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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中国人
品读中国书系之四——闲话中国人
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7-5321-2018-X
2006年3月第3版2006年10月第22次印刷
一饮食
1民以食为天
大体上说,“饮食男女”这四个字,中国人似乎更看重“饮食”,西方人则似乎更在乎“男女”。
干什么工作,就叫吃什么饭。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依我猜测,多半是饿出来的。
为什么咱们的祖先对于饥饿格外地记忆犹新呢?
大约也就是人家放牧而咱们种田之故。
中国的政治问题,首要的就是吃饭问题。
内阁设在厨房里,派个厨师当宰相,实在太有“中国特色”了。
祭祀天神地祗祖宗人鬼要吃,接待外宾签定盟约要吃,酬劳臣下讨论国是要吃,召集元老们开政治协商会议也要吃。
治理国家,也就无妨广义地看作是分配食物。
一是数量的多寡,二是品质的优劣,三是饮食的先后。
谁掌握了“鼎”,谁就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如果掌握了国家的“鼎”,也就意味着掌握了政权。
2生命与血缘
所谓“祭祀”,说白了也就是请客吃饭。
幸亏有羊。
羊以一己之躯帮助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历史转变,简直是功德无量!
正因为有此大功德,羊才成为吉祥之物,羊字才成为美善之词。
曾经吃过就现在回报,预备要吃就提前回报,反正从来就没有白吃的,也不能白吃。
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便积淀着这样一个观念:
食物是生命之源。
有奶就是娘。
被吃的也应该是被感激和被崇拜的,可吃的也必然是伟大的和神圣的。
反过来也一样,伟大神圣的,也一定是可吃的。
母亲是个体生命的赋予者,也是血缘关系的缔造者。
中国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就总是要千方百计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
吃同一种食物的人可以看作是有血缘关系的。
母子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乡亲则是“同吃”的关系。
3请客吃饭之谜
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再难办的事,只要到了酒桌上,就好说好商量。
既能拉关系,有能搞阴谋,还能公然杀人或预谋杀人,当然也就成了中国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时时可以祭起的法宝。
共食,才是中国人酷爱请客吃饭的秘密所在。
最好是,食物本身既“味道好极了”,人情味又很浓,而最能体现这双重目的的,大概就是火锅了。
显然,中国人喜欢请客吃饭,并不是中国人好吃,而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所使然。
4烟、酒、茶
香烟和酒饭,甚至和音乐一样,能够使人“群”,也就是能协调人际关系。
如果说烟能打开局面,那么酒则能打破界限。
亲疏贵贱,男女老少,种种差别都被酒精消解。
什么规矩、防范、禁忌、礼仪,也都化为乌有,只剩下不分彼此的和睦融洽。
酒是色媒人,三杯落肚,便“色胆包天”。
于是酒的地位,便逐渐地让位于茶。
西人饮酒乃取其汁,国人饮茶乃取其气。
二服饰
1文明与野蛮
帽子戴错了,那是要出人命案的。
经天纬地,就是像纺纱织布一样有条有理地治理天下。
原来服饰是文化的象征和标志,是有文化与没文化、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分水岭,那当然不得开玩笑。
衣襟开反了尚且不行,不穿衣服就更不行。
只有“体”,没有“面”,也不“体面”,甚至“不是人”。
2道德与礼仪
穿衣要怎样才“合礼”?
无非两条。
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场合。
既然一定的身份才能使用一定的服饰,那么一定的服饰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身份。
蓬头垢面不但不雅观,而且不道德,因为那意味着不能修饰和约束自己,也就同时意味着不能接受社会道德的规范。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文饰首先是道德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漂亮好看。
3非凡意义
在中国人这里,“身”和“心”是一体化的,所以“贴身”往往也就“贴心”。
尽管中国人喜欢聚在一起吃饭(共食),却不喜欢和别人换衣服穿(共衣),除非是战友或情人。
如果说“共食”者义同兄弟,那么“共衣”者则情近夫妻。
其实即便是外衣,有时也能代表那穿衣的人。
衣是身的代表,身则是一个人肉体和心灵的总代表。
只有自己才能称“身”,叫“自身”;生命既与身体同一,则灵魂也与肉体混同,或以肉体代心灵。
一个人的“心”既然是由他的“身”来定的,那么要得到他的“心”,便必然在这个人“身”上打主意,甚至要在他的服饰上做文章,比如清人入关后之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即是。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人的“关心”,也往往落实在对方的“身”上。
共衣就是共依,而同袍就是同胞。
依则恋。
依恋是中国人所谓“人情”的核心。
事实上,中国的男女关系,更看重的是“依恋”而不是“性爱”。
中国人的婚姻,却主要不是为了“一夜之欢”,而是要“相依为命”,“地久天长”。
依恋之情既然如此之重,所以离别就是极其痛苦的事。
衣服也就是“依附”。
子女、妻妾、臣民的义务是“服从”,父母、丈夫、君王的义务则是“关怀”,但服从是首要的。
依附的对象并不限于某个人,也可以是某个群体,甚至还可以是古人、洋人,是某种思想或某一学派。
4时尚问题
饮食比较保守,服饰则比较新潮。
中国人又反对奇装异服,又爱赶时髦,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独异”是一个人和大家伙儿闹别扭,所以会成为众矢之的;“赶时髦”则是大家一窝蜂地去做同一件事,当然不会犯众怒。
超前有风险,落伍遭耻笑,因此中国人处理时尚问题,就有两条原则,也是两条古训,一条叫“变通以趋时”,一条叫“不为天下先”。
跟不跟,是“态度”问题;跟不跟得上,是“水平”问题。
中国人的变通趋时,又有两条原则,一是“从上”,二是“从众”。
把责任都推到别人那里去了,没自己什么事,自然也用不着反省,用不着改进。
中国人喜欢攀比。
中国人早就把脑袋,把思考选择的权利和相应的责任都交给了群体交给了他人,只怕是连想都不会想,就跟着跑了。
“一窝蜂”是群众的事,“一刀切”则是领导的事。
三面子
1命之所系
面子几乎主宰着中国人的一切。
重人前而轻人后,重外衣而轻内衣,重礼服而轻便服。
丧失面子,有时会比丧失性命还要可怕。
甭管什么人,都必须有和自己“相对”的“对象”,也必须能够时时“面对”他人。
不能面对,就失去了“关系”,也就“不是人”。
其实,正确不正确,与“对不对”的,原本没什么关系。
所谓“对不起”,就是说,不是我不想“对”,而是因为您老人家面子太大,我自己面子又太小,想“对”也“对不起”。
“对不起”是谦辞,本质上还是“对得起”,至少是希望可以“面对”。
“看不起”却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根本就“不放在眼力”,哪里还有什么“对不对”可言?
只有惟恐别人“看不起”的,才会架子端得十足,到处耀武扬威。
2面子丢失之后
身体受点损失,不过“皮肉之苦”;面子受了损失,那可是“心灵的创伤”。
一个人的面子正如这个人本身,并不能独立地存在,而只能存在于一定的人际关系之中。
当两个人“面对面”时,一方面子的亏损,即等于另一方面子的增益。
尊者是不能当真贬损自己的。
他的赔偿办法,只能是设法给对方一个更大的面子。
如果说了“对不起”,对方还不依不饶,则冲突就会升级。
凡因不慎或失误而因某事丧失面子者,可以通过另一事所获之面子而予以补偿。
在这里,有两条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一是“相关原则”,二是“等值原则”。
凡因他人的伤害而丧失了面子的,可以通过伤害他人使其丧失面子而获得补偿。
无论是恩是仇,都必须“回报”。
而且回报的量级,还要大于给予者。
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利息”也越高。
此外,在“面子之争”中,如果对方并未直接或有意损伤自己的面子,只是用较大的面子盖过了自己,从而间接地让自己丢了面子,那么,通常的做法,便是设法弄到更大的面子再盖过去。
中国人又发明了一种解决面子争端的办法,那就是“讲和”。
讲和的关键,是必须有一个“和事佬”。
和事佬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他自己必须极有面子;第二,他必须有办法让双方都有面子。
当然,都也好,比也好,和也好,都是强者的事。
倘若是弱者,便只有任人欺凌,或者向更弱的弱者去实施“他补”。
3吃得开与玩得转
一般说来,但凡别人没有而只有自己才有,或虽然别人也有,却不如自己多、好,或不如自己先有,都可以视为“本钱”,但也要别人认为有价值才行。
历史上公认可可仪作为面子之本钱的,主要是爵位、年龄和德行。
面子的背后是实力,面子其实是要靠实力来支撑的。
并非所有的面子都只是一个说法,一种安慰。
面子的最大实惠,是有面子就吃得开。
面子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的“通行证”。
面子既然是面子,当然就会有“覆盖面”。
自己没有面子的人,只要有关系,或扯得上关系,也可以借面子来打通关节,或用来做吹嘘的资本。
面子大的人既然能够决定别人是否有面子及面子大小,也就等于掌握了别人社会生命和政治生命的生杀予夺之权。
面子这东西,也不是想要就能要得到的。
除要有实力外,还得懂规矩。
面子法则条款甚多,头一条就是“人抬人高”。
有了面子,还得会用。
少借为妙,适可而止。
4面具、角色、戏剧性
面子的特性:
“可看性”,目是用来看别人的,面则是给别人看的。
有荣誉者固然有面子,丢面子却不一定是丧失荣誉。
面子的特征是:
1,人人必备,一旦丧失,便“没脸见人’;2,可以替换,有时会变大,有时会变小,有时还会丢光;3,专供观赏,有人看是挂在脸上,没人看时束之高阁。
说穿了,它就是“面具”。
重要的不是“摆谱”,而是“识谱”。
一个中国人,要想活得滋润、体面,就要“表现好”;而要“表现好”,就要“守规矩”。
第一要“识相”,第二要“懂事”。
规矩首先是“规格”。
聪明的女人在外人面前,也会装出一切大事都是丈夫作主的样子。
尽管最后还是要收,但收之前必有一段推让辞谢的“戏”要演。
其过程无非是送礼者先说“务请赏光”。
这是拿面子做武器,意谓不收就是不给我面子。
收礼者则云“你太客气”。
这是用人情作盾牌,因为真正的“兄弟”是无须送礼的。
送礼者也只好攻之以人情“请别见外”,意谓只有“生人”的礼才收不得。
最后受礼者只好请回面子来帮忙:
“那么恭敬不如从命。
”意谓先前拒收,不是不给面子,而是出于对你的“恭敬”;现在收下,也不是自己“不要脸”,而是为了“从命”。
为了给你更大的面子,只好不顾自己的脸面,收下你的礼物。
在中国人这里,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出来的,并且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
总之是只要面对“观众”,就要进入“角色”。
担任什么角色,就作什么“状”。
中国人必须有角色更换以后面子也随之变换的应变能力和心理准备,同时也要有能保持不变的能力。
戏剧艺术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
大家都知道那是在做假,大家都不说穿,戏才演得下去。
四人情
1面子与人情
情面这东西,是轻易躲不掉的。
西方的杀手为金钱杀人,中国的杀手为情面杀人,情面在中国比什么都贵重,因为“黄金有价,情义无价”。
储备和制造情面的办法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多见面。
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肯定和赞同重情谊,讲情面,否定和反对薄情寡义的。
维系人情、储备情面之最可靠也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多多见面。
如果不想与某人发生人情关系,或必须马上“绝情”,则必须设法不和他见面。
无意的不见,会引起误会;故意的常见,则让人起疑。
最好是亲而不近,敬而不远,若即若离,恰到好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人情法则
人情的基本法则是“回报”。
重人情的中国人,其同情心总是在弱者一方的。
中国文化之所以鼓励报恩,而对报仇作一定的限制,是因为报恩只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群体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报仇则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不利于维系群体,甚至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动乱。
面子可以作伪,情感却必须真实。
父母的爱太真太深,情分也太大太重,连说“答谢”都嫌太轻,简直就应该报之以全部身心才好,前提就是“听话”。
子女如果“不听话”,是最让父母痛心疾首的伤心之举。
首先,希望子女听话,完全是一片“好心好意”,因为希望他们能听的那些话,都是出于真诚的爱心。
父母要求子女听的话,都是出于一片好心,本身就是一份“人情”。
如若不听,则人情也就无由送达。
既然还不清,两个人就只好互相依附了,因为他们永远都欠着对方。
既然“心非我有”,自然“身不由己”。
于是关怀者的爱护便很可能变成干预。
听话,不听得不到关怀,太听却又会失去自由。
3做人问题
一个人,世面见得多了,肚子里的故事、成规、教训相应地多起来,也就“深于世故”。
为别人做人已是很难,何况这“人”还要做出来给别人看!
所谓“太不像话”,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愤怒和鄙视的情感态度,是属于“人情”范畴的东西。
像话不像话,全在别人顺不顺眼。
完全不通世故,就不会做人,让人讨厌;太懂世故,又深于城府,让人害怕。
这就如同脸皮,没有是无耻,太厚也无耻,厚了薄了多了少了都不行。
一,必须懂得如何让别人欠下人情:
1善于察言观色,又消息灵通,在他人尚未开口或不便开口时主动上门服务,甚至已然把事情办好;2不动声色,举重若轻,事前不张扬,事后不夸功,甚至“不认帐”,当然也绝口不提回报的事;3不计利害,甚至无妨让自己吃一点不大不小的亏(以拟送之人情的大小为比例而以不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为限度),担一点“有惊无险”的“风险”。
二,必须懂得如何不欠人情: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受惠于人,欠下“情债”,甚至无妨吃一点亏。
不过,亏要吃在明处,不能吃暗亏,至少要让对方心中有数。
三,必须懂得如何“做人情”:
1看准对象,人情不可“滥做”;2做足文章;3轻易不用。
真情是有的,世故也是有的。
说出这世故,正是要保住那真情。
所以说真话者必不世故,而真正深于世故者,也断然不会把这些底细公之于众的。
3良心、义气、人情味
世故者在谋私的同时,尚能顾及他人,或顾全大局,势利者则只有自己没有他人;世故者尊重人情法则,只不过利用人情法则为己牟利,或在不违背人情法则的前提下打小算盘,势利者则从根本上违背人情法则,并对此法则起到一种破坏作用;世故者往往特别顾面子,无论如何谋私,面子上总过得去,势利者则完全不要脸面,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势的巴结和对财利的追逐;世故者为了更长远的利益可以牺牲眼前小利,甚至有意吃亏,势利者则鼠目寸光,见利忘义,在人格上也更为卑下。
良心,是专门用于人情回报的一个道德范畴。
良心之于人,是一种“软控制”,靠的是每个人是否“安心”。
要对抗势利,除了要有良心外,还要有义气。
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一般回报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义。
良心只管自己,义气却可以由己及人。
一个人,如果只是“不讲良心”,也许不过“心”无所安;如果居然“不讲义气”,那就可能“身”受其害。
五单位
1单位之谜
单位首先是“饭碗”。
单位又是“面子”。
单位还是“人情”。
而且还可以说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摇篮”,是“襁褓”。
这就难免让人产生一种与之融为一体的感觉和情感。
中国人之所以特别依恋母亲,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幼儿的哺育期特别长。
现代医学证明,婴儿吸食母乳可获天然的免疫力,但断奶太晚则又会导致缺钙。
正是这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永不“断奶”,造成了人们严重的依赖感。
2公与平
“人人有份”是“公”字题中应有之义,无须启发,人人皆知;“人人有责”则似乎大家都不知道,必须诉诸教育,时时提醒。
“人人有份”就是“公”,“大家一样”则是“平”。
中国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
东西少点不怕,只要能做到“均平”,也就“太平”。
在水泊梁山,靠的是哥们义气;在单位,则靠思想工作。
思想教育虽然“有用”,却并不“万能“,所以,还必须有一系列具有现实性、可行性和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方法和手段来加以调节。
1平摊,主要用于需要出钱出力的时候。
2平衡,主要用于可能发生倾斜的时候。
3平列,主要用于论功行赏的时候。
4平抑,主要用于有人硬要出头的时候。
所谓平摊,实际上是“不论差异”;平衡,实际上是“不讲原则”;平列,实际上是“不识好歹”;平抑,实际上是“不准竞争”。
何况还有“平息”,是“不明是非”;还有“平调”,是“不看贡献”。
吃大锅饭的单位,便变成了弱者的天堂,强者的牢笼。
3窝里斗揭秘
自我封闭的单位,既然不能向外运动,便只好向内运动。
西方文化的象征物是“十字架”,四面出击搞扩张;中国文化的象征物是“太极图”,阴阳两极窝里斗。
窝里斗的经典手法:
1拉帮结派,最起作用的又主要是利害关系;2飞短流长,“抱团儿”是窝里斗的先决条件,“倒闲话”则是窝里斗的主要手段;3吹毛求疵;4无事生非。
窝里斗的方法和程序,大体如此。
一个“有志于此”的人,只要勾结些不三不四的朋党,散布些不明不白的闲话,寻找些不疼不痒的岔子,然后不依不饶地闹下去,准能制造些不大不小的乱子来。
即便不能置人于死地,也能弄得他不死不活。
窝里斗又有以下几个特点:
1阴,即不公开;2软,即不硬来;3小,即不起眼;4粘,即无休止。
如果不阴,便可当面还手;不软,便可毅然动手;不小,便可大打出手;不粘,便可及时住手。
窝里斗的结果也只有两个:
一是把人变成“两面派”,二是把人逼成“精神病”。
热衷于窝里斗饿,无非两类角色。
一类是野心勃勃,老想着整倒别人,好让自己上台来逞能或者过官瘾。
另一类则是心怀不满,惟恐天下不乱,巴不得别人出事,以便伺机报复,或发泄怨气,看笑话。
这两类人有时又是同一类。
他们多半是奴才,或准奴才,或主子身份奴才心理,大多人格卑下,品质粗俗,心理阴暗。
风波是必须平息的,各打五十大板。
情感上的理由,叫做“手心手背都是肉”;逻辑上的理由,则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
所以历来所谓善于持家治国者,无不有两手招数:
捂盖子(掩盖矛盾)+和稀泥(把是非界限尽量弄得模糊不清)。
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这个大道理就是群体的团结。
4告别单位
自由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件奢侈品。
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对于原先那种意义上的“单位”而言,也就是一个逐渐解体的过程。
改革的好处则是人们不大容易一下子感受到的,那就是:
中国人终于可以换一种活法了。
可以说,单位的职能减去多少,我们的自由就增加多少。
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就说明有了自由意志;不依赖别人和群体而自食其力,就说明有了独立人格。
如果说,西方文明开始于“炸毁氏族血缘组织”,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从割断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依附关系开始。
六家庭
1家为国之本
家庭在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是最基本和最常规的单位,家庭不可再分割为个人。
家国一体。
“家天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公共财产为家族所私有,二是指国家体制以家庭为模式。
中国古代的所有制是“家有制”。
“家有”并非彻底的私有,“王有”也并非完成的公有,而应说是“公私不分”。
公私不分却内外有别。
“别内外”是为了“定亲疏”,而“定亲疏”则是为了界定人情的大小和面子的尺寸。
2差异与等级
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整套伦理道德原则,差不多都是从家庭这个本位出发的,这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
华夏就是光大美好之意,周边的异族,名称就不那么好听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所以异族之敌,均称作“鬼子”,本族之敌则叫“匪”。
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的原则既定,剩下的就是掌握尺度了。
这就要排统序。
中国文化特别重“祖”,其次是“宗”,再次为“父”,而后是“嫡长子”,一脉相承,维系的就是“血统”。
“关进深屋的公猪”——“家”,也就成了防止乱伦的符号和象征。
3泛伦理
“经”即父系的“血统”,“纬”即母系的“血缘”。
所谓“家伦理”,就是把处理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观念,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作为个人和国家的“立身之本”和“立国之本”。
所谓“泛伦理”,就是把原本并非伦理的关系,也看作伦理关系。
伦理如此泛滥,则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总是要把政治斗争说成是道德斗争,把政治问题说成是道德问题。
因此,我们实应进行三个方面的“正本清源”:
1应把道德和法区分开来,以道德代法制,只能道德与法都不健全;2应把政治与道德区分开来,态度好不等于行为佳,立场对不等于品质优;3应把一般共同道德和特殊职业道德区分开来。
有些道德品质,则是一定岗位上的人必须具备的;倘无,则应掉换岗位,至于他们生活上是否艰苦朴素,或是否有“暧昧”的男女关系,其实不应苛求。
一个好的政府,科学应重于民主,而民主又应重于清廉,而且所谓“清廉”,也只能是不贪污,不以权谋私,而不是过苦日子。
4官本位
社会制度的建立基础是家庭,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却是官位、官职和官衔,这就是“官本位”。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中国传统伦理是一种等级伦理。
所谓“官本位”,其实就是“等级本位”。
级别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地位的高低和面子的大小,而且意味着待遇的高低和实惠的多少。
七婚恋
1无爱的婚姻
家庭的基础是婚姻,然而,这个“终身大事”,与那两个定了“终身”的人,又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结婚从来就不是双方当事人的事,而是他们双方家族的事。
中国古代有准予离婚的“七出”和不准离婚的“三不出”两种规定,没有一条是关于爱情的。
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1是尽义务2是结亲缘3是继血统4是过日子。
反正无论对于社会也好,还是对于个人也好,头等重要的是女的得嫁得出去,男的不打光棍;其次是结婚以后“过不过得下去”,而不是“爱不爱得起来”。
“无性之恋”也不等于夫妻之间没有性生活,只不过目的不在性,而在生育,至少要被说成是生育。
事实上,许多人的夫妻生活也确实是无性的,既无事前的性吸引,也无事后的性快感,有的只是例行公事或一泄其欲,甚至与强奸或手淫没有多少区别。
在既排斥了爱又排斥了性以后,剩下的就只有欲。
只不过这欲,被说成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已。
更可恶的是,这种男女关系还要被说成是最“正当”和最“道德”的,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种“道德”,究竟是“有德”,还是“缺德”!
婚姻以结缘为目的,就无需爱;以继统为目的,就无需性。
于是,要想得到爱,满足性,便只有寄希望于婚外。
娶妻娶德,纳妾纳色。
岂止是“妻不如妾”,而且是“妾不如婢”。
爱,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外界的干预和指挥越少,爱的可能就越大。
爱不但要主动,而且要平等,因此“婢不如妓”。
事实上,中国古代许多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便正是发生在妓女身上,尤其是发生在才子与艺妓之间。
偷情让人向往,还因为它是传统社会中惟一的自由恋爱,真正的自由选择,所以“妓不如窃”。
如果说偷情的诱惑之一在于风险,那么,它的麻烦也在于风险。
实际上也是偷情不如闲话,即“窃不如说”。
于是,除个别人寻花问柳或红杏出墙外,大多数夫妻满腔的爱心,便都只好倾注在子女身上。
2子女问题
老婆为自己生了孩子,已是“大恩”;如不回报,已是“不对”,岂能再思休妻?
子女不但是纽带,也是希望。
中国人的事情很怪:
既尊老,又爱幼,就是不大看得起自己。
这就难免要出问题。
问题之一就是“爱的错位”,最典型的就是“溺爱”。
与“溺爱”处于另一极端的无妨称作“戾爱”。
肉体的伤口只要不致命,终可愈合,心灵的伤口则也许会终身不愈。
溺爱也好,戾爱也好,其共同特点,是形式上的错位,内容上的“不平等”。
这是这种“不平等”的观念,造成了第二个问题,即“教的失误”。
教育的失误,最核心最关键的,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不平等”。
“父母师长的话是否正确”,变成了“子女学生的态度是否端正”,接下来自然是对“态度”的整肃,而真理的探讨则成了几乎永无期日的事情。
在中国,所谓“教育”,是学会“做人”,而不是或不单纯是学习知识、技能、本领等等,伦理教育是压倒一切的。
中国父母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惟独不能牺牲自己的面子;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惟独不能交出自己对子女的占有权和控制权。
其实,中国的父母,很有一些是在无意识中把子女当作私有财产的。
如果说得尖刻一点,可以说有的实际上是把子女当作“宠物”,有的则实际上把子女当作“赌注”。
3大男大女
中国父母最关心的,无非是子女的三个问题:
教育、工作和婚姻。
超过了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男女当事人而言,当然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给当事人带来许多麻烦和不便。
没有自己的家,没有爱,也没有性爱,没有面子。
成年男女超过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当然都是一件麻烦甚至不幸的事情。
他人来关心大男大女们,有正反两方面的原因。
正面的原因,是出于对他人的一种关心和同情。
在中国人看来,世界上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又无非是鳏寡孤独。
反面的原因,则是对独身的憎恶和歧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说一个人到了婚龄,就拥有了可以结婚的“个人权利”,还是说被赋予了必须结婚的“社会义务”?
中国社会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要让每个人都有一份职业,有口饭吃;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一个配偶,有个对象。
无业游民和无家浪子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社会关心的,首先是甚至仅仅是“女有家,男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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