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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研究六十年
新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研究六十年
马恒通/赵卫利
2012-9-2917:
49:
12 来源:
《图书情报工作》(京)2010年23期
【英文标题】OnthePast60YearsofLibraryScienceSysteminChina
【作者简介】马恒通,男,1943年生,研究馆员,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著作3部,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石家庄0500161;赵卫利,男,1954年生,馆员,发表论文20余篇,河北科技大学图书馆,石家庄050018
【内容提要】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体系的研究已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并构建多种类型的图书馆学体系。
但在确定图书馆学体系各层次内容中,还存在缺乏逻辑性等诸多缺点。
指出应遵循科学合理的构建原则,克服各种缺陷,构建具有时代性、科学性、系统性的图书馆学体系。
目前图书馆学体系正朝着深度分化、边缘综合、层次拓展的方向发展。
Since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theresearchonthesystemoflibrarysciencegainsgreatbreakthroughsandbuildsavarietyoftypesofsystemoflibraryscience.Butindeterminingsystemoflibraryscienceinalllevelsofcontent,thereisalackoflogicandmanyothershortcomings.Constructionshouldfollowscientificandrationalprinciples,toovercomevariousdeficiencies,buildwiththetimes,scientificandsystematicsystemoflibraryscience.Thecurrentlibrarysystemismovinginthedepthofdifferentiation,theedgeofanintegrated,hierarchicalexpansiondirection.
【关键词】图书馆学体系/图书馆学研究/综述/1949-2009Systemoflibraryscience/Libraryscienceresearch/Summarize/1949-2009
图书馆学体系结构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这一课题也就成为国内外图书馆学界仍在不断探索的大问题。
建国6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因篇幅所限,现仅举其代表性观点予以综述,旨在提供一个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研究之概貌,以推动这一课题研究获得新的进展。
1总说新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研究60年
在新中国60年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研究中,前30年(1949-1979年)几乎是一大空白(没有系统研究),后30年(1980-2009年)成果累累。
1957年,刘国钧先生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1],他把图书馆分解成5个要素:
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
并指出,对这5个要素分别进行研究形成的知识体系,就是“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
图书馆学体系。
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研究的萌芽。
它为我国之后的图书馆学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1]。
我国对“图书馆学体系”的系统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30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据统计,到2009年10月底,我国学界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研究共提出了近40种观点。
其代表性观点见表1。
因表格所限,表1仅取第一著者;各类型体系结构中一般仅列出第一层级:
门类结构;个别划分到第二层级:
分支学科结构;或第三层级:
低层次学科结构。
由表1可知,我国图书馆学者60年推出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可大致分为三大模式:
一是二维树结构,有4种类型:
①二分法:
“一次分法”,6种;“二重分法”,3种。
②三分法:
“一次分法”,10种;“二重分法”,1种。
③四分法:
5种。
④五分法:
3种。
二是多维立体结构,有12种类型:
①三维式:
2种。
②“金字塔”式:
1种。
③“球”式:
2种。
④“圆”式:
1种。
⑤“树”式:
1种。
⑥立体、多维、网状式:
5种。
三是谱系式,1种。
26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研究的微观关照
2.1关于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划分
2.1.1关于模式的划分
一般认为,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用二维树结构(即“相关树”平面模式)就可表达清楚,因而大都列出了“二维树结构”体系表(见表1)。
但也有人持异议。
项弋平(1984年)认为,上述“二维树结构”表述法有很大局限性,因为这种方法仅可以在同一水平面上反映事物的层次与级别,反映不出事物在立体空间的多维联系,应当用多维立体结构表示。
他将图书馆学体系分成范畴、要素、时代三个平面,用立体模型表达其微观结构,如图1所示。
图1项弋平多维立体体系模型
他指出,还可用“金字塔”模型表示出图书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的宏观体系结构(见图2)。
图2项弋平“金字塔”式体系模型
其他用多维立体模式表示体系结构的学者也都认为,图书馆学体系结构是在发展变化的,具有多维性、层次性、系统性、动态性。
张欣毅、刘迅(1983年)用本体维(普通图书馆学:
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时间维(图书馆史学)、空间维(专门图书馆学)表示图书馆学立体结构。
梅雪、黄万欣分别用“球”形表示图书馆学立体结构(分别见表1中球形左图与右图)。
黄万欣(1991年)认为“球”形结构既反映了要素间的相邻关系,又反映了要素间的相继关系,弥补了上述二维结构的缺陷。
胡先媛(1998年)指出,应“建立一个立足于图书馆学本体,具有综合性学科的特点,呈现为复合式逻辑起点的开放性体系”。
她将图书馆学体系设计为一个随时空滚动的完整的圆。
两个半圆的两个端点以“人”(图书馆工作者、读者)为联结点,将图书馆学的内部联系与外部背景因素联系起来,推动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不断发展。
两个半圆上下结合起来,可以解释边缘学科的产生发展问题。
这个圆在时空中滚动,就形成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史。
她指出,“随着新的认识的深化,随着新的背景因素的切入,这个圆还可以重构。
只有这样,图书馆学体系才可能具有时代性、现实性和开放性”。
如图3所示[52]。
图3胡先媛复会式逻辑起点体系图
蒋永福(2009年)用福柯“谱系学方法”构建了一个与以往国内同类教材不同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体系”设置A、B、C、D四个区,每区包括多个视点(见表1)。
该“体系”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如他所说的,它具有反本质性,反基础性,反整体性,反体系性,多元性,开放性,不确定性,宽容性,平等性等特点。
2.1.2关于门类及其划分
●关于图书馆学是否包含门类结构。
有些学者认为,图书馆学应包含门类结构。
理由是,图书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根据科学体系学的原理,任何一门科学都含有门类结构,当然,图书馆学也不例外。
持这种观点的首推黄宗忠。
黄宗忠在1985年就指出,图书馆学由门类结构、分支学科结构、低层次结构组成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结构。
刘荣祈、李锡初(即梅雪)赞同黄宗忠把图书馆学分为普通图书馆学和专门图书馆学两大门类的观点。
谭迪昭(1986年)、梅雪(1989年)、王子舟(2003年,2008年)等也都把“体系”的一级结构作为门类结构。
董建华、荀昌荣、宓浩、储流杰则持异议。
董建华(1984年)认为,“在人类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中,图书馆学似乎是属于‘次等’学科之列,是受着其他学科‘统治’的”[56]。
荀昌荣(1988年)指出,“图书馆学在人类科学体系结构中,处于第二层次结构位置,自身只能是学科结构,不可能包含门类结构”。
他认为,“体系”应由两大分支学科构成:
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
宓浩也认为,“体系”是由各分支学科系统组成的一个知识有机整体。
既然由“各分支学科”组成,当然不包含门类结构。
储流杰(2000年)也赞同宓浩观点。
其他学者一般都未明确表明是否包含门类结构。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不管叫“门类结构”也好,或叫“分支学科结构”也好,他们所指的实际上均为第一层级的结构。
●关于第一层级结构(门类结构)的划分。
1983年,周文骏先生首推三分体系,即“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1993年改为“实用图书馆学”)。
其他学者所划分的门类结构详见表1,此处不再赘述。
●关于门类结构(第一层级)中“理论图书馆学”、“普通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比较图书馆学”的含义。
以上几个门类大致形成了如下一致的看法:
“理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学的一般规律、理论、原理、历史,研究图书馆的性质、社会作用、事业发展等;“专门图书馆学”大部分是指各类型图书馆学(徐引篪则称为“具体信息资源体系研究”);“比较图书馆学”是指通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图书馆事业进行比较,探索各国、各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
但对“普通图书馆学”认识不一致。
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教材(1981年)包括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
金恩晖(1988年)将其归入理论图书馆学,但他所解释的普通图书馆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大家公认的理论图书馆学。
黄宗忠(1988年,2003年)、马恒通(2008年)认为应包含理论图书馆学和技术图书馆学。
吴慰慈(2004年,2008年)是指理论图书馆学,不包括应用图书馆学。
由于学界对“应用图书馆学”的内涵理解不同,所以“应用图书馆学”在各家“体系结构”中所包含的分支学科也不尽相同。
如吴慰慈(2004年,2008年)将“应用图书馆学”分为宏观(是指图书馆学的原理同有关学科结合起来,形成的交叉性边缘学科,如图书馆经济学等)和微观(“以图书馆具体工作为研究对象”形成的学科,也称“狭义图书馆学”,如“藏书组织学”等)两个层面。
而黄宗忠(1988年)却将“应用图书馆学”等同于“专门图书馆学”(即各类型图书馆)。
2003年他又将“技术图书馆学”归入“应用图书馆学”,与“专门图书馆学”并列为二级(第二层次)学科。
谭廸昭(1986年,1996年)、马恒通(2008年)同黄宗忠。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教材(1981年,1991年)、徐引篪(1999年)、宓浩(1988年)、王子舟(2003年)等将图书馆中各项业务工作归入应用图书馆学。
梅雪(1989年)指出,周文骏(1983年)将“应用图书馆学”定义为“理论图书馆学和专门图书馆学在社会中的具体应用”。
实际上,以前大部分学者所列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中应用图书馆学中的外延学科并不符合周文骏这个定义。
诸如“图书馆管理学”、“读者心理学”、“图书馆教育学”等等,分别是“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在图书馆领域的具体应用,而不是图书馆的分支学科、方法的具体应用”。
2007年,韩松涛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应用图书馆学体系”,该“体系”由如下几项构成:
资源服务,环境服务,咨询和读者意见反馈[57],如图4所示。
图4韩松涛的应用图书馆学体系
王子舟(2003年)指出,“周文骏先生提出的三分体系基本上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一般认识水平”。
从表4也可知,比较通行的看法是:
三分法体系:
包括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专门图书馆学。
而四分法体系中的“比较图书馆学”是应当包括在“理论图书馆学”之中的。
●关于第二层级分支学科的划分。
由于对第一层次结构划分标准不同,如“应用图书馆学”有上述截然不同的两种划分标准(如梅雪(1989年)所述),所以第二层次(即门类结构的下一层次分支学科结构)内容、范畴各不相同,只要察看一下他们所列出的“体系结构表”(注:
因篇幅所限,本文未列出)就会明白。
现仅举一例。
如“读者心理学”,宓浩、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教材(1991年)、吴慰慈等将其作为第二层次列入“应用图书馆学”中。
而黄宗忠(2003年)则将其作为第四层次列入“读者服务学”中。
●关于“专门图书馆学”隶属关系。
由表1作者所列“体系结构表”可知:
有的将“专门图书馆学”列入理论图书馆学(汪恩来、陈丹平、倪波等);有的将其作为应用图书馆学(黄宗忠);有的将其归属应用图书馆学一个分支学科(郭星寿、徐鹏、梅雪、黄宗忠、马恒通);有的将其同时归入应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技术(徐鹏(1983年));有的无专门图书馆学(黄景行、陈传夫)。
另外,还有不少学者将专门图书馆学作为第一层次学科(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1981年,1991年)、周文骏(1983年,1993年)、钱亚新(1984年)、张树华(1984年)、朱立文(1984年)、沈继武(1985年)、黄宗忠(1985年,1988年,2003年,二重分法)、吴慰慈(1985年,2002年,2004年,2008年)、谭迪昭(1986年,1996年,二重分法)、金恩晖(1988年,1993年)、宓浩(1988年)、徐引篪(1999年)、叶鹰(2005年)),马恒通(2008年,二重分法)等。
梅雪(1989年)指出,“专门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在不同类型图书馆的应用(广义的),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专门图书馆学应属于应用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中,专门图书馆学不在一级结构层次上,而是分布在二级结构层次上,从属于应用科学”。
●关于“比较图书馆学”隶属关系。
将其作为第一层次列入体系结构表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教材、吴慰慈、沈继武、宓浩等。
列入第二层次的:
有的将其归属于专门图书馆学(钱亚新(1984年)、朱立文(1985年)、谭廸昭(1986年)等);有的将其归属于理论图书馆学(汪恩来、周文骏、郭星寿、陈传夫、张树华、倪波等、陈丹平,谭迪昭(1996年)等);有的将其列入应用图书馆学(刘荣祈等);有的将其同时归属于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专门)图书馆学(黄宗忠,1985年,1988年);有的将其归入图书馆学的横断学科、边缘学科(张欣毅、李惠珍、梅雪)。
王子舟则将其归入理论图书馆学中的第二层次(“现实图书馆学”),即体系中第三层次。
●关于第三层次及其以下低层次的划分。
从表1作者所列“体系结构表”可知,结构中属于第二层次的比较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其第三层次都比较一致。
大都将地域研究、跨国研究、特定领域研究、实例研究列入比较图书馆学的下一层次中。
将各类型图书馆研究列入专门图书馆学下一层次中。
由于其他第二层次学科内容、范畴不尽一致,因此其第三层次也必然不一致。
如有的将“图书馆统计学”归入图书馆技术方法学(郭星寿),有的则归入图书馆管理学(黄宗忠等)。
●关于图书馆学体系结构中的边缘学科。
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杂交产生边缘学科。
主要通过以下3种相关生长途径产生:
①理论的转移与综合;②研究方法的转移与综合;③研究对象的转移与综合。
由相关生长途径产生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图书馆学内部各学科的交叉渗透而出现的分支学科;另一个是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产生的学科。
如图5所示。
图5图书馆学边缘学科生成方式
但是,必须强调,我们不能采取“拔苗助长”的做法,“丰富”图书馆学。
我们应尊重客观事实,对当代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给予恰如其分的描述,构造一个合理的模型[45]。
2.2关于目前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结构所处的发展阶段
杨哓农(2009年)指出:
“在图书馆学发展的初期,图书馆学的知识处在经验的积累阶段,学科体系直接反映了图书馆工作的具体内容。
而在图书馆学发展的理论抽象阶段,由于有了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交叉科学的指导,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更加注重理论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到了网络时代,图书馆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的内容也扩大到了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服务,学者们侧重于从图书馆的本质这一层面来构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
上述三个时期所反映的三种不同的理论倾向,“正好形成了理论逻辑的互补关系,有利于图书馆学研究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未来的图书馆学流派将会沿着这三个方向展开”[58]。
2.3图书馆学体系差异的原因
一是客观因素的影响。
不同时代的影响,即时代不同,“体系”内容也不会相同。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认识事物,而且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59]。
这种思想对我们探索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及图书馆分支学科有着指导意义。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认识和构建图书馆学体系结构。
如数字化时代,产生了数字图书馆。
网络化时代,产生了“网络服务”,等等;二是主观因素的影响。
人们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认识能力,观察角度,认识、分析方式、方法等不同,影响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直接影响图书馆学体系的构建。
如王子舟认为图书馆是“知识集合”,他以此建构的“体系”,主观因素影响最为明显。
以上可由我国学者在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图书馆学体系内容的发展变化得以充分证明。
2.4建立图书馆学新体系的原则与依据
一般认为,构建的图书馆学体系应体现出系统性、层次性、多维性和动态性。
要遵循继承性原则,科学分类原则,成熟发展原则,系统性原则等。
必须依据所确定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依据原有的图书馆学体系,依据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新发展、新变化。
以适应时代用新理论指导新实践的需要。
2.5图书馆学体系划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2.5.1存在问题其一,个别“体系”缺乏逻辑性。
王子舟(2003年)指出,周文骏先生的三分法“因使用了双重分类标准,导致了‘专门图书馆学’与‘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发生交叉现象,因而出现了逻辑上的紊乱”。
同时认为,“‘专门图书馆学’的设置有些牵强。
因为任何一门‘专门图书馆学’都属于图书馆学理论、应用两个范畴的适用领域,它与理论、应用两个子集的关系不是并集而是交集,故不宜以‘同位类’地位单独列出”[11]。
梅雪(1989年)指出,有的“体系”划分缺乏逻辑性,如在“专门图书馆学”中,有的将“高校(大学)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并列,这是用两种不同划分标准列出的(前者以学校的级别层次划分,是子项。
后者则以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划分,是母项。
显然,“高校(大学)图书馆”应包括在“学校图书馆”之中的),如朱立文(1985年),吴慰慈(2002年,2004年,2008年))所列的“体系”。
项弋平(1984年)认为,上述“相关树结构”表述法有很大局限性(如上述)。
黄万欣(1991年)指出,以往的“相关树结构”存在如下缺陷:
各部分之间、各原理之间缺乏有机的内在的逻辑联系;现行“体系”其元素在内容上前后重复太多。
笔者也发现,有的“体系”中将“科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并列于“专门(应用)图书馆学”中,这也是采用双重标准划分的。
如黄宗忠(1988年,2003年),郭星寿(1992年),谭廸昭(1996年)所列“体系”就是如此。
其二,基本概念混乱。
如对“应用图书馆学”的不同理解等。
如2.1.2所述,此处不再赘述。
其三,“体系”的建立存在面向实体、面向过程的弊端。
[28]目前的“体系”中存在“没有实质内容的研究领域”,如“公共图书馆学”,“学校图书馆学”,“儿童图书馆学”,“编目学”等等。
存在此问题的“体系”的建立者有:
周文骏(1983年),项弋平(1984年),张树华(1985年),朱立文(1985年),陈丹平(1987年),黄宗忠(1988年),金恩晖(1989年),北大与武大合编教材(1991年,修订本),郭星寿(1992年),叶千军(1993年),谭廸昭(1996年),王续琨(2003年),叶建平(2005年)等。
2.5.2解决方案首先,应统一认识各门类、各分支学科的含义,克服概念理解混乱现象;其次,应遵循上述构建原则;第三,改变“体系”建构模式,适应“体系”内在联系。
可以采用多维立体结构。
3结语
纵观我国图书馆学6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人们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认识是随着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图书馆实践的认识的深化而深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
大致经历了三次嬗变:
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
以“图书馆工作内容”为特征的“体系”;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以“图书馆事业”为基础的“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以“信息资源”和“知识”为基础的“体系”[59]。
图书馆学体系已呈现出时代性、发展性、科学性,朝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整体、深度分化、边缘综合、层次拓展、日趋完善、趋向统一的方向发展。
我们应当认真解决目前构建“体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遵循科学的构建原则,与时俱进,促进“体系”构建更趋科学合理,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图书馆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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