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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文献学整理
《书法文献学》
第1章 文献与文献学
一、“文献”释义
“文献”一词,在现存的古书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
“子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的“文献”,包括历代的历史文件和当时的贤者两项。
朱熹注《论语》时解释“文献”一词说:
“文,典籍也;献,贤也”。
“文献”,可以作为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它可以是书,也可以是人,它是我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验证历史的依据。
今天,“文献”一词多偏重于“文”,尤其偏重于古代的“文”。
二、文献的分类
1、按时代分
有古代文献、近代文献、现代文献、当代文献。
2、按学科分
有语言文献、文学文献、历史文献、哲学文献、医学文献、宗教文献、科技文献等。
3、按文献组群分
可分为出土文献、敦煌文献、地方文献等。
文献学有普通文献学与专业文献学之分,普通文献学是专业文献学的基础。
三、文献学研究的范围与目的
研究范围:
文献学主要研究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收藏、文献形成发展的历史、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检索等。
研究目的:
1、我们学习文献学,可以掌握文献学的基础知识。
2、认识文献,学会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用较少的时间,找到尽可能全面的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
3、还要有能力对这些资料的不同版本进行鉴别,确定较全的、较可靠的版本,即鉴别图书的优劣,知道什么是精品书。
第二章 各种载体的文献
文献的载体有:
骨、金、石、纺织品、陶、竹、木、纸、光盘等。
第一节 甲骨文文献
甲骨文记载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纪年、帝王世系、祭祀、畋猎、农业、畜牧业、疾病、灾害等,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同时,甲骨文又保存了我国早期的象形文字,是研究文字和书法的宝库。
我国真正有系统的文字就是从甲骨文开始的。
从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到1991年9月,共出土了约10至15万片甲骨。
地点在今河南省安阳县西北五里小屯村,即商朝第九代王盘庚迁都以后的殷。
1949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殷墟发掘了15次。
文字学家罗振玉、王国维在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人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称为“罗王之学”。
其后的文字学家董作宾、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学术界把这四位学者统称为“甲骨学四堂”。
1899年至1999,甲骨文资料结集的专书有139种之多,这里择要介绍几种:
1、《铁云藏龟》
清刘鹗(1857-1909)辑。
刘鹗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金石学家,是发现、购藏、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
该书是中国第一部汇集甲骨文材料的专书。
刘鹗从自己收藏的五千余片甲骨中选取拓本1058片,除去重出与伪刻的7片,实有1051片。
2、《殷墟书契》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
金石学家。
以清遗老自居。
曾任伪满监察院长。
)辑。
罗氏从1906年开始搜集甲骨,计得二万片,为早期收藏最多者。
他先后出版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等专著,共收录甲骨3437片,将罗氏所藏精品大都包括在内。
3、《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及《考释》
王国维(1877-1927,学者。
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清秀才。
)辑著。
1916年,英国商人哈同在上海购得刘鹗旧藏甲骨千片。
次年,王国维得见其拓片800纸,从中选出655片,辑为《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收入《艺术丛编》第三集。
《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董作宾(1895-1963),甲骨学家、古史学家。
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28-1934年间,八次参加或主持殷墟的考古发掘。
《甲编》收史语所第一至第九次殷墟考古发掘所得甲骨3942片,1936年商务馆出版。
《乙编》收殷墟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发掘出的甲骨9105片,依《甲编》体例编写。
《甲骨文合集》及《补编》
《甲骨文合集》,郭沫若(1892-1978)主编、胡厚宣总编辑。
1978年至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共十三册,选取甲骨41956号。
本书在收集、精选、缀合、辨伪、分期、分类等方面都称得上是集大成之作,是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的头等重要的工具书。
《甲骨文合集补编》,彭邦坰、谢济、马季凡编,收甲骨13450号,体例同《合集》,1999年语文出版社出版。
甲骨文释字方面的工具书:
1、《甲骨文编》
孙海波著。
初编本1934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改定本,内容大大增益。
2、《古文字类编(增订本)》
高明,涂白奎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版。
该书以甲骨、商周金文、战国文字、秦篆列为上下四栏。
每种字形注明出处。
该书是我们研究文字形体演变、查阅古文字的基本工具书之一。
(1980年,中华书局曾出版高明《古文字类编》,其中有一些错误。
)
3、《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版。
4、《甲骨文字诂林》于省吾(1896-1984古文字学家。
字思泊,号双剑誃(音移)主人、
泽螺居士,辽宁省海城人。
)主编,1996年出版。
该书是汇集考释甲骨文字资料的大型工具书,为研究文字学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第二节 金文文献
金文,主要是指镂刻或熔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其书体属于大篆。
我国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使用青铜器,到公元5世纪止,主要集中在商周秦汉时期,以周代最多。
西周时期有铭文者多且铭文长。
《毛公鼎》腹内总计有497字,是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东周时期有铭文者减少,铭文变短,战国晚期铭文多物勒工名,字数更少。
青铜器的种类很多,基本可分为:
礼器、乐器、兵器、 度量衡、钱币、符玺、日用器等。
在青铜器中,最重要的是礼器和乐器,主要用于贵族的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是地位与权力和象征,极为重要。
至宋,随着古代器物不断出土、流散,人们的迷信崇拜心理被逐渐打破。
古代器物成为贵族士大夫的赏玩收藏品,后人把宋以来研究青铜器及石刻并旁及货币、玺印、玉器、简策等古代遗物的专门学问叫金石学。
金文字典
1、容庚编著的《金文编》
是目前最有影响的金文字典。
该书是受清代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的影响而撰写的,初版于1925年,1938年补订重版,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其校补本。
容庚晚年在马国权、张振林的协助下继续增订,容庚卒后由张振林完成,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
最后定本收可识之字2420字,附录收不能确认之字1352字。
2、周法高主编的《金文诂林》
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主要依据《金文编》,仿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汇集诸家考释而成,也是一部较为实用的金文字典。
3、就日常查找金文字形来说,高明的《古文字类编》和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亦较为方便。
第三节 石刻文献
石刻文献极为丰富,其主要载体有碣、碑、摩崖等。
(一)碣
即高石柱子,上大下小,形在方圆之间。
秦人刻石鼓文虽较低,但仍是石柱,属于碣。
其内容为咏秦国君游猎之事,故又然“猎碣”。
碣在魏晋以后被碑取代。
较晚出现的碣是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墓群中的《高丽好太王陵刻石》,刻于晋义熙十年(414年)。
(二)摩崖
刻于天然崖壁之上,如汉代隶书名作《石门颂》、《西峡颂》,北齐、北周时期的峄山腰经(妖精)洞刻经、邹城的四山摩崖、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等,其书法隶楷参半,极负盛名。
(三)碑
碑之名起于周朝,墓所之碑用木,以引绳下棺。
庙门之碑用石,以丽牲(即拴祭祀的牲,猪、牛、羊等)、测日影。
西汉始有碑刻文字,但极少,著名者如:
《莱子侯刻石》 、《五凤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等。
碑的形制:
大多上为碑首,中为碑身,下为碑座。
汉碑往往在碑的上部凿有圆孔,叫作穿,穿四周有晕。
汉碑的碑首分为平首(或称齐首)、圆首、圭首三种基本形制,后代不加螭首的碑多半因循这几种形制。
碑首又称为碑额,一般情况下,碑额上刻标题。
碑阳刻碑文,碑阴、碑侧刻题名,这是通例。
也有阴阳面各刻一文的,还有阳面刻不完接刻到阴面的。
在汉以前的出土器物中,很少有和汉碑相似的。
汉碑的圭首、圆首、上部以图案装饰等的特点,都可以在远早于汉代的北非、西亚、中亚的碑刻等遗物中找到,可见,东汉碑的形制,很可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
碑座有刻成似龟而非龟形的,称为趺,亦有称之为贔屃者,传说龙生九子,各有所长,第九子贔屃(音必西)擅负重,故驮碑。
唐代以后,由蟠龙缠绕组成的螭首已经与碑身明显地分开,形成螭首、碑身、龟趺三部分组成的碑式。
这也是至明清时期一直被帝王贵族们延用的碑式。
碑的用途:
碑除了标识冢墓、颂扬功德外,还被用来刻写经典、药方、书目、记录谱系、名氏等。
因此,碑又可分为墓碑、功德碑、纪事碑、经典碑及书籍刻碑等。
1、墓碑(包括神道碑)
墓碑一般立在墓前正中间,如孔子墓碑。
神道碑立在墓前神道两侧,左右对称。
南朝以后墓碑与神道碑逐渐混而为一了。
隋唐时期,冢墓前仅树立一座墓碑,铭文中自称神道碑。
隋唐时期,冢墓前仅树立一座墓碑,铭文中自称神道碑。
如颜真卿所书《勤礼碑》。
2、功德碑
其形制与墓碑相同,一般树立在城邑要道、官署等处,内容为赞颂古代圣贤及前朝帝王、古代忠臣良将的功业、纪念任职官员的德政、表彰孝子节妇的道德典范等,如东汉的《祀三公山碑》,后汉的《曹娥碑》等。
3、经典及书籍刻碑
儒家石经,有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石经》等。
佛教刻经中规模最大的是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的房山石经,从隋至康熙三十年陆续刻成,历时千年,刻石15000余块。
4、造像碑
在陕西、河南、河北、山西、甘肃、山东等地均有发现,尤以陕西、河北等地为多。
各地的造像碑表现出不同的地方色彩。
最著名的是现存在药王山的陕西耀县造像碑群。
其中太和二十年的《姚伯多造像碑》等尤为精彩。
5、书画碑
唐宋时期,始出现专门为欣赏书法艺术而刻制的石碑,如《怀仁集王圣教序》。
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法都曾刻于石碑上。
曲阜孔继涑主持刊刻的《玉虹楼法帖》(现藏孔庙内)就是典型的书法碑。
四、墓志
墓志是自汉魏南北朝以来出现的一种重要袝葬品,直到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望族、文人士子仍用它记述死者的家世与生平事迹。
墓志的别名 唐代,人们还称墓志为墓碣、墓记、墓版文、玄堂文、玄堂志等,宋元时期则常称之为埋铭,或圹志、圹刻等。
现传世及近代出土的墓志数量庞大,近年汇编的历代出土墓志合集中,已收集了汉魏至明清时期的墓志近7000块,加上未出土和未曾公开发表的墓志,估计墓志的留存数量将超过万件。
魏晋南北朝屡次禁碑,刺激了墓志的发展。
墓碑的形制对墓志有影响。
罗振玉《石交录》卷二云:
“晋人墓志皆为小碑,直立圹中,与后世墓志平放者不同,故无盖而有额。
”这种小碑的形制与汉碑相同,只有大小的区别而已。
至六朝时期,墓志始平放。
现存历代墓志多为方形及长方形的石制品,还有部分砖、瓷制品及铁铸品。
墓志边长可自30厘米到100厘米以上。
定型后的墓志多为盝lu顶盒式,分为志身、志盖两部分。
石刻文字由于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丰富的史料价值,在它产生后不久就被古代文人著录、引用和研究。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身――中国金石学,实际上是从石刻的研究和著录起步的。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也是现存最早的石刻著录之一。
宋代石刻文献重要著作:
宋代是中国金石学研究、著录的第一个高峰。
《集古录》十卷
宋欧阳修撰。
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也是著录类的第一部著作。
成书于嘉祐八年。
欧阳修集金石拓本汇为《集古录》,又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并将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一并记载,这第三部分即今日存世的《集古录跋尾》,简称《集古录》,共十卷四百多篇,以石刻题跋为主。
《金石录》三十卷
宋赵明诚撰。
成书于北宋末。
是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后,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金石学研究专著。
该书辑录赵氏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计2000种。
包括目录十卷、跋尾二十卷,收录石刻1900余种,跋尾502篇。
此书代表了宋代金石著录研究的最高水平。
《宣和博古图》,王黼撰,成书于宣和五年,著录了北宋宫中所藏上起三代,下至秦汉的一万多件古物。
《考古图》,吕大临撰,成书于北宋,记录的北宋私人收藏家60多人。
《云烟过眼录》,周密撰,成书于南宋,记录了大量私人收藏者。
另有王象之《舆地碑目记》、陈思《宝刻丛编》、黄伯思《法帖刊误》、董逌《广川书跋》、洪适《隶释》等。
清代石刻文献重要著作:
清代考据学盛行,也是金石学极盛的时期。
涌现了大批有重要贡献的金石学者,出版了大量水平较高的金石著作。
据容媛《金石书录目》中的收录,现存金石书自宋代至乾隆以前700余年间仅有67种,而乾隆以后的金石著作却达906种之多。
《寰宇访碑录》十二卷
清孙星衍撰,邢澍订补。
为收录石刻种类较多的一部石刻文献目录。
全书依时代著录了周秦至元代石刻8000余种,包括部分瓦当和铭文。
但作为一部全国性石刻总目,该书仍有遗漏,为之补订者有:
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五卷、罗振玉《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卷、《寰宇访碑录刊误》一卷、刘声木《续补寰宇访碑录》等。
《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
清王昶撰。
书成于嘉庆十年。
收周、秦至宋、辽、金金石铭刻1500余种,以石刻为主。
本书网罗宏富,且将金石录目、录文、题跋结合为一体,体例精严,一向被认为清代集金石学大成者。
《语石》十卷
清叶昌炽撰。
该书是一部笔记体的石刻通论性专著,写定于宣统元年。
此书之于石刻学犹如叶德辉《书林清话》之于古书版本学,而精谨或过之。
近人柯昌泗撰《语石异同评》,对《语石》多有补正,而体例不改,可以并观。
现当代石刻文献重要著作:
《千唐志斋藏志》
近人张钫集。
千唐志斋在河南新安县铁门镇,1935年张钫建。
本书收千唐志斋藏西晋至民国墓志拓片1360件,其中唐1209件,所据拓片为郭玉堂旧藏,依墓主葬期为序。
1983年文物出版社影印。
千唐志斋:
位于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是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革命军将领、新安铁门人张钫在他的园林“蛰庐”内筹建的。
斋室包括十五孔拱式窟洞,将流散民间的志石镶嵌于壁。
千唐志斋是中国最大的墓志铭博物馆,也是唐代墓志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十卷
赵万里撰。
收汉魏至隋唐墓志拓本609通,是隋以前墓志拓本的集大成之作。
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线装本。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选。
1988年起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收拓本约二万种。
大都是整纸拓本,凡经名家收藏、批校、题跋者,首先入选。
时代上自先秦,下至民国。
为一大型石刻资料汇编。
《新中国出土墓志》
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
收1949年以来新出墓志,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山东秦汉碑刻》
山东文物总店编辑、齐鲁书社出版。
《碑别字新编》
秦公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
是在罗振玉《增订碑别字》等书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共收入别体文字12844个,对于释读石刻文字、了解历代异体文字面貌有所裨益。
《汉碑全集》
徐玉立主编,全六册。
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第四节 简帛文献
简,指简和牍。
简是将竹或木劈成长而窄的条,再编连成册,用作书写材料。
牍是木制的方版,主要用于写信或上奏,也用于记载其它内容的文字。
先秦时期竹简已常用。
直到东晋时期,即公元3-4世纪简牍才逐渐被纸取代。
汉简的长度是有讲究的,一般以二尺四寸之长简写经,一尺二寸之简写传,八寸之简写记。
制作竹简时,将竹子破成条后,还要刮平,再用火烤干以防虫蛀,这道工序叫“杀青”。
所以竹简又叫“杀青简”、“汗简”、“汗青”,文章写好了叫“杀青”。
在简上书写,如果出了错就用刀刮去重写,所以刀和笔要配合使用。
刀和笔的关系,大概相当于今天橡皮和铅笔的关系,极为密切,故连为一词,称之为“刀笔”。
汉代把从事文书工作的小吏称为“刀笔吏”。
牍,是较宽的木板。
板牍用来上奏,《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传》:
“至公车上书,用三千奏牍”。
写信也用板牍,一般一尺长(约合23.5厘米),所以叫“尺牍”。
从出土木牍来看,其长度并不严格,称作尺牍,是约略言之。
后来尺牍成为书信的代称。
近世出土的重要简帛文献:
1、曾侯乙墓竹简
1978年出土,地点是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墓主为战国早期曾国国君曾侯乙。
简文照片、释文及考释见198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曾侯乙墓》。
2、战国楚简
湖北江陵、荆门一带是战国时期楚国郢都所在地,有众多楚国墓群。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家考古队在这些楚墓发现的竹简字数超过了4万,其中价值最大的是郭店楚简。
这批简中有字者730枚,收入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
3、云梦秦简
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墓主为秦狱吏喜,简文内容主要是法律、行政文书及占书。
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收入了《日书》两种以外的所有秦简,并有释文、注释、语译。
4、马王堆汉墓帛书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约29件12万字,该墓入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
专家推定为秦末至西汉初抄写而成。
这些帛书被整理成《马王堆汉墓帛书》六册,从1981起由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
其中的《老子》甲本及卷后佚书四种,存465行13000多字,字体在篆隶之间。
《老子》乙本及卷前佚书四种,共252行16000多字,字体为隶书。
5、银雀山汉简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
下葬时间为汉武帝时期。
出土的简均为竹简,有4900余枚,内容主要是古书,其中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闻名世界。
另有《尉缭子》、《晏子》、《地典》等。
6、居延汉简
指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下辖的城障、烽燧、关塞遗址出土的简牍。
主要是木简,少数为竹简。
地点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
这部分汉简,以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收罗较齐备。
7、尹湾汉墓简牍
1993年江苏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汉墓出土。
时代为西汉晚期。
这批简牍已收入《尹湾汉墓简牍》一书(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
2000年8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这批简牍中《神乌傅》的放大影印本。
《神乌傅》在书体上属于西汉晚期的隶草。
8、长沙三国吴简
1996年,长沙市走马楼出土三国时吴国简牍达十余万片,超过全国历年出土量的总和。
内容主要有券书、官府文书、长沙郡所属户籍、名刺、信函、帐簿等,是研究三国史特别是吴国史的重要资料。
9、《简牍名迹选》
日本西林昭一主编,二玄社2009年版。
16开,共8册。
收湖南、湖北、甘肃三省出土的简牍名迹,其断代为战国至三国时期。
第5节 纸质文献
早在西汉初年就有了纸。
纸在三国到西晋时期还没有取代简牍,但已广泛使用。
纸质文献的装潢形式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卷子
早期纸质文献是以卷子的形式出现的。
仿简的形制,上画竖格,卷起来存放。
卷子作为书籍装潢形式流行于六朝到唐五代时期,从敦煌卷子中可以得到证明。
后来,主要是字画保持了卷子的装潢形式。
一个完整的卷子包括卷、轴、褾、带四个部分。
卷子摆在架上,不易寻捡,因此一头悬挂牙质的标签,叫牙签。
因卷子不便携带,就有了装书的袋子,叫“帙”。
帙即书衣,现已变成书册外封皮的称呼了。
卷子每十卷为一帙,是通行做法。
帙一般为丝织品。
“卷”和“帙”是两相配合之物,故称“卷帙”。
2、经折装
就是把卷子改成折叠式,纸仍是连接起来的长幅,按一定宽度一反一正折成长方形的册子。
轴和褾换成两块硬纸板或薄木板,把册子夹起来。
约在北宋中叶,即公元11世纪,经折装取代了卷子。
经折装主要用于佛经装潢,尤其南宋以后,图书装订形式已变为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时,佛经仍用折装,更显特殊,故称“经折装”。
3、蝴蝶装
蝴蝶装是由经折装演变而来的。
因经折容易折断,人们又将书变成单叶装订成册的形态,订成册。
这种形态已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册页了。
大约在北宋,蝴蝶装逐步取代经折装,成为儒家经典及一般书籍的装订形式。
现存的蝴蝶装实物极少。
南宋的蝴蝶装书有如北图藏宋刻《欧阳文忠公全集》、《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焦氏易林》等。
蝴蝶装主要通行于宋元两朝,宫廷中则沿用到清代,清顺治内府刻《资政要览》仍用蝴蝶装。
优点:
蝴蝶装书是立着放的,书背朝上,口朝下,这样书口不怕磨,书背又不进灰。
4、包背装
包背装与蝶装不同的是:
每页版面向外对折,装订不在版心一边,而在版心折线对面的余纸上。
再打眼,穿纸捻子,订好后包背封皮。
古书是一面印刷的,所以翻开蝶装书有时有字,有时没字。
包背装把无字的一面包在里面了,更方便。
一般认为包背装起于元代,到明中期以前多用此法。
包背装书口有字,就改为平放。
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都是包背装。
5、线装
包背装书背易破,书易散页,于是出现线装。
不同是:
护页由一张纸裹背改为前后两张,不包书背。
装订时先订纸捻,再上封皮,然后切齐、包角、打眼上线。
线装书大约在明代中叶兴起,沿用至清末民国间,被洋装书取代。
但至今古书还用线装。
第三章 文献的形成
文献的形成方式大体有著、述、编、译四种。
一、著
著,也叫“作”、“造”、“著作”。
王充《论衡•对作篇》曰:
“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
《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
文献中的著作,其结论不能是前已有之的,必须是新的,且要证据确凿、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二、述
开创者为“作”,遵循者为“述”。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庸》也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著、述虽不同,但述的学术价值和难度都未必在著作之下。
三、编
编又叫纂、辑。
是以一定体例缀辑旧文,对原始条文不加改动。
最常见的编纂成果有总集,如《诗经》、《楚辞》、《玉台新咏》等;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丛书,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昭明文选》等。
编纂是一门大学问,要区别优劣,去伪存真。
四、译
即翻译,是把一种语文的文献转换成另一种语文的文献,有佛典翻译、学术翻译、文学翻译等。
佛典翻译始于东汉。
学术翻译主要是西方科技和人文社科书籍的汉译。
三个时期:
一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和我国学者的代表作翻译。
二是清代后期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的合作翻译。
三是二十世纪我国学者的独立翻译。
明末科学家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李之藻、庞迪我等翻译《坤舆万国全图》,这些世界地图使中国人开阔了眼界,具有了五大洲的观念。
第4章 版本目录学常识
第一节 版 本
版本的含义:
原作“板本”,该词产生于宋代,仅指雕版印本。
后来“板本”的含义逐渐丰富,变成以雕板印本为主体而包括写本、活字本、批校本、手稿本、石印本、铅印本在内的一个大概念,近年来又包括光盘等“电子版”。
现在,“版本”的概念大约相当于“异本”,即不同的本子,而不再限于木版印刷本,甚至不再限于各种纸质的书本。
一、版本类型
纸质文献的版本类型有写本、刻本、套印本、活字本、石印本、珂罗版印本、批校本、题跋本等:
(一)写本。
又叫抄本。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都是写本。
印刷术发明的早期,仍以写本居多。
宋以来,印刷术普及,写本逐步减少,但其绝对数量仍相当大。
明清及近代,写本仍发挥着巨大作用,《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就只有写本,因为国家没有财力刻印这么大的书。
明清时期的藏书家都极重视写本。
宋以后规模最大的两次佣书活动,是《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荟要》的缮写。
《永乐大典》共22877卷,《四库全书》79000多卷,这两部书均因规模过大,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制版印刷,只好雇用书手誊录了全部书稿。
而四库全书馆选择誊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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