团结统一仍是主线。
1932年12月下旬,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带着中央“北方会议”有关将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以及派他担任该军政委的决定来到陕甘游击队。
但他盲目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12月22日召开的党团员大会上严厉批评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犯了“流寇主义”“稍山主义”等错误,擅自开除谢子长的党籍。
更可怕的是,召开军人大会进行批评斗争,并以调到上海“受训”为名,企图赶走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和杨重远等同志。
关键时刻,为了顾全大局,保持领导核心的稳定,谢子长提出他和阎红彦离开部队,让刘志丹和杨重远留下继续工作。
加之黄子文的据理力争,这一提议才为杜衡所接受。
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后,杜衡只给了刘志丹一个宣传员的工作,后因团干部战士意见很大才调整为团政治处副主任。
1933年6月下旬,杜衡违背陕西省委指示,不顾刘志丹(时任红二团参谋长)等同志的强烈反对,利用政委职务,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
为了维护大局,刘志丹奉命南下。
前所预计的失败导致红二十六军主力损失殆尽,陕甘边的革命斗争遭受重大挫折。
刘志丹一度隐蔽终南山,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带病坚持两月有余,最后化装成小商贩,历经曲折返回照金。
刘志丹并没有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灰心丧气,再次以大局为重,开始红二十六军的重建和恢复工作。
1935年下半年他蒙冤被捕,平反出狱后,告诫受过整的同志,“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4]14。
毛泽东在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会上,对曾经受过整的习仲勋同志的工作态度和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为他亲笔题词: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5]334
忠党爱民理想信念的清醒坚定,表现在革命年代始终坚持夙夜在公、勤政为民,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习仲勋同志1933年3月后,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红二十六军总指挥部政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他根据省委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建立一批农村党支部和区委会,在艰苦环境中形成党的农村基层领导核心。
“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
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
”[4]128开展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使之成为密切军民关系的思想和制度保障。
有不少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
如渭华起义中壮烈牺牲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政治部主任吴浩然、手枪队长张汉泉、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薛家寨保卫战耀西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狱中写下铿锵有力的《绝命诗》、从容就义的红42师师长王泰吉;被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不出卖同志和战友的“无定河畔六烈士”。
刘志丹同志1936年4月14日牺牲,毛泽东高度评价“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肯定“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6]480。
还有许多无名英雄,他们都是忠党爱民理想信念坚定者的代表。
(二)路径抉择:
教育引领
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壮大关键在于革命人才的培养和涌现,革命人才的培养则需要革命教育的引领。
纵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史,教育引领贯穿于西北革命斗争的始终。
王尚德、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落实党组织的指示,创办学校、创建党团组织,创新政治教育路径,从事危险的兵运工作,千方百计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教育青年、干部、战士和群众,促进群体转化,成功地为革命培植力量,特别是输送了一批高素质的军政人才。
在陕西,以学校为载体,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领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影响较大的有华县咸林中学、榆林中学、富平县立诚中学、渭南县赤水职业学校(赤职)和赤水农业职业学校(赤农)等。
赤职、赤农是党在秦东渭南创建的最早的高等学府,影响最大。
1922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的王尚德受董必武及中共武汉党组织的委派,回到家乡开展党的工作。
先后创办了赤职、赤农,培养教师人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党团组织,培养革命力量,建立革命阵地。
在陕甘边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创办多所列宁小学、成人扫盲识字班、随营学校和红军干部学校,创办《布尔塞维克生活》和《红色西北报》等刊物,宣传党和革命政府的方针政策,用新思想教育、团结和发动群众,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教育引领也体现在兵运工作上。
西北地区旧军阀及国民党新军阀的残暴统治,革命力量建立发展初期的薄弱状况,决定了党组织创建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活动的方针不得不重视兵运工作。
即在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等武装中,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下级军官和士兵灌输革命思想,提高政治觉悟,培植革命武装骨干,进而以兵暴策反的方式扩大革命的影响力,达到聚集、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目的。
1926年冬,刘志丹受党指派,在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途部成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1928年初,又受陕西省委指派,和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人到军阀李虎臣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从事兵运以及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培训革命武装骨干等工作。
这期间培养、发展的数十名党员后来成为渭华起义的骨干力量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的中坚力量。
1928年秋,刘志丹又受省委指派,以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与谢子长一起秘密潜回陕北,并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开展兵运活动。
次年春,经过巧妙、机智的改选,他和曹力如当选为保安县民团正副团总,“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改善生活,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把一个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6]24。
1929年到1931年间,通过对陕甘边一些军阀和民团开展兵运活动,发展了许多党员,结交了许多爱国军官,如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等,长期潜伏于国民党要害机关,或率部投诚起义,后来成为我军中将、少将。
1930年6月,年仅16岁的习仲勋受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派遣,来到驻扎于长武县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开展兵运工作。
经过两年兵运工作,不仅他个人从一位普通士兵成长为见习官、特务长、营委书记,而且通过“适时活跃的宣传鼓动工作,唤起了广大士兵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觉悟和决心”[5]78。
到1931年5月,“全营党的工作有了加强,四个连党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几名党员”[5]74。
“全营的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加强和发展,并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枢作用。
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活动经常,形成有力的核心。
”[5]761932年4月,习仲勋成功领导两当兵暴。
教育引领还渗透在日常家庭教育和平时生活教育。
1943年4月24日的《解放日报》在《延安公祭刘志丹同志》一文中提到刘志丹“在家庭里是一位好教师”,不但他的二弟刘景范参加革命是“不断家教的结果”,而且把自家的雇工教育成游击队员。
其中曾是他家雇工的张明科成长为某营营长。
[6]4985月6日该报在一篇通讯中提到有一名郭清秀的老汉携全家由数十里之外来志丹城哀吊,痛哭不已,原因在于他自己革命之前“原是二流子,抽大烟”,“经志丹同志苦心婆心的说服教育,才参加劳动,而后并参加革命。
土地革命后,他从一无所有发展成为富裕的中农,全家温饱有余。
他是得到刘志丹同志革命好处的千万人民中的一个”[6]500。
(三)思想维度:
务实求真
务实求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
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起始于早期的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其根本准则;正确认识实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切实有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其根本依据;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其根本要求。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西共产党人,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认识、把握、遵循中国革命的共同规律,根据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制定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工作,并实现了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井冈山的道路。
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在斗争实践中这块根据地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2]261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经验主要是:
第一,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
第二,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的道理,“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2]262,从而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
第三,总结革命斗争经验为“稍林主义”。
这是在革命斗争中探索求真的结晶。
第四,实行又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策略。
第五,形成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
“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贡献。
”[2]263由于关中和西北革命独立自主地探索出富有特色的道路,形成“稍林主义”思想,革命力量才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使起自关中东部以及陕北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四)风格特色:
快乐奋斗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不是一帆风顺的。
1928年到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发动和领导了大大小小七十余次武装起义或兵变。
其中著名的有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武装起义;1928年王泰吉领导的麟游兵变;1930年常翔峰、王志祥等领导的神木手枪连兵变;1932年4月习仲勋等领导的两当兵暴;1932年5月杜鸿范、张东胶、杜润芝等领导的甘肃靖远兵变;1932年七八月间高鹏飞、苏杰儒、高胜勇等领导的西华池兵变等。
除西华池兵变因有陕甘游击队的接应取得成功之外,其他都遭遇了失败的厄运。
然而,失败没有使革命者一蹶不振。
他们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开辟新战场。
刘志丹、谢子长在渭华起义失败后,先后在陕北、甘肃等地从事兵运工作。
兵运工作本身极具复杂性和危险性,加上党内“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刘志丹经历了多次挫折,甚至遭受了牢狱之苦。
令人敬佩的是,他“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
1931年四五月,他出狱后在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策动兵变。
失利后只身回到南梁的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集合起部分失散了的战士,沿着桥山山脉,逐渐又发展成一支二三百人的革命队伍”[6]26。
这支队伍于10月下旬和西渡黄河而来的晋西游击队胜利会师,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次年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刘志丹曾乐观地鼓励刚刚经历两当兵变挫折的习仲勋说:
“干革命还能怕失败!
失败了再干嘛。
失败是成功之母。
”[6]4
刘志丹带领陕甘游击队创建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根据地也经历了极为艰苦的斗争历程。
游击队转战南北、驰骋东西,虽然取得不少胜利,但也遭受不少失败。
最痛心的是,1932年12月24日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之后的半年时间里,由于兼军、团两级政委的杜衡的错误指挥,导致1933年5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南下中全团覆没。
刘志丹等人被围困深山老峪,革命意志却没有动摇:
“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
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
失败了再干呀!
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
”“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
”[6]32这些鼓舞士气的话语以及历经艰难险阻死里逃生回到照金根据地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乐观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习仲勋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历经牢狱之苦、兵暴之险、建政之艰、“围剿”之难、“病患”之危、肃反时开除党籍之辱、生死存亡之忧,但总能乐观面对、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习仲勋同志“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的座右铭,既是他一生百折不挠、快乐奋斗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所在群体的革命精神与崇高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
实践证明,正是依靠乐观奋斗精神,革命者才理性而勇敢地选择了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稍林”创建革命根据地,才从容淡定地应对极端困苦的物质条件挑战,才毅然决然地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血腥屠杀,才巧妙机智地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破解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难题,才以顽强的毅力冷静对待人生与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处低谷而力争,受磨难而奋进,创造出人间奇迹。
三、渭华照金精神的时代价值
渭华照金精神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正确的路径抉择、辩证的思想维度和进取的风格特色。
并以其特有的含义和实践要求,在关中东部革命以至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其中,忠党爱民是灵魂,教育引领是关键,务实求真是核心,快乐奋斗是根本。
伟大事业产生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支撑和推动伟大事业前进。
伟大的渭华照金精神,产生于艰苦卓绝的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虽然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其坚定不移地创业创新的核心理念,具有历久弥新的现代价值。
它与其他革命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体系和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的闪光之点。
它超越时空,已经并将日益显现其重要的教育激励作用。
(一)渭华照金精神是党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产生形成毛泽东思想,1945年党的七大又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首次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以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等为代表的陕西早期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内容,在将马列主义与西北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经验、思想和观点。
主要体现在:
关于革命力量的发动和发展壮大,采取在旧式军队或地方民团中实施教育引领的方法和兵暴策反方式,实行又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策略;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在工农革命军中首先设立政治委员,开启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于苏区(时称“稍林”)的选择,根据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放弃于敌有利而于我无利的平原,选择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统治力量鞭长莫及的“稍林”,使革命力量的生存、发展有了依托;关于工作方法方式,注重调查研究,坚持走群众路线,使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具有可靠的依据,为革命斗争胜利奠定雄厚群众基础;关于根据地建设,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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