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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元为基础,一是点,二是线,三是面,四是体。
土是立方体,火是四面体,气是八面体,等等。
换句话说,物体的线与面被认为是独立的实体,没有线与面就没有物体,而线与面又产生于数,因此,数是万物的本原。
第二,凡是数具有的特性,万物也具有。
毕泰戈拉认为,数的规定性主要是对立和比例,此种特性是最普遍的规定性,万物都具有数的特性。
比如,数有对立关系,事物也具有;数有比例关系,同样事物也存在着和谐的比例关系。
亚里士多德说:
“由于他们在数目中间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和谐的特性与比例,而一切其他事物就其整体本性来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数目本身则先于自然中的一切其他事物,所以他们从这一切进行推论,认为数目的元素就是万物的元素,认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
”②因此,毕泰戈拉不仅把数的特性赋予事物,而且赋予数以自然和社会的属性,例如,一是智慧,二是意见,三是全体,四是正义,五是婚姻,六是灵魂,七是机会,八是爱情,九是理性,十是圆满。
进而可以看出,毕泰戈拉的思想在涉及世俗社会的同时又披上了神秘的外衣。
三、政治哲学主题:
对立、和谐与正义
毕泰戈拉最早提出“cosmos”一词,意为“宇宙”,他认为数是一个能够带来秩序的工具,万物的起源是数,因而他认为宇宙和世界是一个有秩序、和谐的整体,进一步展现出其正义思想。
在谈及和谐的时候,他首先认为数目与万物都具有对立的特性。
“他们把数目的元素描述为奇数和偶数,认为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一个数目他们认为是由两个元素合成的,因为它既是奇数又是偶数,并且由这一数目产生出其他一切数目,整个天只不过是一些数目”.③他认为自然界或者整个宇宙都是对立面的结合,而和谐就是对对立关系的调和,和谐存在于这种朴素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之中。
毕泰戈拉及其门徒总结了这十种关系,它们分别是:
有限与无限,奇数与偶数,一与多,左与右,男与女,静止与运动,直与曲,明与暗,善与恶,正方与长方。
在这十种关系中,最基本的是一与多,其他都是派生的,除此之外,这些关系是固定的,往往前者支配后者。
对于这十种关系的调和就构成了有序的世界,就达成了和谐。
他认为和谐就是善,就是正义,反之则是恶。
在论及毕泰戈拉正义思想时,黑格尔说:
“正义被认作同次相等的‘数’(幂)。
——认作同样方式下自相等者。
因此正义是一种数的规定:
一个偶数,它自乘之后永远还是偶数(相等)。
”④比如,在数目当中,四就是和谐,正义像四一样,或者说像等边四方形一样对称、相等。
如前所述,毕泰戈拉说天体是一个数目,和谐的数目,万事万物都存在着和谐的比例关系,宇宙的和谐揭示了世界的秩序与规律,同时他还把和谐的思想用来解释社会想象,毕泰戈拉认为:
“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全善和神一样。
所以一切都是和谐。
”⑤他还指出:
“友谊就是一种和谐的平等。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毕泰戈拉认为正义就是平等。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毕泰戈拉教诲自己的门徒对国家和社会要懂得德性,面对困境要懂得忍耐,对朋友要懂得以诚相待,对父母要懂得孝道。
人与人之间要平等相待,要体现公平正义,这样才能够体现和谐的精神。
他认为和谐社会就是“坚守神所给予的岗位”,在城邦中每个公民都要有自己的位子,公民要履行神或城邦赋予每个人的职责,建立有序社会和国家,无序的社会和政府就是最大的恶。
城邦的正义就是用法律制度来实现和谐与秩序,一部好的法律就是他追求的最大价值。
毕泰戈拉还认为,虽然和谐是以对立为前提的,但和谐高于斗争与对立。
四、结语
总之,毕泰戈拉改变了以往哲学家把世界本原归于某种自然元素的惯性思维,提出数是万物本原,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
最为重要的是,他以此为基础,提出宇宙万物是一个有序的整体,社会和城邦也应是有秩序的,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在对立统一关系中应和谐发展,公民要追求德性,以期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理想和价值。
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
20.
②同上。
③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
19.
④古希腊罗马哲学。
三联书店,1952:
29.
⑤古希腊罗马哲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36.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
[2]罗素。
西方哲学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3.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4]陈义平。
论古希腊罗马的公民政治哲学[J].南京: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3)。
[5]冒从虎等。
欧洲哲学通史[M].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6]赵敦华。
西方哲学通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的力量会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
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②在抗战中,中国有一系列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有利因素。
他对此做了详细分析:
“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具体说来,在政治上,中国民众在抗战中,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
在经济上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只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在军事上,能通过改良军工企业,争取外援,在战斗中缴获敌人武器等途径来提高自己的装备水平。
在国际关系上,我国是得道多助,“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
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
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和缺点。
在政治上,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工商业必然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的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因此,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广大劳动群众、士兵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
因而,日本在持久战中,不但不会团结和增长自己的力量,而只会逐渐削弱自己。
在经济上,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因此,“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失道寡助。
“敌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其国际地位会每况愈下。
(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
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三,彭德怀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要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需要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极大的努力。
“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
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这种努力是要实行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和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
彭德怀及其他同志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思想,为毛泽东所重视和吸收。
半年后,毛泽东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
从此,持久战思想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科学指导思想。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军事战略统一战线。
彭德怀利用同国民党官兵接触的机会,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战略和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思想以及其他战略战术。
1938年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的有国共两军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关于作战纲领的报告。
这是彭在山西战场协调与友军作战,力争发挥联盟作战力量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
另一方面,在协调与友军对敌作战、用战略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的同时,还要用一定的技术力量与友军的反共倾向斗争,以求得与友军的战略联盟。
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发动了多次磨擦,彭德怀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领八路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磨擦,促使国民党蒋介石保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维护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问题上一定程度的战略联盟,这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相当大作用。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是彭德怀根据地建设思想发展与完善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彭德怀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说,论述根据地建设问题。
如《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等。
其二是他直接领导了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也直接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彭德怀认为,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
(注: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
)这就是说他的根据地建设思想是他的持久抗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用积极防御战略及游击战争对付强大日军
彭德怀指出:
“防御是目的,进攻是手段。
”(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
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说的就是采取战斗上的进攻手段以消灭敌人达到战略上的防御目的,以保存自己。
消极防御又叫单纯防御、专守防御、片面防御,是只防不攻,为防而防,把攻和防绝对分割开来。
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用积极防御对付强大敌人,是彭德怀战略和战争指导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进攻,彭德怀等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
这就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他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在抗战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是他这一思想形成的标志。
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广大官兵抗战是积极的,但仍然丢掉了大片国土,可谓丧师失地,一溃千里。
彭德怀分析说:
“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
”其中重要的原因和弱点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消极防御,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死打硬拼。
对此,彭德怀一针见血地批评:
“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
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
”(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
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朱德、彭德怀领导八路军执行了积极防御战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
游击战争本来是一个战术问题,但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的决定,它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之一。
对此彭德怀作过许多深入分析。
抗战时期,他进一步强调:
“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
”“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
”“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
”(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
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抗战后期,即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有人批评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在抗战初期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是错误的,是与中央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相违背的。
彭德怀等人被迫作了检讨。
后来,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周恩来谈的是“运动游击战”.(注: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
)彭德怀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切不可分开的”.(注:
《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任弼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注:
任弼时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
)刘伯承亦谈了“游击与运动要配合”.可见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提法不尽一致。
由于出兵在即,认识上的分歧并未消除。
到10月8日,华北军分会(由来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组成)在太原发布《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亦称训令),其中有以“运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等提法,后来即被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
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此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注:
参看田玄,《彭德怀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分析》,李树泉,《彭德怀及华北军分会抗战初期关于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同中央的争论》,(1998年彭德怀学术会议)。
)其一,毛泽东提“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策略方针,既是面对强大的现代化的日军而言的,也是针对阴谋“借刀杀人”的蒋介石这个“友军”而提的,并不是针对八路军将领关于“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而说的。
其二,作为一个战略概念,“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含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等诸多内容,与“运动游击战”并不矛盾,决无把“运动战”排斥在外的意思。
毛泽东本人前前后后也多次同时提到“游击战和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注:
毛泽东,《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1938年7月16日。
)其三,无论是华北军分会《训令》发出之前还是之后,八路军将领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周恩来、刘伯承等都一直在使用“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这两个概念,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注:
朱德,《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1940年7月))。
可见,在当时,这类提法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能认为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当时就讲过军分会指示的方针与中央方针并无不一致。
后来也无人指责其他人,单单指责彭德怀是不公道的。
其四,曾经有人把彭德怀的“运动游击战”与王明的错误联系起来,实际也是不确切的。
王明
1937年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批评了毛泽东的八路军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战略。
这是错误的。
彭德怀在会议上对王明的错误没有表态,可见认识模糊,他讲了“八路军在战略上是运动游击战但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而这段话与他在洛川会议上讲的基本相同,与毛泽东提的方针基本一致,不能说是赞同王明的观点。
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似乎王明的主张与彭德怀等人的“运动游击战”是相近,有人以此作为彭德怀与王明错误有联系的依据。
其实王明是针对全国抗战包括正面战场在内而谈的,并没有错。
这正是毛泽东在1月13日发表的《时局中的几个问题》讲话中的观点,在5月的《论持久战》中也是这样说的。
王明在此处(不是指其整个讲话)的缺点是没有讲清八路军的战略方针。
其五,彭德怀等的“运动游击战”观点,在抗战初期与毛泽东的“
山地游击战”观点,主要是表现为对游击战战略地位认识上的一些差异。
毛泽东站在高山之巅,一开始就看得很远,把游击战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着重地提出来,解决了弱小的我军既要消灭敌人,又要防备那个阴险的友军,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重大命运问题。
而作为前线将领的彭德怀等人,想利用运动战的方式,在出师之际就消灭一些敌人以振奋民族精神,树立我军威信,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也有平型关战斗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在具体的战斗中不能排除运动战这一方式。
所以,当初他们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没有毛泽东那样认识深刻,可以说是站在山坡上看问题,但他们绝无不同意或反对游击战的意思。
毛泽东也吸收了军事将领们的意见,在《论持久战》中把我军作战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6月,第500页。
)
“华北军分会指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1937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这一点:
“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
”毛这里不是指战略方针,而是另有所指的,读者可看一书。
(注:
《功盖千秋的彭大将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65
页。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也说过:
“军分会指示”是别人起草的,发表时他不在总部;回来后看了,没有反对,自己也有责任。
(注: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
)这是一种自我批评,不能证明当时毛批评的就是他。
湖南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彭德怀与毛泽东》仍沿袭他人(如《彭德怀传》)旧说,说彭“赞同”王明观点,又没有提及太原军分会的指示引起的争论,(注:
《彭德怀与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
年重印,第224页。
)说明对这一学术动态掌握不够及时。
其实,彭德怀的看法早在四个月前就提出来了,而且不同于王明的直接批评毛的那些观点;后来又把军分会指示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来批判彭,多有不确之处。
三、在正确抗日战略指导下的战术原则
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是要有一些必要条件的,对此,彭德怀早在1936年就向斯诺谈过,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争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注: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1页。
)。
在抗战初期,谈到抗日游击战争时,他认为“只要有群众,就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组织游击战争“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
)。
这显然是在鼓励大家都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
因为紧接着他就强调游击队必须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和依靠群众。
事实上,战争实践证明,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不了敌后游击战争。
原因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抗战的主力,也是游击战争存在的基础。
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争取农民群众的援助和参加。
而别的党派和军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共产党才愿意并能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进行深刻的、广泛的、经常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必需,而且,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履行在宣传时所给予农民的诺言”(注:
《彭德怀军事论文选》(内部版),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第34、35页。
)。
所以彭德怀认为,要成功地运用游击战术这一法宝战胜敌人,第一,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第三,必须遵守正确的游击战术原则。
彭德怀总结了自己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把游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归纳为十点(注: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
这十个主要原则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战斗之前的决策原则。
正确的战斗决策是游击队进行成功的游击战的前提。
彭德怀指出:
“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
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
”游击队要打胜利之仗,在决策之际选择目标方面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致命的环节”.而且,“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和撤退计划。
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
”(注: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总之,选择弱敌,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是游击战斗展开行动之前重要的策略原则,是能否胜利的关键。
第二,作战之中的流动性原则。
游击队在实际的作战中必须具有最大的游击性,即弹性、流动性,坚持在无固定的流动战线上的速战速决的灵活的进攻的奇袭战术。
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敌人有进行长期阵地战的一切条件,而游击队没有。
因此,游击队所采取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和持久战斗。
对此,彭德怀指出:
“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
”在作战战线上,“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
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
”在具有极大流动性的游击战中,游击队“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即声东击西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游击的特长,消耗和歼灭敌人。
同时,必须是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
为此,游击队的行动要神出鬼没,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注: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
第三,瓦解民团和利用群众条件的原则。
彭德怀认为,我军必须开展瓦解民团的政治工作。
他说:
“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
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
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
”(注: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游击队由于同群众关系融洽,军民一家,在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的每一个行动,游击队都无不知晓。
这是指导游击战胜利的重要原则之一。
这些根据红军游击战所总结出来的主要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发挥。
彭德怀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强大敌军打大仗、硬仗的条件和力量,因此,力避与敌主力交战,以“专击小敌为上策”.(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
44,45,14,73页。
)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常常采用“长驱直入、多路围攻”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等战术进行残酷的“扫荡”.八路军始终坚持避敌主力、只打弱敌的原则,在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中,朱德、彭德怀根据敌人使用兵力较大,可能长期占领根据地内的部分城镇和交通线,进而摧毁根据地的情况,采取持久的小股游击战和以主力相机歼敌的战法。
八路军避敌锋芒,退出一些城镇,以小部分部队阻击、伏击日军,结集主力对日军占领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击战,袭击和围困一股一股弱小的敌人。
此次反“扫荡”由于执行了游击战的正确战术,八路军共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太行山区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彭德怀强调:
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要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
)游击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袭击,其特点是出敌不意、勇猛迅速,可以分为袭击、伏击、破击、袭扰等战法。
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人的交通线、后方兵站、机场之敌等。
1937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彭德怀命令八路军679团夜袭日军代县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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