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小新桥旧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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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小新桥旧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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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小新桥旧记
序号
报刊
版面
日期
题目
作者
页码
1
常州日报
B3
10月9日
实业先躯奚九如
邹国平徐恺卿
1
2
常州日报
B3
10月16日
小新桥的班船
万叶树万炎
9
3
常州日报
B3
10月23日
清尘本色是书生——新桥“文杰”沈沛霖往事
万叶树
12
4
常州日报
B3
10月30日
清末常州最后一所书院——道乡书院
陶红亮
14
5
常州日报
B3
11月6日
老街上的粮行
万炎
17
6
常州日报
B3
11月13日
修善寺与“皇宫案”
万叶树吕科
18
7
常州日报
B3
11月20日
禁演滩簧碑
陶红亮
21
8
常州日报
B2
12月18日
新桥老茶馆
万炎
24
9
常州日报
B2
12月25日
红军赤卫队
陶红亮
26
10
常州日报
B2
1月8日
庙会与节场
万叶树
29
11
常州日报
B2
1月15日
区公所往事
陶红亮
32
12
常州日报
B2
1月22日
新桥的药店
万叶树万炎
34
目录
新桥旧记/邹国平徐恺卿
实业先躯奚九如
“厚生”建厂时的厂房原貌
新桥史墅村的百年老宅
新桥镇的史墅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村中有一座古老的宅屋,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
楼板吱嘎作响,栏杆斑驳陆离,几近倾斜的墙垣上爬满青藤,檐角屋面缀满青苔瓦草。
你很难想象,1877年的某月某日,常州近代机器制造业的鼻祖奚九如,就诞生在这座老宅里。
奚九如出身农家,当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望子成龙的父亲让他进了私塾,读四书五经。
进入少年时,他就是当地颇有学问的文化人了。
据史料记载,在清光绪年间,他曾与同乡青年丁杏仙、蒋同善考中末科秀才。
步入青年的奚九如,凭着他的悟性和社交,深受史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屠寄的赏识和宠爱。
这位屠先生社会地位很高,辛亥革命前夕为常州光复奔走呼号,是常武地区民主革命的领袖式人物。
而奚九如则是他的得意门生,且又是屠寄之子——辛亥革命的常州先行者屠元博的挚友。
为推翻清王朝在常州的地方政权,他们曾一起团结集约先进青年知识分子16人秘密结社。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常州宣告光复,军政分府成立,奚九如被聘为顾问。
当时,为促进民族资本工商业发展,推行民生事业,军政分府授命奚九如设厂制造农用机械和戽水引擎。
民国时期,奚九如先后担任武进县农会会长、水利局长、省参议员、省农会会长等职。
他除了在城里创建厚生机器厂(常州柴油机厂前身),还在北乡农村开发水利,发展农桑,兴办副业。
并提出远景规划——根治长江入口处淤沙(圩塘),治理藻江河,截弯取直组织灌溉农田的水网。
在集资办学方面,奚在新桥亦功德无量。
史墅原先仅有一所私塾,1904年奚九如集约乡贤共同办学,个人捐资建造校舍16间,创办了城北乡间有史以来第一所完全小学“武进县公立第七高小”。
为改善城北农民生活,他集资开设了史墅铁木混合脚踏织布机厂和麻袋缝制厂,几年间为开发农村副业起了积极作用。
从史墅走出的一代实业先躯,新桥人不会忘记他,常州人不会忘记他。
永宁寺旁的厚生机器厂
1913年,奚九如创办厚生机器制造厂,得自天时与地利。
古城常州,处在襟江控三吴、舟车会百越的地理位置,是京杭大运河上的水陆枢纽。
常武地区河网如织,四方通达八面纵横。
明清以降,手工业作坊遍布里弄街巷,店铺鳞次栉比。
晚清民初时期,尤以豆市米市称盛。
当年西门外的豆市河、米市河一带人烟稠密,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榨油轧米作坊林立。
民以食为天,大米除本邑自给自足外,还大量销往淞沪一带。
油米机器的制造、修理、加工业也应运而生。
奚九如的聪敏机智,正是看准了当时的宝贵商机,利用制造、修理榨油机、砻谷机等加工机械发端起家。
又因旧时商业竞争全靠交通灵便,物流顺畅需有车船相辅;是时豆市、米市河常有千石重载的大船停泊,常武河道淤积常需开拓疏浚,加上四郊农村尤需戽水灌溉,因而水利机械的需求与日俱增。
奚九如的厚生机器厂可谓应运而生。
1912年,民国刚建,社会民生各业百废待举。
奚九如紧握良机,在西直街锁桥堍永宁寺旁盖建厂房。
当时挂出的第一块厂牌叫“溥利碾米厂”。
时隔一年,奚九如觉得“碾米”产品单一,距离他制造工业机器的梦想太远,故又在永宁寺后翻建厂房,添置工作母机。
当这一切就绪之后,他又制作新的厂牌,这块更名为“厚生制造机器厂”的紫漆厂牌,堂堂正正地挂在厂门旁。
何为“厚生”?
奚九如有自己办厂宗旨的诠释,这就是辛亥革命提出的“通商惠工,厚生利用,国基永奠”的方针。
厂牌含义体现了企业家的创业心声。
建厂时投资15000元,占地面积12.5亩,接着他又办起翻砂铸造工场。
建厂这一年,就仿制成功8马力火油机,当年在武进湖塘戽水,开创全国先例。
从“利通”号到“救星”牌
奚九如与时俱进,在1915年首创机器客轮后,又运用厚生的母机装备,相继制造了多艘斗式开河船。
又于1918年成功制造了大型联珠式挖泥机船“利通号”,并以水利局的名义行下水礼。
“利通号”顺利试演后他本想在造船事业上有一番作为。
由于外资的入侵,奚九如的造船梦像初生婴儿一样被扼杀在摇篮里。
1920年以后,他开始重新审视思考厚生厂的发展方向,于是弃造船而重振引擎制造,成为他新的选择。
他披肝沥胆,艰难创业,不断下功夫试制多种型号的柴油机。
1924年推出的“救星”牌商标,其意在配套戽水设备用于农村的抗旱排涝。
他出身农家,深谙农民疾苦,又当过农会会长,早年他曾有过兴办水利、治理藻江河、构筑水渠网的宏伟蓝图,“救星”商标即为农业之救星。
“救星”商标一旦注册,加上配套戽水设备品质精良,一度名声大振!
恰好时逢1925年江南大旱,河水干涸,禾田龟裂,农民盼雨如盼甘霖。
武进四乡八村的农民纷至沓来,租用厚生的引擎戽水,才使禾苗饮露,旱不成灾。
奚氏此举深得政府褒奖,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和江苏省政府曾“令准厚生厂救星牌商标的农用戽水机免税十年”。
这既是奖掖,又扶持了当时弱小的农机行业。
奚九如善于巧思,因救星牌的“救”与他的字号“九如”的“九”在常武地区的北乡方言中同音,奚九如便在产品铭牌上刻铸了九颗星星。
这一铭牌有了双重涵义,成了形象代言的商标,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国初年。
声名鹊起西博会
1929年初夏,由宋庆龄倡导,浙江省政府筹备,利用西湖的明媚山水、游人纷翩之机,在这里举行规模宏大的西湖博览会。
西湖博览会办在民国初期工业机器兴起之时,籍以激进工商,取优补缺,改善设计,振兴国货。
1929年6月6日,博览会开幕。
全国采集产品达10万件,工业馆位于葛岭之下,依山面湖,菩提精舍、抱青别墅和王庄为展馆主址。
入夜时分,电炬围簇,灯光闪烁,耀人眼目。
厚生厂有7件展品分列发动机类和抽水机类,尤为注目的是27马力单缸柴油机和8马力卧式柴油机。
与厚生同馆展出的是著名的上海华生电器厂展品,为工业馆精品所在。
夜幕降临,厚生引擎与华生发电机配套发电,大做广告,西弄屋顶电灯牌楼一排排白炽灯相继闪出“厚生”、“华生”字样,吸引大批游客。
83年前霓虹灯和日光灯尚未问世,白炽灯广告牌楼的出现,招徕无数游人注目观看,留连忘返。
这让厚生厂的声名顿然鹊起,大放异彩。
厚生展出的车水机器(即引擎拖带水泵)的表演同样十分精彩。
8月15日《西湖博览会日刊》专题介绍:
“常见白练悬空,久为参观人驻足赞美。
”
对厚生引擎质量,1931年出版的《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内燃机研究报告》称:
厚生产品开驶时震动甚小,速度一律,品质精良。
为奖励实业振兴国货,西博会“出品审查委员会”根据展品品质、原料、制作、价格、销路等列项严格评分,优胜劣汰,厚生引擎终于在工业馆陈列的51家6774件展品中夺魁,荣获金银质地的优等奖章和优等产品证书。
国难当头难逃厄运
西湖博览会后,奚九如心潮逐浪,又筹划起新的投资。
1930年,常州地区的纺织工业开始兴起并渐具规模,吸引了奚九如的眼球。
他开始从容不迫地投资纺织机械。
资料显示,该年厚生生产的丰田式织布机月产就达300多台,占全市产量半数以上。
刘国钧的大成纺织染公司创立后,国产纱、布销量剧增,几年间获利丰厚,生产规模一再扩展。
奚九如踏准节拍,步步跟进。
那时内迁武汉的大成四厂,曾一次订购厚生的纺机200台。
大明纱厂及其他纺、织、染公司在设备维修、机器增添时,都把购置的目光投向厚生。
这时的厚生产销两旺。
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奚九如达到创业以来的巅峰,厚生厂走向鼎盛时期。
这里有一组数据:
抗战前夕常州地区有纺织染厂40多家,开动布机6300多台,属厚生生产的织布机、筒子车、纡子车、经纱机、贡布机等纺织机械就达到一半以上,真是半壁江山属厚生了。
日冦入侵,国难当头。
奚九如和厚生厂也难逃破产的厄运。
1937年11月,日寇占领常州,大肆烧杀枪掠,厚生厂被烧房屋六七十间,损失生铁1000余吨,被盗轴承6000余套,库内原物料被窃一空……新桥史墅故里陷落后,奚氏阖家先是避难长沙,后又迁徙上海典屋定居。
此时的奚九如痛心疾首,又心有不甘,他悄然回到常州拆迁机床25台、砂箱数十吨,深夜用船偷运到上诲,在白理南路(今长宁路)另开“永生铁工厂”。
此时的奚九如,在沪常之间疲于奔波,两头兼顾不及,即委托同业好友吴凤阶和亲侄奚祝尧管理厚生。
但因管理不善,经营无章,日渐陷入困境,厚生生产时有停顿,销售冷落萧条,工友薪酬发放无着,回笼资金仅保本自给。
加上日本人控制的“铁统会”收购金属,使厚生原料“断炊”。
1945年奚九如虽然重回常州主持厂务,然江河日下,终因亏损过甚而无法挽回大局。
著书立说济时艰
奚九如在风雨飘摇的大势中,苦心孤诣,想从衰落的现实中寻求生存的曙光。
他开始著书立说,力求以他的文章影响社会。
他首先提出如何生产救国。
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4年,奚九如印发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即为《如何生产救国》。
他在文章中俨然写道:
“小民身受饥寒威胁,心感政治压迫,黠者迫为奸匪,智者日趋腐化,宦途拥挤,贪污益盛,酿成国家不安。
惟有普遍增产,大开企业之门,方可澄清吏治。
”并呼吁中央政府设立生产部,综合利用物料能源,以图拯救国难。
在《中国之路》这本书中,他又详情阐释对各级行政人员必须进行严格考试录用,并设置严格的奖罚制度。
解放前夕的1948年,国统区通货膨胀,一捆金圆券甚至已买不动一捆草纸。
厚生厂承接的布机定金每台710元,而交货时的每台运费已经涨到900元。
1949年初,解放指日可待。
奚九如对新生政权缺乏认识,在大军渡江前夜远走孤岛。
1953年卒于台湾。
作者供图
新桥旧记/万叶树万炎
小新桥的班船
小新桥是新桥镇的旧名,地处常州城区北30里处。
早在清末时期,小新桥就已是武进北部农副产品的一个主要集散地。
民国时期,小新桥老街上商贾云集,有各种店、铺、坊、行百余家,其中单粮行有10多家。
乡邑人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所需的用品,街上基本上都能够买到。
随着老街商户的逐渐增多,新桥的水陆交通已远满足不了商户和群众的需要。
那时的小新桥人,上城、出远门、走亲访友,绝大多数人都是步行,有少数人用手推独轮车接送亲友,只有个别富人出门才坐轿。
陆路交通,至1957年新桥设立汽车站后,才有一天不到10班的汽车开往常州。
水路交通同样艰难,作为古镇运输骨干水道的藻江河,1913年时只有每天开一班的一只快船。
它每天早晨由圩塘镇班船码头发出,上午八九点钟至小新桥码头停靠上客,然后开往常州。
下午五六点钟,班船由常州返回圩塘。
后来,小新桥又有了一只个体班船,它每天上午八九点钟由新桥码头出发开往常州,下午五六点钟从常州返回新桥。
穿小新桥老街而过的藻江河,全长30公里,小新桥段东西相向的这一段,是澡港河的主干道。
藻江河的水源,是开闸后入河的浩渺长江水。
农历每月的十八、十九日汛足之期,藻江河汹涌奔腾的景象可谓是“钱塘江观潮”的一个缩影。
对此奇景,有的老人却这样说:
那是“慈山菩萨又让海龙王爷吐大水了”。
令人难忘的,是从新桥码头发出的那只个体户班船。
这条船上的五六个“员工”都是一个家人:
船主五十岁上下,职司掌舵;背纤的两个小伙子,是船主的儿子;摇橹的姑娘,是船主的女儿;船主的老婆,管内勤事务。
这只既运货又载客的木结构班船,长有三四丈,宽有一丈余,班船有前后两个舱:
前船舱用于装货,没有船篷;后船舱坐人载客,有船篷。
这只船一次可载米粮一百石左右,坐人的长凳子有20余条。
船行时,背纤的人最为辛苦,吃劲的时候人弯着腰用力,嘴巴几乎要啃到地面。
难怪在民间人们把“打铁、背纤、磨豆腐”称为三大苦事。
船行,顺风扯好了篷,摇橹、撑杆的便省事省力,但掌握方向的舵把子可不敢松懈。
每逢到过船桥洞、遇上逆风,船家收放纤绳,摇橹撑杆,船上的一家人可一个也闲不着。
说起班船上的这家人,最让人牵挂的,是那位摇橹的姑娘。
班船在新桥码头刚开航的那一年,她才20岁,常穿一件青底白花的春秋两用衫,一条又粗又长的发辫摇橹时欢蹦乱跳,很惹眼。
有一次坐他们的班船上城,从小新桥码头到常州北门青山桥码头的二三个小时里,没听到她说过一句话。
后来才知道,这位被人称为“黑牡丹”的姑娘,不幸是个哑巴!
据好事的人传说,这个姑娘,后来被一个不肖子弟始乱终弃,投江而死了。
小新桥开始有货船往返于新桥至常州,要到抗日战争初期,当时主要是为街上的商户服务。
解放以前,新桥的水上运输均为个体船户,船行的动力,靠拉纤、扯篷、手摇橹。
大约上世纪70年代初,新桥公社成立运输站,个体户的船只折价,统一由运输站管理。
1976年,新桥运输站购买了一只“295”机头运输船。
同时,个体户入社的船只,全部改为机拖船。
改革开放开始,新桥运输站于1981年将那一只“295”机船,改为由柴油机作动力,它的负载破新桥运输历史之天荒,达到277吨。
站里另有的9只拖船,负载也达到了192吨。
新桥旧记/万叶树
清尘本色是书生
——新桥“文杰”沈沛霖往事
沈沛霖一生嗜好读书,文理兼涉,通法、英、俄三国文字。
中青时代,历经风云变幻,晚年归于平淡,教书育人,笔耕不已。
他一生勤奋好学,不失书生本色。
沈沛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热爱亲人。
他对子孙辈这样说过:
“亲情纵经滔天巨浪的翻滚冲击,崩山堕石之压榨激刺,终是永远不能破灭。
而且,不但不受丝毫损伤,反而与日俱增俱深。
祖国,这两个字就是亲情,叶落归根,更是自然亲情的流露。
”
沈沛霖生逢乱世,少小离家,四次回到故乡常州。
1983年6月10日,他接待了常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三位武进同志的专访;1991年2月,他就《武进县志》关于个别人物的简历亲写复函。
他还为《常州革命史料》写了《我对周恩来在旅法勤工俭学时期的革命活动及其对旅法华人大会的记忆》等文。
沈沛霖数十年笔耕不止,著作等身。
他不顾年迈体弱,完成了50万字的回忆录。
他说,我写的回忆录“没有半点虚假,因只有真实才合于回忆录的需求”。
沈老呕心沥血写成的回忆录,共分少年时代、法兰西勤工俭学、北伐前后的经历与见闻、南京中央军校记往、初次从政的前前后后、从政治部第一厅到中央军校第二分校、陪都春秋、胜利前后、历史的转折关头、新中国之初、京华岁月、大跃进运动亲历记、任教求是学园、在十年浩劫中、“文革”之后等15章。
这部颇具史料价值的回忆录,沈沛霖生前已经发表过二三万字。
遗稿经过整理,又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编》丛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杂志等,发表了部分章节。
这部完整的回忆录,2009年11月已由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
1992年4月30日晚22时,这位饱经世事风云的90高龄老人,离开了人世。
新桥旧记/陶红亮
道乡书院
清末常州最后一所书院——清朝光绪年间的新桥道乡书院,位于新桥老街东侧,座北朝南,背靠着缓缓流过的藻江河水,幽雅清静,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所编《武阳志余》记载,道乡书院由地方人士高步瀛、沈东伦、张贞启、黄鼎臣、薛尚贤、沈济思等创办。
房屋是原来的文昌阁,这是一座两进六间厅房,青砖黛瓦,木格花窗。
院内天井,有伴石修竹,门口阶前,是挺直翠柏。
它东靠烈帝庙,西傍观音堂,再过去就是三元社和万氏宗祠了。
以文昌阁设置书院,实在是文人们最理想的场所,因为文昌帝君又名文曲星,是中国古代主宰功名和禄位的神,也是中国古代学问、文章和科学士子的守护神。
唐宋以后,随着科举考试的制度化,对文昌帝君的奉祀也逐渐普遍,各地都建有文昌阁或文昌宫,许多书院或塾学除供奉孔子像外,也都供奉文昌神位,所谓文昌司命,贵贱系之,为读书人所敬奉。
而新桥的文昌阁,还设惜字公局于内。
古时的读书人的文章和书籍均为世上稀有资源,人们对文字十分珍惜甚至生有敬畏之情,即使对已无作用的字纸也不可随意丢弃,更不可亵渎,而要收集到惜字公局,焚香膜拜后再烧化掉。
道乡书院创办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是清代末年常州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
常州地区的书院,最早建于北宋年间,至明清两代,共计办有18所。
为建道乡书院,时任武进知县金澜专门为此写了“记”,其中说道:
德泽、循理、依东、安东4乡(今新桥及周围地区),“民情淳仆,第其乡僻,寂居未免”,一些有识之士“拟建书院,合词来请”。
并说,这里是宋道乡公邹浩的家乡,所以请以“道乡”之名为书院名,使“诸生顾名而深景仰之思”,于是便“欣然拟笔而志”其名。
道乡公,又称道乡先生,姓邹名浩,字志完(1066-1111年),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文学家。
他是小新桥西十里王下村人,从小家境贫寒,通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一名江南才子。
他22岁考中进士后,历任府学教授、太学博士、宝文阁待制和史部、兵部待朗等职。
他一生德行清正,以诗文名重于世。
他去世后,其儿子将他的文章编成《道乡集》,南宋宰相、抗金将领李纲为之作序,称其文章“高明闳达,温厚深醇,有金石之声”。
邹浩墓葬于德泽乡(今三井邹村)。
所以说,道乡书院以邹浩的名号和精神作为施教的宗旨,可说是于科举学业和道德文章最贴切不过了。
道乡书院于1886年开课。
按清代书院的制度,入院学生须经甄录考试,无论举人、秀才、童生都可以应试。
成绩达规定录取线的为“正课生”,超额录取的为“附课生”。
正课生每月发膏火银二三两不等,附课生减半。
学生多时四五十名,少时十来名;学习课程主要作时文应试,为科举考试作准备。
后来也由于博学通儒的倡导,重视学习研究经史文算等科目,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材。
道乡书院办到哪一年停止,现无确切记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下诏“废文科举,办大小学堂”,封建科举教育制度宣告结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常州各地开始兴办学校。
道乡书院及旁边的烈帝庙、万家祠堂等,后来便被新桥小学代替了。
据新桥乡志记载,1927年至1930年间,随着大革命风暴的涌起,文昌阁神像被毁,里面设立了民众教育馆。
新桥民众教育馆于1931年1月8日开馆,第一任馆长刘婉贞女士在开馆仪式上让新桥人民第一次看到了电影。
再后来,这里就成了新桥小学和新桥中学的驻地,为地方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
如今的新桥小学和新桥中学虽几经搬迁,发展壮大,但至今新桥实验小学大门前的一条路,仍名“道乡路”,它清楚地向人们昭示:
新桥地区的近代教育,从道乡书院走来。
新桥旧记/万炎
老街上的粮行
笔者伯祖父在解放前经营一爿名为鼎盛的粮行,1938年4间沿街门面平房被日本侵略者放火烧光。
由我太祖母一人历经千辛万苦,向亲朋好友借债,恢复粮行,重起店面。
解放后笔者祖父在参加抗美援朝之前,曾被薛甫山粮店请去当过一年朝奉,管粮食买进卖出、筹借资金。
小新桥老街粮行兴盛的第二个原因是武进地处江南“鱼米之乡”,农田肥沃。
农民种粮田采用稻麦豆轮作耕种法,产量比较稳定,连年增长。
故地方百姓在自足基础上有余粮出售,这就在货源上保障了粮行有充裕的米粮供给。
百姓以余粮换取钱财收入,起初时百姓都是把自家的粮食送到粮店寄售,等到粮食全部卖完后一并结算,店家无需垫付资金,这是当时农民、商人都乐意的方式。
这也是粮行兴盛的又一个原因。
那时农民卖粮,一般都是用麻袋装好,以个人掮、挑或推车(用独轮车)的方式,把粮食送至店里。
岁月荏苒,新桥老街旧日米市繁华的景况,已经不再,只可想见了。
我的爷爷辈,也在新桥街上开过米行。
小时候,我也见过作为量米工具的“升”“斗”“斛”,在伯祖父家里还见到过用藤条做的“笆斗”和木质上了漆的“升”。
那“升”,上宽下窄,祖母后来保存下来,是用它来“号米”做饭用的,现在已不知去向。
新桥旧记/万叶树吕科
修善寺与“皇宫案”
据小新桥乡志载,原新桥乡共有27座寺庙。
修善寺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新桥镇马鞍村。
顾光照编撰的《重建丁氏宗谱序》里说:
“修善寺为常州古寺之一,建于隋代,今遗址尚存。
”相传,唐大中时,依水而筑的修善寺已成为一方地域之标志。
至北宋年间,修善寺更是规模空前,庙房达5048间,还建有“地宫”,寺周有护庙河。
修善寺与“皇宫案”,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
朱元璋登基做了皇帝,虽然百事如意,却添了一桩烦恼:
如何能保住王位,让朱家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永坐龙庭?
为此他真是绞尽了脑汁,便命军师刘伯温巡查天下,对凡是可能出真命天子的风水宝地,都要他盖座庙宇、建个寺院一一破解,免得日后金龙出世夺他朱家的天下。
有年夏天的一日午后,朱皇帝在马娘娘陪同下,正在御花园蛮有兴致地欣赏国师刚画成的朱皇帝像。
太监忽然呈上一封密柬。
朱元璋拆开密柬先看呈献人,原来是丞相李善长的亲信李彬。
密柬才看了个开头,朱元璋的眉心就打了个结。
密柬开头两句一下触动了他的心病:
“若要天下太平,从速拨去二丁。
”密柬上说的“二丁”,就是先后高中状元的丁氏兄弟。
他俩出生于武进小新桥乡一个叫“长巷”的大村落。
密柬上说,丁家兄弟在朝为官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眼下连皇宫都在乡下造好了。
朱皇帝看完密柬勃然大怒,准备立即传旨捉拿丁氏兄弟,押解京城正法。
马娘娘很贤惠,听完始末,想了想劝道:
“万岁,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查办丁氏一事,还是派员查核后降旨为是。
”
“皇宫都已建造,寡人还是偏听偏信吗?
”朱元璋心里有点活动,但余怒未息。
“万岁圣明。
臣妾以为,还是派个要员下去查看属实后,再定罪为好。
”马皇后委婉地再次进言。
朱元璋仰着脸想了一会儿,觉得皇后的话在理,就派军师刘伯温去查办此案。
刘伯温心里思量,李彬密告的这宗私建“皇宫案”,不知是真是假,平日里李彬依仗李善长的权势,做了不少横行不法之事;此事很可能是李彬和丁氏兄弟有隙,无中生有,或者是“西门失落扁担,东门妄传造反”,嫁祸于人也未可知。
说来也巧,刘伯温的娘舅家,就在长巷村。
第二天,刘伯温带了几个亲信随从骑马离开京都,一路疾驰。
赶到县衙的当天,他决定先去看一看当地有无密柬中所说的皇宫。
谁知一看,果见远处有座巍峨挺拔的建筑。
他策马至村边桥头下马,步行近前细一看,这座建筑群里连亭台楼阁也和京城里的皇宫一模一样。
这时,刘伯温大为吃惊,便忙找到在家省亲的丁氏昆仲,厉声说道:
“你们好大的胆子!
平时听说你们为官清正,谁知你们竟做出私建皇宫这种祸殃九族、犯上作乱的混帐事来了。
”
丁氏兄弟十分惊悚,连忙如实跪禀了建房缘由。
原来,兄弟俩幼年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栽培成材,得中状元后他俩一心要让母亲晚年过得舒心幸福。
老太太是个爱热闹的人,她从戏文上看到皇宫的华丽,硬要儿子带她进京看皇宫。
丁氏兄弟感到很为难,他们深知皇宫禁地,非比寻常处所,万万去不得的。
无奈老太太死心眼,听了儿子的话反而伤心地哭了起来。
他俩是孝子,议论来,商量去,便想出了在乡下仿建皇宫的主意。
百善孝为先。
刘伯温点了点头,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丁氏兄弟不是图谋不轨想造反造皇宫,奸佞李彬、李善长是居心叵测要借刀杀人。
但他很为兄弟两人眼下的险恶处境担心。
如何处置好这座被列为“皇宫案”的华丽建筑,他一时也想不出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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