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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的深度思考
对民主的深度思考
1
2012年西方一部学术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是两位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但他们讨论的很多内容都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需要一定的集权,另一方面强调多元政治和媒体自由,也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必须要有效能,同时政治权力必须要受制约。
不少发展中国家容易走向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国家或政府无力统治,难以控制严重的社会冲突,无法构建有效的政治秩序;另一个极端是国家或政府权力过分集中,无视社会的诉求与呼声,缺乏起码的政治约束与制衡。
如果走向这两个极端,国家的公共生活将会是一场悲剧。
政治智慧在于寻求某种平衡:
一方面,国家要有力量,但这种力量不至于强大到足以压制社会和侵害自由;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权力要受到制衡,但又不要使其无力采取必要的行动。
当然,这样的政治原则是容易论述的,而真正实践起来的难度则相当之大。
很多国家的教训是,要么是政治权力过大而完全失控,要么是政治权力由于过度竞争或过度制衡而丧失起码的效能。
如何在参与和效能、分权和集权、民主和有效政府之间寻求平衡的确是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西欧历史经验的比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把界定和保护产权视为经济增长的条件,而只有在立宪体制、有限政府与法治等政治条件下,产权才能得到确定无疑的保障。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强调,在无政府状态下,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而国家是必需的,但执掌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又可能胡作非为。
所以,在奥尔森看来,用民主与宪政来约束政治权力是持久繁荣的政治条件。
他在《权力与繁荣》一书还阐述了另一个观点:
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
有的国家,企业家主要靠从事更好的生产和创新来挣钱;有的国家,企业家可以靠攫取资源和获取特权来挣钱;有的国家,位高权重者就直接控制了资源和利润的流向,企业家就只有靠边站了。
在这些不同模式之下,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绩效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这种逻辑,政治上最重要的是,为经济起飞与增长创造一种正确的激励结构。
塑造正确的激励结构,是实现经济起飞与增长的关键条件。
这种激励结构,应该把人的时间精力引导到生产性的、创新性的努力方向上,而非再分配的、甚至是掠夺性的努力方向上。
2
民主制度诞生至今,一直有人担心,大众民主会妨碍自由,举得最多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典民主的悲剧。
苏格拉底之死,或许还影响了他学生柏拉图对雅典民主的基本态度。
自从民主首次出现以来,人类对民主的质疑和声讨就从未停止过。
一批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往往还是反民主的主力。
在他们看来,把政治权力交给普通大众怎么靠得住呢?
质疑民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民主有可能侵犯自由,多数暴政就是最为常用的概念。
由于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和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讨论,多数暴政的观点已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民主有可能侵犯自由。
民主强调的是政治参与和多数决定,但当民主政体下的决策超越应有边界,侵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时,民主就有可能破坏自由。
历史上也发生过此种情形。
较为著名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政治,他们未经审判而仅凭演说与呼声,就把一些贵族和政治活动家送上了断头台。
这促成了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进而使保守主义学说在欧洲的思想舞台上正式登场。
正是由于这种风险,现代民主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一系列防止“民主侵害自由”的保护措施。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现代民主实现了与宪政、法治和分权制衡的联姻。
宪政和法治所崇尚的宪法至上、法律至上原则,不仅确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而且规制了民主参与、多数决策可能的边界。
政治权力也不会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手中,不同模式的民主政体(比如无论议会制还是总统制)都有一整套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
所以,作为一种制度组合,现代民主政体不惟独强调政治参与和多数决定,还强调宪政、法治与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
这些制度安排,就是防止民主侵犯自由或多数暴政的刹车片。
当我们讨论民主侵害自由时,大家容易忽视的是,非民主政体侵犯自由的可能性更大。
后者已经被大量历史事实所证实。
对自由侵害较少的非民主政体,其实只是一种特定类型,即在近代欧洲所兴起的合乎法治原则的君主制政体。
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与民主政体相比,威权政体从来是自由更危险的敌人。
从人类政治经验来看,严格意义上的多数暴政非常罕见,但历史长河中的少数暴政则比比皆是。
当多数暴政几个字脱口而出时,他们所说的其实是民主可能的最坏情形,但当他们这样说时,却常常忘记非民主政体可能的最坏情形。
有人担心,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可能侵犯少数人的权利。
比如,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占绝大多数的平民可能想瓜分少数富人的财富。
对此,需要以宪政来制衡。
那么,民主的边界在哪里?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很多保守派思想家也对工人阶级可能会获得普选权表示忧虑。
他们的一个主要担心是,工人阶级获得普选权后是否会破坏英国的财产制度与自由市场体系。
从19世纪的欧洲,到20世纪的拉丁美洲,不少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充斥着这种政治权利与财产权利之间的较量。
结果是,这些国家最终形成了一个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政治大妥协”——获得普选权的下层阶级,同意不再把剥夺上层阶级的财产权作为政治诉求,上层阶级则同意有差别的所得税等制度安排,以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与福利。
时至今日,这个政治大妥协,仍然是发达民主国家维系“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这一制度框架的基础共识。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共识是,民主决策应当被限定在宪法框架之内。
即便是民主规则下的多数决定或公共决策,亦不能侵犯宪法所赋予的每个公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
任何情况下,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都应该受到确定无疑的保障。
这种制度与观念把人的基本权利置于人为的制定法或民主的多数决策之上,即便是多数人,也不能通过民主或立法方式对此加以剥夺。
民主决策固然不能剥夺富人阶层的财产,但民主决策却可以对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所得税、一定的财产税和高额的遗产税,并通过再分配方式将其补贴给中低收入阶层。
此种情形下,合理的税率或再分配率又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
但无论怎样,这种民主规则之下的再分配率至少应该符合两条原则:
第一,不致引起上层阶级的激烈反对;第二,不致严重削弱一个社会的正常激励结构。
倘若违背了这两条原则,民主规则之下的再分配要么容易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要么容易导致经济增长乏力。
这样,这种再分配就是不可持续的,甚至会反过来损害民主政体本身。
3
应该由多数人统治还是由少数人统治?
这一问题涉及一场古老的争论。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一书,对此就有讨论。
当时的波斯发生内乱,政治巨头们随即就应该选择民主制、寡头制或独裁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实际的政治权力只能由少数人来负责行使,这几乎是一个物理现象。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未曾有哪个社会其政治权力的日常行使,是由多数人直接掌控的。
即便在以直接民主制闻名的古代雅典城邦,具体政治权力的行使,仍然是由抽签或选举产生的少数行政官员具体负责的。
如果放开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不同模式的精英“统治”乃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设计的制度,一直都维持着寡头统治的特点,只有少数人能触及并操控权力核心。
德国思想家罗伯特•米歇尔斯认为,即便是民主社会,也无法逃脱所谓的“寡头统治铁律”。
他发现,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以政党统治方式在运转,而政党从内部看几乎无一例外是由少数人(亦即政治寡头们)掌控的政治组织。
人类大概难以摆脱某种精英统治的固有模式。
但是,单纯的精英统治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没有约束的统治精英,有可能沦为一个掠夺性的寡头集团。
按照人性的一般逻辑,服务于自身利益乃是极自然的现象,精英们亦不例外。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早就预见,精英统治若不能兼顾其他阶层的利益,就容易从贵族制蜕变为寡头制。
他同时认为,此种统治不仅不合乎正义、属于“变态政体”,而且长期中是难以维系的。
在另一种文明传统之下,这种精英统治受到天道的约束。
但实际上,这种依靠抽象约束的精英统治,实际依赖的乃是精英阶层的伦理自觉,而这通常不那么可靠。
那么,如何能让似乎不可避免的精英统治免于沦为掠夺性的寡头统治呢?
人类过去已经发明了三个主要办法:
一是民主的办法,民主被视为约束精英统治的主要措施;二是精英内部分权制衡的办法,这样就能防止少部分手握大权的精英滥用权力;三是法治的办法,也就是通过宪法与法律约束执政精英的所作所为。
如何既让统治精英们行使政治权力,又防止他们滥用权力或彻底堕落?
民主、分权制衡与法治,是人类迄今为止的主要政治经验。
4
政治平等是人类长久以来的重要诉求,并成为很多思想家创作各种“政治乌托邦”作品的重要动力。
人类能否实现政治平等?
或者说,人类可能实现何种政治平等?
这也是一代又一代政治哲学家们思考的基本问题。
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将权力定义为“影响力”,实质性的政治平等,就是政治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实现政治影响力的均等化。
但是,这种情形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出现。
任何政治共同体中的不同个体,总会存在智力知识的高低、财富资源的多寡、组织能力的强弱、在政治领域投入时间精力的差异等等,这些都使其影响力不可能是均等化的。
人类能够实现的政治平等,主要是形式平等或资格平等,大致上包括:
每个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投票权、享有同等的其他自由权利,以及在法律上被一视同仁。
大家不要低估此种政治平等的价值。
实际上,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稀有事物,主要是一种现代的政治现象。
这种政治平等出现之后,已经从根本上再造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过去是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此后则转向了民众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人类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
重视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并不意味着实质性的政治平等可有可无,在一个社会实现适度的实质政治平等是有益的。
如果不同社会集团在财富资源、知识资源与组织资源上的差距过于悬殊,即便一个社会已经获得了形式上的政治平等,这种平等也是容易被架空的。
特别是,如果某一特定精英集团在上述方面拥有绝对优势的话,那么民主就可能流于形式,或运转不畅。
从经验来看,民主更难在那些高度贫富悬殊的社会中存续。
在这样的社会,实质性政治平等的程度极低,严重的政治冲突更可能被触发,不同社会集团更难达成底线意义上的基本共识。
民主方法的一个特质是,主要靠自由讨论与和平协商,来解决重大的政治和政策问题。
贫富悬殊过大时,一个社会就更难借助自由讨论与和平协商来达成一致。
此时,贫民阶层更可能会提出革命性的政治要求,而富人阶层更可能会走向极端的保守化,两者的政治诉求就难以调和。
这样,对两派来说,用非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诱惑就会上升,某种排斥性的而非包容性的制度安排,更有可能登场。
5
直接民主要比代议制民主更民主。
既然民主已成为人类的优先价值,为何民主演进至今的主要形式,是代议制民主而非直接民主?
思想层面,很多杰出的学者都支持代议制民主。
被视为美国杰出立国文本的《联邦党人文集》,就对直接民主抱有某种程度的敌意。
一部主张捍卫自由和共和政体的经典文献,为什么会敌视直接民主呢?
过去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直接民主之所以不可行,主要是因为国家规模的问题——对大国来说,直接民主在技术上是难以操作的。
但是,最近20年以来,计算机、互联网与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妨碍直接民主的技术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
完全电子化的民主投票方式已首先在部分发达国家出现。
这意味着,上千万乃至上亿公民参与的瞬时、频繁的投票在技术上已经完全可能。
即便如此,迄今为止,发达国家并没有出现普遍采用直接民主的政治潮流。
这又是为什么呢?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统治是一项专门的技艺。
这也是很多人的共识。
无疑,治理国家是一项需要相当专业性的工作。
对现代国家来说,理解财政与货币现象需要经过良好的专业训练,理解税收与福利政策的长远影响,也需要具备相当的分析能力,立法与司法工作同样需要特定的知识和经验,等等。
既然治理国家需要专门的技艺,某种程度的精英治国或专家治国,就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实际上,代议制民主所寻求的,乃是民主统治与精英治理之间的平衡。
孙中山先生身兼实践家和思想家的双重角色,他的一个主张是“主权在民、治权在贤”,大概也有这个意思。
另一个问题是,直接民主下的政治,更容易受制于群众的情绪,很多政治文献对这一问题都抱有相当的警惕。
保守派的思想家对群众的情绪普遍表示不安、忧虑、乃至恐惧。
比如,在一触即发的外交问题——要战争还是要和平上,几乎不能根据这种群众的情绪来进行决策。
如果让这种群众的情绪来支配日常政治,注定会结出政治上的苦果。
一个政治上的悖论是,当群众情绪主导的直接民主,沦为政治闹剧或悲剧时,野心勃勃的独裁者往往又获得控制权力的最佳时机——因为群众情绪主导的民主,业已被证明为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
这样的一幕幕场景,在20世纪的人类政治史上并不罕见。
王长江:
政治视野下的政党与民主
核心提示:
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什么是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是如何发生的?
民众与公权力的互动关系如何在政党政治中体现?
当代中国政党政治又有何特点,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对此作了一一解读。
田桐:
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
政党政治最早起源于在英国,早在光荣革命之前的1679年,英国议会当中就出现了托利党和辉格党,两大政治党派。
直到19世纪30年代的产业革命之后,英国议会制的两大政治党派才逐渐形成,而随后像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陆续的形成了政党政治。
那么在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是一项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也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
那么,就今天的话题而言,究竟什么是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和民主发展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就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容幸地请到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人王长江教授,现在我们掌声有请。
解说:
王长江,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兼北京市委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统一战线研究会常务理事。
王长江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营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把政党比较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并在该领域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著有《世界政党比较概论》、《政党政治原理》、《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政党论》。
田桐:
王教授您好,我们谈到今天您这个话题的时候,映入我的脑海当中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总说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我相信它在很多人脑海当中,还有一点点陌生。
王长江:
其实这个课题一点也不陌生,你看现在世界上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大概有200多个国家里(在实行)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说,政党政治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个,现实存在的一种现象,很普通的现象。
那么什么叫政党政治?
在我看来也很简单,只要在政治当中,政党起着不可或缺的主导的作用,那这样的政治就叫政党政治。
田桐:
那么就是在现在也有一些学者,他抛出一些自己的理论,比如说他认为政党政治是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学的范畴内,不太适用于社会之主义国家这个观点,您怎么认为这个观点?
王长江:
我感觉这个观点至少落后20年,因为在20年前,大家如果去查一下政治学的一些字典,确实有这样的定义,说什么叫政党政治,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往往是这样一个定义。
但是这样的定义实际上就把自己撇在外面了,你比如说,中国也是政党,在其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那么你政党在其中起作用的政治,你不叫政党政治,你叫什么政治呢?
自己就把自己做进去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用这样一条线来划。
田桐: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比如说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西方的这样政党政治,如果真的比较的话,您认为有这样的优劣之分吗?
我觉得不应该简单地去区分优劣,因为政党制度的形成它是有历史的渊源的,比如说过去我们简单地说,一种政党体制政党制度,它就是多党制和一党制,那么多党制度就是好的,一党制就是不好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研究政党问题的专家,后来也觉得光用这样的区分,肯定不能说明问题。
王长江:
所以后来做了很多的区分,做了很多的亚区分,应该说区分出的状态大体上有十来种,我简单的举(例),比如说一党霸权制,意思就是一党起着绝对的作用,其他政党不允许存在。
但也有一党主导制,也有一党优势制。
那么逐渐地过渡到一党独大制,一党独大就是一个党特别大,其他党都特别小,没法和它竞争。
再往前走那就是两党制,两党制之后又是两个半党制,三党制等等,温和多党制,还有这个集化多党制度等等,总而言之,政党制度的形态它是变化各异的,在各个国家是大不一样的,而且我指出一点,就是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比如说最典型的一种现象就是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要搞民主政治,那好,美国的民主政治是当时搞得最好的,而美国占领之下又要去搞政党政治,那你应该学什么呢?
你只能学美国的,所以它应该学美国的两党制。
但是到实践当中和日本的文化一结合,最后不是两党制而是一党独大制。
所以它不是一个随意可以选择的东西,它只是和你的文化结合之后,最后形成的一种历史的一种形态,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当做一种客观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样一种东西去研究才对。
田桐:
中国的政党政治这样一个制度对于推进民主化的这样的议程又会起到什么样的决定性的作用?
王长江:
我认为中国的政党政治它有自己的特点,它确实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政党政治,因此它也有别人没法比的有点,当然他也有缺点。
我想现在正是因为它有缺陷,所以需要改革,我们要改的很多内容,当然政治体制改革里面有很多内容,其中一条就是我们怎么完善这种政党制度。
田桐:
好的,感谢您刚才对我们的这个问题的一些解答。
王长江:
谢谢。
田桐:
那马上我们就有请王教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掌声欢迎。
解说:
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什么是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是如何发生的?
民众与公权力的互动关系如何在政党政治中体现?
当代中国政党政治又有何特点?
《世纪大讲堂》《政治视野下的政党与民主》正在播出。
王长江:
说到政党政治这种现象,应该说我刚才已经做了一点表述,的确它是一种特别普遍的现象,但是特别普遍的现象不见得我们对它就有掌握。
因此在整个推进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到底什么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基本规律是什么?
哪些是我们必须去遵循的的,哪些又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突破的平台?
我觉得只有把最基本的东西弄清楚了之后,我们才会对这些问题有所把握有所了解。
所以今天我想讲这么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讲政党政治的普世性。
因为我一说到政党政治,很多人就说什么叫政党政治?
当然你可以说,由政党主导就叫政党政治,但是马上接着一句就是,政党政治好不好?
政党政治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政党政治就是一种客观,它好也罢不好也罢,你都得接受它,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是客观发展当中形成的这么一种现象,政治现象。
那么什么叫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实际上就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最普遍,最为人所接受的,也暂时没有其他形式可以取代的这么一种形式。
那我为什么敢下这样的定义呢?
当然它是从政党发展而来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说民主政治最后结出了政党政治这个果实?
就是因为民主政治它对政治有特殊的解释,大家知道政治是什么?
政治说穿了就是社会中的个人,或者叫做民众和这个公共权力的关系。
什么叫民主政治呢?
民主政治它是这样解释民众和公共权力关系的,就是说,第一,主权在民,天赋人权,人生而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力,那人既然生而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力,它怎么就形成了一个公共权力呢?
就是因为人要组成社会,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权力,所以人们就把自己的权力交出一部分,交由一个公共机关来掌握,这个公共机关掌握的就是公共权力
它是这么一种解读,这么一种解读我们发现,民众和公共权力的关系被演绎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
另外一条,公共权力来自于民,来自于民而又施之于民,你看这两者它不就互动起来了吗?
它和别的政治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例),神权政治,神权政治它哪有互动啊,神权政治是说,我管你,你就得服我管,为什么我要管?
你不要问这个,问这个有什么用啊,我是从上帝那受到启示,我跟上帝有沟通,你们跟上帝没有关系,我奉上帝之命来管理你们,我管的好不好,我管的怎么样,我管的到底是应该不应该,这个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老老实实服从就是了。
所以它是一种我打你挨,我施你受这么一种关系。
这样一种关系它是没有互动的,而民主政治不一样,它讲的是两者的互动。
那好了,既然讲两者的互动,两者究竟怎么互动?
怎么把民意,主权在民,老百姓的意图怎么变成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在施的过程当中,又怎么使民意来能够在输送当中体现出来?
然后按照民意的变化,来不断地改变自己。
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组织。
那么好,一说到组织,让民众不要组织,自己去管自己行不行?
不行,因为民主他就是一个个的个人,他就是一盘散沙,就是一麻袋土豆,看起来你把它拢起来挺像个样子,但是你往地下一倒叽哩咕噜滚一地,谁也不挨谁,谁听谁的?
而公共权力,它又可能造成一种以权谋私,公权私用。
人类虽然说(对)民主非常向往,但是他掉到了一种困境当中,怎么走出这种困境?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终于发现了一种可操作的手段,那就是政党,由政党出面,你看政党它就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为什么?
一方面政党就是民众,政党就是民众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对吧,你可以加入这个党,也可以加入另外一个党,我哪个党都不加入,对吧。
这样一来它不就是民众吗?
但是它克服了民众的基本缺点,因为它使得民众组织化了,民众最大的缺陷没组织,你看它把你组织起来。
另外,它不是公共权力,但是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控制公共权力。
你看它这样左连右挂,不就把民众和公共权力连接起来了吗?
所以我们说什么叫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产生了互动,但是在现实当中,这种互动它是靠政党来实现的。
也正因为如此,政党才在实践当中产生,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既然有这个空白需要它填补,于是它就产生了。
政党实际形象在现实当中确实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它绝不以你喜欢不喜欢决定它自己的存在。
你看在有的国家,政党不受人待见,一说到政党,那东西有什么意思啊,政党政党不就是搞政治的党吗?
政治不就是玩Political(政治)吗?
那不就是相互之间斗来斗去吗?
你本来人斗来斗去就不好,结果你还把人组织起来斗来斗去,你有什么好的,对吧。
所以有人研究最后半天结果是,打倒政党,不要让政党存在,有这样的结论。
所以一说政党大家都嗤之以鼻。
但是在那样的国家又如何呢?
政党还是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说政党政治它就是一种客观现象,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研究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既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那么它的规律性到底在哪里?
应该说对这一点的把握我们过去是很少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想讲一讲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特点。
为什么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题呢?
因为我刚才讲政党怎么产生的?
政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产生的,但是我这样一说完,有的听众马上就会说,你说的不对啊,难道我们中国的政党是这样产生的吗?
我们难道是在民主政治中产生的吗?
不是啊,我们是在专制制度下产生的。
那按照你这个逻辑,它就不应该存在政党,这个话说的太简单化了,为什么?
因为虽然政党从它原生态上去说,它是从民主政治中产生的,但是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的这个阶段,它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什么?
这个阶段时代变了,我们通常说的是什么时代?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我们暂且不论说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是不是最高阶段,是不是最后阶段,这个暂且不要说,但是它毕竟是发展到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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