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原本是尹吉甫和仲姬的二人诗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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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原本是尹吉甫和仲姬的二人诗集
原本是尹吉甫和仲姬的二人诗集
根据研究《诗经》的三大基本原则,我们发现,所谓《诗经》,原本是尹吉甫和仲姬的二人诗集。
但是,这个发现的发现有一个有趣而艰难的历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爷爷买了本高亨《诗经今注》,爷爷看完后,我接着学习。
从那时开始,我就从小时候所熟知的《关雎》、《硕鼠》、《伐檀》等篇开始习读《诗经》。
但是,《诗经今注》从右至左的竖排方式,让我非常烦恼,学习只是时断时续。
二十多年后,西历新世纪初年,因广猎何新作品,得其《风:
华夏上古情歌》,闲时翻阅,其中确实有不少新鲜和独到的见解,可我还是一知半解,后又找来金启华《诗经全译》,看着看着,就是不能透知。
随着翻看《诗经》版本以及翻看次数越来越多,通过对比学习,我发现,今世《诗经》译注著作,都是引经据典之巨著。
很多注译虽有见地,可整体总觉难以释怀。
2006年夏,因工作变动,我在工作之余有大量闲暇时间,于是就开始广泛收集更多的《诗经》研究著作和相关资料,全面研读起《诗经》来了。
从《诗经》诗篇本身到西周历史研究,从竹简资料到金文资料研究,从古文字辨释到古文字音韵研究,从古代植物到地理环境季节背景研究,从天文历表到西周年表研究,凡有助于《诗经》研究者,无不涉及。
各领域研究虽不透彻,且也略知一二。
我的研究,首先获得突破的,还是在《诗经》篇名和诗文的统计分析方面。
我是一名会计师,由于职业习惯,什么东西都喜欢进行表格对比和数据统计分析。
又由于,我会数据库VFP(VisualFoxPro)编程。
于是,我将《诗经》篇名灌入VFP数据表,编程进行统计分析,我认为,《诗经》篇名主要取自诗篇首句,诗篇名中的多频字应该能够反映《诗经》主旨。
于是,我将频次在4次以上的27个篇名多频字“组合”成一首诗,称之为“《诗经》主旨诗”。
这主旨诗(其中“全”字为添加字)就是:
人有葛衣采桑田,
大门之子文武全。
东水南山小车载,
风中羔鸣月无天。
结果发现,所谓来自风、雅、颂的诗篇,似乎仍然有一个统一的主旨,似乎是记述一个人的悲剧性故事。
但是,究竟是谁,尚不清楚。
但最直观的推测就是,《诗经》中有几篇非常重要的关键诗篇都被《毛诗序》定为尹吉甫所作,比如《烝民》、《崧高》、《江汉》和《韩奕》篇,《毛诗序》都说是:
“尹吉甫美宣王也。
”《六月》篇曰:
“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常武》篇曰:
“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
‘左右陈行,戒我师旅。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诗经正义》曰:
“此时尹氏当是尹吉甫也。
”这两篇诗篇也可以视为是尹吉甫所作。
那么《诗经》“主旨诗”是否与尹吉甫有关呢?
这显然需要通解《诗经》才能最后下结论。
通解《诗经》?
谈何容易。
好在《诗经》研究资料看多了,在我心里有一个大致印象。
首先,《诗经》中很多诗篇与这几篇关键诗篇有紧密关联;其次,远古宝贵的历史资料比如《竹书纪年》、《史记》、《尚书》、《左传》等对研究这几篇关键诗篇及其关联诗篇能提供重要的支持;再次,历史以来发现的两周考古证据特别是金文资料对研究《诗经》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最后,历史以来的《诗经》研究大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意见,很有借鉴意义。
于是,我试着先对《诗经》的全部诗文进行统计分析,初步分析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诗经》字词使用规律。
我发现,《诗经》多频字、词、句既有关联性和一致性,同时又有多义性,其中专属于《诗经》的成语,有更多的相同意义和关联意义。
于是,我坚定了研究《诗经》的信心,并试图对《诗经》整体用字、用词(特别是成语)和用句进行详细统计对比分析,最后通过对比分析结论去通解《诗经》,找到最终答案。
在详细对比分析过程中,我于2008年12月收到了慕名(阿城《轻易绕不过去》一文)网购自台湾安安丁丁影音城的《诗经通释》和《诗经研究》两部书,两部书是二十世纪台湾著名学者李辰冬(1907-1983)所著,台湾水牛出社1996年第五版。
我集中研读以后,结果发现,原来《诗经》的统计分析工作早有人做了,而且分析研究结果是绝对震撼的。
李辰冬的主要结论是:
《诗经》集中反映了周宣王二年至幽王七年55年的历史,整个诗篇是尹吉甫一人所作,《诗经》几乎就是尹吉甫本人的自传。
李辰冬的结论,颠覆了自孔子以来人们对《诗经》的传统认知,颠覆了自孔子以来人们解读《诗经》的基本思想。
由于其颠覆性,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其观点仍不被世界大众所接受。
自我看了李辰冬的《诗经通释》后,知道了其颠覆传统的研究结论,且这个结论似乎与我的《诗经》主旨诗和推测意见相近,更激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于是,我反复研读李辰冬《诗经通释》,通读四遍,某些诗篇复阅甚至在十遍以上。
掩卷而思,我的感觉是,李辰冬《诗经》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向是对的。
但是,根据我的知识水平判断,其许多研究结论仍有许多明显的不足甚至偏误。
于是,我放弃原来的研究计划,全面转移到针对李辰冬结论的系统论证研究上来。
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前面先述的《诗经》研究三原则,并按照三原则开展研究。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的系统论证研究告一段落,并有一系列重大发现。
我的基本意见是:
李辰冬对《诗经》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方向是正确的,他正确的《诗经》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应该是中国《诗经》研究史上的一个伟大贡献。
但是,遗憾的是,李辰冬在研究《诗经》时定下了很多规则,且唯规则是规则,结果他的主要最终结论几乎都是错误的。
比如,《诗经》原本的写作,肯定不是众人所作,但也不是李辰冬所说的是尹吉甫一人所作。
又比如,《诗经》原本的篇次,肯定不是《毛诗》的乐谱排序,但也不是李辰冬《诗经通释》编排目次。
又比如,《诗经通释》对很多地理环境引证是错误的,如《诗经》之“南山”非如李辰冬所说是专指太行山,宣王《六年珘生簋》所称“京”(,郭沫若认为是“旁”字古字,旁即旁勃,旁音péng,旁勃,蓬蒿也)并非在今山西永济县,《韩奕》篇“韩城”并非是指今河北固安古韩城,等等。
再如,《诗经通释》对《诗经》一些重要人物的身份确认是错误的,如“共和行政”之共伯和并非如李辰冬所证是指卫武公,孙子仲并非是卫武公次子惠孙。
再如,《诗经通释》对很多重要诗篇的论证是错误的,如《关雎》、《硕鼠》、《清人》等等。
再如,《诗经通释》对很多关键字词的论证是错误的,致使其对诗篇的解释出现偏误,详见《诗经原本》对各诗篇的注释。
再如,《诗经通释》同其它《诗经》注释著作一样,最不值得称道的就是其对原诗篇的现代译文,有些译文不知所云,有些译文甚至与其自身的字句注释都自相矛盾。
总之,经过我仔细的系统论证研究,我发现,我的《诗经》“主旨诗”大约反映了《诗经》主要作者尹吉甫的一生经历,传世《诗经》背后有一个被隐藏的“诗经原本”。
这个被隐藏的“诗经原本”被我经过系统论证后整理出来,她就是现在读者看到的《诗经原本》。
《诗经原本》在《诗经》研究上,有很多新的发现和独见,综而述之,主要有其六点。
第一,《诗经》原本乃是尹吉甫和仲姬(尹吉甫女友兼前妻)的诗篇合集。
李辰冬《诗经通释》在解仲姬所作《小戎》篇时,说:
“这首诗固然以仲氏的口气来思念尹吉甫,但绝不是仲氏所写。
等于《诗经》中凡是以女子口气所写的诗,未必都是女的所写一样。
写作要有技巧的训练,绝不是人人可以为之。
此诗是尹吉甫听到仲氏想念他的消息后,假托她的想念而写的作品。
”所以,李辰冬认为《诗经》作者只有一人,那就是尹吉甫。
但是,在释《君子于役》篇时,李辰冬又说:
“《旄丘》、《殷其雷》、《有狐》、《伯兮》与《君子于役》,都是尹吉甫东征时,仲氏思念他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形式都是歌,古时是歌的时代,几乎人人都会歌,这几篇简单的诗可能是仲氏所写。
”李辰冬又把自己的结论给否定了。
既然会歌,并且会把歌变为文字。
那么,作为卫国公主的仲姬,有此才能并不难也。
《素冠》全篇曰:
“庶见素冠兮?
棘人栾栾兮,劳心抟抟兮。
庶见素衣兮?
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
庶见素韠兮?
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
”李辰冬释曰:
“棘,通瘠,瘦的意思;棘人,即瘦人,女子自谓。
二三两章的第二句都是女子自谓,第一章的棘人也当指女。
‘庶见素冠兮?
棘人栾栾兮,劳心抟抟兮。
’就是幸而见到戴素冠的人,瘦人瘦的不得了,忧愁的心也变成一个疙瘩了。
这不是尹吉甫返回卫国后,仲氏迎接他的语气吗?
”根据《诗经原本》,仲姬的第一首诗是《猗嗟》篇,乃是她在参观万舞,见尹吉甫貌美俊朗而作。
其时是宣王二年夏,仲姬仅十四岁。
十四岁作诗吗?
如果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那么在具有较好教育环境的宫庭中成长起来的仲姬,十四能作诗并不奇怪,何况身边还有一个很是崇拜的老师呢?
所以,《诗经》应有两个作者,那就是尹吉甫和仲姬。
根据我的辨识和统计,《诗经》305篇,尹吉甫有262篇,仲姬有43篇。
因此,《诗经》各诗篇乃分别是尹吉甫、仲姬所写,因诗篇写作时地不同,用途不同,开始时散落各地,后由人搜集、整理,经东周乐师配乐而成乐《诗》,久而久之,再加上尹吉甫与仲姬的自由恋爱,不被大众所接受,尹吉甫晚年不幸的经历,又不被后人特别是官方的理解。
于是,诗作者逐渐被遗忘,流传到汉代,便成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毛诗》。
但是,通过西汉焦延寿《焦氏易林》记载,尹、仲故事至迟在西汉时代,人们仍很熟悉。
所以,主要反映尹、仲故事的《毛诗》原本,就是尹、仲二人诗集绝不差也。
第二,《诗经》原本的篇次和规模,不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诗经》模样。
《诗经》原本的篇次,既不是《毛诗》的乐谱排序,也不是李辰冬《诗经通释》编排目次,《诗经》按照写作时间应有自身的原本次序。
《诗经原本》就是严格按照每篇诗篇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的反映原始面貌的《诗》集。
《诗经原本》根据现存305篇诗篇,按照历史事件和历史阶段,分26章,每章诗篇在2篇至20余篇不等。
首篇应是《兔爰》,末篇应为《四月》。
《诗经》原本的规模,根据原《诗》乃尹吉甫主要作品之结论以及《诗经原本》理出的各章规模和记事内容,很多诗篇记事,前后并不完整,且尹吉甫中年以后,长时间没有诗篇,而到七十余岁老年,而再有诗。
按此推论,尹吉甫诗篇当有遗失,作者原做《诗》篇肯定比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诗经》305诗篇要多。
据先秦《仪礼•乡饮酒礼》载:
“设席于堂廉”,“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乐《南陔》、《白华》、《华黍》。
”“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
”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被朱熹称为“笙诗”。
六诗如是《诗》篇而非乐名,而《毛诗》无,或有遗失。
又据《国语•鲁语》载: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
”《商颂》《毛诗序》亦载:
“戴公时,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
”而今本《诗经》之《商颂》仅五篇,说明《商颂》至少遗失七篇。
总之,原《诗》肯定远不止305篇,应有遗失。
正考父,春秋时期宋国大夫,他是孔子的七世祖。
辅佐戴、武、宣三公。
正考父生孔父嘉。
孔父嘉为宋国大司马,后为太宰华督所害。
孔父嘉之子木金父为避祸而迁居鲁国。
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说明原《诗》确与孔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史记•孔子世家》载: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
’”现代各种文献研究已证明,孔子没有删《诗》,《史记》言古《诗》“三千馀篇”,估计应是“三百馀篇”之误也。
第三,《诗经原本》更准确地丰富了《诗经通释》所发现的尹吉甫生平事迹,确认了尹吉甫的籍贯问题,纠正了历史以来至今仍有的对尹吉甫的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完整的《尹吉甫年表》。
尹吉甫,本姓姞,原籍南燕(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按照今天的说法,他是河南省延津县人。
幼时随父母迁居卫国,居复关。
及壮,因其能文能武见用,先后作为士兵、两千人的军事将领参加过卫国及西周的系列军事行动,后获任周宣王尹氏(“简书”)之职。
年轻时,与卫国公主仲姬自由恋爱,并自由结合,终因得不到双方父母支持而仳离。
在父母安排下,尹吉甫与一姜姓女子结合而到老。
尹吉甫在宣王时期,或随宣王,或随其它将领,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在实现“宣王中兴”过程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是一位能文能武、能战能胜的军事家。
古稀之年,尹吉甫佐辅伯氏(仲姬后夫)西征,因伯氏不听尹吉甫之谋而致兵败。
伯氏反诬尹吉甫,尹吉甫不服而申诉,伯氏最终被惩杀。
尹吉甫则遭卫、燕排挤而别卫离燕,南流至今湖北房县定居,其后裔便世居于此。
《诗经原本》确信,房县是尹吉甫晚年居住地和后裔居住地。
总览尹吉甫一生,虽作为尹氏常随君王左右,任近侍之臣,但始终未见其担任朝廷高职。
西周高官多出王族贵族或诸侯国君及嫡长,尹吉甫庶出“氓”居,尽管能文能武,也不可能得升高位。
但是,尹吉甫在其艰苦卓绝的一生中,写下了两三百余篇著名诗篇。
在诗篇中,常自称“尹吉”(见《都人士》)、吉甫(见《六月》等)。
所以,尹吉甫是中国第一个诗人,而且是大诗人。
《诗经》的另一个作者仲姬,即南仲曾孙、孙子仲之女,她能诗善舞,在《诗经》中有其43篇恋爱诗,堪称中国第一个女诗人。
仲姬,为尹吉甫前妻,生子名曰尹伯奇,与尹吉甫仳离后,再嫁南燕国君蹶父之子伯氏为妻。
仲姬,在《诗经》中,被称为仲氏(《燕燕》篇曰: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
”)和仲子(《将仲子》篇曰: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
西汉焦延寿《焦氏易林(卷2)》曰:
“鸿飞在陆,公出不复。
仲氏任只,伯氏客宿。
”同书(卷9)曰:
“江水沱泛,思附君子。
仲氏爰归,不我肯顾,侄娣悔恨。
”也称之为“仲氏”。
考虑到其为姬姓,《诗经原本》称之为“仲姬”。
第四,《诗经原本》逐一理清了《诗经》各篇的创作主旨、时间、地点和对象,其创作时间绝大部分分辨出了写作年份和月份,粗略的辨析出了写作年份和季节,少数诗篇确认了其准确的年、月、日写作时间。
由此,我们就知道了整部《诗经》的写作时间范围。
通过《诗经》各诗篇的写作时间的确认和分析定位,《诗经》的写作时间实际从西周宣王初年至幽王七年间,时间跨度不超过60年。
由此证明,目前学界通行的《诗经》作品先后排列顺序及写作时间顺序(大致是:
《诗经》起于殷商后期的《商颂》,西周初期有《周颂》,晚期有《大雅》,东周有《小雅》和《国风》,最后有春秋中叶的《鲁颂》)的观点是错误的。
《孟子•离娄下》云: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孟子显然是将《诗》、《春秋》看作一类的书,而《春秋》是著名的历史书。
王者之迹停息了,《诗》也就没有了,《诗》没有了,孔子便创作了《春秋》。
这就是《孟子》这句话的真实涵义。
《春秋》始于鲁隐公十一年(即西历前722年),“王者之迹熄”之王者,显然是指周幽王失国也。
幽王失国,平王东迁于西历前770年,距《春秋》起始仅48年。
从此记载,我们也可以判定,《诗经》应至迟写于西周晚期幽王时代。
以此为基础,《诗经原本》改变了传统《诗经》的风、雅、颂结构,严格按照最新发现的各诗篇创作时间顺序,按照历史事件分章编纂。
因此,《诗经原本》的篇章结构,自然也改变了李辰冬《诗经通释》的编排结构。
第五,《诗经原本》不但发现了《诗经》原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西周晚期包括周厉王、周宣王、周幽王时代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这些发现校正了李辰冬《诗经通释》的许多偏误。
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诗经原本》通过各章标题及题解展示出来。
这些历史事件包括共和行政中“共伯和”人物的发现、南仲身份确认及其世系(包括仲山甫、孙子仲以及仲姬)的发现、韩侯北迁的路线和目的地的发现、“宣王中兴”中的南征北战的时间和路线、尹吉甫随方叔南征时间和路线,申侯南迁以及尹吉甫南戍三国时间和路线、庄姜西嫁的时间和路线、宣王东征以及鲁宋复国、卫武巡田以及吉甫蒙冤、南流房县等等系列事件。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经《诗经原本》揭示,并与今本《竹书纪年》套比,除极个别地方年月《纪年》小有差异外,都得到了印证,从而使历史记载包括《竹书纪年》、《史记》等得到了应有的补充,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
第六,《诗经原本》的现代文翻译,全部采用韵译。
窃以为,《诗经原本》的原文韵译是迄今为止最准确的《诗经》译文。
在中国历史上,乐曲和歌词熟先熟后,无人知晓。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诗》之词大多被配了乐。
很有意思的是,古文字比古乐曲寿命长久,古配乐消失了,而歌词却保留并流传至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
于是,我有所悟,既然《诗经》都是能配曲之词,那么应都有韵,所谓音韵不离也。
我们也发现,这种乐韵在词韵中也有表现,《国风》最明显,而《雅》、《颂》约逊些。
故语言学家王力说“《诗经》是有韵的。
除《周颂》有几篇无韵诗以外,都是有韵诗。
”因此,《诗经原本》全部采用韵译。
正是基于以上一系列的发现和独见,我最终发现了《诗经原本》。
除此以外,我的《诗经》研究更有一个巨大的题外收获。
《诗经原本》通过对《诗经》、《竹书纪年》、《尚书》、《逸周书》等历史资料所载日期系统和西周金文所载日期系统的系统研究,结合《诗经原本》所发现的历史事件发生时间顺序进行推理,断定《诗经》和《竹书纪年》等文献所载日期系统所用的是建寅历法(夏历),而西周金文所载日期系统所用的是建子历法(周历)。
进而以此为基础,辅之以精确的西周天文历表(根据精确天象、月相天文数据编制),推导出了新的“西周年表”,我称之为“徐氏西周年表”(详见本书第二部分《诗经原本附论》“论《七月》-兼论西周历法和西周年表”一文)。
窃认为,《徐氏西周年表》是完全求证自西周金文日期记载而得的“西周年表”,较之其它西周年表更具说服力。
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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