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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学合作结构的中印比较
国际科学合作结构的中印比较
郭永正/梁立明
2013-02-1520:
18:
43 来源: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津)2007年7期
作者简介:
郭永正,梁立明,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连116024;
内容提要:
采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收录的中印两国国际合作论文数据,比较了两国的N维国际科学合作结构、合作对象结构以及合作频度与合作链强度的关系,找出了中印两国国际科学合作结构存在的不同之处,并建议多国合作应成为我国未来国际科学合作的一个重点。
关键词:
基础研究国际科学合作比较研究
一、引言
随着科学向纵深发展,科学研究的难度、规模和成本越来越大,要想保持持续的创新活力,就需要不同国家的共同支持,不同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家广泛交流与合作。
相关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国际科学合作论文占科学论文总量的,比例为5%左右,80年代为10%,90年代上升至20%左右[1]。
国际合作论文数从1981年的2.1万篇增加到1993年的5.25万篇,增幅高达150%,相比之下,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总数在同一时期只增长了20%[2]。
国际科学合作发展的这种态势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和充分利用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促进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带动国家科学技术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随着世界各国科研实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刷新,每一个国家的国际合作目标、任务和形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10多年来,我国的科技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新的内外科学环境下,我国未来的国际科学合作走向与策略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3-4]。
通过国际合著论文研究国际科学合作是科技政策研究的重要方面。
自Beaver、Rosen,Frame和Carpenter以来[5-6],相关的研究成果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前人的工作,从研究视角可分为国际科学合作网络研究[7-8]、国际科学合作的国别研究[9-10]和国际科学合作的学科研究[11-12]。
当然,也有两类研究的交叉成果,如研究某一国家若干学科的国际合作[13]。
在国内,刘云和常青的研究成果已在国家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十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制定中得到应用[1]。
中印两国诸多的相似性,决定了二者既竞争又合作的战略地位,同时也成为各界比较和关注的对象。
近年来,每一次国际机构对世界各国的排序与评价都会成为新闻界敏感的话题。
学者们也曾经对两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进行过比较[14-15],当然,也不乏中印两国科学的比较[16-18]。
这些研究中尽管有些涉及了国际科学合作问题,但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是从微观层次上的比较,宏观上比较中印两国国际科学合作的研究还不多见。
因此,在国际科学合作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对中印两国的国际科学合作进行比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本文是选择1995-2004年中印两国国际科学合作的静态比较,动态的比较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
二、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WebofScience的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简称SCI-E)。
它是由美国人尤金•加菲尔德创立的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简称ISI)开发的基于Web的网络数据库,是WebofScience其中的一部分,可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文献检索。
由于ISI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从而保证了其收录的文献能涵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可以用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评价学术机构和个人的学术水平,优化图书期刊的馆藏结构[19]。
因此,用该数据源比较中印两国的国际科学合作是有意义的。
2.研究方法
2005年11月27日-12月2日,通过国际互联网,我们分别检索和下载了作者地址栏中含有PeoplesR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和India(印度),并于1995-2004年发表的论文,以此建构中国和印度的科技论文数据库。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论文仅指Article文献类型,因为它反映了实质的研究内容,而且Article文献在常被选用的文献类型(Article,Letters,Notes,Editorials)中所占的比例都在8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到95%[20-21]。
然后,鉴别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的论文。
因为,我们发现有些论文的作者地址虽然有PeoplesRChina,但其机构所在地却在香港、澳门或台湾,而且,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大陆后,原来归属香港和澳门的论文,逐渐都归为了中国,而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并不属于一个科技系统,有着不同的科技体制,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抽取出中国内地(下文中,未作特殊说明,中国仅指中国内地)的论文,与印度作比较。
第三,定义N维国际科学合作。
作者地址栏中,只有一个国家出现的论文,为非国际合作论文,具体到本文,就是只出现中国或者印度的论文;作者地址栏中,有两个国家或地区署名,为二维合作或双边合作,具体到本文,就是出现中国和另一个国家(地区)或印度和另一个国家(地区)合作;作者地址栏中,有三个国家或地区署名,为三维合作,以此类推。
三维以上的合作统称多维合作。
三、结果
1.中印国际合作的N维结构比较
表1是我们的统计结果。
10年来,有中国参与的国际合作论文共计68547篇,占其论文总量的四分之一强;有印度参与的国际合作论文共计27142篇,其国际合作的比例略高于16.8%。
无论从绝对量来看,还是从相对量来看,中国的国际合作都远远大于印度。
但从N维国际合作的结构看,中国的形势就不那么乐观了,除了二维合作中国高出印度4个多百分点外,多维合作的比例无一例外地是印度高于中国。
2.中印国际合作的对象结构比较
为了从整体上了解中印与各大洲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将中印各自的合作伙伴归位于其所在的洲,一些没有主权的地区,如果不能从地理上确定其所属的洲,就将其归为其主权国家所在的洲。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中印与各大洲的合作频度分布,见图1和图2。
图1中国国际合作的洲际分布
图2印度国际合作的洲际分布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的国际科学合作中,欧洲、亚洲和美洲几乎呈三足鼎立之势,而在印度的国际合作中,欧洲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中国不仅重视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也重视与欧美国家的合作。
而印度却把国际合作的目光主要瞄向了欧美市场。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与印度相比是有点偏少,这一点,中国已经从经济上看到了中非合作的前景。
我们相信,随着中非经济合作的广泛开展,中非科学合作也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我们把与中国(印度)合作频次超过中国(印度)国际合作总量百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称为中国(印度)的主要国际科学合作伙伴。
表2分别列出了中国和印度的主要国际科学合作伙伴。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印两国的主要国际合作伙伴都是18个,其合作总量分别占中印两国合作总量的86.86%和79.09%,这说明就全球而言,中国国际合作的集中度大于印度。
在中印各自的18个主要合作伙伴中,15个是相同的,并且美国为中印两国的第一主要合作伙伴,中印其余三个不同的主要合作伙伴中,香港和新加坡为中国内地的主要合作伙伴,巴西和波兰是印度的主要合作伙伴,中国内地和印度互为对方的主要合作伙伴国;新加坡和香港在大陆的18个主要合作伙伴中居中、前位,其中,香港的排位比刘云等人的研究结果又上升了2位,跃居18个合作伙伴的次席,这说明,香港回归大陆后,大陆与其科学往来更加紧密,巴西和波兰居印度18个合作伙伴中的末两位;中国为印度的第8位主要合作伙伴国,印度为中国的第18位主要合作伙伴国。
在各自的18个主要合作伙伴中,欧洲占据了中国的9个席位,合作比例共计25.41%;占据了印度的10个席位,合作比例高达34.69%;亚洲占据了中国的6个席位,合作比例为32.04%,占据了印度的4个席位,合作比例仅为13.31%,即使不计香港和台湾,中国与亚洲的合作也远远大于印度与亚洲的合作;美洲占据了中国的2个席位,合作份额为26.06%,占据了印度的3个席位,合作比例为28.81%。
从中印各自的主要合作伙伴也可以看出,中国与亚洲国家(地区)有着密切的科学合作,而印度与欧洲国家(地区)有着紧密的科学合作。
中印不同的国际科学合作结构是多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
首先是印度的地理位置。
印度地处亚洲南部,东临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海,北部雄伟的喜马拉雅山所形成的巨大弧形,作为难以逾越的屏障,同迤西的喀喇昆仑山一起,把印度同亚洲大陆隔离起来[22],这是印度与亚洲合作偏少的地理条件。
其次是印度的历史发展。
印度自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至建国以前,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使得印度在独立后具有与欧美国家科技交往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基础。
再次就是印度的国际关系。
虽然,在1947年4月14日国大党曾表示将脱离大英联邦,但是,最后在独立时还是保留了英联邦的成员国关系。
尼赫鲁对国大党改变初衷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日益缩小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孤立自守……”“我们留在英联邦之内较之不留在那里会更加便于我们开展同其他国家较为密切的关系”[23]。
这自然也会便于印度与欧洲国家的科学合作。
3.中印与其前10个合作伙伴的合作频次与合作链强度的关系比较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管理体制、科研投入的总量与结构、科技发展的战略与目标以及政治、地理、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所以,各国政府对国际科学合作所采取的合作模式也会不同,是倾向于双边合作还是倾向于多边合作?
合作频次的多少与合作模式有没有关系?
本文拟就中印与其前10个主要合作伙伴的合作这一问题作一个初步的考察。
合作是合作主体之间的合作,对于国际合作来说,就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
合作主体的多少对合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肯定会产生影响,或者改变了合作的组织难度,或者改变了合作主体间联系的紧密性。
为此,有人提出了合作强度的另一测量方法,我们称之为合作链强度并在以前的研究中采用过[24]。
该方法认为:
在一篇合作论文中,合作双方之间的合作链强度因合作主体多少的不同而不同,等于1/(n-1),这里n代表合作主体的数量。
这种计量方法的合理解释就是合作者把自己花费在此篇论文上的时间分成(n-1)份,平均分给其余的(n-1)位合作者,合作者两两之间的合作链强度是1/(n-1)[25]。
这样,两合作主体间的合作链强度就可以用他们之间所有合作链的平均强度来表示。
该值愈接近于1,表明合作双方愈倾向于紧密合作,愈接近于零,表明合作双方倾向于松散合作。
需要注意的是,该指标不反映合作双方合作频次的多少,也就是说,假如两主体间只有双边合作的论文,那么,无论他们合作多少次,它们之间的平均合作链强度等于1。
因此,描述中印两国与其合作伙伴的关系,还需要引入合作频度变量。
合作的频度是双方合作次数的表征,在一篇论文中,只要合作双方共同出现于作者地址中,我们就认为双方合作一次,而不考虑一个合作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次数。
由于本文是中印各自的国际合作关系比较,我们把合作频度转化为一个统一的可比较的无量纲,即中印与各国合作的频次占其全部合作频次的比例,该比例愈高,表明该国在中(印)国际合作中的地位越重要。
通过计算可知,中国与其前10个主要合作伙伴的平均合作链强度为0.82,与全部合作伙伴的平均强度为0.75;印度与其前10个主要合作伙伴的平均合作链强度为0.74,与其全部合作伙伴的平均强度为0.66。
这说明中国无论是与其主要合作伙伴的合作,还是与全球的合作均倾向于紧密的合作,换句话说就是,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国际合作更倾向于双边合作。
图3和图4是中印两国与其前10个主要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图,横轴表示主要合作伙伴在中国或者印度国际科学合作中的重要程度,纵轴表示中国或者印度与其合作伙伴的平均合作链强度,图中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合作国家或地区。
总体看来,中印的前10个主要合作伙伴,具有不同的结构。
美国在中国和印度的国际合作中是独树一帜的,处于图的最右边,远远地偏离了其他的合作伙伴。
在中国的其余9个主要合作伙伴中,中国香港和日本的位置也非常引人注目,二者与中国的合作链强度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这说明了地理、文化对中国国际合作的影响。
对于中国香港来说,政治也是影响与中国内地国际合作的一个因素。
数据显示1997年以来,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合作日益密切。
但对于日本来说,政治好像没有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国际合作,或者说政治以外的因素对中日两国的国际大陆合作影响得更深,政治因素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这本是科学无国界的体现。
在印度的其余9个主要合作伙伴中,中国和韩国的位置有点例外,两国与印度的合作强度远远低于与10个伙伴的平均合作强度,这说明,印度与两国的合作是松散型的合作。
进一步分析合作频次与合作模式关系,发现无论是中国或者印度,合作的频度与合作强度都没有数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
图3中国与其前10个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
图4印度与其前10个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
四、结论与展望
无论从国际合作论文的数量还是从国际合作论文的比例来看,我国的国际科学合作都高于印度;从国际合作论文的结构来看,我国与印度相比更倾向于双边合作。
在科学研究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是否也应该有意识地参与多国合作?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不过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多国合作应成为我们未来开展国际科学合作的一个重点,已是众多学者的共识[2-4]。
中国重视与欧洲、美洲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合作,并与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进行着密切的科学合作;而印度却把国际科学合作的重心放在了欧美国家,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作相对较少。
这是否是印度根据自身国情确定的国际合作战略?
印度采取这种合作战略的收益如何?
应该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中印与其前10个主要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而言,合作频度与合作链强度不具有相关关系。
那么,从中印的全部合作伙伴看,合作频度与合作链强度是一种什么关系,这将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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