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名家访谈录徐玉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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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名家访谈录徐玉兰
【越剧名家访谈录】徐玉兰
徐玉兰访谈【徐玉兰人物简介】
徐玉兰,女,越剧表演艺术家。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
1921年12月出生。
1933年进新登东安舞台科班学芝,初学花旦,后习老生。
文戏师傅是喻传海,武戏师傅是徽班文武老生袁世昌。
其表演富有激情,善于塑造人物形象,具有俊逸潇洒、神采夺人的艺术魅力。
尤其是扮演风流倜傥的角色,独步越坛。
嗓音嘹亮,旋律常在中高音区进行,唱腔除继承越剧传统老调外,广泛吸收京、绍、杭等剧种的声腔成分,具有高昂激越的特色,被称为徐派。
代表作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西厢记》中的张珙、《春香传》中的李梦龙、《追鱼》中的张珍、《北地王》中的刘谌等。
【访谈】
老一代的越剧演员大都是出在嵊县,但我不是嵊县人,我是杭州新登县人。
我怎么会学越剧呢?
因为当年我是一个小戏迷,嵊县的剧团到我们新登演出,我看了他们的戏,特别是丹桂剧团来演出,我看了张湘卿、商芳臣、筱丹桂她们的戏以后,就一门心思想学戏。
那时候,学戏要跟戏班子走的,家里人不同意,因为我家是小康之家,我又是女孩子,才12岁,女孩子跟戏班子学戏,家里不放心。
当时像我这样的人,要学越剧的人蛮多的。
我们当地有一个老板,他请来嵊县的一个教戏师傅,到我们家乡招生。
报名的时候有七八十个人,办起了科班学戏。
后来慢慢淘汰了一些,剩下来大概有三十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剧团,名字叫“东安舞台”。
我记得是1933年4月开学,7月份就出科班了,然后我们到乡下演出。
那年冬天,嵊县的师傅叫我们到上海南翔桥的茶楼里,给人家做演出的班底,主要的演员有王杏花她们。
我们做班底以后,在上海固定演出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们再回到乡下,到金华、兰溪、衢州、龙游一带演出,又到江西上饶演出。
徐玉兰早期剧照
半年飞机轰炸,我逃到了乡下,跟傅全香分开了。
那时我在杭州临安乡下,也没有汽车,我们在路上得到消息,抗日战争胜利了。
1945年下半年,我和筱丹桂搭档,就是在上海现在的西藏路新华书店上面的那个剧场里演出。
1947年,筱丹桂被张春帆逼得自杀,至今我都感到心痛。
1945年起,我跟她在天工剧院演出,唱了3年左右的戏,1947年端午节我才跟她分开的。
我们常说,“三花不及一娟,一娟不及一丹”,筱丹桂那时确实是挺红的。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小生与她配戏,张春帆就派了一个经纪人,拿着钱到乡下来,叫我去同筱丹桂配戏,那时和筱丹桂配戏的小生叫张桂莲。
我跟她讲,这样不行,我跟傅全香已约好,我要跟傅全香搭戏。
她说他们老板之间已经谈好了,里面搞的是什么鬼名堂,我至今也不知道。
徐玉兰和筱丹桂剧照
后来,我就跟筱丹桂配戏了。
我们当时订合同是半年一订,大家合作得愉快,可以继续合作。
如果老板不好,我们也可以回掉老板;老板认为我们不好,也可以回报我们。
当时我们的生意确实比较好,日夜连场。
剧场里有1000个位置,还可以排300只凳子。
我在跟筱丹桂搭档的时候,了解到筱丹桂的一些事情,我是很同情她的。
张春帆对我们很过分,比方说每个月发工资,他一定要拖很长时间,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原来的钞票贬值得很快。
筱丹桂也是老板,她是不开薪水的,她自己抽头,一张票抽两毛。
我的所有服装要自己做,我要张春帆加薪水,他就是不肯给我加。
有一天我恼火了,那时门口全是很亮的霓虹灯,我将门口的照片统统撕下来,我决定不演了。
筱丹桂有一个朋友我也认识,筱丹桂的小名叫春凤,她对我说,春凤在哭了,我说为什么哭?
我觉得她的处境很难,张春帆把她当做摇钱树,她要是不演,张春帆肯定会折磨她的。
我只有将图片挂起来,稍稍加了点钱就算了。
如果没有了小生,戏就不能演出了。
和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合影,左为王文娟半年之后,跳舞的“国泰舞厅”张春帆将它包下来,改建为国泰戏院。
1946年下半年,我们搬到国泰戏院,那时的生意更好了。
因为戏院里位置很多,上面还有个广播电台,我们演出时他们可以实况转播,那时越剧实况转播还是不太有的,我和筱丹桂搭档演出,生意疯得不得了。
在国泰戏院,我们演的一出戏叫《是我错》,故事讲一个男人看不起一个女的,后来女的爸爸做了大官,他就去求亲,同房时一看原来就是自己的老婆,他后悔死了,所以叫“是我错”。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徐玉兰
有一天,我们演《是我错》的时候,突然戏院的屋顶翻下来了。
那时的屋顶不是水泥板,是条子板的,虽然没有死人,但有的演员脸上被划破了,压伤的观众挺多。
第二次演出时,张春帆还要摆什么噱头,他要我唱屋顶翻下来也是我的错,我说我不唱,要唱你自己唱。
他想通过这种噱头来吸引观众,他是要赚钱的。
顶撞了张春帆,我心里不舒畅,我本来没有什么病,那天演《是我错》的时候,我突然吐血了。
当时演两人同房的戏,我对小姐讲,你只会烧饭、洗衣服、做鞋子,将来我要做官了,你不能做官人太太,你摆不上台面。
所以他不同她同房。
徐玉兰演出广告
小姐在唱的时候我在看书,我突然觉得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那时台上没有吐痰的习惯,我想怎么办呢,其实那时我在台上已经开小差了。
我用书遮着脸,反正观众也看不到,所以我就撕了一个书角,做了一个小盒子吐了一口,一看里面有血,当时我吃了一惊,我怎么会吐血呢?
我坚持把戏演完下来,在后台我又吐血了,回到家里还是继续吐。
当时我们的戏德是很好的,我要是吐血不演了,客满的戏叫谁来代替呢?
我没有跟筱丹桂和老板讲,我想坚持一下也许会好的。
但是三天里,痰里老是有血。
我的一个亲戚看到我杯子里有血丝,她说:
“怎么搞的,这是血啊!
”我说:
“是啊,都吐了三四天了。
”她说:
“啊呀,要出人命了,你这样吐血,要去看医生!
”我说晚上还要演出,怎么去看医生?
她说你一定要去看,万一出了毛病怎么办?
我同张春帆商量看病的事情,他竟然不同意,他说今天演出完了再去。
我亲戚说,如果晚上出了毛病,你要负责任的。
张春帆没有办法,只好让我的亲戚带我去看病。
我当时连妆也没有卸,因为晚上还要演出。
刚到医院三楼,我就大吐血了,当时就晕了过去。
晚上不能演戏了,我打电话给张春帆请假,张春帆说今天晚上非要演下来。
他叫一个姓傅的老板赶过来,说你塞一点钱给她,一定叫她去演出。
医生说不可以这样,我亲戚也不让我再演了。
因为在医院里打了止血针,我回到家里,血稍微止住了一点。
晚上吃饭时我讲,今晚我不演出了,谁在顶替我呢?
因为演出是实况转播,我就打开无线电听,原来是二肩小生,舞台桌子下躲着一个人,他在底下说什么,她就唱什么。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我觉得这样对观众很不负责。
我亲戚说,老板这样对待你,你还要为他可惜。
我说我对不起观众。
以后我就在家里养病了,可能是肺出血,我的一个月工资张春帆也不发给我。
不过筱丹桂经常来看我,希望我身体好了再和她搭档,我说:
“你对我挺好,但你的老板不行,我不要合作了。
”从此我就和筱丹桂分开了。
1947年天气转凉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吃大闸蟹,突然有个票贩子跑来,说:
不得了,不得了,春凤自杀了。
我说你不要乱七八糟瞎讲,他说这是真的,人已经送到仁济医院了。
我马上一个电话打过去,结果是真的。
那天晚上,我们演《香笺泪》,本身戏也是个哭戏,筱丹桂自杀了,大家对她都有感情,台上连不哭的演员也都哭了。
观众们看了非常奇怪,说今天的演员为什么都在哭。
为筱丹桂办走事的时候,我们十姐妹团结在一起,和张春帆进行了斗争。
在《春香传》中,徐玉兰扮演李梦龙,王文娟扮演春香
1947年下半年,我在龙门戏院组织了玉兰剧团,花旦是戚雅仙。
我们还要培养一个青年花旦,那时王文娟离开了芳华剧团,我们就把她请到了我们玉兰剧团。
王文娟1948年的下半年开始和我合作,一直到现在。
1949年上半年,我们在明星戏院演出,日夜演四场。
范瑞娟和傅全香的东山越艺社也在那里演出,两个团抢一个场地。
那时有一个规定,谁演的票房好,谁就可以继续签合同。
我们玉兰剧团在明星剧院天天客满,所以我们要继续演出。
老板请范瑞娟那个团也到这里,这是老板故意制造我们之间的矛盾。
1949年上海解放后,1950年,我们到现在的长江戏院演出。
以前这里叫“卡尔登”,是专门做话剧的剧场,老板姓周,他认为话剧的档次高,地方戏曲低。
他过去讲过一句话,“宁可话剧不挣钱,也不愿意越剧挣钱到我这个剧场来。
”我把他这句话牢牢记住了。
解放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打到长江戏院去,上半年就打进去了。
长江剧院确实比明星戏院要好得多,各方面设施比较好。
当时我们演《信陵公子》,这部戏日夜要演半年,天天客满。
当时剧团的老板没有了,我们成了姐妹班,除了广告开销以外,大家按照薪水平分。
那真是黄金时代。
解放以后,上海成立了华东实验剧团,我们玉兰剧团还没有参加,当时我们在长江剧院演出。
1952年下半年,军委总政文工团要搞大剧院模式,要找10个剧团参加,越剧团也是其中一个,当时叫我们这个剧团参加。
原来在浙江省文化局当领导的史行同志,当年是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的副团长,还有黄宗江同志和兰茜同志。
他们到上海来做我们的工作,动员我们参加解放军。
我们玉兰剧团实力雄厚,从开始动员到去北京不到10天时间,整个剧团拉到了北京。
史行同志讲:
“徐玉兰,这个历史你要写,当时不容易呀。
”我说:
“我们不容易,你也真有本事啊,把我们实力如此雄厚的剧团一下子拉到北京去了。
1957年,在《北地王》中扮演刘谌
当时面临的困难很多,我是第一个举手同意的,大家都表示愿意参加,但后来却发生了变化。
我的妈妈不同意我参加总政文工团,当时还有个过房娘徐家妈,她们都拉我的后腿,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去。
过房娘让我留下来,叫他们回北京重新组织一个剧团。
我说,玉兰剧团我是第一个举手的,我不能不去。
当时王文娟的父母都到我家里商量,我说你们就放心吧。
我当时下定决心,不管她们如何,我一定要走的。
但他们都很为我们担心。
我们团除了七八个家里确实有困难外,大家都到北京去了。
史行同志说:
玉兰剧团的灯光道具都留给上海,我们就要人。
当时买这些器材花了好多钱,都是上万的。
史行同志还说,徐玉兰的家人不放心不要紧,叫她一起去北京吧。
史行同志是很有说服力的。
所以“文化大革命”时,大字报写徐玉兰参军还带了“过房娘”,也是一条新闻。
都是史行同志做的工作,那时没人敢这样决定,他是很有魄力的。
我们剧团的大队人马是7月25号走的,我和王文娟是7月27号离开上海的。
我们到了北京以后,部队包了一个旅馆让我们住,各方面的设施都很好。
他们都叫我们“上海小姐”,因为我们是上海小姐参军。
过了没有几天,就是“八一”建军节,总政领导在主席台检阅部队。
那时我们当兵的服装也没有发下来,大家都是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领子上还打了一个蝴蝶结。
总政文工团的陈其通团长穿着军装,举着一个大旗走在前面,后面跟着我们这支特殊的部队。
不知道内情的人都在问:
“这是什么部队?
”有几个领导是知道的,说这是上海小姐刚刚参军,连军装都没有发下来。
所以,我们是一支老百姓部队。
我们就是这样参军的。
我们很快开始排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是陈其通团长亲自排练的。
第二个戏是《西厢记》。
那时总政的副主任是萧华,文化部长陈沂同志,后来到我们上海市委宣传部当部长。
他们听说徐玉兰的过房娘会做服装,因为我的服装在越剧界是有名的,所以就请我过房娘去上海给大家做服装。
当时过房娘很高兴,她到上海将我们两个戏的服装都搬到了北京。
总政文工团的领导看了很高兴,说这个过房娘了不起,她的色彩、绣花搞得有条有理。
《西厢记》参加了10月份的全国会演,我得了一等奖,王文娟得了三等奖。
参加了全国会演以后,我们就南下慰问部队去了。
我们先到上海、宁波、杭州,后来到了舟山群岛。
离开北京时,领导说舟山演出结束,让我们回上海过年,因为我们都是刚参军,很想家,大家都很高兴。
谁知道舟山演出之后,总政突然来了加急电报,叫我们赶快回到北京,说是要到大连去慰问演出。
已经要年三十了,大家好像都要哭出来的样子。
在年三十赶到北京,大家都发了棉大衣。
1953年,总政文工团越剧队演职人员在朝鲜
我们对解放军的纪律还是了解的,要服从上级命令,特别是听说是周总理亲自打来的电报。
我们从舟山坐海军派来的快艇,睡的床都会左右摇摆的。
到了上海,还不能进吴淞口,在吴淞口外面下了船。
我们到了北京才知道,原来是周总理带我们到大连慰问苏联红军,因为那时大连驻扎着苏联红军。
根据两国协议,他们要撤离了,周总理要亲自来处理一些事情。
总政萧华副主任带着歌剧团,还有我们越剧团来慰问苏联红军。
专车到山海关的时候,周总理对我们说:
“你们这些上海小姐下车,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山海关。
”过去我们在戏里觉得山海关是很荒凉的地方,怎么现在那么雄伟呢?
我第一次看到山海关。
周总理说,你们只是在戏里唱过,没有真的到过这个地方。
我们到大连演出是3月份,刚好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
那天晚上,我们在矿场上演出《西厢记》的时候,只见许多军官跑来跑去,听说斯大林病得不行了,弄得我们心情也没有了。
第二天,我们在广场上开了追悼会,大家都很难过。
我们离开大连时,周总理讲:
“你们上海小姐,看到过炼钢吗?
”我们都说没有,他说,你们去“鞍钢”看看吧。
于是我们就去了“鞍钢”,给钢铁工人演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
我们还观看了鞍钢工人文工团演出的节目,参观了炼钢的过程。
辅导学生钱惠丽
离开“鞍钢”以后,我们到了安东。
晚上不演出,我们去看朝鲜的新义州,看到美国飞机在轰炸。
第二天早上,我们跑步到了鸭绿江边,当地人说这是鸭绿江大桥。
我们觉得跟我们上海的外白渡桥差不多。
我想,国内要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还要打报告请示批准,现在我们已到了鸭绿江边,为什么不过去慰问志愿军呢?
当时大家议论纷纷,大家都说去呀。
带队的胡野檎同志原来是部队的政委,因为我们都是浙江人,他是专门从部队调来带我们的。
我们就同他讲要去朝鲜慰问。
他说去朝鲜要死人的,你们不怕吗?
我们都说没有什么可怕,志愿军可以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人人有责。
他说我们给领导打一个报告,于是我们写了一张报告给总政领导。
萧华、陈其通这些领导觉得很奇怪,这些上海小姐怎么突然想去朝鲜呢?
有的领导说:
上海小姐要到朝鲜慰问志愿军,胆量是大的,勇气是好的,但是战场太危险了,不能去。
当时不知是哪位领导说:
“好,让这些小姐去锻炼锻炼也好。
”于是就批准了我们5天时间去朝鲜慰问演出。
我们是1954年4月24日下午四点过鸭绿江的,大家乘坐两辆小卡车和两辆大卡车,我旁边一个是陈兰芳,一个是王文娟,当时大家心情很激动。
走到一半,我发现鸭绿江大桥没有了,就放了两块木板。
跨过鸭绿江后,我们在后勤部见到了梁兴初司令员。
路上我看到炸弹坑比桌子还要大,东一个西一个的。
汽车从四点多开到晚上七点,突然枪声响起来了,大家都很害怕。
志愿军战士说,这是防空枪,不要紧,1公里就有一个防空哨。
天蒙蒙亮时,我们到了目的地,那里的景色很美。
我们住在一个煤矿里,是当年日本人开的。
我们住在洞下三楼,转弯进去就是剧场,一个很大的矿井,我们就在那里演i出。
大小便就跑到洞外面解决。
后来志愿军战士把便桶、洗脚水都拿来了。
我们演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国内一样的化妆、一样的布置、一样的服装,舞台工作很好。
演出时战士们很多,但鸦雀无声,效果非常好。
五天时间,我们演了4场,后来加演了8场,再加演了12场。
志愿军司令部要我们到他们那里演出,我们在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
后来什么都不怕了,飞机在头顶上飞也不害怕了。
我们后来到了开城,当时有3个任务,一方面为志愿军演出,一方面做战俘工作,三是为中立国演出。
1957年在杭州,周总理观看《追鱼》后接见徐玉兰等主要演员
《红楼梦》是我们二团创作演出的。
1957年春天第一次演出,演得有些艰苦。
戏里的林黛玉只13岁,贾宝玉只有14岁,不大不小的小孩子,这样一个“天之骄子”。
当时我们领导有一个规定,演这个戏,曹雪芹的原著要看10遍。
我刚好跟随一团到苏联和德国访问演出,我借过去跟袁雪芬合作演《西厢记》。
当时从北京出发到莫斯科,路上要走9天,到德国要半个月时间,在火车上我把原著看了3遍,哪里有10遍能读?
我找了好多资料,正反两面的材料都要看。
我问了好多艺人怎么样演贾宝玉,北京的“泥人张”对我的启发很大,它是有神有形的。
我自己有时也在回忆,小时候看见地主家的小孩子,那种霸气十足的样子,我再回过头看原著,找到人物的感觉,大家说有那么一点像了,要是一点不像就糟糕了。
这部戏的唱腔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包括表演的一些动作。
1958年“大跃进”,我们带着《红楼梦》到武汉、南京、广州、长沙一带演出,一面炼钢铁,一面演出,确实非常辛苦。
1959年国庆10周年的时候,我们到北京演出《红楼梦》。
有一天,周扬部长请我们吃饭,还有梅兰芳先生、夏衍同志和导演。
酒都摆上来了,夏衍同志却迟迟不见他来。
后来他匆匆赶来,大家要罚他的酒。
他说迟到,是因为大家都向他要《红楼梦》的戏票,他没有办法,只好躲起来了。
梅先生讲,你们越剧确实不错,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女孩子,很朴实,演得很认真。
1959年年底,我们到越南演出,胡志明主席专门接见了我们。
1960年到广州演出时,我的锁骨骨折了,住进人民医院高干病房。
医生千方百计要治好我的病,因为年底要去香港演出。
3个礼拜后,我们到深圳预演,要求演3场。
当时我是五花大绑一样演了一场,手还没有完全好,连妆都化不了。
我叫帮手托住我的胳臂,我才化上妆;嗓子也不好,体力也不够。
从深圳回到广州,我们集中训练了半个月,都是一些礼仪方面的培养。
28号我们到香港,老百姓都来车站迎接。
《红楼梦》一共演了18场,后来再演4场《西厢记》,天天都在演,一个多月都没有休息,大家也不觉得累。
香港有两个电影公司都要我们留下来拍电影,国内特别是上海的领导不同意,因为1960年的香港社会很乱,要拍也得回来拍。
回到上海拍电影时,财力、人力、物力都是我们的,让香港方面出德国产的彩色胶片,所以《红楼梦》的色彩特别好看。
我们在海燕电影制片厂最大的摄影棚里拍戏,里面都是全新的设备。
很多观众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拍摄的?
我告诉他们,所有的场景都是在摄影棚里弄起来的,那时花了100万元。
怡红院的珍珠玛瑙都是从国库里借来的,都是真的宝贝,白天拿来,晚上送回去。
芩范导演对我们非常严格,要求大家集中精力把电影拍好。
我们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完成了这部电影,既保留了舞台精华,又电影化,拍摄难度很大的。
看样片时,大家认为可看性比较强,芩范导演很成功。
电影在香港先放映,那时上海已经要组织批判这部戏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海36家电影院一齐放映,年三十夜里,马路上都没有行人的。
《红楼梦》为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赚了一大笔钱,拷贝都来不及做。
邓颖超同志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徐玉兰、傅全香、尹桂芳、王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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