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从李约瑟难题看中西方文化异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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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从李约瑟难题看中西方文化异同
张浩:
从“李约瑟难题”看中西方文化异同
2015-03-1013:
53
来源:
共识网作者: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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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评论今天,从“理性”出发,辩证的认识人类文化遗产,探索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普世性价值,不仅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且必将促进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作者按:
因论文内容庞杂,头绪繁多,概要先节略如下。
中西方在认识论层面的差异,根源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农业形态——粟作农业和麦作农业。
由于气候和灌溉条件限制,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源地,只能种植耐旱的粟类作物,比起中东地区的高产的麦类作物,粟的产量很低,因而,我们的先人们要时常面对粮食不足的困境。
人之常情,当境遇顺利时,往往富于幻想,而在艰苦条件下,则会脚踏实地,因而,受粮食带来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西方人形成了主观抽象的思维方式,而我国古人形成了注重现实的思维方式,并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知识体系,而这种内在特性的差异,也造成了双方的不同命运:
大约与西欧同时,4-6世纪,我国北方地区经历了类似的游牧民族冲击,然而在西欧,希腊学术因缺乏实用性,在与基督教的竞争中彻底消亡,与之迥异,在我国,游牧民族则完全接受了实用的汉文化;另一方面,逻辑和分析式研究方法的缺乏,导致我国传统技术体系长期性的积累不足,而西方“科学革命”的发生,则是经过上千年的不断积累,在十六世纪,若干要素发生共振的结果,由此,自然科学不仅取代了神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且日益结合技术而具有实用价值,我国也于此时彻底丧失了技术上的优势。
但是,因为任何一种知识形态,当它具有某种显著的优点(缺陷),同时,也必然内生一种相应的不足(长处),所以,即使在西式知识体系硕果累累的今天,中西两种思维方式仍是互见优劣:
为了构建满足特定条件的理想化模型,西式思维把现实中的若干要素抽离出来分析,在实践中则是按照此模型,人为制造包含少数变量的封闭系统(如从发电厂到终端用户,就是物理实验室简单闭合回路的延伸),由于这种方式滤掉了许多无关变量,因而体现出极高的效率,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罔顾众多其他变量,在多变量的开放系统中,往往会带来链式反应,引发新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而中式思维则表现为问题导向型,针对实际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建立一个个个性化的模型,故而灵活性与适用性更强,尤其因为它全面考量而不割裂现实,因而在多变量的开放界面的动态复杂问题上(如社会关系、战争、人体等),显露出独特价值。
虽然有这些差异,但在彼此文明史上,还有一类共同的社会因素,对“理性进步”(可以包括中西方的多种知识形态)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不仅像李约瑟指出的,我国文化技术领域存在活跃时期和停滞时期,而且由于我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巨大的发展惯性,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活跃和停滞(乃至衰落)的对比尤为鲜明,例如,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更具典型性的问题:
“为什么在十七世纪之前,意大利地区的学术水平高居西方世界之首,却在伽利略的绝唱之后迅速衰落?
”
鉴于在社会生活中,各种变量普遍联系相互作用,许多非直接因素产生了类似双刃剑的效果——例如商业因素,商人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可能会改进“技术”,但另一方面,为了高额的垄断利润,他们会通过设置行会与专利制度等壁垒,来阻挠先进技术的推广,商业因素反而成为技术进步的阻碍——所以,影响“理性进步”的社会条件的研究,必须结合“思维”本身的规律,寻找更为直接的因素。
由于无论何种“思想”的演变,都存在发生、发展、被认可、被否定或否定之否定的各个阶段,因而真正有效的社会因素,应该在思维周期的各个阶段产生直接作用。
通过分析西欧“科学革命”前后的学术史(尤其是意大利地区的历史),在“科学革命”中起着促进作用的社会条件,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①民众中崇尚知识的风气,因为一片广阔的文化沃土上,显然能够生发与滋养更多的理性之苗;②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因为思想恐怖之中的人们,畏首畏尾固步自封,而只有宽容的环境,“创新”思维才可能得到保护与认同;③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因为彼此的文化差异,会促使双方反思自身传统,审视外来文化,在这种批判意识的剧烈碰撞中,理性火花层出不穷,思想革命一触即发。
通过与我国的比较,我们认为,虽然中西方知识形态内容各异,但同为人类理性衍生物,上述促进“理性进步”的条件具有普遍意义。
摘要:
人类的不同种群,在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选择了不同的进化方向,但其文明都有内在的逻辑与合理性,本文试图结合“李约瑟难题”的探讨,梳理中西文化的发展脉络,并从辩证的视角,分析中西方文化在认识论层面的差异;此外,本文还试图从外因的角度,寻求中西方在社会环境上的“共同点”,以探讨促进人类理性进步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粟作农业;科学革命;理性进步
一、“李约瑟难题”及关于它的争论
在上个世纪,“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之也产生了不少争论。
这些争论的背后,既有研究方法的不同,也有自身视角的差别,还有概念表述的各异,甚而各说自话没有交集,如果说“李约瑟难题”像一团历史的迷雾,围绕它的种种争论,则使这个问题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虽然众说纷纭,但论证各方普遍能够就如下事实达成共识:
1.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文明比同时期的欧洲要有效得多;
2.西部欧洲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
3.中国没有发生类似的“科学革命”[①]。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承认上述事实,受到质疑的,是这几种事实之内和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举例来说,其中第3个事实,引起了最多的注意,而李约瑟关于它的发问,到目前为止,各路学者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都没能得到广泛的支持,李约瑟试图用以作答的“外部因素论”,收到的批评意见也很多,甚至有学者完全否定“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是个问题,因为“人们不能回答那些没有出现过的问题”[②]。
然而,就连“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第三版”这样看似偶然的事件,如果循着“报纸第三版”和“你”的若干特性深究下去,也是有着某些必然性因素存在的[③],而探索存在于重大社会事件之中的必然性,并为我们的未来提供借鉴,正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必须坦承,目前研究陷于困境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缺乏有力证据,而使相关论证显得苍白无力,难以支持某种因果关系存在的观点。
除此以外,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有的甚至产生了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错误,例如,李约瑟一直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科技进步的要件,进而以此作为中国科技史解读的关键,然而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西方思维,是不适用我国国情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极其重视集体价值的国度,相当数量的古代发明家(比如蔡伦),根本没有任何商业利益方面的考虑;又如,有些科技史研究者,不加区别的将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当做一个整体看待,然而,以巴黎为中心的北部和南部意大利地区的文化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更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则是研究者的视角问题,我们注意到,虽然看法不同,但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默认这样一个前提:
比起东方的知识体系,西方以“科技”为代表的知识体系绝对优越——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是如此辉煌伟岸,以至于学者们普遍看不到这种知识体系内生性的缺陷(而非李约瑟指出的关于科技的次生性问题),而恰恰是这种缺陷,导致了大家都严重忽略的第四个事实:
4.近现代科学的前身——希腊学术,在西部欧洲一度夭折。
由于站在近现代西部欧洲的视角上,把“科技”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当做人类理性的唯一方向与可能,难怪有学者不无讽刺的指出,李约瑟本人“是否不经意地落入了他非常希望避免落入的陷阱:
从表面上看是在为中国辩护,内心却假定欧洲是至高无上的”[④]。
文化比较的作用,在于认识双方的长处,检讨彼此的不足,但是非常遗憾,当前学术界,普遍只关注了西之长我之短,却少有人试图从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与合理性出发,去理解中国古人,寻找蕴含在历史中的古老智慧。
倘使我们转换一个视角,从中国古人的视角出发,则可看到,西方文明的这种内生性缺陷,正是古代中国人一直力图避免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长处,恰恰针对的是西方的不足。
二、从自然地理条件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一)、不同环境下人类认识的演变
纵览人类的认识过程,不外乎根据对世界的观察思考,提出一个个“模型”,并以此来解释世界。
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时的模型(至少主流的模型)都可以很好的解释世界,即使神学也是如此[⑤]——用“科学”这个近代才流行的概念,来衡量中世纪的基督教,是把今人的观念强加给古人,在古人那里,他们认为他们追求的是真理,在任何时代,成为潮流的知识形态,都吸引了其时最杰出的人士,代表了当时公认的人类认识的最高水平。
然而随着环境条件的各种变化,观测手段的持续改进,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渗透,原有模型就需要修正或重构[⑥],而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模型”不断否定的历史(尽管在后人看来,过去的某些时候表现为倒退)。
然而从横向来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的影响,在某一个文化圈内,社会思想的发展,会自发的向着某个方向前进——某种本土思想成为主流意识,某种外来思想得到群众认可而被接受[⑦],都必定有其适应环境的一面,再天才的思想,如果缺少适宜生存的土壤,也难以在社会层面引起广泛的共鸣。
换言之,历史地理条件对人们的认识,也存在某些带有趋势性的影响。
无论我国还是西方的原始模型,都起始于对自然现象简单的观察思考,又切合人类自身衣食住等客观需求,因而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模式上的方向分歧,很可能和彼此的历史地理条件有关,正是生存环境存在的差异,使得双方各取了原始模型中的合理部分,或者偏重出于主观的逻辑推演,或者偏重符合客观的直观经验,分别在主观基础与客观基础的体系中发展并渐行渐远。
(二)、概论西式思维的主观性
在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埃及和两河流域,从很早的年代起,就开始种植麦类作物,这一地区温度适宜,土壤肥沃,加上良好的的灌溉条件[⑧],共同造就了本地区发达的农业,而只有粮食问题得到解决,文明才有出现的可能——可以说,优越的地理条件和高产的麦类作物,使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轻快的迈出了通往文明的第一步。
伴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进步,环地中海区域还产生了大量的非农业人口[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祭司(僧侣)与商人阶层,和农民相比,他们的思维模式显得大不相同:
农民对现实高度关注,祭司与商人则更关注现实中没有的,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祭司编织超乎现实的故事,出于牟利的考虑,商人到处寻觅市场空白,而且,抽象的人类创造物,也成为了他们的思维对象——前者称扬的是神灵,后者追逐的是货币。
祭司假托神意,商人依凭资财,取得了显赫的社会地位[⑩],也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追求抽象的思维方式终于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并导致地中海世界出现了一个明显区别于中国文明的分叉[11],它的特征是从主观出发,注重推理,形而上学(纯哲学)、几何学、神学无不如此,这种倾向从远古时期延续至今,康德把它概括为:
“凡是通过感官和经验得来的认识都不过是纯粹的假象,只有在纯粹理智和纯粹理性的观念之中才有真实性”[12]。
必须指出,这种从“主观”出发的学术特征,带有着强烈的理想化色彩和脱离实际的倾向。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否定现实、追求来世的神学体系统治着西方的学术界;此外,不独神学空想色彩浓厚,在政治学领域,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许多学者都是主观构想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不是从现实出发,考虑当前的可操作性,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13];即使是在“严谨”的近现代科学之中,“客观规律”的理想化也表现的淋漓尽致——由于几乎所有的定理、定律,都只能表述若干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完全无视现实中的其他要素,所以,在许多时候导致这样一种情况:
论证越严谨,条件越严苛,反而距离现实世界就越远,如牛顿提出的惯性定律:
“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时,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14]”,在实际生活中,不受外力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15]。
(三)、概论中式思维的客观性
相比地中海区域的邻人,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旅则要艰难的多。
大约在一万年前,我国的原始农业起始于太行山东麓的丘陵和黄河流域的岗坡上,然而非常不幸,我们的先人面对的,是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在我们的文明发源地,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限制,只能种植粟、黍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作物,比起中东地区广泛种植的麦类作物,粟的产量很低[16],而且由于缺乏水利设施,收成很不稳定。
在文明曙光到来之前的几千年里,同样的人口规模和繁殖率,中华民族的始祖显然会时常面临粮食的不足,如果说人类在战胜饥饿的斗争中,体现了某种共性的话,我们的先人承受的苦难与表现的坚强尤为卓绝[17]。
物质的匮乏,使他们不得不时常进行各种价值判断——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值得做——不得不放弃一些少价值的事情,而将时间精力用于更有价值的事情,以花费更小的能量,创造更大的效益。
华北地区漫长的严冬和经常性饥饿引发的族群中普遍的安全感的缺乏,使这种注重现实价值与意义的客观思维倾向一经显现,立刻受到族群的广泛认同而成为主流,于是,任何有助于现实生产生活的想法与做法都受到鼓励,而对生产生活没有帮助的想法与做法则遭到排斥。
此种注重客观实际的思维模式,经过数千年的反复锤炼,而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进入文字文明后,又得到了不断强化[18]。
比起西方人,在中国古人的意识里,较少理想化的主观色彩[19],相较西式思维,中式思维有几点显著的不同:
第一,在我国古人那里,“对立统一”很早就被认识,他们的思维中几乎没有针对单一变量的分析,而多是辩证思维指导下的综合判断[20]。
以华夏文明开始定型的春秋战国时期来说,几乎所有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家,都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而力求避免陷入主观的绝对化:
孔子与时俱进,疾“固”而中庸(用)[21],墨子权衡利害,非“礼”而贵“义”,邹衍推演阴阳变化,老庄、惠子的思想更是充满辩证法[22],正是这种强烈的辩证思维倾向,阻碍了矛盾律与排中律基础上的形式逻辑体系的生成。
第二,对价值与意义的重视,必然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即:
在人类社会的一切要素中,现实中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因而我国传统学术立足以人为本,体现出强烈的实用倾向,即使本土产生并成为主流的佛教派别禅宗,也旗帜鲜明的强调“人”在现实中的解脱,而不是寄望于幻想中的来世天国。
第三,从史前时代开始,在表达方式上,我国形成了务求简洁的倾向,不仅汉语是世界上最简洁的语言之一,而且我国圣贤的经典著作,比起外国来普遍短小精悍,甚至在很多时候,只有结论而没有论证。
[23]
(四)、中西两种知识体系的不同命运
从主观或客观出发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借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来予以描述——如果说西方人是致力于寻找理想的规范,中国人则是致力于解决实际的问题,而双方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
西方发展出了发达的神学、精深的形而上学与基于逻辑的自然科学,而我国则形成了以伦理为核心的经学、备受重视的史学、富于辩证思维的哲学和各种实用技术。
中西两种知识体系,因其不同的特点,也产生了不同的命运。
我国传统知识体系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注重实用,因而对环境变化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大约和西欧同时,从晋朝到隋代,我国北方地区经历了和西欧类似的游牧民族冲击,但和希腊学术灭绝的命运迥异,在我国,游牧民族完全接受了汉文化。
就技术史而言,需要指出的是,比起其他人类文明,我国古代取得的科技成就,传统哲学(主要是阴阳学说和道家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起西方,在古代中国,各个技术领域的杰出人物,往往具有相当的哲学素养(与此相对,古代西方人则体现为神学素养[24]),甚至许多文盲半文盲的工匠,也对“道”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逻辑方面的不足[25]。
我国古典哲学富含辩证思维,能够从事物对立统一的高度看待问题,从矛盾运动的角度揭示趋势,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同时,古代的发明家们,又在各个具体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因而往往妙手拾得,臻于化境。
我国注重实用的知识体系,对民众的观念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自古以来,“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技术领域中,不断改进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成为人们使命感与责任感的自觉[26],如造纸术和钢铁冶炼技术,从秦汉到明清,一直都在朝着质量更好、成本更低的方向改进。
在这种意识引导之下,“平民、匠师和手工业者”成为了古代中国规模庞大的发明家团队,也正是来自集体的巨大能量,推动了我国在技术领域不断进步,可以说在我国技术史上,每个重大技术进步背后,都有无数的无名英雄的身影。
反观西方学术史,希腊学术之所以一度让位于基督教神学,亦有其必然性,而绝不是简单的因为民众的“愚昧”所致——平心而论,在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古典学术的较量里,无论是思想理论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希腊学术都经历了全面的溃败:
从理论方面来说,同样主观出发的两种哲学,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学术之间,一定进行了不计其数的辩论[27],在这些论战中,尚处在萌芽阶段的自然科学,存在诸多不足甚至错误,因为无法解释的问题而显得捉襟见肘,经不住质疑者的诘问而陷于理屈词穷,神学则可以把解释不了的一切,都归于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28]——显然在当时,认识论的层面上,神学的论证更加使人信服。
另一方面,基督教被历史选择,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信仰与伦理的需求,希腊学术则极少与实践结合,因此缺乏实用价值,而且,在传播途径上,不同于希腊学者们的高高在上,基督教从下层群众中开始传播,依托严密的组织,传教者用学者们无法比拟的热忱宣扬教义,并不断调整策略去适应新的受众,日益得到群众支持,而成为一条不可抗拒的洪流。
理论上存在缺陷,生活中毫无用处,丧失了群众基础的希腊学术日益衰落,尤其在西部欧洲,食物的短缺和长期的动乱,使生存条件急剧恶化[29],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不断削弱,当西欧迎来数百年之久的“黑暗时期”,希腊学术更被弃若敝屣。
然而,希腊学术内在的合理性,注定了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环地中海区域,每当人们开始关注精神生活,希腊学术总能被重新发现,从而在异域的土地上一次次复活,进入十六世纪,经过了千年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准备,若干要素发生共振,西式知识体系终于在古典希腊学术的衍生物——自然科学上取得了突破。
至于科学取代神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同样是因为认识论与实践两方面,科学都实现了逆转:
理论日益成熟而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逐渐结合技术而越来越彰显实用价值。
所以,关于“科学”,不是李约瑟认为的竞争中“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独自发展的话,中国根本无法走上“科学”之路,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外交流史上,我国对西方学术表现淡漠——在发展出完整体系,进而走向应用之前,“科学”基本上是无用之学,因其缺乏实用价值,也很难被多数中国人接受[30]。
对比中西的一些共同范畴,比如数学,在古代中国,为了讨论各种实际中的数学问题,形成了发达的“算术”和精密的历法(因其对农业关系重大),却没有发展出完善的数学体系;在机械制造领域,我们也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我国的技术体系如果继续独立发展,有可能产生不需要什么理论的蒸汽机[31],却永远不可能制造出需要理论体系支持的计算机和核反应堆来。
(五)、中西两种知识体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不同作用[32]
中西两种知识体系,也以不同的方式应用于生产实践活动,两者的典型特征可以分别概括如下:
如果说中式思维是考虑实际问题中的主要矛盾,那么西式思维则是抓住理论模型中的特定变量。
亚里士多德说:
“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
它们把实是切下一段来,研究这一段的质性”[33],而西式思维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正是把现实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素抽离出来,构建一类问题的统一模型,并尽量为其创造理想化的条件。
近代以来,科学实验的设计,往往是特定物质,在特定条件下(如封闭的空间,一定的温度)实现某种需求,其在实际中的应用,也是将该理想化模型,从实验室推广到某一工作面,人为制造一个包含少数变量的封闭系统,以使其他变量的影响减至最小,如化工厂与发电厂就是化学实验室与物理实验室的延伸。
西式的解决方法,由于滤掉了许多无关变量,因而体现出极高的效率,而我国的许多传统工艺中,往往夹杂了无关变量(包括不少迷信的成分),因而整体效率较低[34]。
但另一方面,西方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来构建一个严密的体系,同样的,对应用者来说,为了解决问题——不管是简单问题还是复杂问题,都需要先从事长期的学习,进行大量的知识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西式体系显得效率不足,中式则要简捷得多[35]。
西式处理方式的可复制性很强,在特定领域,按照相同的研究方法,用若干已知变量,套用特定的模型范式,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而且,西式层次性的逻辑结构,提供了一种通用语言,以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后学者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
反之,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中,逻辑(特别是矛盾律与排中律)和分析式研究方法的缺乏,导致长期性的知识积累不足,某些杰出人物的成果中,个人“经验”的部分,往往难以用文字记录下来,造成推广的困难(某些先进工艺因而失传),这是我国古代技术成就体现为缓慢增长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西式由于模式化而显得教条[36],典型的中式思维,则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型特征:
强调从实际出发,针对实际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建立一个个个性化的模型[37],所以中式思维的灵活性与适用性更强。
尤其西方分析式的思维人为割裂现实,只考虑了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而罔顾众多其他变量,但是,在包含多个变量的开放系统中,改变其中任何一个变量,往往会带来链式反应,引发新的更棘手的问题,如近年来日益严重的各种环境污染,就突出的反映了西式思维的弊端。
与之相对,中式思维则注重综合,全面考量而不脱离现实,因而在多变量的开放界面的动态复杂问题上(如社会关系、战争、人体等),显露出独特价值[38]。
以医学为例,我国传统医学,从人体功能和行为的系统性高度,来解释和解决人体的生理与病理问题,而西医则沿袭了分析式的思维方式,用静态的眼光,机械的对目标变量予以控制,在他们看来,疾病之源是细菌、病毒甚或基因,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体各器官组织、体内各种寄生体以及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公允的讲,目前西方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充其量只是实验室中化学与死体解剖学的延伸,远未能达到古代中国人的认识水平,当然,由于计量标准、观测手段的改进与提高,中医需要对原有理论进行检讨批判,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39]。
又如,人类社会同样是一个多变量的开放系统,对它的认识更需要辩证视角、动态思维,不顾时世的移易,企图用某个理想化的静态模型,来解释未来的世界,其效果无异刻舟求剑,而这也正是西方某些社会学、经济学理论(既包括自由主义的某些理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屡屡与实践相悖,因而在现实中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
综上,中西两种知识体系之间,并不是哪个绝对的好、哪个绝对的不好,而是在不同的范围内互见优劣。
近代以来,我国传统知识体系之所以遭到贬抑误读,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缺陷与问题,另一方面则和逻辑的缺乏有关——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
“一个内容错误但被表述得清晰明确的观念,经常比一个内容正确但被表达得含糊复杂的观念更能掌握群众”——借助西方逻辑工具的厘清和梳理,我国传统知识体系也必将得到应有的价值重估[40]。
(六)、管窥当今中美产业与文化差异
随着世界范围文化交流的深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普及,各种不同文化越来越趋向于同质化,然而,直到如今,在现实中仍然可以明显的看出中西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别,我们以中美两国若干事例做一简要说明:
①美国的创新范围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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