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 千年包公观后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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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千年包公观后感
教师+千年包公观后感
包拯的实干精神古所罕见。
在任何一个职位上,他都关怀民生,锐意改革,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和了解的情况,不论是否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都如实向朝廷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请皇帝“特降指挥”。
在包拯看来,这是一个官员应尽的责任。
包拯留下的著作,除一篇家训、几首短诗外,就是多达185篇的奏议,其中有55篇奏议,竟弹劾本朝官员多达61人!
这61人中,贪官污吏首当其冲,犯一般错误和不称职的“庸人”也不在少数。
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亲国戚如张尧佐、郭承佑、杨景宗等,均在被弹劾之列。
譬如,他认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张方平身为三司使,“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
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却“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而作为宰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
一时间,“包弹”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
“包弹”中以“六弹张尧佐”最为惊心动魄,包拯在其中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尤其长久地为世人所称道。
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原为地方小官,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为张尧佐加官晋爵。
张尧佐因养女得势,扶摇直上,任至三司使。
包拯刚一主管谏院,便履行“以言为职”的职责,和几位同仁一起,弹劾这个“徒缘宠私,骤阶显列”的“凡庸之人”。
谁知仁宗变本加厉,更委派张尧佐以重任,让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职。
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连素来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销对张尧佐的任命。
结果,建议无效,王举正不得不进行廷辩,即在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
在廷辩时,包拯情绪激动,离开座位走近仁宗,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
包拯百折不挠,继续弹劾张佐尧,前后共达六次之多。
他反复说:
五六年超擢张尧佐,群臣皆窃议于下,然而迹其过不在陛下,在女谒近习及执政大臣也……执政大臣不思规陛下以大谊,乃从谀顺指,高官要职,唯恐尧佐不满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后宫之过,此岂爱君之心哉?
(《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
张尧佐久以非才……臣等累次论列。
陛下欲务保全,乃曲假宠荣,并领要职。
求之前代则无例,访以人情则不安。
臣实忧危,罔知所措……况执政大臣,与国休戚,不能执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过举,俾天下窃议,谓陛下私于后宫。
(《再弹张尧佐》之一)
包拯直接指斥的看似是执政大臣,矛头所向却显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宫”。
封建时代,帝王雄居万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夺的大权,作为臣民,要能够做到直言极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看完《千年包公》纪录片,我的心情波澜起伏,自己与包公对比相差甚远。
4000多年前,在我国父系氏族社会中,就形成了原始社会的民主监督制度。
到西周,“廉”已成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
西周以廉为本考察群吏的政绩,裁断高下优劣。
到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将“不慈孝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纳入巡察之列,要求官员清正廉洁。
孔子注重廉政文化和道德修行。
“政者,正也。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说的是掌权者自身修养、自律精神对正确用权的作用,品德良好的官员能将权力运用于为社会和人民谋幸福。
法家则把礼义廉耻作为立国的四大纲要。
在以廉政思想为内核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廉”论,如邓牧论君道吏道的败坏,黄宗羲论吏治廉洁的标准,曾国藩论节俭治贪等。
《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子罕“不贪为宝”的故事,流传至今,人们用“不贪为宝”这句成语来形容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
我国历朝历代都设立了各种监察与反贪机构,出台种种法典奖廉罚贪,涌现了许多清廉守正、严于执法、政绩卓著的清官廉吏,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人;产生了许多廉事、廉诗、廉文、廉谚、廉戏、廉政格言警句等等,如“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竞而损人”。
这些汇笼一起构成了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体系,其中贯穿了“百行德为先,治政廉为首”的思想。
我国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为社会主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资源。
不断发现和创新廉洁文化载体,营造文化环境,着力以文育人。
除报刊、电台、电视台廉洁宣传工作的主渠道外,要不断发现和创建新的文化载体,使反腐倡廉工作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富有成效。
积极构建廉洁文化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公益广告、红色旅游等新兴载体,拓展廉洁文化传播的新途径。
营建有利于领导干部廉洁的道德环境和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
积极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廉洁文化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加强文化修养,培养高尚情趣,形成科学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追求积极健康的文化时尚,升华人格,永葆慎独精神。
注重利用中华大地丰富人文景观、深厚历史积淀、党的优良传统等优势,建设廉洁文化基地,开辟人民群众接受廉洁文化熏陶的新方式,利用电视述廉、反腐台历、反腐明信片、廉洁承诺、党风廉洁书画展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影响力和渗透力。
举办征文比赛、辩论大赛、书画比赛等活动,有效地帮助员工自然而然地感知、体悟、探究、思考和积累,使社会的德要求内化为员工自身的道德需要。
创新文艺形式,塑造廉洁艺术光辉形象,不断增强文化艺术作品的针对性、有效性冲击力和感染力。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执政实践、企业改革发展的工作实际,广泛借鉴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国外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不断总结和概括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大胆探索,在巩固基础上提升,在规范基础上拓展,积极创新廉洁文化建设理论,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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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学校开展了观看千年包公的教育活动,观看完千年包公全集,来来谈谈我的观后感受。
从古至今,清正廉洁是多少为官者郑重承诺的政治信条,更是多少普通百姓的殷殷期盼。
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坚守自己的人生信条,克己奉公,勤政为民。
但也有个别党员教师抵制不住各方面的诱惑,心理防线坍塌,在盲目的攀比中,心态失衡,理想信念动摇,道德操守滑坡,铤而走险,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以满足贪婪的私欲,最终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
成都市政协原副主席周学文,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原局长袁长占的犯罪轨迹值得我们深思。
历史滚滚车轮驶入现代化新时代,更需要广大党员教师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应该明白,党和人民给我们的物质待遇已经不低了。
贪污腐败无异于飞蛾扑火。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
”数不清的贪官污吏东窗事发后,面对党纪国法,流下悔恨的泪水;暂时还没有暴露的,也难免为自己的贪腐行为惶惶不可终日。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贪腐之风长不了,清正廉洁最是好,它提升着我们的灵魂,愉悦着我们的身心。
时下,作为党员教师应该率先垂范,正本清源,大力弘扬清正廉洁的传统美德,在廉洁文化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努力。
清正廉洁,自古就是万民企盼、爱戴的为官典范。
有史以来,清正廉洁、高风亮节者名垂史册,受世人敬重,后人颂扬。
同样,历史上也有很多贪官污吏,不仅断送了锦绣前程,更搅得国脉不昌,民怨不绝。
所以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至理名言。
在中国文明悠久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到许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刻的认识到了治吏对推动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历朝历代,为官清廉都是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的目标。
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晏婴就提出“廉者,政之本也。
”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又提出“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的论断。
宋代名相包拯包青天也说: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其实,这些话都向我们传递着一个浅显的道理,那就是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
居官者要廉而不贪,洁己爱民,作老百姓的道德表率,才能正本清源,使国家日臻强大,使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理虽浅显,但古往今来,在此触礁者却是时而有之。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之人,才会被老百姓长记于心,经久传颂。
作为党教师部首要的一条就是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这既是一种政治觉悟,更是一种政治责任。
说它是政治觉悟,是因为这是一个党性原则问题,我们要无条件地听党指挥。
说它是政治责任,是因为作为党员干部,有责任有义务带头执行好、维护好,旗帜鲜明地同一切危害大局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党员教师就要严格自律。
“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
一个人违反纪律不是突发形成的,总有一个日积月累、逐步蜕变的过程。
有人爱贪小便宜,唯利是图,慢慢陷入私欲膨胀的泥潭不能自拔,贪赃枉法,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有人爱吃吃喝喝,“酒杯一端、纪律放宽”,丧失了党员干部的原则立场,对纪律的限制、约束、惩戒无所畏惧,一步步走入人生的死胡同;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违法违纪行为当成合法合理的来看待、当成新生事物来接受,难免会步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
在工作中我们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树立“亲民、富民、安民”的从政理念,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珍爱手中的权力,珍惜人民的信任,充分发挥权力的作用,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在工作中要勤于思考,勇干探索,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汲取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放下“官”架子,去掉身上的“官”气与群众平等相待,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要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不做表面文章,不虚报浮夸,把为人民群众办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自觉地、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
既要勤政为民,无私奉献,又要淡泊名利,廉洁奉公,还要艰苦奋斗,求真务实,不断开拓进取。
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
而真正的共产党人更应多一些奉献精神,正如鲁讯先生所赞颂的“孺子牛”精神,吃的是草,而奉献给人民的却是奶汁。
古人尚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何况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呢!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就要清清白白做官,兢兢业业干事,永葆共产党员的青春本色,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烂若繁星,千百年来,若论在大众中影响最为深广的人首推孔子,孔子之下的一人,在我看来,或许就要数到包拯了。
孔子是思想家,思想家的思想可以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包拯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实干型官员,除史书记载的政绩外,留下的主要文字是上书皇帝的“奏议”。
不管奏议怎样高明,政绩如何突出,最终都是为巩固封建王朝服务,但是,他的影响为什么也能跨越时空、超越阶层、传诸久远呢?
那是因为,在那些卓越的政绩、作为政绩的思想基础的奏议背后,蕴藏着一种很宝贵的“包拯精神”。
要知道包拯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就有必要明了包拯的思想核心与性格特征,而这又需要对他的生平有一个大概了解。
包拯,字希仁,谥孝肃,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出生于淮南西路庐州合肥县解集乡包村(今安徽合肥所辖肥东县包公镇包村),包拯父亲有一定文化,做过小官,薄有田产。
小康之家耕读为本,这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包家亦不例外。
《肥东县志》上说:
“包拯少年在乡读书,亦耕亦牧。
”天圣五年(公元1027)包拯进士及第后,曾经被朝廷两次授官,均因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尽孝,直到双亲病殁,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长知县,时年38岁。
在地方,包拯担任过知县、知府、转运使等职。
在中央,他由权度支判官、监察御史里行、户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枢密副使任上离世。
我们知道,北宋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中丞领导的御史台,最高财政机关是三司使领导的三司,最高军事机关是枢密使领导的枢密院。
枢密院是辅佐皇帝执行兵政的机构,在皇帝的总揽下,由宰相、副相、枢密使、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共同组成国家最高领导核心。
所以,包拯的职位是相当高的。
包拯的思想核心是忠君与民本的高度统一。
包拯具有鲜明的忠君思想。
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写道:
“臣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骤被殊用,置诸侍从之列,擢处谏诤之班,臣于此时敢忘图报”!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一个出身既不高贵又缺少政治后台的人,能够被朝廷委以重任、视做心腹,这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难理解的。
基于这样的心理,他特地上书仁宗“请建太子”,希望赵家王朝“传之无穷”,因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巩固王室”,“挫奸雄观望”,否则“必稔祸于将来,恐非社稷之福”。
这样的忠君思想,可谓臻于极致了。
包拯又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
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一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成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包拯一生从政的根本信条。
他反复对仁宗说:
“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
”“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横赋暴取,不知纪极。
”他几十封为民请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为国本的思想。
难能可贵的是,包拯思想中的忠君与民本是和谐一致的。
那么对于包拯来说,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逻辑性何在呢?
在《请差灾伤路分安抚》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灾人祸严重,请求从速安抚,否则酿成大乱:
“民间之蓄尽为军储矣,民失其赖,流亡日众……况今秋苗稼既槁……凋残之民朝不谋夕……饥则盗起,盗起则奸雄出,奸雄出则不可制矣,岂可不深惧而豫防之哉!
”他讲得很明白,如果官不爱民,民不聊生,“奸雄”就会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设想。
类似这样的话,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议里至少说了四次。
能够看出,包拯不仅自己爱民,还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爱民。
包拯将之当做最大的“忠君”,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与民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可以说,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观上有利于天下苍生,其忠君与民本高度统一的积极意义也正体现在这里。
包拯的性格坦诚得近乎毫无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养,其刚直乍看起来真有些不近人情。
这种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而且一生和农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无形间烙上了中国农民纯朴诚实的印记;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忧国爱民的胸怀,“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是当朝名臣刘筠的言传身教对他影响甚深。
刘筠是翰林学士,刚毅正直,疾恶如仇,因和朝廷恶势力势不两立,两度外任庐州,而包拯自年少时即颇为刘筠所赏识。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思想核心为基础、性格特征为外在表现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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