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679书摘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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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79书摘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
(35679)【书摘】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
原文地址:
【书摘】梅葆琛:
怀念父亲梅兰芳作者:
梦笔山人
我到香港读书
1937年,父亲在香港演出过一个时期,由于日军侵占上海,致使他在香港演出结束后,没有随团回沪,就在香港暂时隐居。
父亲平日深居简出,很想念在上海的亲人。
所以暑假期间,母亲带我们兄妹四人赴港探亲度假。
1941年暑假,母亲又第二次带我和五弟、七妹、九弟乘轮船赴港,我和弟妹四人乘的是三等舱,下船时英国检疫
员强迫我们打了防疫针,才让上岸。
父亲见到我们,很是高兴,问起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情况。
得知沦陷后的上海学校教育日益走下坡路,一些有钱的公子哥纵绔子弟在学校胡混,生活腐化的情况。
父亲很不安,生怕我们沾染上坏习惯,学不好功课。
便与母亲和冯耿光等老朋友商量将我和五弟留在香港读书。
母亲大约居住到10月就带七妹、九弟返回上海。
在香港,父亲为我和五弟选择了比较进步的岭南中学,让我们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当时父亲的一些朋友劝我们报考外国学校父亲表示不同意,他说:
“虽然在外国学校可以多学些外文,但是将来的出路只能到外国洋行找职业,当洋奴才。
”他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自然遵循父亲的正确判断,决定报考岭南中学。
为了准备复习功课,父亲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把我们两人领到一间陈设简单的小房间,两张床和一张两人合用的书桌,桌上已放好一排书籍,都是考学校需用的国语、代数、几何等课本。
父亲说:
“这是你们的卧室,考学的书也准备好了。
我已替你们排定好了日期,每门功课按次序温习就行。
以后我要经常来检查你们温习功课的情况。
”就这样我们在他的细心安排和督促下,顺利地完成了复习功课的计划。
一个月之后,我们两人考上了岭南中学。
考取后,父亲笑着说:
“你们的成绩不错,我早就料想到你们会考上的。
从现在起,你们可以好好地玩两个星期,改换一下环境。
”
在以后的10多天里,父亲常带我们到各处去玩儿,还请了一位游泳老师教我们游泳,父亲认为这是锻炼身体的良好运动方式,应该掌握。
我就是在这个时期学会游泳的。
入学后,我们住宿在学校,每两周回家一次。
校址坐落在离九龙30多公里的青山,三面环山,一面朝水,环境优美,空气新鲜。
学校里生活朴素、学习严肃、校风端正。
我们回家时,父亲总是慈祥地问我们的功课及学习成绩以及生活等情况,并且尽量在他休息的时间带我们出去玩个痛快。
这段时期,我和五弟离开了家,初步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和父亲可贵的教导分不开的。
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体检时发现自己眼睛近视,影响学习,学校给我开了一天假,叫我回香港配副眼镜。
当我回到家门时,父亲见我突然回来,大为诧异,很严肃地问我:
“发生了什么事,你回家来了。
”他是怕我在学校闯祸。
当他知道缘由后,立即陪我去眼镜店配了副眼镜。
父亲从来就是这样严格管教自己子女的,从此我就更下决心努力学好功课。
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天气渐冷,我和五弟放学回家,父亲还是照例陪我们出去看电影和吃晚饭。
可是我感觉到家中气氛有点紧张,父亲和住在一起的冯耿光老伯,还有常来我家玩儿的舒适甫、马寿南等老友在一起议论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
第二天下午我们还是按时返校,并把冬天穿用的衣物全带到学校去了。
12月8日星期一,早晨照常按时出操、上课。
我记得当时正在上国语课,约9时左右,突然听到天空中飞机的轰鸣声,只见飞机从学校上空呼啸而过,接着高射炮炮声及炸弹爆炸声连续不断。
起初,我们还以为是英军在演习,再从窗口向天空一望,正巧一架飞机由眼前而过,“啊!
”“机翼上是个大红膏药,是日本飞机!
”我大声叫了起来。
老师听后,立即训斥我,说我扰乱课堂秩序,正要轰我出教室,这时校园内已经传来教务主任的呼叫声:
“全体同学,赶快到门前体育场集合!
”我们有秩序地跑到体育场集合,教务主任说明了当时情况,很快就下令叫我们赶快爬上山林
中躲避。
我在一棵松树下,眼看数架日本飞机朝着停在海上的英国军舰轰炸和扫射,只见英国军舰仓促起锚,并不断用高射炮还击。
当时学校紧急向九龙公共汽车公司求援,下午,汽车陆续把我们送到九龙,由于渡轮停航,只好在九龙一所学校的教室中坐卧一夜。
次日早晨校方设法找到了一条私人的船只悄然渡海。
我们冒着头上敌机轰炸的危险,听天由命,悄悄地渡过了海峡,侥幸地踏上香港的码头。
我和五弟身上只穿着一件校服,徒步返回家中,父亲和老友们都为我们庆幸。
父亲说:
“我相信你们会平安回来的,你们又经历了一次艰险的锻炼,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
事后知道,在事变紧张时,父亲虽然知道我们处境很危险(学校在九龙青山,离深圳很近,日军可随时到达深圳,向九龙进攻),但却显得十分镇静。
冯老伯及许源来等老友问他:
“两个孩子怎么办?
是不是派汽车去接他们?
”父亲很沉着地说:
“不要紧,年轻人应该自己想想办法,我相信他们会自己回来的。
”他的镇静,一是相信我们的生活能力;二是不愿在别人面前显出自己的不安;三是不愿派车去接我们,让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特殊。
他希望我们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走集体生活的道路,他的这个思想始终贯穿在对我们的教育过程中。
父亲的生活
父亲在香港住的是一幢坐落在干德道半山腰中四层楼的干德道公寓里,住在二层8号。
父亲是在1938年在香港住下的,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了上海,即使住在租界中也是很混乱的。
汉奸、流氓头子要唱堂会,如果找到你,而你不去,就要受到威胁,甚至有生命危险。
父亲一向最讨厌和憎恨这些卖国贼和流氓地痞,他不会也决不愿意出卖自己宝贵的艺术来伺候他们。
因此在香港宁可辍演,也不返回上海。
父亲的卧室陈设比较简单,靠北放两张单人床,床边放一架收音机,南面放两只单人沙发,还有一张带镜子的写字桌及几把椅子,两扇窗子朝西开,这个约有20多平方米的卧室,显得格外清雅、整洁。
由于父亲的职业习惯,晚上总是睡的比较晚。
记得有一天晚上已过11点,我偷偷地起床出屋,在他的房门口听到房中有人在拉胡琴和哼哼唱腔的声音。
我很好奇地往里一看,原来父亲在收音机旁,一边听着自己的唱片播音,一边拉着二胡随奏,并用铅笔代替胡琴码子,所以声音很低很轻。
他聚精会神,连我在他房门口站了好半天也不知道,原来他正在专心复习和研究自己的唱腔,并且学会了自拉二胡。
父亲对艺术的追求一时一刻都不放松。
这也正是他在后期虽然多年息影舞台,而在艺术成就上仍然没有减色的原因。
本来我对京剧很喜爱,尤其是胡琴及二胡,总想有机会学学,但从没有对父亲讲过,因为他对我们的学业要求很严格。
现在正好见此机会,我就轻轻地走进屋里,站在他身边,听他边拉边唱。
当他发现我后,就问我:
“这么晚了,来干什么?
”我就坐在他旁边不好意思地说:
“我要早知您会拉二胡,就该早向您提出请您教我拉。
”他听后说:
“你正在念书,要以读书为主,不要分神影响学业。
”我再三恳求他说:
“我很喜欢京剧,您不教我唱,但总不能不让我学点京剧乐器吧。
”父亲终于答应我在不影响念书的情况下教我学拉二胡。
以后每星期六从学校回家后,父亲便从京剧的各种节拍、板、眼的区别开始教我,再简单地教我区别二黄和西皮。
他哼腔我记谱,然后
叫我自己去练,直到练上几百遍,练熟为止。
父亲对我说:
“这行不是三天两日就能学好的,其中的学问还多着呢!
”于是又给我讲了许多过门、曲调、板眼以及胡琴与唱及锣鼓的关系,使我增加
了不少京剧场面的知识,了解到学习场面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没有决心是学不会也学不好的。
从此时开始,我渐渐地拉二胡的兴趣就更浓了。
虽然学的时间不长,学了些肤浅的基本功,但这给我后来学会演奏京胡、二胡奠定了基础。
父亲在生活上很有规律,他虽然晚上入寝较晚,但第二天仍起得很早,每天早晨用毕早饭,即开始看书报,关心时事。
上午一般不外出,看完报后,在房中打两套太极拳,舒展一下身体,然后再收听新闻时事。
其他时间请一位老师每周教两天英语和中国语文,余下的两天与一位体育陈老师到九龙俱乐部打羽毛球,他打球的姿态优美,扣吊动作灵活,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持了体形。
星期日则带我们去浅水湾海滨游泳。
他自己不常下水,这和他的职业有关,因为皮肤不能晒的太黑,以防日后重返舞台时化妆受到影响。
父亲喜爱集邮,我和五弟绍武当时受了他的影响,和他一起共集邮约数千张。
父亲平时在家一有空闲总是拿着放大镜和我们一起研究观赏各种邮票,并且阅览集邮杂志。
在他辍演的几年中,外传他不准备再登台演戏了,可是他心中却潜在着一种抗战必胜、侵略者必败的信念,有朝一日,抗战胜利,还得为祖国献艺,重登舞台。
因此他从未间断过自己的业务锻炼,坚持听收音机播放自己的唱片,有时在洗手间里关上门大声喊几声嗓子。
常言道: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嗓子没有损伤,也没有塌中。
抗战胜利之后,果不出所料,他的嗓子越唱越好
。
几年里,他从不间断学习戏曲艺术和文学书籍,因为他总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在生活上有条不紊,而且在文学修养上应具有较高的水平,决不能抱有自满情绪而停止学习。
有一次,我进他房间里,在书桌上翻看了几本中文和英文的书籍,那是很著名的文学艺术作品,我发现,这些书籍上都有用很细的铅笔注上他自己的评语和体会。
这种勤奋好学、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后辈。
无论白天多累,他每日总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一个人在屋里绘画。
有时,也偶尔出门到友人家里去散散心,那时他常去老友潘述庵先生的家,潘老住在跑马地,在中国银行工作,他的4个儿女也在香港,有时父亲也带我和五弟去他家玩儿,大家在一起很是高兴。
他家里有一架钢琴,父亲每次去都要弹一会儿琴,练练指法,同时也从钢琴的音调中熟悉一下耳音,这对他的表演艺术也是有益的。
避弹和运米
日本开始进攻香港整个地区,由于我家的住房有一半的房间面朝九龙,另一半房子的后面是英国海军司令部。
炮弹忽前忽后地在我家住房的周围爆炸,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死亡随时都在威胁着我们。
但父亲却十分镇静,有计划地掌握着全家的命运。
他把几位老友都安排在靠东的房间中,因为那里三道砖墙可以防弹,窗上玻璃都用纸条粘贴好,又挂上了很厚的绒布做的窗帘。
我和五弟被安排在西面朝九龙一边的屋里,父亲提醒我们如听到炮声就赶快躲到东面屋里去。
他又将家中仅有的食物都集中在一起,由他一人专管,父亲一生自奉甚俭而待人宽厚。
当时在我家避难的人数已有十多位,在此情况下,父亲却能有条不紊地安排好生活。
我和五弟年幼很好奇,常在双方枪击炮轰之时由窗口向外眺望,就像节日观看放鞭炮一样。
父亲看到我们这样,既不紧张,也不生气指责,只是好言相劝,讲明危险之处。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在厨房墙上发现一个洞,并在厨师的床上发现一颗黑亮黑亮如同五磅暖瓶胆一样大小的炮弹,家里的服务员庆槐拿着它给我父亲看,和父亲在一起的冯老,当时吓得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这时,父亲看到我和五弟争着要玩儿,便平静地对我俩说:
“这颗炮弹幸亏没炸,如果当时炸了,你们俩早就没命了,以后千万别在双方枪击炮轰时再看热闹了。
”于是,便叫庆槐把炮弹抱到离家较远无人的山中扔了。
记得有一次,大白天我和五弟将望远镜架在窗台上,身体蹲着观看日军进攻九龙的情景,好似看电影一样,但这时被父亲看到后,我俩遭到父亲严厉的斥责,他说:
“你们俩也太不听话了,太胡闹了,我几次三番提醒你们,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如果对面日军也用望远镜窥视香港,正好看到你们望远镜镜片的反光,只要一颗炮弹,我们这些受难的朋友还有你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你们叫我怎么对得起大家!
”听完此话后,我俩从此再也不敢胡闹了。
有一天,许源来先生家中遭到炮击,房屋被火烧毁,父亲就把他和三个儿子全部接到我们家中来暂时避难。
这样家里的人数又增加了,十多人的一日三餐便成了问题。
那时在市场上已买不到粮食了,而家中并没有储存多少粮食,父亲想了想,只好用每人定量的方法来解决吃饭问题。
半个月后,日军全部占领了香港地区。
当时情况十分严重,水和粮食都没有了,门外除了成群结队的日本兵之外,有时还有一伙伙流氓趁火打劫。
这时香港完全处于混乱状态。
难道眼看着全家和朋友们挨饿不成?
不!
我看到父亲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把我们哥俩叫到他屋里,对我们说:
“冯老伯有位朋友住在山下,他家里还有一些大米,我想让你们俩去取回来,不过路上千万要心,因为日军不许私运粮食,如看见有人拎着粮食,就当场枪毙。
我们不能等着饿死,我给你们化化装束。
”于是,我和五弟就装成不懂事的孩子,衣服打扮也换上不太好、也不太坏的样子。
总之,让别人看着是两个普通人家的孩子,经过一番准备,父亲又嘱咐我们要千万小心,并让我们二人各提一个提包,前后分开了距离走下山去。
一路上,我们二人避开了不少日本兵的岗哨,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拿到了大米。
在回家的路上日军的岗哨很多,查的也很严,并在岗口处立着一块牌子,命令凡经过者必须脱帽、鞠躬、接受检查,因此,我们二人远远看到岗哨,就提早地避开,绕道而行,躲开了日军的检查,走了很多弯路,脚上磨起了水泡,两人互相搀扶着,一瘸一拐地提着粮食,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平安回到家中。
就这样暂时解决了粮食问题,同时也使我们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锻炼了我们兄弟俩对敌斗争的勇气。
软禁
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是非常混乱的,满街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他们对中国人民烧杀掠夺无所不为。
不但如此,持枪的日本兵随时可能闯进你家的大门,他们有时借口以检查为名,翻箱倒柜,见到好的东西就拿走。
我父亲知道日本兵进门后会找借口叫你打开上锁的箱柜,因为上锁以后他们就有了检查的理由,那时他们就会随手拿走东西。
如果箱柜都开着,他们就很难再有借口了,他们本来也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只是想占便宜。
我父亲之所以叫我们故意把箱柜都不上锁,并且箱子盖半敞开着,日本兵进门后东张西望,看见箱柜全未上锁,又见全屋十几个人的眼光都在怒视着他们,使他们感到十分窘迫,没敢随便拿东西就走了。
只是有一次一个日本兵在桌上拿走一包香烟,鬼头鬼脑地说:
“他巴古的好!
”说完就溜走了。
原来这包香烟是父亲故意放在桌上的。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兵展开了斗智,结果家里东西一无所失。
每当夜深人静时,父亲就把收音机放在地毯上,打开收听重庆和延安的广播,我们大家围坐在旁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从祖国大陆传来的消息,从中得到一些安慰。
就这样白天与日本兵斗智,晚上收听广播,过着紧张不安,有时又是精神欢愉的日子。
在父亲的悉心安排、精心照顾之下,我们顽强地在对敌斗争中生存着。
记得有一次,当两个日本兵进到我家时,看见我们正在念书,就走过来用刺刀指着书问:
“是什么书?
”我和五弟很自然地把一本英文教科书给他们看,并问他们是否认识,那两个日本兵哇哇大叫,气得一刺刀将书刺透,并且大声骂我们:
“八嘎!
英国死啦死啦地。
”当时我们又气又好笑。
幸亏冯老会说日语,他用纯正的东京话将他们敷衍过去,并给了些香烟才算了事。
事后,父亲把我们二人叫在一起,大骂我们一通。
他说:
“你们也太糊涂了,日本正同英国打仗,他们自然最恨英国人,你们给他们看英文课本,不是自讨苦吃吗?
他们给你一刺刀,你们不也得挨着吗?
这有多危险呀!
”我对父亲说:
“我恨他们,所以才样做的。
”父亲很和善地拍了拍我说:
“你现在说的是傻话,光凭你一时的任性,你能斗得过他们吗?
有血气是好的,但你们用的不是时候,现在你们只有发奋读书学习,以后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去和他们斗的。
”
最初,日军并不知道这家的主人就是梅兰芳,所以只是拿走一些物品,而未采取其他行动。
可是,突然有一天,家里来了个日本军官,声称是奉九龙日军司令部的命令,来请梅兰芳。
于是,父亲被带上汽车,由一位挚友周克昌先生陪同前去。
车向九龙方向开去。
当时,大家都十分紧张,在家里互相猜测,这是什么原因?
此去必是凶多吉少!
到底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谁也得不出结论来。
大家在窗口踱来踱去,焦急地注视着马路上有没有汽车开过来。
就这样从早上9点钟一直等到了深夜2点多钟,父亲才被送回来。
此时他已精疲力尽,进门就躺倒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才简单地说出了此去的经过。
原来,他被带到九龙日军司令部,司令部设在九龙的半岛大饭店里,日军司令久井对我父亲说:
“梅先生,我在日本东京和贵国北平城中看过你演的戏,你还认识我吗?
现在想请你在这儿住
几天,请老朋友休息休息,压压惊。
”久井说话的神气显得十分傲慢。
父亲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
并抗议他们的这种做法,表示自己有家,必须要回去。
后来,久井看到我父亲态度坚决,就说:
“这样吧!
每天上午我们派汽车把你接来,你可以有一个房间,需要什么都有。
”从此,每天他们把父亲“请”到一个房间以后,便不再过问,只到吃饭时,才有人进来送饭,一直到夜半才派人送父亲回家。
父亲气愤地说:
“这对他是一种软禁。
”家里人都推测,日军对这样一位名望出众的爱国艺人,暂时找不到借口加以迫害,但又怕他化装潜往内地,因此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暂时使父亲无法脱身。
就这样,此后日军每天早上接他去,到晚上送他回,父亲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送我离港赴重庆
当时在受难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徐广迟老先生,他原是中国银行总经理。
1941年11月在香港开会,由于患病而没有来得及回重庆。
日军占领香港后,指名要搜捕他。
由于冯幼伟先生的介绍,徐老来到我们家,我父亲热情地接待他,冒着风险,让他藏在我家安心养病。
不久,他病体就痊愈,恢复了健康。
有一天,他到我父亲的房中,恳切地说:
“你我之间虽是一面之交,但早已久闻大名,现在更了解到您的品德高尚,为我受累不浅。
最近我已托友人取得一张化名的临时通行证,明日,我将赴广州湾返回重庆,您今后有什么困难,尤其是您的孩子如果能逃往重庆去,我会帮助他们继续求学。
您此次救我一命,您的恩情我终身不忘。
”翌晨,他离开我们回重庆去了。
不久,香港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当时日军正向南洋一带大举进攻,由于兵源不足,我们听说在香港强拉不少中国青年来补充他们的军队,充当炮灰。
父亲为此而忧心忡忡,不得不考虑我们兄弟的问题了。
一天晚上,我们已上床入睡,父亲来到我们房中把我们推醒,商量我们的去路。
他说:
“你们俩此次留在香港,本想让你们在新的环境中自立成人,不料反而使你们失学了。
对此学业前途问题,我已考虑了好多日子。
目前,日军又在各处拉夫,你们的处境是很危险的,如果日本人将你们拉走,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现在,正巧有顾兰荪、钟可成等老友要去重庆,他们用了不少钱多买
了一张去广州湾的船票,我想让你们中先走一个,不过,路上是比较危险的,随时有丧失生命的可
能……”父亲决定先让我走,等我安全到达重庆之后,再让我五弟走。
因为,万一我出了事,还有一个留着。
总之,他要我俩从这虎口中逃出去。
接着他还和我们商量是愿回上海,还是去重庆?
父亲又对我说:
“你不是恨日本人吗?
现在先让你一人去重庆好不好?
”我听了很激动,当时答复父亲,我决定去重庆,因为重庆在当时是抗战的大后方。
到了那里,我也可以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锻炼自己。
父亲开始给我准备必需的行装及生活用品,还给我一张1941年夏全家在香港拍摄的相片,让我想家时拿出来看看,以解思念之情。
临走前的几个晚上,父亲总是要嘱咐我很多话,告诉我年轻不懂事,在路上要听顾老伯的话。
他最后又对我说:
“你到了重庆要先考学校,考取入学后要用功念书。
虽然你在香港锻炼了一个时期,可还是太嫩,在学校与同学相处要分清好坏。
在生活上是很艰苦的,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要经受得住。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请徐广迟先生帮助,但切不可多麻烦人家,我的话你懂了吗?
主要是要靠自己去克服……”话未说完,只见父亲的双眼已被泪水湿润了。
我心中也涌起了一阵难以克制的激动,对父亲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嘱咐,我要牢记在心间。
3月初,我终于一个人走了,我初次离开亲爱的父亲,独自随同顾老伯等人登上轮船,离开香港,经过长途跋涉,历经2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重庆。
在重庆我考入了广益中学,学校在重庆南岸黄角桠,是个较朴实的教会学校,操场上有座小山峰,山顶上有一座文峰塔。
初次离家,人地生疏住宿在校,课毕休息时,常有同学陪同爬上小山,站在塔旁,遥望着对面山城重庆。
当我听到长江内轮船的汽笛鸣叫声,使我仿佛又回到了香港、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当我看到长江码头内的情景,不禁心潮起伏,向着东南方暗自思踌。
父亲现在的情况怎样?
不知他怎样在日寇的铁蹄下过着痛苦的生活?
我默默地祈祷,愿父亲能战胜敌人的诡计。
我更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念书让父亲放心,胜利最终会到来的,我不久将会回到父亲的身边。
后来,由香港逃到重庆的中国银行周克昌先生来告诉我,当我走后,日本军部要请父亲在他们举办的“占领香港庆祝会”、“东京繁荣庆祝会”及汪伪政权“还都庆祝会”等各种名目繁多的庆祝会上唱戏。
经过多次交涉,费了不少唇舌,老友们也想了不少办法,最后以梅先生有心脏病为
由才推掉了这些演出。
当时,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几十人住在一间屋里,条件很差,铺板上臭虫很多,一到夜间就爬出来袭扰。
有一个同学被咬得实在受不了,从驻在学校操场上的美军基地中偷来一脸盆汽油,在油灯的照明下,往铺板上洒,我那时还没有睡着,见到这种情景,刚要开口提醒他小心失火,只听到“砰”的一声,铺板便烧了起来,他扔下脸盆就往门外跑。
我连忙大叫:
“着火了!
”并马上用棉被去扑救。
等同学们都跑出火海,我已被烧伤了,老师们赶到后,立即送我到美军医院去抢救,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才出院,为此我得到学校的表扬。
这件事故我怕父亲担心,所以一直没有去信告诉他。
后来我回到上海后,当父亲看到我脸上、手上、双臂的伤疤时,我才告诉他。
我得到了父亲的夸奖,他鼓励我说:
“年轻人应该有这种牺牲精神,你要继续保持下去。
”
不久,五弟也随来贵阳念书,他和我说起那天我乘船离港时,父亲和他站在窗口,久久地注视着山下海港中那艘拔锚启航的轮船,直到船影消失在天水间,父亲才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呆呆地望着日历——1942年3月5日。
从此,我和五弟离家历时4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们几乎与父母亲没有什么通信往来,我们过着孤独的生活。
那时,我在重庆广益中学念书,五弟在贵阳清华中学念书,我们的生活费用靠冯幼伟先生在重庆结存的一些薪金来维持,为数只够交学费之用,至于零用钱几乎没有。
我的眼睛越来越近视,在课堂上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影响了学习成绩,可就是没钱配副眼镜。
虽然各方面都很艰苦,但我每当想起父亲的教诲,就鼓励自己不要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那时的重庆,虽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大后方,但一点抗日气氛也没有,国民党的官僚们和各式各样的投机商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发国难财,而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
一些有为的青年、抗日志士,也都觉得胜利渺茫。
在学校中的生活更为清苦,吃的是平价米,其中一半是小石子、稻壳和石灰渣子。
但有钱的同学,还是过着奢侈的生活。
每当大部分贫寒的同学一谈到抗日,就要受到他们的讽刺挖苦。
记得有位名人的公子上学时,坐小汽车,每月还要有几千元的零用钱,而我们每月只有100元零用钱,连买学习用品都不够。
有一次上课时,由于我的鞋子破了,鞋底脱落,我无意识用手摸了一下,被校长看见了,硬说我上课不注意听讲,并将我罚出课堂。
事后还得叫我向他道歉,真是有苦难言。
到1944年,我由重庆转学到贵阳清华中学,与五弟在一个学校读书,以便相互之间有个照顾,这对我俩确实添了几分安慰。
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多的书,离我毕业还有半学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了。
半年后我高中毕业,即动身返回上海。
蓄须明志
自我离开父亲到重庆念书,心中时刻挂念着父亲的安危。
有时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不得不在星期日去徐广迟伯伯家里打听我父亲的消息。
有一次我去他家时,正巧有两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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