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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的认知结构和应对方法
焦虑的认知结构和应对方法
摘要
焦虑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情感体验,很多人都为其所困扰。
作者在文章中首先探讨了焦虑的起因,综述了几种焦虑模型,然后,建构了一个一般性的焦虑的认知构成模型。
该模型认为焦虑可分为他律性焦虑和自律性焦虑,并进一步提出假设认为,他律性焦虑包含外在挑战水平与内在挑战水平的差距、重要性和紧迫性三个维度。
作者在该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焦虑的有效方法,并指出,该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生活中常见的焦虑应对模式起作用的原因。
关键词焦虑焦虑的构成因素心理落差应对方法
焦虑是个体由于不能达到目标或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致使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形成一种紧张不安,带有恐惧的情绪状态[1]。
焦虑几乎成为现代人普遍的消极体验之一。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压力的增大,没有人敢说能对焦虑免疫。
焦虑问题的逐渐加剧,表明现实生活压力造成的心理困境有超出平均应付能力的趋势。
因此,焦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影响它的因素有哪些,以及怎样调整心理、避免过度焦虑的害处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
1为什么会有焦虑
弗洛姆认为自由意味着自己与世界同一性的丧失,当人们在向自由迈进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与一个强有力的、带有威胁性的外在世界的对立时,就会产生强烈的孤立无援感和忧虑不安[2]。
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谓的焦虑。
弗洛依德首次阐述了以自我为核心的人格结构系统的焦虑理论。
当大脑皮层承受过多的刺激时,过多的负荷会使自我无法调适,因而产生一种创伤的精神官能反应。
他认为这是焦虑的最基本形式,也是其他一切焦虑的根源。
其中,出生的创伤是最初的经验,是日后所有对分离、失去爱、被抛弃等等预期的原型。
当个人日后面临难以承受的刺激,又缺乏必要的防卫和调适策略时,类似的焦虑会再次出现[3]。
罗洛·梅(May,1953)认为焦虑是当个人的人格及生存之基本价值受威胁时所产生的忧虑。
此处所说的威胁,可能是个人生存受到的威胁,如疾病、灾祸、死亡等;也可能是信念、理想等个人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如地位、名誉、职业、自尊、爱国、家庭、政治、宗教等受到的威胁。
总之,只要个人主观认为属于自己的某个基本价值受到威胁,就足以产生强烈的焦虑[4]。
罗杰斯认为自我概念是人经验里的一个重要成分,个人的目标就是成为他的真实自我。
当意识中的自我与实际上的经验产生分歧时,就会引起焦虑。
有效的自我概念允许人们真实地感知和接纳其经验,并将之同化于自我结构中,不论这种体验是来自机体内部的,还是来自外部环境的。
无效的自我概念歪曲或否定与其不一致的经验,因而不能将之有效融汇,容易产生自我经验对自我概念的挑战,引起自我的不协调,导致焦虑[5]。
希金斯(Higgins,1987)的自我差异理论认为实际自我就是个体自身实际具有的特性;应该自我就是认为自己在有关承担义务和责任方面应该具有的特性。
当实际自我与应该自我发生冲突时,个体由于自己未能履行职责,感到应受责备、惩罚而产生与焦虑相关的情绪体验,如害怕、危险、忧虑等[6]。
班杜拉提出了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即个体在执行某一行为操作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行为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主体的自我把握与感受。
这样,自我效能感也就同时包含了自我效能信念和自我效能期待的含义在内。
班杜拉发现自我效能感的高低是决定焦虑等负性情绪是否产生的重要原因。
自我效能感强的人不会在应对环境事件之前忧虑不安。
相反,自我效能感低的人则怀疑自己能否处理、控制环境的潜在威胁,因而体验到强烈的应激状态和焦虑唤起。
威胁性并不是环境事件的固有属性,而是建立在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环境的潜在危险之间的关系属性,既决定于环境本身的性质,也决定于个体应对环境事件的自我效能感和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应对过程的性质[7]。
以上观点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焦虑这一复杂的心理现象,各有其重要意义,但总的来说,都与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有密切关系。
同时,焦虑的程度与情景密切相关,并时时随环境变化而变化。
同一应激情景在不同的人身上引起的焦虑程度不同,很多情况下还差异甚大。
老师同样的几句批评,对有的学生可能过而不留,对有的学生却仿佛世界末日。
同样的应激情景在同一人身上引起的焦虑程度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其看法及应对策略不同而变化较大。
一个摔破家里重要器皿的孩子会一直惶恐不安,直到母亲微笑着搂住他并对他说:
“宝贝,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才能放松下来。
这提示我们,首先,同一应激情景下不同个体之间焦虑水平的差异,说明该刺激对不同个体心理应对水平的落差不同,其焦虑的程度应该与该落差的大小有关。
同一个体前后焦虑水平的改变,则可能与对相关事件重要性评估的改变有关。
因而,某一具体压力情景所能引起的焦虑程度不单单决定于该情景,也不单单决定于与“自我”相联系的诸种体验(如自我效能感),而与两者的落差相联系,也与对整件事的重要性评估有关。
其次,焦虑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对刺激情景的认知和评价,适合于情绪认知理论来加以解释。
最后,以上各种观点虽然对于理解“为什么会产生焦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仍不足以说明具体情景中焦虑水平的差异和变化、焦虑的构成成分,以及影响焦虑的若干因素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显然十分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有效地应对焦虑的问题。
2有关焦虑的观点和模型
以往的研究已提出了一些焦虑模型。
2.1WilliamKessen对焦虑理论的总结
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产生了不少焦虑理论。
WilliamKessen对其进行了总结,认为它们可以被概括为一个理论(thecommonelementsofanxietytheory)。
因为这些理论均包含三个共同的要素。
首先,它们都有一个最初的激起焦虑的原型事件,虽然这些原型事件——可能是压力、过度刺激、痛苦、先天的对恐惧的反应、出生时的创伤以及人活着这件事本身——在不同的立场看来各自不同。
其次,它们都认为由原型事件引发的焦虑反应会向某些临近的、原本无害的环境事件或躯体活动泛化,泛化之后使得这些原本中性的事件也会引发焦虑反应。
最后,它们还一致认为减轻焦虑的事件与最初激发它的原型事件有密切的关系[8]。
也就是说,这些焦虑理论都以焦虑的原发诱因来解释焦虑的第一次出现,并且用它对其他中性事件的泛化来说明习得的、次级焦虑出现的原因,同时将对创伤及其信号的逃离和回避作为焦虑控制的机理。
Kessen随后指出这种类型的理论存在着不足,他主张一种非原型事件来源的焦虑理论,作为对经典的威胁逃离模型的补充。
他认为焦虑的出现是由于新生儿先天具有的周期性的精神紧张(thecyclicaldistressofthehumannewborn),同时,人也先天地拥有某些焦虑抑制机制。
而原型创伤事件很可能就是由于它们和焦虑抑制机制的解除建立了条件作用才释放了常在的但被抑制的焦虑。
这样,焦虑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得到消减,一是直接对焦虑诱发因素的改变(例如远离创伤及其信号),另一是依靠焦虑抑制机制(它既可以是有机体的反应,也可以是外在的环境事件)的作用。
Kessen认为,这两种机制都发挥着有益的作用,但彼此分离[8]。
2.2泛化焦虑模型
有些研究者认为泛化焦虑是基本的焦虑症,对它的充分研究将会大大增进对所有其他焦虑症的理解[9]。
Dugas提出了一个关于泛化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指出泛化焦虑有四个主要特征或加工变量(processvariable):
对模糊情景的不容忍,对担忧的积极信念,消极的问题定向和认知回避。
对模糊情景的不容忍指的是个体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消极事件视为无法接受的过分倾向,而考虑不到它们出现可能性的高低。
它是过分担忧和泛化焦虑得以发展和维持的关键因素,也可能是其他许多焦虑症的中心因素。
对担忧的积极信念,诸如相信担忧有助于解决问题、担忧能够直接改变状况等,与忧虑的持续有关。
消极的问题定向则与病态的过分担忧相联系。
认知回避和思想压抑相关,它是由一组内在策略构成的,这些策略的作用是削减使人痛苦的观念和感到威胁的形象的出现频率。
研究发现,这四个变量能很好地区分泛化焦虑患者和普通被试,尤其第一个变量,即对模糊情景的不容忍(intoleranceofuncertainty原文是什么?
)尤其起着关键的作用[10]。
2.3焦虑的四因素理论
Eysenck提出了焦虑的四因素理论,用于确认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下共同“决定”焦虑水平的各种信息来源。
该理论指出,焦虑有四个主要的信息来源,它们分别是:
外在环境的威胁、内在的生理状态、个体本身的行为和个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认知。
Eysenck认为,最重要的不是焦虑的这四种信息来源,而是个体对这些信息的加工方式,特别是注意和解释的过程[11]。
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可据此解释为什么焦虑症可被分为诸如在DSM-Ⅳ(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FourthEdition)中描述的那几类,Eysenck认为这件事虽然极端重要,但实际上之前还没有人试图这样做,而四因素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框架。
依据该理论,应该有四种主要的焦虑症类型,分别相应于对四种信息来源的注意和解释偏差。
大致看来,对自身生理状况的认知偏差对应于惊慌性障碍(panicdisorder);k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偏差对应于社交恐惧症;l还应该有一种焦虑症与对未来威胁的认知偏差相对应,强迫症并不属于这种类型,但许多有着高水平焦虑的强迫症患者都偏向于认知将来可能发生事件的消极结果;m而对环境刺激的认知偏差则和所有的焦虑症都有联系,而且这种类型的认知偏差在特定的恐惧症(如对蛇、蜘蛛的恐惧等)中更是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最后,泛化焦虑患者则是在所有这四种信息来源上都有认知偏向。
2.4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
特质焦虑为一个人容易产生焦虑反应的倾向,状态焦虑是以生理唤醒和对忧虑、恐惧、紧张的意识觉知为特点的短时期情感,两者的区分类似于物理学中势能和动能之间的区分。
Endler提出了焦虑的多维交互作用模型(themultidimensionalinteractionmodelofanxiety),认为特质焦虑至少包含四个方面:
社会评价、躯体威胁、暧昧不明和日常事务;状态焦虑也有两个方面:
认知担忧和自律情感。
特质焦虑的几个方面是个体在相应的威胁情景中容易产生焦虑反应的几方面,Endler强调刺激情景与焦虑特质的一致性在引发状态焦虑中的关键作用,比如,躯体威胁的焦虑特质只会与有关躯体危险的情景交互作用,而不会与社会评价方面的刺激情景产生交互作用。
一个人如果在某一方面有高的特质焦虑,当压力情景与其一致时,状态焦虑水平就上升;而不是此种类型的压力情景则不会使状态焦虑水平上升[12]。
2.5小结
除了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的理论外,其他理论的提出多基于对各种焦虑症(diagnosticclassificationofpsychopathologicalanxiety)的研究,对普通人所具有的并不严重的一般性焦虑(normalanxiety)则关注较少,然而,后者却更具有普遍的意义。
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地域限制的超越,到上个世纪,各个民族都要在世界范围内来争夺生存空间,优胜劣汰的无情选择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一轮的加速过程。
在这种形式下,再也没有什么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可以容许一个国家或民族偏安一隅地悠闲度日,连带着每个个人也在快速的竞争淘汰中一劳永逸地失去了以前的生存安全感。
文明的巨大进步引起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快速变化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想象和掌控,太多的不可控因素都可能对个人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感觉和认识使人分外感到自己的渺小无力和微茫。
然而,按照一定的标准养活自己和家人却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在以自己的毫无把握背上这个不可回避的任务后,则或轻或重的焦虑不可避免。
因此,上个世纪被一些诗人、音乐家、心理学家称为焦虑的世纪,而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刚刚开始的本世纪更会如此。
这种一般性焦虑虽然不像各种焦虑症那样对日常生活造成严重的干扰,但却始终挥之不去地缠绕着我们几乎所有人的心灵,弥漫在整个人生的不同阶段上。
而且,这种一般性焦虑如果不能加以合理地应对和有效地削减,也会对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进而发展成各种焦虑症。
因此,有必要理清一般性焦虑的结构,为有效应对提供前提和支持,而这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当然,从焦虑症出发来研究焦虑,在心理学中是一种惯用的、且有效的研究手段,就像基于其他类型的特殊被试所进行的各种其他研究一样。
这种方法便于从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快速分离出主要因素,直接针对各种病症进行研究还有助于尽早找到有效的疗法。
而且我们通常假定在病态焦虑和一般性的焦虑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体,所以研究各种焦虑症应该会对理解一般性焦虑有很大的帮助。
然而,我们发现基于焦虑症提出的这几种焦虑理论并不太适合于用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焦虑。
Kessen对焦虑理论的总结和补充非常适用于描述对焦虑极其敏感的患者的情形,但根据日常经验,使我们一般人产生焦虑的诱因更多的是某些难以应付的棘手问题,而并不经常有需要特别回避和逃离的事件类型;进而焦虑的减轻和解除也是和当前主要挑战的逐渐解决相联系的,而不一定与任何过去的原型事件有关。
泛化焦虑认知行为模型中的四个因素,即对模糊情景的不容忍、对担忧的积极信念、消极的问题定向和认知回避,在焦虑的产生和维持中都或多或少地起着作用,只是有些成分(如对担忧的积极信念)可能在焦虑患者身上被放大了,用于理解普通人的焦虑就显得不大合适。
而且该模型中的因素都只与人格特质紧密相关,不牵涉具体情景,因而用来解释焦虑其普遍意义有所不足。
焦虑的四因素理论对“决定”焦虑水平的信息来源进行了区分,尤其提到对这四种信息的注意和解释过程才对焦虑的产生最为重要,这些都为理解焦虑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但注意和解释过程并不会因为信息来源的不同而总是在焦虑的产生中导致彼此间的稳定差异,所以做这种区分虽然有意义但并非必要,该理论也有待于继续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各种焦虑症出发研究焦虑虽然有不少优点,但对于说明一般性焦虑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这些理论不足以说明普通人在具体情景中焦虑水平的差异、变化以及如何有效地应对焦虑等问题。
这提示我们,也许一般性的焦虑和焦虑症可能分属两个不同的类型,就算二者之间没有质的差异,那么在量上的差异也是足够大的。
因此,理解一般性焦虑我们不主张从焦虑症着手而有必要深入普通人的内心,以之为依据建构一个一般性焦虑的认知构成模型。
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理论以及Endler的焦虑多维交互作用模型,针对的是一般性焦虑。
将焦虑区分为特质和状态这两个维度极有意义,Endler进一步提出,这两个维度各自包含几个不同的方面。
这一尝试更是为理清焦虑结构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Endler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状态和特质的区分所带来的简单化,但如果仅是致力于寻找特质焦虑所可能包含的更多的方面(如分离焦虑和自我揭示)[12],则还不足以澄清焦虑的结构。
更重要的是找出在各不同方面中都发挥作用的一般性因素,才能将状态焦虑、特质焦虑的研究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3一般性焦虑的认知构成模型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1961)在考察人类文明的进步时指出,正在发展着的人格意为人自身的性格特点也会成为其发展的限制因素,就像外部环境条件对自身的限制一样。
对人的发展而言,凡是它的限制因素,都可视为它要面对的环境。
一个人成长时要面对的挑战不仅来自外部世界,而且来自他自身,这都是自然界赋予我们的限制,因而对于环境的考虑应该同时包含这两个方面。
而随着人发展到更高级阶段,受到的主要限制将越来越来自自身的人格因素,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因素)和文明,趋向于成为它们自身的环境,成为自身的挑战以及自身的战场。
成长的进程意味着:
在每一个连续的挑战和应战的回合里,对外在环境挑战的胜利是微不足道的,内在世界的行动才至关重要[13]。
也就是说,在成长的后期,自身的软弱、惰性、冲动等将会越来越成为进步的主要障碍,人必须不断地挑战自身的这些弱点,必须成功地将由外在挑战强加的严苛的他律转换成自决的高度的自律,才能持续成长。
他关于成长标准的论述提示了我们焦虑得以产生的具体原因。
在外界刺激与人的情感和行为之间寻求因果关系的企图是危险的。
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作为法律基础的这一假设,即“人是理智的,有能力且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就应该认为在本质上决定人行为的因素是内因,是人们对外界刺激或本身躯体状况的解释和估量,而不是刺激因素本身。
相同的刺激及刺激水平未必能在不同的人身上引发相同的行为,相应地,对刺激因素的相同解释和估量则有更大可能使不同的人行为一致。
既然任何刺激因素都有赖于人本身的解释和估量才能发挥作用,那么,直接将刺激因素作为人们行为的原因是不合适的。
在此,我们同意阿诺德·汤因比的观点,即把它们当作是对人的挑战。
外在环境(包括自身躯体因素)对人的挑战可称为“外在挑战”,以Ec(environmentalchallenge)表示,它是人在生活过程中不断遇到的种种不可回避的任务。
作为成长标准的自己对自己的挑战称为“内在挑战”,以Sc(selfchallenge)表示,也可称为“自我挑战”。
它是个人为了实现理想自我而主动寻求的各种挑战,是个体基于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而对自己提出的相应要求。
两者的区别在于外在挑战是被强加的,内在挑战却是自己主动寻求而来的。
焦虑就来自于外在挑战水平与它出现以前个体的内在挑战水平之间的差距,来自于外在挑战要求的高水平他律和个体的低水平自律之间的落差。
外在的挑战分为种种不同的方面。
可以认为在任何一个方面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的内在挑战。
在通常情况下,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些内在挑战的水平都接近于零。
如果自我效能感同时包含自我效能信念和自我效能期待,则内在挑战水平就是个体在该方面的自我效能感。
而任何一方面的内在挑战,即自己主动给自己设定的目标,由于是自觉自愿做出的,因而是有实现的把握的。
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我们对自己并没有什么主动的要求和自律,也就是说,在很多方面,我们的内在挑战水平都接近于零。
外在的挑战却是始终要出现的,而且往往不可回避。
由于人们对自己本来没什么要求,内在挑战的水平必然远远低于外在挑战的要求。
为了迎接外来的挑战,人们只好被迫提高在这一方面的内在挑战的水平。
在压力下当个体不得不将内在挑战水平提高到一个“高”水平时,该个体自然就失去了顺利实现目标的把握,因而焦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而且,外在的挑战和在此之前的内在挑战之间的水平相差越大,它引起的焦虑程度就越高。
上述中班杜拉认为,威胁性并不是环境事件的固有属性,而是建立在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环境的潜在危险之间的关系属性。
这种关系指的就是外在挑战水平与该方面的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也就是个体所感知到的任务难度。
存在这样的差异,相应的环境事件才具有威胁的属性,才能引起焦虑。
另外,一个外在挑战所能引起的焦虑程度无疑与其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密切相关,也与他主观上感知到的外来挑战的紧迫性关系甚大。
这里的重要性可用i(importance)表示,而紧迫性则用u(urgency)表示。
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某种外在挑战所引起的焦虑程度=该挑战的水平与该方面自我挑战水平的相对大小×该外在挑战对主体的重要性×感知到的紧迫性=感受到的任务难度×重要性×紧迫性。
我们认为此处各项因素间是一种交互作用,用了“×”的符号,是因为如果其中任一项水平很低时,不论其他项可能的取值如何,焦虑水平都接近于零。
比如死亡,绝大多数非老年者都视它为遥遥无期,紧迫性接近于零,因此,虽无力应对,且对个人重要性也极高,却并不经常引起高水平的焦虑。
Wilken等人的研究证实了在刺激水平的增量和焦虑水平的增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的关系[14]。
从数学上来看,倒U型关系意味着至少需要两个相乘的因素,
如果焦虑的程度以“A”表示,那么,由某一方面的外在挑战(k)激起的焦虑水平Ak可以表示为ik(Eck-Sck)uk或ik(Eck/Sck)uk,即该方面外在的挑战水平和外在挑战出现以前内在挑战水平的相对大小与其权重、紧迫性的积,其值越大焦虑水平越高。
在对其较重要的外在挑战做出一定的应战并取得在某种程度上不可挽回的结果之前,每个人的总体焦虑水平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这相对稳定的焦虑水平Ae(anxietyinducedbyenvironmentalchallenges),就成为该时期内影响主体的判断和行动的背景之一。
由各不同方面(k=1,2,···,n)的挑战引起的稳定的焦虑水平可用下列表达式
(1)表示:
Ae=A1+A2+A3+···+An=
…………
(1)
而一个人任一时刻的焦虑水平则可用下列表达式
(2)表示:
A=Ae+As…………
(2)
其中,As(anxietyinducedbyselfchallenges)称为自律性焦虑,是指某一时刻个体由于违反了自律的要求所引起的焦虑。
如果感到自己已经较完满地做了该做的努力,则As接近于零;如果本该完成该阶段的任务,实际上却因为自身主观的原因而没有做到,则产生短期的焦虑。
As的程度与个体对自身要求的严厉程度(strictdegreetowhichoneclaimshimself)有关,而且有在一段时间内的累加性。
那些对自己没有什么额外要求的人,As基本上为零,只有那些自律甚严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As的水平才可能比较高。
As可能是自律的核心动力因素之一,对不同的人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会有所不同。
自律性焦虑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大小决定了一个人自律所可能达到的程度的高低。
这样Ae就代表了焦虑中的他律因子,称为“他律性焦虑”,是由于外在挑战对个体能力的强制要求所产生的焦虑;As则是自律因子,是个体对自身能力维持和进步的要求所产生的焦虑。
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始终与具体的活动领域有关,焦虑的产生也决定于具体的活动情境。
希金斯则认为实际自我与应该自我之间的差异是个体稳定的人格特征,而与外在的情境没有多大的关系。
很明显,前者所指的焦虑实际上就是他律性焦虑,而后者指的是自律性焦虑。
班杜拉与希金斯观点的差异正反映了他律性焦虑和自律性焦虑的分别。
Endler提出状态焦虑包含认知担忧和自律情感两个方面,指得也是这种分别[12]。
他律性焦虑和自律性焦虑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焦虑形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律性焦虑是他们焦虑的主要来源,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其焦虑的主要形式则是自律性焦虑。
就像道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样,焦虑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成长的标准是从他律转向自律的,个体成长中焦虑的发展就是其焦虑的主要来源从他律性焦虑向自律性焦虑的转移。
4对该模型可提供支持的研究
他律性焦虑中首要的因素是重要性,其次是对外在挑战难度的估计,第三是紧迫感。
对于重要性,如果某种外在的挑战对主体没有重要意义或者说根本无关,则不管难度多大,时间多紧迫,能引起的焦虑的水平也必定十分有限。
对于对挑战难度的估计,它不可避免地要以主体在该方面的内在挑战水平为参照。
某一方面外在挑战的水平基本上就是社会一般大众对该任务难度的评价。
外在挑战水平与该方面个体内在挑战水平的差距就构成了个体对该项任务难度的估计。
而能否引起焦虑就取决于主体感受到的二者之间差别的方向和大小。
只要主体感到很有把握应付挑战,他律性焦虑在大多数时候都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对于紧迫感,一般说来个体的他律性焦虑的程度会随着紧迫感的增加而增大,但这仅适用于个体仍有信心应对外在挑战的情景。
一旦个体感到绝望而放弃作为时,紧迫感的增加则未必能使他律性焦虑的水平上升。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虽然针对的是各种焦虑症,但也都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三个因素在他律性焦虑中的作用。
自律性焦虑与他律性焦虑有很大差别,以下研究中所提及的焦虑显然是他律性焦虑。
当高度熟练的而且组织好了的反应被突然打乱时,焦虑水平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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