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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研究综述
第一讲出版研究综述
第一节出版研究的简要历程
一、中国出版研究的简要历程
在中国古代,从事出版工作的人就开始总结各种出版经验,并逐步形成有关出版工作的观念与理论。
例如,在“二十四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中有不少书目和有关图书出版的资料,在许多典籍的序跋中介绍了书籍著述、出版的目的与经过,还有不少古籍记载了古籍整理、图书管理和版本校勘的资料等。
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创办了《图书月报》,这是我国出版界最早创办的期刊。
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创办了一批题为“出版”的专业期刊,如商务印书馆1924年创办的《出版周刊》,上海新书推荐社1929年创办《出版月刊》,浙江流通图书馆1932年创办的《中国出版月刊》等。
最早使用“出版学”这个名词的人是中国文献学家杨家骆(1912—1991)。
1931年,他主持出版了《图书年鉴》,这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年鉴。
他在该书上册撰文认为“图书年鉴”的内容应该包括下列部分:
图书馆事业志、出版事业志、新书总目提要等,而“出版事业志”应该由下列部分构成:
出版事业概论、出版事业统计、出版法令汇编、出版行政汇编、出版学研究概况、各出版家一览、各地书店一览等。
这里提到的“出版学研究概况”是目前现有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出版学”一词的地方。
杨家骆眼中的“出版学”与今天的出版学的内涵基本相同,遗憾的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他的设想未能实现,但最早提出“出版学”这一名词,并最早构建出版学研究大致框架的人则是中国人无疑。
然而,在中国,有组织地进行出版学研究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提出:
“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充实印刷技术研究所,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这是出版研究第一次被写进中共中央文件中,从此我国出版科学研究走上了空前繁荣的道路。
1983年11月,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1979年12月成立)组织的我国出版史上第一次出版年会在广西阳朔召开。
会议收到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254位作者的论文247篇。
1985年3月,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1989年改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成立,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后升为总署),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出版科学研究机构,主要为出版管理机关、出版单位提供出版理论、出版政策、出版科学等方面的支持,这标志着我国的出版科学研究走向了专业化、正规化。
1986年,黑龙江省出版发行研究所成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类专业期刊陆续创办。
1978年,《出版工作》创刊(1991年后改名为《中国出版》),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创办的出版类期刊。
1981年,《编创之友》创办(1985年改名为《编辑之友》)。
此后,《出版史料》、《出版与发行》(1988年改名为《出版发行研究》)、《编辑学刊》、《中国图书评论》等刊物相继问世,为出版研究成果的发布提供了平台。
1979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该协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出版单位探讨出版业务,交流改革经验,沟通出版信息,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1980年,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成立。
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成立。
1989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成立。
1991年,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成立。
1992年,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编辑学会相继成立。
各省市区也陆续成立相应组织。
这些群体团体为出版研究提供了组织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出版科研、从事出版研究在出版界蔚然成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10月,中国派出戴文葆、邵益文、宋原放和赵斌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该会议,会上宣读了由宋原放和赵斌合写的《出版学、编辑学的研究已在中国起步》。
此后,中国每年都派代表团参考国际出版学研讨会。
1993年8月,中国在北京主办了第六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2004年10月,中国又在武汉主办了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这两次国际出版学研讨会的论文集分别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0年8月26日,美国《克利夫兰旗帜日报》(ClevelandDailyBanner)以《中国有组织地从事编辑研究》为题报道了我国的编辑学研究情况,文中说:
“我想向我的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近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编辑学。
全世界一直在对编辑出版进行研究,但把编辑工作作为一门严整的学问加以深入研究则很少见。
最近几年中国编辑界开始研究编辑学,因而创造了‘redactology’这个术语。
自这门新学科在1983年开始兴起到现在,已有一些编辑学刊和十几种编辑学书籍问世。
”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出版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图书商报社等机构带头组织的全国性出版理论研讨会十分活跃,《出版经济》《编辑学报》《出版人》与《中国电子与网络出版》等出版学术刊物纷纷创办,大批学术论著、教材相继出版。
一些学术性的出版网站也创建了,如中国出版网(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出版学术网(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主办)、现代出版研究所网(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主办)与《出版科学》网等,为出版研究创造了便捷条件。
出版学研究的显著成绩以及出版学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出版有学、编辑有学日益获得社会的公认。
《简明编辑出版词典》(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9月)收“出版学”辞条,这是我国工具书中第一次把“出版学”作为一个单独的辞条列出。
《编辑实用百科全书》(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12月)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出版类百科全书,该书收入了高斯撰写的“出版学”条目。
现代汉语最权威辞典《辞海》1999年修订版收录了“出版学”辞条,这是《辞海》第一次收录“出版学”辞条,可以说,这标志着中国学术界(不光是编辑出版学学术界)对出版学这一学科的正式认可。
纵向考察中国的出版研究,可将其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上半叶(1901年——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
这一阶段的出版研究属于草创阶段,有筚路蓝缕之功。
例如,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书评研究》(萧乾著),被誉为中国书评研究的奠基之作;1949年,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编辑学》(李次民著),探讨了报纸(个别章节讲到期刊)的编辑工作及其规律,是中国第一部以“编辑学”命名的著作,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把文字编辑工作作为学问来加以分析讨论,从而把它引向学术之路,并且创造了‘编辑学’这个名词”的著作。
第二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49年10月——1978年12月)。
这一阶段没有出现一部从理论层面研究出版业的著作;深受政治影响,出现了一些违背出版规律乃至错误的研究成果,例如,在1958年3月的出版跃进会议上,时为我国出版行政部门负责人之一的陈原作了《关于稿酬》的发言,说:
“稿费问题是一个方针性的问题,这里面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稿费偏高对著译者是不利的。
”
第三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至今。
这一阶段的出版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现了大量关注出版现实的论著,对出版工作尤其是书刊编辑工作的规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这一阶段出版研究取得很大成绩的主要原因是:
重视出版研究的理论指导作用;重视发挥群体团体和学术组织的作用;大批离退休老同志热心出版研究;出版高等教育的兴盛为出版研究培养了后备军。
二、国外出版研究的简要历程
西方国家对出版进行系统研究也是开始于20世纪。
在英国,出版研究开始得比较早。
1644年,英国诗人、政论家J·约翰·弥尔顿(1608—1674)发表著名的《论出版自由》一文,对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6年,英国出版家斯坦利.昂温所著的《出版概论》(英文原名为thetruthaboutPublishing)问世,系统地论述了出版工作,被西方国家誉为出版“圣经”。
在美国,1931年,O.H.切尼发表《图书业经济状况调查》(又称《切尼报告》),对出版业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
1970年,小赫伯特.S.贝利出版《图书出版的科学与艺术》(英文原名为TheArtandScienceofBookPublishing),1974年,J·P·德索尔出版《图书出版》(英文原名为BookPublishing:
WhatItIs,WhatItDoes,中文本译为《出版学概说》),它们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出版学著作。
1961年,德国成立了德国图书市场研究所。
1976年,美国成立了美国书业研究集团。
1987年,加拿大成立了加拿大出版研究中心。
19世纪下叶,美国《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Weekly)、英国《书商》(Bookseller)创刊;20世纪,《德国书业报》(BoersenblattfuerdenDeutschenBuchhandel)创办。
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刊物的创办,极大地推动了出版研究的开展。
在亚洲,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重视出版研究的国家。
在日本,1950年,美作太郎提出要建立出版学会。
1956年,日本成立了出版科学研究所。
1967年,清水英夫发表《建立出版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一文,认为作为传播科学,“出版学”的建立既有可能,也有必要。
1969年,日本出版学会成立并开始开展活动。
1970年,日本创办《出版研究》。
1971年,日本出版《出版事典》(中文本译为《简明出版百科辞典》),为“出版学”撰写了专门辞条。
1972年,清水英夫出版《现代出版学》,该书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本直接以“出版学”命名的著作。
在韩国,1963年,安春根出版《出版概论》。
1969年,成立韩国出版研究会(同年改为韩国出版学会)。
该会会刊《出版学》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1986年,成立韩国出版研究所。
1990年,成立出版文化学会。
1996年,成立中央出版文化院。
安春根的《出版社会学》(1969年)、《韩国出版文化史大纲》(1987年),闵丙德的《出版学概论》(1985年)、《出版学研究方法论》(1993年)等著作,都有一定影响。
1984年,由日本和韩国的出版学会发起,召开了首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
到2000年底,共举办了九届,现已从最初亚洲国家研究者为主,发展到其他国家研究者参与,真正具有世界性影响,标志着出版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开展。
综上所述,中外研究出版学的时间不长。
在国外,如果从1956年日本成立出版科学研究所算起,至今不过50年;如果从1926年英国出版被誉为出版“圣经”的《出版概论》算起,至今也不过80年。
在中国,如果从1931年杨家骆提出要研究“出版学”算起,至今只有70多年;如果从1983年武汉大学设立“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算起,则只有20多年。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版学还没有获得世界公认。
“出版学”这一术语至今尚未在世界广泛使用,除中国、日本和韩国外,其他国家很少使用。
总之,出版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年轻学科,研究空间非常大。
第二节我国出版研究已取得的成就
20世纪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出版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一组统计数据可以反映我国的出版研究的整体面貌
有一组统计数据可以反映20世纪以来我国的出版研究的基本情况。
从1905年至1997年初,我国研究图书出版业的论文有4142篇。
改革开放20年间,我国出版编辑出版方面及相关领域的图书约1200种,发表论文约8000篇。
另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统计,到2006年3月,国内有15所大学建立了18个出版研究机构,出版编辑出版学论著、教材260多部,发表论文5000多篇,研究报告1500多份,启动各种层次的科研项目450多项。
《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书末附录1949—2003年国内出版的编辑学著作263种。
改革开放20多年中,我国出版的仅以“编辑学”命名的著作已有120多种。
据宋应离教授的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出版的有关期刊的专业性书籍共96种,其中理论类61种,期刊史类11种,实用性工具类24种。
不言而喻,出版研究成果的实际数量肯定不止这些。
二、形成了四大研究板块
现有我国的出版研究形成了四大板块:
一是出版工作研究(又分为两个层次:
出版业务、出版状况研究和出版经验、出版规律研究);二是出版史研究(含出版史料的整理);三是国外出版研究(含国外出版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四是出版学学科研究。
下面逐一概述之。
(一)出版工作研究
1.出版业务、出版状况研究
介绍出版业务、知识、技能(含编辑、印刷、发行、装帧设计、校对、出版法规等各个方面)的著作,一直都有出版。
1946年,山东新华书店出版《出版工作基本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此类著作出版不少,如《新校对工作参考资料》(1951年)、《出版业务知识》(1973年)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此类著作频频出版。
单从张志强的研究成果来统计,从十一届三中到2000年,书名中题有手册、业务知识、知识问答、基本知识、基础知识、实用知识、讲座、基础教程、实用教程、指南、入门、初步、浅谈、须知、要求、必备、统计资料、资料汇编之类介绍书刊出版知识、出版实务的著作就有60种,如《出版工作手册》(1981年)、《出版业务知识》(1984年)、《编辑出版系列讲座》(1987年)、《排版知识问答》(1987年)、《出版物编校手册》(1999年)、《著作权纠纷诉讼指南》(1999年)等。
《图书营销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1月)是一部具有工具书性质的、大部头(121万字)的图书营销著作。
研究出版现实状况的论著,解放前就已出现。
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非常时期之出版事业》,探讨了中国当时的出版现状。
1945年12月2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夏丐尊的《中国书业的新途径》一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此类著作十分丰富,内容涉及出版改革、加入WTO后中国出版业的应对、出版集团、版权贸易、新技术在出版中的应用、非法出版活动等重大现实问题。
对出版业务、出版状况的研究,直接指导了出版实践工作。
例如,陈昕等人著的《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1990年),在对我国图书市场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当时我国图书市场已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的观点,这对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2.出版经验、出版规律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出版研究对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出版业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总结。
例如,刘杲认为:
“出版部门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宋木文指出:
“建立队伍培训体系和人才成长奖励机制,是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打开对外交流的渠道,是发展我国出版业的必要条件”。
王建辉提出:
“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业发展的主要经验之一。
对出版工作规律特别是书刊编辑工作规律的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研究的巨大成就。
首先,产生了一批代表性的书刊编辑学著作。
阙道隆主编的《实用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6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最早论述书刊编辑工作的理论著作。
阙道隆、徐柏容、林穗芳著的《书籍编辑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是一部“具有相当规模,内容比较完备,材料比较丰富,结构相当严谨的编辑学著作。
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编辑学研究正在趋向成熟”。
李海崑主编、刘光裕副主编的《现代编辑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认为“有出版才有编辑”,并以此贯穿全书,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
王振铎、赵运通著的《编辑学原理论(修订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是“文化缔构论”的代表作。
徐柏容在《编辑创意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中详细论述了编辑三规律(求同、求异、求和)。
张伯海著的《期刊思考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被期刊界广泛认同为有独到贡献的期刊理论研究著作。
学报编辑的代表性著作有卜庆华主编的《学报编辑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和孙景峰著的《学报编辑工程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从2001年1月至2004年12月,国内共出版编辑学专著22种,其中属于书刊编辑学的15种,新闻编辑学的6种,网络编辑学的1种。
其次,尝试建立涵盖各种媒体的普通编辑学。
从1996年起,就此进行了多次讨论。
2000年3月,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召开。
与会者普遍认为,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电影、音像制品等各种媒体的编辑活动既有个性也有共性,创意、选择、优化、组合等编辑活动的特征是书、报、刊、广播、影视、音像制品等媒体普遍存在的,这些就是共性。
关于普通编辑学能不能建立,与会者认为,在认识共性的基础上建立普通编辑学,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特别是出现多媒体和网络以后,出版媒体编辑尤其是音像制品编辑与影视编辑之间越来越接近,涵盖不同媒体的众多编辑学专著充分论述了各种媒体编辑活动的特点,从这些特点中可以抽象出带有普遍性的内容。
再说,已经有了《编辑学原理论》(王振铎、赵运通著)、《编辑学理论纲要》(阙道隆著)、《编辑学基本原理》(靳青万著)等著述,因此建立普通编辑学的基础很好。
与会的出版界老前辈刘杲认为:
“搞普通编辑学确实很不容易,因为不同传媒编辑学本身发育状况不同,有的发育还不够。
但是,事情在向前发展,普通编辑学早晚会建立起来。
”七年过去,邵益文满怀信心地指出,建立普通编辑学是历史的必然,条件也已相当成熟。
关于出版活动的规律,高斯指出:
“出版学所要探究的出版活动的规律,包括五个方面:
①自古至今出版活动、出版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规律;②作为一种社会规模性活动的出版过程的运营、管理规律;③出版物的编辑、制作或复制的规律;④出版物向全社会传播、发行的规律;⑤出版活动、出版事业对全社会发生各种影响的规律。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五个出版规律究竟是什么,但指明了从哪里去探索出版规律,从而为出版规律的进一步研究指示了方向。
罗紫初详细探讨了出版活动的三大基本规律:
出版物市场的读者需求规律,出版物市场营销规律和出版发行事业建设规律。
(二)出版史研究(含出版史料的整理)
20世纪上半叶,出版研究最突出的成就是中国出版史研究。
《中国书史》(1935年)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以“书史”命名的著作,《中国出版界简史》(1946年)是第一部以“中国出版史”命名的著作,《中国雕板源流考》(20世纪初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国传统印刷术历史的著作。
20世纪初期还出版了一部影响较大的、专门谈论刻书情况的随笔著作《书林清话》(叶德辉著)。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发生前,中国出版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史研究是这一时期出版研究的亮点。
孙殿起辑录的《琉璃厂小志》(1962年)收录了琉璃厂与旧书业有关的资料。
张静庐辑录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包括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包括甲编、乙编、丙编、丁编)和《中国出版史料补编》,收录了自1862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图书、报刊的编译、出版、印刷等方面的资料,至今具有极大史料价值。
书史研究专家刘国钧出版了《可爱的中国书》《中国书的故事》《中国书史简编》《中国古代书籍史话》等一系列著作,特别是《中国书的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影响很大。
张秀民出版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国印刷史的论文。
真正从出版的视角研究出版史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
这一时期出版史的研究开始摆脱书史和印刷史的束缚,伸向出版的各个角落。
讨论的问题很多,主要有出版史的分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出版史上的作用、出版史研究的对象、我国出版优良传统等。
这一时期的出版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在出版史料的整理方面:
1982年,上海创办了《出版史料》(后停办,2001年恢复,改在北京编辑出版)。
从1993年起,中国书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出版史研究》丛刊。
出版了五部大型的中国出版史料著作(详见下文)。
从1991年开始,湖南、山东、湖北、河南、河北、江苏、黑龙江、贵州、广东、江西、辽宁、广西、上海、北京等省市区的出版志先后出版,2005年出版的《北京志.出版志》篇幅达到99万字。
从1993年起,中国书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出版论丛》,选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行政管理机关部分负责人关于出版工作的讲话、报告和文章,到1998年,共出11卷,该丛书整体上属于出版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教训。
《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1992年)收录1906年到1949年历届政府颁布的有关出版、新闻的法规,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老出版家的回忆录,如赵家璧的《编辑忆旧》(1984年)与《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编》(1991年),郭汾阳、丁东的《书局旧踪》(1999年),赵晓恩的《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1994年)和《延安出版的光辉》(2000年)等。
在出版史的原创研究方面:
这一时期出版了一大批著作。
中国出版通史有:
《中国出版通史》(9卷),2009年2月,历经八年,国家“十五”与“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出版通史》(九卷本)终于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齐。
全书分为《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上)》、《清代卷(下)》、《中华民国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上起商周,下迄公元2000年,第一次全面梳理了中国出版事业的源流、演变及其发展脉络,总结了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繁荣的规律,展示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目前唯一系统地叙述长达3000余年的中国出版历史进程的学术专著,也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近400万字,80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的中国出版通史著作。
《中国出版史概要》(张召奎著,1985年。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中国出版史”命名的著作)、《中国出版史》(宋原放、李白坚著,1991年)、《中国出版简史》(吉少甫主编,1991年)、《中国出版史话》(方厚枢著,1996年)、《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著,2004年)、《中国出版编年史(上、下)》(李瑞良编,2006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出版史专著)。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出版通史》(9卷)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断代出版史著作:
古代的有《明代出版史稿》(2000年)、《宋代出版史研究》(2003年)、《元代出版史》(2003年);近现代的有《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1998年)、《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2002年)。
在专题出版史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
《中国编辑史》(姚福申著,1990年)、《中国古籍编撰史》(曹之著,1999年)、《书籍装帧艺术史》(邱陵编著,1990年)、《中国印刷史》(张秀民著,1989年)、《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肖东发著,2001年)、《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李瑞良著,2000年)、《中国图书发行史》(郑士德著,2000年)、《中外图书交流史》(彭斐章主编,1998年)、《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邹振环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等。
期刊史著作有:
《中国期刊发展史》(宋应离主编,2000年)、《中国大学学报简史》(宋应离编著,1988年)、《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著,1981年)、《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倪延年、吴强著,1993年)等。
(三)国外出版研究(含国外出版学著作的翻译)
1.国外出版学论著的翻译出版
20世纪上半叶,国外的一些出版研究论著开始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将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版权的条目翻译出版,书名为《版权考》,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版权著作。
192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出版该校中国文化系主任卡特(T.F.Carter)的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这是国外第一部系统研究我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流传情况的著作。
1928年(另一说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节译本《中国印刷术源流史》。
《黑和白》是前苏联作家伊林所著的介绍图书历史的普及读物,我国出版了该书的3个译本: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3年译本,书名为《白底黑字》;中华书局1936年译本,书名为《书的故事》:
生活书店1937年译本,书名为《书的故事》。
20世纪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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