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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叶企孙
【上海卫视】《大师》之叶企孙
叶企孙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的荒原上试验成功。
2个小时后,周恩来总理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一消息。
一个成立仅仅15年的年轻国家,一个百年来受尽屈辱的古老民族,在这时感受到了自己所拥有的力量和自信。
邓小平后来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和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就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
当一个世纪将要过去的时候,为此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受到国家隆重地表彰,23位科学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尽管他们中有7位已经离世。
这是历史能清晰地看见这些科学家的身影,并能公开地记住他们的时候。
这时,人们才发现,这些不同领域的学科开创者,竟与同一位老师的教育有关。
而当我们隆重表彰这些科学家的时候,这痊老师已被遗忘了许多年。
(上集)
我们去清华大学寻找叶企孙的踪迹。
校园里这幢古朴的大楼大概是叶企孙一生最重要贡献的见证,楼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建成后,楼被叫做科学馆,叶企孙就是科学馆“馆主”,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
多少年后,科学馆里走出的学生又聚拢到一起,他们组成了新中国科学体系最重要的部分。
正是这个科学馆馆主,在不同的岁月里培养着他们。
人们还发现,当年他为他们所引领的学科方向似乎有着一个严密的规划。
但如今,叶企孙的办公室除了这扇门,已经找不到当年的痕迹了。
这张照片照于他15岁时,照片的背面,他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一,戴平顶草帽拍照形式不佳。
二,右手置花架上置法尚未得宜。
三,二足如此摆列不雅观。
四,长衫多皱处。
叶企孙,1898年生于上海,父亲是清朝举人。
15岁叶企孙考入了清华,那时候的清华只是留美预备学校,但是清华是用庚子赔款办的,以后留学的钱也是庚款。
庚子赔款恰恰是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影响深远的一幕。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叶企孙和200多名清华学子登上了赴美留学的轮船。
在上海的码头登船后,他们留下了这张照片,他们神情肃穆,无一笑容,似乎在述说着他们的留洋所承载的重量。
当我们回望历史,在庚款的留学生中,是一大批爱国的科学家,他们后来都为祖国做出了功德无量的贡献,叶企孙就是其中的一个。
20世纪初年,自然科学进入了新纪元,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被近代物理学取代,量子论、相对论和原子结构学说相继诞生,人们对宇宙、对物质的认识超越了人类的直观。
在叶企孙学习成长的年代,他一面看到的是世界科学在的大发展,一面又感受着自己贫弱的祖国被列强的欺凌。
叶企孙到了美国,这是近代物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他在近代物理学的最前沿作出了非凡的研究。
23岁的他做了一个漂亮的实验,测量出了基本作用量子的一个重要参数“普朗克常数”的准确数值,他的博士论文被各个科学家引用介绍,中国科学家的姓名第一次载入了经典的物理学著作。
叶企孙已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了。
【采访】传记作者清华大学教授虞昊——
我们国家出去留学比他早的人很多,可是真正在世界上一些重要杂志上面为人家所知道的,那他是第一人。
叶企孙是一个很朴实的人,加之晚年坎坷,遗物很少,仅存的多半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
关于他的公开出版物也很少,我们能找到的,只有一本纪念文集和一本传记而已。
清华档案馆现存的叶企孙在清华求学的日记已成为研究叶企孙思想最珍贵的史料。
在1915年的日记上,17岁的叶企孙记下了这样的话语:
吾国人不好科学,而不知20世纪之文明皆科学家之赐。
中国之落后,在于实业之不振,实业之不振,在于科学之不发达。
他以后的人生告诉我们,科学救国是他坚守了一辈子的信念。
然而叶企孙科学救国却没有在自己研究的路上继续走下去,因为他回国了,做老师了。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张之翔——
你一个人得诺贝尔奖,只要有条件,那就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你要把物理学引到中国来,使得在中国开花结果,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这么大的国家,一点基础也没有,我们这个土壤,我们这个环境很难培养出。
华夏文明拥有曾经的辉煌,一个高峰一个高峰,但叶企孙认为它们是断开的,不成体系,没有交流和传承,如果不建立现代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那么一两个人的成绩是无法推动整体的进步的。
【采访】虞昊——
他写过一篇中国数学发展的史,上十七、八岁的时候发表的,他里面有讲到数学为什么就是发展不起来,外国为什么发展起来?
中外对比看,就发现当时中国研究数学是一个人单独在那里研究,他研究完了子孙可能就不知道,也没有人继承他,所以他那个数学是实打实足的,没有办法继续发展,发现科学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
1925年,清华的国学研究院和大学部成立,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转变为一所正式的大学,叶企孙也在这一年担任了他和梅贻琦一起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
事实上,物理系的教授就叶企孙一人,所有的物理课他一个人上,一年级讲普通物理,二年级讲电磁学,三年级讲光学。
有意思的是,叶企孙的口才不好,有口吃,而且还带有上海方言口音,但他说起英语非常流利,既不口吃也没有口音。
【采访】叶企孙侄子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
上海口音是有的,有些字不能分出来,上海人王黄的读音分不出来,也不影响,说他开始讲课他有几个字写在黑板上,他发下音,表示有几个字他念得不正确的,让学生知道这个字,这个音是讲这个字。
王大珩,中国光学之父,老人现已92岁,受业于叶企孙先生已是70多年前的往事了。
【采访】两弹一星元勋中科院院士王大珩——
因为他说话有点口吃,所以他讲话讲得很慢,可以说一个一个字都可以很好的记下来,话不多,但是每一个字都很精炼。
物理系创建之初,除了这幢叫科学馆的大楼外,一无所有,空荡的大楼里,只有叶企孙一字一句讲课的声音。
多少年后有学生回忆说,叶先生上课细致,尤其是基本概念都讲述得很详尽,按课时往往完不成教学大纲,但效果最好,最难忘。
【采访】虞昊——
他讲东西,没有不听懂的,就是讲得很扎实,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最难懂的,他要反复讲,举各种实验现象例子讲,特别同实验的关系。
科学对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是一片荒地,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学科传统,没有老师和学生,当然也没有学术环境,有的是列环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动荡,叶企孙就是在这样一片荒地上开垦,辛勤地培育科学的土壤,在土壤中撒播种子,为后来举世瞩目的20世纪中国物理科学诸多方面的成就奠基。
1928年,清华物理系诞生3年后迎来了第二位教授,研究X射线的一流物理学家吴有训,叶企孙竭尽所能,为学生去请好老师。
【采访】北大教授戴道生——
他说我教书不一定教是好,但是我请来的人都对得起你们。
【采访】虞昊——
吴有训比他大一岁,可是叶企孙出国留学比较早,所以他资历比较老,而且当时的名气比较大,回到清华以后他当了系主任,后来又是理学院院长,所以是学校高级领导人,可是他把吴有训请来以后,他一定要吴有训比自己高才行。
后来,叶企孙又举贤自让,先后辞去了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的职务,请吴有训担任,自己退居一般的教授。
他们在清华共同执教了20余年,这种亲密的合作,相互敬重的关系也影响着他们的学生,当他们日后成为两弹一星领军人物的时候,精诚团结的品质无疑有老师们的言传身教。
【采访】虞昊——
旧中国的时候,相互之间都你争我夺,特别是文人相轻这些毛病,很多事情搞不起来,都是消耗在内耗上面。
叶先生创办了物理系以后,后来创建理学院,一直坚持这一点,就是大家干事情的话,团结一致的,不分你我的。
叶企孙请来的教授还有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化学系的张子高,数学系的熊庆来,生物系的陈桢等,他们都是开宗立派的一代名师。
到了西南联大时,理学院的毕业生的能力已经达到了剑桥大学、巴黎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的同等水平。
叶企孙为教学制定了两条方针,一条是教授基础知识,使学生毕业后能适应各方面的发展,另一条是理论与实验并重。
【采访】北大教授戴道生——
这个时候我们对实验的认识非常差,因为当时中国来讲,传统是没有这些东西,很少。
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叶企孙重视科学实验,他努力为清华的名师建实验室,买实验器材,甚至出重金从居里夫人那里购买非常珍稀的放射元素镭。
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因此能继续研究在国外确立的课题。
但是,叶企孙买来的好设备好仪器却不让学生用。
【采访】王大珩——
他说过,我们学生是不用好仪器的,为什么?
要训练你这个实验动手的能力,从当中找出问题的诀窍,这样给学生一种独立创造的创新的能力。
我说这些传统给我们同路的人都受益匪浅。
他要学生自己设计、制作、改造实验设备,叶企孙相信,这样培养的学生有创造力,不然只会花钱去国外引进设备,而中国的现实恰恰是缺乏科学研究的传统,学风崇尚清谈而鄙夷动手
【采访】戴道生——
物理系有自己专门的工厂,我虽然是念物理,但是我会车床、刨床、钻床,我会焊,就是银焊,我都会。
钱伟长,被誉为中国的力学之父,当年他在叶企孙的指导下做大气电强度的野外实验,钱伟长和叶先生他们吃住在一起,通宵达旦,一边数月,而所有的实验设备都是没有的,都是由他们学生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做的。
艰苦的训练锻造了他们的才华。
这是钱伟长同班同学熊大缜在清华的楼顶上夜间拍摄西山的红外感光照片,这是70多年前一个九一八事变前后入学的大学生完成的实验,让今天的我们依然充满惊叹。
理工会通是自然科学教育的规律,而叶企孙在80年前就实施了,这在当时是一种坚定不移的开拓,于是乎,这个古老的民族多了一把钥匙,去开启现代科学教育的大门。
这块草坪原先是清华的教授住宅区北院所在地,如今只剩下了这块标示牌,当年叶企孙是这北院7号的主人。
叶企孙是单身,请了一个工人帮他做饭,很多年轻教授到他家搭伙,号称北院7号饭团,每当北院7号开饭的时候,这里就成为讨论学校事务最热烈的地方。
到这里做客的不仅有教授,更多的是叶企孙的学生,他有个小本本,在和学生聊天的时候会记下学生重要的信息。
【采访】北大教授张之翔——
他了解学生,这个学生适合做什么,那个适合做什么,他就安排他出国学什么,将来到哪里干什么,他对人的了解,这方面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般的老师教书匠是做不到的。
【采访】虞昊——
对我们学生最了解的就是叶先生,别的人都很难做到,他有时候比你自己还了解自己。
时局动荡,通信和交通又不畅,出身贫寒的学子常有背井离乡的哀愁和生活的艰难困顿,叶企孙不仅在课堂上传业授道,在生活中也对学生无比关照。
【采访】中科院院士胡仁宇——
叶先生他不是一个人嘛,过年过节请我们到他家里包饺子。
【采访】戴道生——
有很多人没有地方住,就住在他那儿,家里人也很多,包括钱学森啊,钱三强啊,都住过。
物理系创办的第二年,1926年日寇入侵天津内河,炮击大沽口,3月18日,清华、燕京和女师大的同学们向北洋段祺瑞政府请愿,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竟遭军警开枪镇压,女师大学生刘和珍等人牺牲,这就是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
那天,物理系第一届学生韦杰三、王淦昌等也参加了游行,韦杰三牺牲。
【采访】虞昊——
那时游行的时候,王淦昌和韦杰三一起去的,所以韦杰三被枪杀的时候,血都溅到了王淦昌一身。
当晚,王淦昌和几位同学汇聚到北院7号叶企孙的住所,告诉先生白天的遭遇。
寡言少语、温良平和的叶企孙突然激动万分地盯着他,大声斥责,一改常态。
【采访】虞昊——
叶先生听了当时就流眼泪了,谁叫你去的?
你知道现在大学生很少,你能够进大学,成为国家的人才,将来成为国家很重要的人才为国家做贡献,你这么白白去送死干嘛!
叶企孙说罢,泪如雨下。
王淦昌很内疚,老师牺牲了自己的科研回国致力教育,他不在乎自己的成就,一心希望培养出一批人,他就像是一块铺路的石子,让更多的年轻人站在他的肩膀上前行,去科学救国。
当时叶企孙的话,王淦昌记了一辈子。
【采访】虞昊——
他说,我们国家为什么现在强大不起来,受别人欺侮呢?
就是因为我们科学落后,因此在学生的时候学好科学技术,将来以科学报国,这是学生最重要的任务,你必须要记住这一点。
王淦昌晚年回忆,从那一天起,爱国和科学紧密相关,从此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决定了我毕生的道路。
后来,王淦昌在叶企孙的安排下留学欧洲。
【采访】虞昊——
他学得王淦昌理论方面学得不够,德国那时候有许多的理论大师,爱因斯坦、玻尔什么都在那儿,他知道这些人的,以前他留学回来同那些人打过交道的,所以他领着王淦昌到那些大师去听课,他一起听。
1935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的王淦昌归国,一位德国教授拉着他的手劝说,密斯特王,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设备条件都不齐全,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不在东方,你回去会影响你的前程。
但王淦昌还是回到了祖国。
【采访】虞昊——
王淦昌在抗战时到浙江大学当系主任的时候,他的学生,贫困生没有衣服穿了,当时衣服都丢了,他就把自己一件很好的呢大衣送给那个学生了,这个呢大衣就是王淦昌做学生时他的老师叶先生送给他的。
清华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只有王淦昌等四人,三人出国深造,但他们都回国了,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分别执教于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在民族的大灾难中,和他们的老师一样培养学生。
两弹一星元勋中的程开甲就是王淦昌当年的学生,而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也是在抗战中先后受业于王淦昌和叶企孙两代人。
王淦昌本人没有活着看到国家授予他两弹一星元勋称号,但他与同门师弟钱三强、邓稼先同被誉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叶企孙的一生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
1933年,他对清华的特种事业——庚款留学作了改革,将其改为面向全国高校开放的公费留学。
【采访】北师大教授中科院院士黄祖洽——
叶先生有一点很难得,他没有什么私心,也不局限本位,他派出去的人不一定是清华的,他只要了解到有什么年轻人值得培养,有培养前途的话,他总是关心他们,给他们找机会去进修。
这是1934年由叶企孙安排的公费留学生的考试成绩单。
赵九章,清华物理系毕业生,叶企孙动员他去德国深造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钱学森,交大铁道工程系毕业生,叶企孙希望他去美国学航空工程,还让他在清华大学预习了一年。
后来,赵九章成为中国卫星之父,而钱学森成为中国导弹之父。
像这样由叶企孙安排出国深造的,还有中国光学先驱龚祖同、地震研究先驱傅承义等等。
新中国的原子弹,从立项到成功爆炸,用了5年零2个月。
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2年零8个月,再过四年人造卫星上天。
两弹一星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核物理学,还有空间物理学、金属材料学、空气动力学、光学等诸多的方面,这支阵容整齐而强大的科学家队伍奇迹般地创造了比太阳还要亮的光辉,然而他们都是在中国最苦难的年代里培养并成长起来的,而其中的领军人物几乎都是叶企孙的学生。
从叶企孙庚款留学算起,这是师生几代人横跨半个世纪完成的生命和精神的接力,但在这场接力中跑第一棒的叶企孙没有能分享这份荣耀,事实上,等待他的竟是人生最艰难的坎坷。
(上集完)
(电影《地雷战》片断)
这部电影,曾经是家喻户晓,片中花样繁多又威力无穷的地雷,为一场无比残酷的战争平添了一份传奇。
当年由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就是成功地开展了地雷战。
但事实上,一硝二黄三木炭的传统黑火药只能制作烟花爆竹,好看的电影是将它简单化了,当时有美国一个军事观察团专程到冀中考察,他们对八路军军工厂的结论是:
这里条件虽然简陋,但能看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采访】虞昊——
内行人一看,很多神秘的子母雷、跳雷什么是一定科学道理设计出来的,不是说农民一拍脑袋一个巧思就出来了,这个事情是没有的。
制造一个实战价值的地雷需要物理、化学、工程机械等各个方面的人才,是谁设计了当年冀中抗日根据地这些先进的地雷的呢?
电影没有说,似乎刻意回避、隐去了当年地雷战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个重要角色是中国抗战史上敌后战场不知名的功臣,他们与新中国的两弹元勋一样,也都是叶企孙的学生。
(下集)
天津湖北路上的这座老房子就是当年叶企孙的学生为造地雷生产炸药的中转站,它是当时清华的天津校友会。
抗战全面爆发,北平沦陷,清华一部分师生从天津走海路流亡,在天津租界里的这座房子成了流亡中的清华临时办事机构,叶企孙就在这里办公。
【采访】北大教授沈克琦——
这个清华同学会是在英租界里,所以比较自由一点,大批的师生南下,经过天津坐海轮南下需要有人招呼,清华就请叶企孙先生在天津清华办事处招呼,叶先生答应了,他带着一个助教,叫熊大缜,是物理系助教,是叶先生的得意门生,高材生。
叶企孙和熊大缜师生二人就在天津专门做接应工作,他们俩形同父子。
一天,熊大缜告诉自己的老师,他已决定要去冀中,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因为那里需要科技人员。
熊大缜的要求让叶企孙沉默了好几天。
熊大缜是叶企孙心爱的学生,这张我们熟悉的夜间拍摄的西山照片就是熊大缜在1934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自力更生独立完成的红外摄影的一项实验,而当时的中国,连普通的底片都要靠进口。
在叶企孙的计划中,熊大缜应该是在1937年夏天去德国留学的,不难想象,这样优秀的学子,日后一定会和钱伟长、彭桓武一样,成为出色的科学家,但卢沟桥的炮火改变了一切。
叶企孙说,我心里不造成他去,但事关抗日,我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呢?
当年的三一八惨案,叶企孙培养的第一批学生韦杰三就死在军阀的枪口下,叶企孙悲痛难忍,泪如雨下。
现在熊大缜走了,他应该是未来的科学大厦的一根钢梁,但他上战场了。
叶企孙一连十几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也许当老师的都很难体味叶企孙这时的感情和心绪,但事实上,熊大缜后来真的死了,叶企孙长歌当哭,一生刻骨铭心。
叶企孙生于忧患的祖国,国家接连不断的灾难和世界科学技术迅速的发达进步,平行地伴随着他的两侧。
九一八后,日本人的铁蹄很快就到了长城脚下。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五省自治,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叶企孙亲笔手书了与梅贻琦、陶孟和、胡适等教育界名流给全国人民的通电——当此国难严重之际,用全国统一力量尚虞不能挽救,欲求一省之自保,岂可得乎?
这是除日记以外今天仅存的两件叶企孙手稿中的一件,叶企孙在灾难动荡的祖国艰难地培养着国家的栋梁,规划着这个国家总有一天要建成的科学大厦。
熊大缜到根据地后,担任军区供给部长,负责军火的供应,八路军的领导聂荣臻、贺龙、吕正操都十分重视他的工作。
【采访】虞昊——
叶先生就感觉到这件事做对了,吕正操的队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对知识分子是真正欢迎的,所以他后来就不断派人进去了。
在叶企孙的联络下,去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清华师生近十人,正是他们办起了军工厂,造出了各种地雷。
后来活下来的人都是新中国一流的科学家,这就是著名的地雷战的人才背景。
当时,为了解决地雷遥控爆破的难题,叶企孙介绍了他一后培养起来的实验员阎裕昌去了冀中。
【采访】阎裕昌之子阎魁恒——
启爆的问题,一般的在用点爆竹的引火捻,那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父亲去主要是解决这个雷管的启爆的问题。
阎裕昌到达冀中后就把问题解决了,地雷可以遥控了,就像长了眼睛似的。
林风,70年前的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他没有去根据地,他是被叶企孙动员来隐匿在天津,秘密制造黄色炸药,黄色炸药威力大,处理不当极易爆炸,只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才能操作。
【采访】原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院长林风——
炸药一加热就变成液体了,我就做好一个铜的模子,这个模子就跟当时市上洗衣服的肥皂一样的,炸药往那个模子里一倒,冷却以后就像当时洗衣服的肥皂一样,一条一条的,我就装在肥皂箱子里头,一箱一箱的炸药装到车上,带到清华同学会里面去。
然而,做好的黄色炸药必须穿越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才能到达冀中,这也是由叶企孙像送学生去冀中一样想办法解决的,这个当时的大教授成了为根据地秘密提供军工生产原料的地下工作者。
叶企孙非常挂念根据地学生的安危,常常通过密信联络,然而事实上,因日本人发现了晋察冀根据地拥有了现代科技手段,使得叶企孙在天津的工作同样十分危险。
【采访】阎魁恒——
天津已经被日本人占了,英国人虽然是闭一只眼睁一只眼,但是他也不敢惹日本人啊,假如日本人说有抗日的人员在你英租界,我要进去搜查,他们也不敢惹日本人啊,所以非常危险。
【采访】林风——
他想去募捐些钱,叫我跟着他到开滦矿务局去找一个人,问他去募捐点钱去。
走着走着,快到了他忽然想起来了,这个不行,他没有沾上这个边,不要因为这个事把他联系上。
叶企孙募集到2万多元,采购了炸药、雷管、还有药品、通讯器材等物资,穿过封锁,运送到了冀中。
他全然不顾这是命悬一线的工作。
叶企孙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冀中有一支抗日的队伍,他动员全国有志青年去支援,并且给了如何安全去冀中的方法。
叶企孙的文章署名“唐士”,唐是大唐盛世的唐,唐士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冀中地区是平原,与侵略者开展游击战并不十分有利,但在极为残酷的抗战中,冀中却留下了光辉的一章,成为科学救国的生动写照。
叶企孙的活动最终被侵略者发现了,在中外友人的协助下,他连夜逃离了天津,也从此失去了和冀中根据地的联系。
他又回到了学校,当时的清华已和北大、南开在云南组成了西南联大,叶企孙继续担任西南联大的物理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他还是用那有点口吃的上海口音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学生讲课。
这三张这泛黄的纸片是当年西南联大的电磁学考卷,用的纸是昆明的土纸,考生姓名李政道。
【采访】虞昊——
考卷写得非常漂亮,当初李政道完全用英语写的,只扣了两分,现在看上去这考卷水平是非常高的,按理的话应该是给98分对不对,结果我发现上面分数很奇怪,是58加上25等于83分。
这是叶企孙评的考卷,他因为李政道平时不重视实验,所以把他的考试的成绩多扣了15分。
【采访】虞昊——
后来,李政道参加纪念叶先生的一个报告会,中间专门提了这件事:
这次考试对我的印象是终身难忘的,叶先生不仅是我启蒙老师,而且是我科学上有这么大成就的有决定性影响的老师。
后来,西南联大有两个赴美读研究生的名额,人选由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推荐,但是他只有一个人选,另一个人怎么也找不到。
【采访】虞昊——
叶先生知道以后,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李政道。
吴大猷一听,哎哟,这个学生挺好,但是这个学生才大二怎么可以推荐出来?
叶先生说,我作主。
就是这个大二的学生,后来和杨振宁一起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这份考卷被叶企孙细心地收藏起来。
叶企孙没有古玩字画,只有自己学生留下的考卷,或是赠与他的照片,这在战乱的旧中国,成为叶企孙心中的寄托,也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就像一个开明的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叶企孙从来没有要求学生去成名成家,在他的学生中不仅有知名科学家,也有厂长、工程师和中学老师,他一生坚守的是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村施教,并根据学科发展的方向因才规划他们的方向。
【采访】戴道生——
他对待学生,每个人不要浪费,应该发挥他最大的作用,这一点我是有体会的,包括我们那时候念书的时候,他对每个人都进行谈话,了解你这个特点。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叶企孙却没有等到熊大缜和阎裕昌回来。
阎裕昌壮烈牺牲,熊大缜却是蒙冤而死。
熊大缜被怀疑成国民党派遣的特务,遭到逮捕,又被错杀。
叶企孙爱学生,了解学生,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为熊大缜洗清冤情。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军管会代表接管清华,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一职。
叶企孙向军代表说起熊大缜的冤情,这位世界著名的学者又一次泪流满面,叶企孙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对熊大缜的平反昭雪竟是他的身后事,而且这学生的冤案后来竟引发了老师晚年的悲剧。
新生的共和国一切向苏联学习,教育也照搬苏联的,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大调整,这一年浮华大学物理系取消,人员划归北京大学。
叶企孙带领全系师生来到一街之隔的北大,他本人则在北大当了一名普通教师。
【采访】北大教授张之翔——
叶先生到北大来了以后,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教授,他就什么权力也没有,也不听他的,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学习苏联的这一刀,把清华物理系砍了,我们也砍了,几十年都恢复不了的。
可是,叶企孙并没有在意身份的转变,尽管他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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