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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红砖的年代我的留学生活爱尔兰芬兰ucdhsecems及其他
【白墙红砖的年代——我的留学生活】爱尔兰、芬兰、UCD、HSE、CEMS及其他
作者按:
这是我应熊猫编辑的要求给他们报纸写的专栏,从六月开始每周一篇,每篇千字左右,后来也发在了网上,是太傻留学论坛欧版精华。
这篇是包括上、下部分的完整版,看过上半部分(爱尔兰)的同学,可以从(十三)开始看。
UCDSmurfitSchoolhttp:
//www.smurfitschool.ie/
CEMShttp:
//www.cems.org/白墙红砖的年代——我的留学生活
(一)起点此时,我正坐在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开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维京号客轮上。
已近夜晚十点,但在北欧这样的高纬度地区,太阳才开始徐徐下落,深蓝的海面笼在一片通红的夕阳下,优美如画。
这景致却让我有些不真实的感觉,分明就在眼前,又仿佛那样遥远:
一年前的今天我又怎会想到一年后竟航行在地球的另一面?
这个世界真大,如果不自己去体验,又怎会知道大洋彼岸,大陆尽头的奇妙魅力呢?
然而,留学的路既充满惊喜也富于挑战,远渡重洋已经近一年了,在这个国内已近暑夏而北欧依旧春寒料峭的季节,记录下我的所见所感,为自己纪念,亦期对后来者有所启发和帮助。
回想起来,很难说出国留学的选择是偶然或是一种必然。
在大家庭里,不乏出国学习甚至工作定居海外的长辈,所以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就总能听到家长在自己耳边念叨“好好学习,将来把你送到你XX(泛指某某亲属)那里去深造”。
久而久之,留学对自己就不算是新鲜的话题了。
话虽如此,不过那时家长的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期许,而并非有怎样实在的计划。
比较实质性的探讨是在很久之后,依稀记得五年前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曾与家人共话未来,那时选择高考结束就马上出国的同学还远没有现在这么“人多势众”,于是达成的共识:
毕业时如果就业形势好则先就业,反之就选择留学。
时光荏苒,一晃两年过去了,大学的生活快乐而充实,自己也总能找到可以打发时间的各种活动,于是留学依然只停留在概念中,既不急迫,也非必须,我乐得做一个逍遥的乐天派,并没有为此刻意准备。
真正开始将出国排进议事日程已到了大三,也就是07年底的时候。
当看到许多同学开始为考研做准备,自己也觉得该对毕业后的出路有所考虑了。
那时认为考研并不适合自己:
首先,我并不是很擅长这种准备耗时数月甚至数年最后却“毕其功于一役”的考试形式;其次,如果考上,又要用两到三年去完成国内研究生的学业,很难说自己能耐得住那么久的性子;同时从师兄师姐口中或多或少了解到一些国内研究生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于是对读研是否能真的学到很多东西也打个问号了。
就这样,出国的图景在我的脑海中渐渐清晰了起来。
白墙红砖的年代——我的留学生活
(二)选择我知道,很多人把出国留学当作圆梦——圆一个美国梦,圆一个欧洲梦,圆一个移民梦等等,但对于我而言,出国既非圆梦也非逃避,更多的是一种选择,现实的选择。
熟识的同学中,有些很早就计划出国,从平时的考试基点到雅思托福GRE,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的有序进行。
但后知后觉的我,08年过了近半才开始准备雅思考试,而且是自学(自认为英语底子不算差,又固执的认为不该浪费无谓的钱给培训机构,这和后来固执的拒绝中介如出一辙)。
到了08年十月,很多同学都已经寄出申请等待offer了,我才开始自己的选择。
首先是目的地的选择,当时自己有两个preferences:
一是加拿大,主要因为小姨一家在温哥华定居多年,她们很欢迎我去那里学习,出门在外能有亲人照顾生活,必然可以免去不少麻烦;二是香港,优势是毗邻深圳,生活方便不需要太多时间适应,也不存在语言问题。
为此,我咨询了不少有经验的前辈,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我把我去香港的意愿告诉一位中介顾问的时候,那位看上去非常professional的女士缓缓在手边的笔记本上画下了一个地球的样子,她用笔尖指指深圳的位置,又点了点旁边的香港,最后划出一条长长的曲线,将深圳与地球的另一端连在了一起,这时她对我说:
“一个人年轻无论时走了多远,有一天,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回来;但是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走出去,等到自己老了,就想走也走不动了。
”就这样,我的心被那根曲线连到了世界的另一边。
在目的地的问题还没解决时,我又开始为专业的选择而苦恼了。
其实对于专业自己长久以来都没有明确的方向,高考时就填了三个志愿高校的三个完全不同的专业,等到大二正式分专业的时候,选择金融也只是因为这是本校最好的专业之一。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我发现金融学并非完全适合自己:
本科阶段固然简单,但如果要进行深入研究,就要向着金融工程即数理金融方向发展,但自己对数学并不感冒,勉强苦学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当时也考虑了传媒方向,由于在大学期间参加校广播电台的原因,对这方面既有了解,也有兴趣,然而跨专业申请会增加难度,甚至会在学校选择方面吃一些亏,于是新闻传媒方向也被我投了否决票。
这里要说的是,很久以来我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孩子,从高考填报志愿到现在选择出国的问题,父母总是给我几乎百分之一百的自主权,并且百分之百的支持我(据我估计父母现在还不是完全清楚我在读什么专业),他们总是相信我自己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其实我自己也不敢肯定我总能那么“正确”,不过起码这些选择的过程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成长经验。
白墙红砖的年代——我的留学生活(三)决定时间在我的不确定中一天天走过,这时另一个机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从08年开始,我所在的经济学院和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进行合作,每年都有一些名额可以在毕业后赴爱攻读研究生学位,申请流程简单并且免除一些学费。
这在我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首先都柏林大学斯莫菲特商学院有着不错的全球排名;其次,我是个怕麻烦的人,既不愿意找中介,也不想自己辛辛苦苦准备材料,寄出去后又惶惶不可终日的等待offer;第三,自己的条件符合学校的要求。
于是经过一番简单的权衡,我就把都柏林当作了自己的目标。
确定学校后,接下来还是专业的问题,这时的我已决定把管理类专业作为自己的方向,于是就在管理学科的选项中徘徊流连。
细细看来才知道其实管理还有很多细分:
比如为非商科背景同学开设的“管理学”,宏观的战略管理,微观的项目管理,专门针对咨询行业的管理咨询等等。
最终,我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另类:
CEMS国际管理专业。
这个项目在09年被FinancialTime金融时报排为管理学项目第一名,囊括了二十余个国家数十所世界一流商学院,都柏林大学也是其中的一元。
同时在本校完成半年的学习后,还可以交换到其间任一所进行下半学期的学习。
我非常看重这样的交换的机会,如果说留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验学习的话,体验两个国家的学习生活必然是一笔更丰富的人生财富。
09年3月,在结束两轮面试之后我顺利拿到了offer,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这是预料之中的结果所以少了一份惊喜,不过对于留学,稳扎稳打更为重要。
相信很多有过留学经历的同学都会同意,拿到offer其实只走完了长征第一步,头痛的签证申请一点不比申学轻松。
据我统计,自己递交使馆签证处的材料共计二十七份,从个人无犯罪证明到父母税务登记,五花八门竟有近百页之巨。
这个过程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非常考验心态和耐性,在没有出国经验又不愿意依靠中介的情况下,我不得不一次次登陆使馆网站,一次次致电北京;在形形色色的留学BBS上学习前辈们办理签证的经验,有时候看到同学回帖“放心,一定会签下来”便会舒心许多,而要是看到哪个帖子说“被拒签了”,就立刻心里一沉,生怕自己遭受同样的“厄运”。
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八月初接到大使馆的电话“来取签证吧”,当时那如释重负恨不得仰天长叹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写完前三篇文章的时候,夕阳已经西落,从舷窗远眺,在海与天接壤的平面还能看到微红的光晕,过不了几个小时,太阳就又将从东方的地平线喷涌而出,这就是北欧夏日的不夜天。
白墙红砖的年代——我的留学生活(四)出发,到达说到留学的准备工作,除了办好签证,就是要打点行装了。
首先,请准留学生朋友们到百货商场去买那只最大的箱子,记住,一定要最大的那个。
妈妈曾对我说她去欧洲旅游时,在巴黎机场看着年轻甚至年幼的留学生们把“庞然大物”般的箱子从运输带上吃力地抬上抬下,就会觉得心疼:
哪个孩子在家不是被家长们从小呵护着,出了国却要什么苦活、累活都靠自己。
是啊,你看这大大的箱子里,不就好像装满了留学生们各种各样的不易吗?
打开箱子,从衣服鞋袜到饭煲电脑无所不有,这是留学生活的缩影,也是留学生们从幼稚娇气走向成熟独立的写照,正如一位留学生朋友说的那样“出了国我们才知道,自己也可以是个好厨师”。
当然,在一个“世界是平的”的时代,只带一张信用卡留学也是可以的,但我还是建议在不超重的前提下尽量把箱子装满,因为欧洲虽然富庶,但购买日常用品却并不见得比中国方便,尤其是一些不太大的城市,有时你会发现即便要找一件稀疏平常的东西,譬如一只顺手的指甲钳都不那么容易,等找到的时候又会发现上面赫然印着”MadeinChina”,价格却是国内的数倍。
有备无患,节省资金也为自己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何乐而不为?
一切打点妥当,2009年8月28日,在北京逗留两天后,我登上了飞往都柏林的法航班机,在那里,我将开始自己一段崭新的人生经历。
经过十余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了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又等了几小时,我们被转到一架小飞机飞往都柏林。
从地图上看,爱尔兰位于欧洲最西部,不仅远离大陆,甚至与英国所在的大不列颠岛都要隔海相望,当飞机飞过英爱之间的圣乔治海峡(SaintGeorge'sChannel)时,我俯瞰茫茫海面,烟波微茫,空无一物,顿时生出一种被流放荒岛的苍凉感。
到达都柏林机场是当地时间下午七点。
下了飞机,人立刻就被卷入风窝中,这个濒海的岛屿终年多风多雨,年最高气温也不过二十度。
未到九月,还习惯于国内酷暑的我不由地觉得寒冷异常,马上从箱里取出毛衣套在身上,可看看周围白皮肤的爱尔兰人,却有不少还是短袖T-shirt,一副盛夏装扮,中西人种体质之别,立时可见。
坐着大巴穿过都柏林市区,是时不过晚上八点多,但路边的店铺几乎全都闭门锁户,黑暗中只有门口的广告灯牌,一闪一闪在风中摇摆。
想想国内的闹市这时还正是熙熙攘攘,购物娱乐的大好时光,而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却早已陷入夜晚的沉默。
一年后当我已习惯这种沉默,在依旧戏谑欧洲人木讷不会做生意的同时,也不由感慨于他们追求宁静,不浮躁,重视家庭生活的态度,如果中国人能有其三四,或许社会就会真的和谐不少。
我所租住的地方离学校不远,但离城中心不近,到达时已近晚上十点。
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房东Jack,一个爱尔兰籍的美国人。
之前与他只是通过Email联系,从他信中的口气,觉得是个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可是见到才发现竟是个年已六旬,头发花白的老头儿。
不过Jack可真算得上是个精力充沛的“老顽童”了,身材壮硕的他一见面滔滔不绝向我介绍周围的环境,又主动扛起我那个二十多公斤的大箱子,一口气搬上楼,没有一点儿老人家的蹒跚样子。
我的新家叫VillaNova公寓,我将要在这里度过半年时光。
白墙红砖的年代——我的留学生活(五)第一周我预料到在国外的学习会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但没有想到挑战来的这样快。
到都柏林的第三天,按照专业规定,我就参加到一个名为“BlockSeminar”的为期一周的课程中,至今我还是不知该如何准确翻译这个单词,但就感受而言,这实实在在是给我们这些新学生来了一个“下马威”。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全班同学没有一天是早于晚上十二点入睡的。
早晨下午各有三小时的密集课程,当晚则要完成当天的功课,准备周末时要交的报告。
一周的紧张学习是以周五的Presentation,也就是课堂展示为结束的,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英语进行Presentation,虽然在之后的一年里我又经历了大大小小近二十次这样的展示,但第一次却始终难忘。
我们小组的顺序偏后,前面已经有多组进行了展示,但我却没有心思去听去看,脑海中一遍一遍的不停演练着自己要讲的内容。
紧张总是难免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要自信,大学时在广播站当主播或者站在台上面对几百人的时候都能应对自如,这次一样可以的!
”事后证明,无论上台前我是多么紧张,但从开口说出第一个词语的那一刻,心就一下子平静了下来,表现甚至超乎自己的预期。
下课后,还有两位外国同学特地走来跟说我展示很成功,他们很喜欢,当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第一次用英语进行Presentation的时候,他们都连连点头说“Really?
”(真的吗?
)这让我感到很欣慰,觉得一周的辛苦也都是值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班级组成相当国际化,有来自法国、德国、葡萄牙、丹麦、中国等近十个国家的同学。
以前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一所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可以反映出它的水平,好的高校会很自然地吸引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师生,产生文化的碰撞,进而促进新思想的生成。
我对这种说法十分认可,试想如果一所欧美高校里竟都充斥着中国人,那它的办学理念就很值得怀疑了。
课程结束当晚,学校特意安排我们去参观Guinness吉尼斯啤酒厂,这是爱尔兰最著名的品牌,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正是来源于此。
在啤酒厂高耸的观光塔楼里,我喝了半杯新鲜酿制的浓厚而稠密,如同牛奶口感却比一般啤酒更加苦涩的吉尼斯黑啤,开始觉得难以下咽,但后来喝过几次之后倒觉得确实比一般的啤酒更有滋味。
在这一周我还深切体会到了都柏林九月份“天无三日晴”的天气,刚刚还是蓝天白云,转瞬间就风雨如晦,这让我甚至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同学都很不习惯,每当爱尔兰同学问我们对都柏林的印象时,我们总是回答“It’snice,excepttherain”(除了下雨都很美好)。
这让我想起了初中时学过的英语课文说英国人见面总喜欢谈论天气,当时还很不理解天气有什么好谈的,但是现在才知道,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对英伦三岛的人民,是多么难得和珍贵。
白墙红砖的年代——我的留学生活(六)Failtoplan,plantofail都柏林大学斯莫菲特商学院是一座只有三层高,通体用红砖砌成的典型欧洲风格的院落,有大大的木窗和高耸的尖顶,朴素而优雅。
小楼虽然看起来古典,建成却也不过十余年的时间,一如这里的许多建筑,新建却保持着传统的风格。
远远望去,“红楼”掩映在挺拔的树丛中,四周是大片开阔的碧绿草坪,保持着校园特有的清新与安静。
走进楼内,学院的内部设施则十分现代,遍布全校的无线网络,每间教室都有的电脑和电子投影设备,无不是最新型号,只有墙上挂着的庆祝商学院成立一百周年宣传画以及镜框中的杰出校友介绍提醒着我们,这座爱尔兰第一商学院的悠久历史和骄傲。
度过BlockSeminar后的周末,我们开始了正式的课程。
对我而言,适应新的教学模式是第一节必修课。
一如典型的欧美教学,在这里大部分课程都是小班上课,老师站在正前方,几十名同学呈半圆形围坐在周围,同学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卡片上,摆在座位前,这些作法都是为了鼓励课堂互动以及师生间的交流。
在所有课程中,Participation也就是课堂参与,都会在学期成绩中占据一定分量。
课堂上老师会时不时提出或易或难的问题让同学思考、讨论然后回答,无论主动或被动,同学总能得到发言的机会。
在国内时常常有感于许多高校师生关系冷漠疏远,我想这既有客观上扩招导致课堂学生数量过多的因素,主观上老师不乐于且并不善于和同学交流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借鉴国外经验将课堂参与纳入师生双方的成绩考核,或许会收到好的效果。
课程自然是全英文,而我的本科学习绝大部分都是用中文完成的,所以对语言的适应也是要闯过的一道关。
到了国外才发现,真实的交流和在国内所学的英语有很大差异,虽然无论是四六级或是雅思我都能较轻松的通过考试,但是初到一个全英文的教学环境,却还是会遇到许多吃力的地方,这和我们的英语教育偏重读写有关,也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共有的问题。
除了课堂和语言,这里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自学任务量非常大。
在学期课程大纲上会注明学生完成某课程所需要的时间,比如一百五十学时,其中上课的时间往往只占到四分之一,其他时间则完全由学生自由支配。
但你如果以为这“软性”的一百多小时会给你许多空闲,那就错了。
每周上课前的课前阅读,课后的讨论,作业,个人报告,团队报告,Presentation,期末复习等等等等,到学期结束后掐指一算,自己完成的学习时间竟恰恰和所要求的相当。
如果你在学期开始时把太多精力用在了别的地方,那么学期临近结束时,就必然会面临许许多多令人生畏的deadline(截至日期),少不了一个又一个焚膏继晷的通宵达旦,正如一句谚语所说“Ifyoufailtoplan,youplantofail”(近意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白墙红砖的年代——我的留学生活(七)硕士做饭,博士洗碗不知不觉中,在都柏林的生活一天天悄悄过去了。
九月中旬的时候,我迎来了和我同租一室的许博士。
许博士研究的领域是经济学,和我同样来自深大,不同的是,他是深大这所年轻高校历史上第一位公费出国学习的博士。
许博士不算高,也挺瘦,带着一副黑框眼镜,有着那种让人第一眼就能留下印象的聪明,有时候还会带着一丝读书人的傲气,一如他的网名——许文强。
从许博士来的第一顿饭,到我离开都柏林前的最后一顿饭,都是由我来做的,碗却几乎都是许博士洗。
我曾把QQ签名改成过“硕士做饭,博士洗碗”,在我们留学生的小圈子里传为笑谈。
后来当有人调侃许博士不做饭时,他会用帕累托最优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和许博士很快就熟络了起来,一是因为家乡都在北方,两座古都,西安和开封,语言风俗相近;更因为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的爱好,比如历史,政治,足球,还有实况足球(一种电脑游戏);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许博士大部分时间听欧美音乐看好莱坞电影,我则很“庸俗”的听国语流行歌。
许博士年长我五岁,不知道是因为记忆力格外好,还是读的书格外多,他懂得东西异乎寻常丰富,跨度也异乎寻常的大,不愧博士的称号,常常让我这个自诩在同龄人中见识广博的人自愧不如。
从老子周易到维特根斯坦,从张艺谋的“三枪”是翻拍科恩兄弟,到Queen乐队那首有名的Champion,原本是同性恋歌曲,再到巴萨皇马的世仇和意甲七姐妹时代的风光等等等等,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你知道的太多了”。
也因为许博士知道的多,所以我和他交谈也是海阔天空的,我们常常会讨论的问题在许多同学看来非常古怪,比如万历皇帝为什么几十年不出宫,比如“白马非马”的辩证,比如为什么中国会产生“李约瑟难题”,比如国米会不会五连冠……有时候我们也讨论更深刻的现实问题,谈社会问题,我们都信仰理性和包容,都会很推崇房龙的那本叫做《宽容》的名著;讨论所谓的民主进程是渐进式还是突发,是商业资本发起,还是民间志士策动云云,则又会有争议。
记得《曹刿论战》中说国家大事应是“肉食者谋之”,但我们这两个去超市挑便宜食品,去商场买打折衣服的穷留学生,却在遥远的千里之外时时刻刻关注着祖国,为弱者抱不平,为屈者鸣不公,发出这样那样忧国忧民的感叹,虽不敢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但这就是所谓的“书生意气”吧。
除了世俗的事,许博士对天主教也很感兴趣,因故我还曾见到过给他传教的一位叫做乔安娜的老太太。
乔安娜是爱尔兰籍中国人,八十多岁了,早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讲一口地道的英语和天津口音的普通话。
她是位有着传奇经历的老人。
据许博士说,她成长在一个宗教家庭,后来当了一名英语教师,文革时不幸被关进监狱,却巧和李鸿章的后人关在了一间房中,改革开放后,在这位后人的帮助下,辗转定居爱尔兰,过着潜心宗教的宁静生活。
老人总是笑眯眯的,谈话思路也非常清晰,但却耳背记性差,第一次和我聊了半天,过几天又遇到时却说看着我眼熟,但不知道是谁了。
后来,许博士皈依了天主教。
白墙红砖的年代——我的留学生活(八)Money!
Money!
Money!
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习都在商学院,但与国内相比,欧洲的商学院教学有许多不同之处,除了我之前提到过的注重师生交流,工作量繁重外,Casestudy(案例教学)以及Teamwork(团队工作)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说说案例教学。
在很多课程的第一节课上,老师都会抱来厚厚的一箱资料发给每位同学,起初我以为是课本,但拿到后才发现,是一份份装订整齐的案例,这些案例通常由HarvardBusinessSchool(哈佛商学院)或Insead(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等著名商学院编辑,根据课程内容的不同,案例的内容和侧重也各有千秋,有些偏重宏观战略有的偏重经营实战,老师会根据需要灵活选择。
对于案例的学习,通常需要在上课的前一周通读全篇,然后根据案例写报告回答老师留下的问题。
等到上课时,老师再统一分析案例,讲解问题,有时还要我们自己做Presentation(课堂展示)。
在国内时,我们的课堂教学总是重视理论,教科书上是长篇累牍的概念,老师上课时是大段大段的念书,案例学习却少之又少。
在这里教科书倒是可有可无(个人可以选择自己购买与否)但案例却是人手一份。
比之纯理论的教学,案例更能吸引学生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尤其对商科这种实战性强理论性弱的学科而言,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是更为重要的。
与此同时,案例教学还可以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很多时候,同学们在课堂围绕案例从各个角度进行讨论,远远超出了老师题目的范围。
而老师的讲解又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出发,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记得有一节商业战略课,任课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曾在世界多所著名大学任教的教授,我们手中的案例则是关于一家意大利摩托车制造商大力推广摩托俱乐部和摩托艺术,教授问: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七嘴八舌,有说是为了提升企业品牌,有说是为了推广摩托文化,有说是为了培养忠实用户。
最后胖胖的老教授提高声调,斩钉截铁地连说了三个“Money!
Money!
Money!
”,全班同学都哄然大笑,但细细想来,抽丝剥茧这不正是核心所在吗?
写到这里,不由又想到几句题外话。
一年来,我学过的案例不下四五十份,其中的企业包罗万象,从Apple到Toyota,从航空公司到钢铁巨头,一份份案例构成了商业世界的一个个小小的缩影。
其中的欧美企业自不必说,日本企业如丰田本田索尼松下等等,也占据了不小的比重,甚至韩国企业如三星、LG等也赫然在列,但却没有一家中国企业。
我想这既和中国商学教育还未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缺少案例研究的氛围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在世界竞争中依然十分弱小。
尽管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尽管许多时候和外国人谈论起中国他们都会感叹经济发展神速,甚至在中国国庆和春节的时候会主动向我问候节日快乐。
但我也清晰的看到,当超市里的杯子、被子、鞋子都印着“madeinchina”时,我却从未在街道上见过一辆中国品牌的轿车(日韩品牌不可计数),从未看到过一位同学使用中国大陆品牌的笔记本电脑,我们在向全世界输出廉价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同时,我们自主品牌的建设,我们自主科技的研发,依然十分滞后。
国人切不可盲目乐观,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之路,还任重而道远,我们这些作学生的更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白墙红砖的年代——我的留学生活(九)穷学生们
初到欧洲,觉得什么都很贵。
R&u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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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超市逛逛,看到价签总会不由自主地在数字后面乘以十,然后算出一棵白菜要十几块人民币,一听可乐二十多,一大块牛肉要一百多,于是往购物篮里装的时候也不由得“心慈手软”了,最后一结账,发现还没买什么就花掉三百多人民币,就又开始心疼起自己的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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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和同租的许博士建了一个“留学生活基金”,每月把生活费凑在一块。
也从这时起,我开始了记帐,用学习会计时学过的办法,画了个简易的T字型帐表,左边记收,右边记支,一笔一笔做好明细,虽然简单但也一目了然。
刚到时,我们购物都去离家最近的一间超市,后来听其他留学生说,远一点的另一家东西便宜许多,去了一看果不其然,十只鸡腿才两欧元,比国内还便宜。
从此我们每个周末都背着大包步行二十多分钟到那里一股脑儿买上一周的东西,再背着沉甸甸的背包往回走,到家总是气喘吁吁,感叹要是有辆车就好了。
再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一家叫做Lidl的超市,这是家在欧洲非常有名的德国廉价连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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