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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曹诗歌比较
浅谈“三曹”诗歌比较
内容摘要:
“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关键词:
诗歌、文学、诗风、特点、贡献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通过战争,统一了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
曹氏父子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
在当时建都的邺城,聚集了一大批文人。
曹操、曹丕、曹植是建安时期最为优秀的诗人。
他们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名篇佳作。
本文通过对“三曹”作品相同点和“三曹”同题材作品对比的总结,分析“三曹”作品的异同,展现“三曹”诗歌的独特魅力及其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一、“三曹”诗风比较
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
他笔下的题材常与军事活动相联系,这与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观沧海》是曹操的名篇,是他征乌桓时所作。
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北上,追歼袁绍残部,临碣石山,登山观海,面对洪波涌起的大海,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又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
这些构成了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的总体风格。
萧涤非说曹操“盖其雄才大略,足以骄其气;其势位之隆高,足以吐其气;而其生活之变动,治军三十年,足迹所至,南临江,东极海,西上散关,北登白狼,又足以充其气也”[1]
曹丕“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2]曹丕诗多写游子思妇,男女风情,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细腻委婉,情感凄凉哀怨。
如《燕歌行》、《杂诗》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情景交融,思绪绵绵。
《燕歌行》是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作品之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能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
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
其内容是写女子在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
把少妇独居的孤寂,痛苦的期待,表现得惟妙惟肖。
同时作者也对这类妇女表示深切的同情。
陈柞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中说:
“魏文帝如西子捧心,挽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指出了曹丕诗歌低徊婉转的风格。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
其诗歌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
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
后期诗歌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情绪低落。
《杂诗》、《赠白马王彪》等篇都很好地表现了曹植后期作品的风格,曹植在这些诗中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声,由于受到排挤和压迫,抑郁不得志,悲怨之情,溢于言表。
但终究不能直接表达,曹植只好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诉说自己怀才不遇,遭谗受害之情,内容深沉。
总观曹植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其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既有慷慨昂扬,也有凄凉悲伤。
正如钟嵘《诗品》中所说的“骨气其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总之,曹操诗主刚,有阳刚之气;曹丕诗主柔,有阴柔之美;曹植则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兼而有之。
二、“三曹”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结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朽,社会黑暗。
土地兼并使人民流离失所,连年战争使国库亏空,黄巾起义更是使盛极一时的大汉王朝走上徒有虚名的道路。
董卓之乱又引起了军阀混战。
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随着汉朝政权的摇摇欲坠。
社会的纲常伦理也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样的外部环境,为文学内部的感伤倾向提供了发展的条件。
一方面人们目睹了太多的死亡、离乱,且此时的作家群体都曾经在刀光剑影中生活过,于是倍感生命脆弱、命运无常,从而形成文学悲剧性基调。
另一方面,诸侯纷争削弱了中央集权,思想的多元化取代了儒家正统思想的专制,知识分子因传统道德的崩溃而失落,却也因此得到了解脱,得以较自由的抒写心声。
于是,乱世中的文人纷纷拿起笔,或抨击时政,抒写用世之心,或悲悯人民,流露沧桑之感;或寄寓游仙,发泄不遇之愤。
“动乱的时代,唤醒了作家惨痛的生活,诱发了诗人,作家无愧于时代,时代赢得了诗人,这是古代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3]
对于三曹来说,目睹生离死别,生灵涂炭,加深了他们的悲剧意识,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生命悲剧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由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使他们的感伤有了共同的表现:
一是感伤乱世不治,忧国忧民。
三人虽表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写出了社会之悲剧,唱出了时代之哀歌。
曹操南征北战数十年,对乱世悲剧有着深刻体会,他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用乐府旧题写出了新内容,用挽歌记叙社会和人民苦难,所以他的作品被人称作“诗史”,是“汉末实录”。
在《蒿里行》中,沉痛刻画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画面,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慨。
曹丕兄弟虽然少了其父那样南征北战的经历,但曹丕“长于戎旅之间”(《典论·自叙》),曹植“生乎乱,长乎军”(《陈审兴表》),也都从不同侧面真实反映了社会苦难。
曹丕的《上留田行》直接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贫穷与苦难,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暴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还有“丧乱悠悠过际,白骨纵横万里”与其父之“白骨露于野”同样描绘出动乱时代的哀怨画面,悲壮苍凉。
曹植主要是对战乱中下层人民的困苦处境表示同情,这体现在《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同样是以挽歌的形式描绘了边地人民的困苦生活,哀悯之情溢于言表。
二是哀叹人生短促,满怀生命之忧。
战乱、瘟疫、严酷的环境、深重的灾难,时刻危及着人的生命,刻骨铭心的生命之痛促进了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承续了生命意识的自觉与悲愁,唱出了自己的生命悲歌。
三曹诗歌中同样触发了对生命本体的重视和对人生的无尽哀伤。
作为一代豪杰,曹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勃勃雄心,但也有“去日苦多”的惆怅,他叹“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4]叹“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5]虽然天长地久,人生代代更替,但落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光却是那样短暂。
时空的无穷,更对照出人生之短暂,于是悲从中来,生命之忧酿成了曹操诗歌的苍凉与悲壮。
一代帝王曹丕也有着与其父同样的忧,他忧“人生如寄,岁月如驰”,[6]忧“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7]他的感伤人事实际上是生命感慨的外在体现,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他的生命意识,源于他这种对人生的感叹。
曹植一生命途多舛,处境窘困,对人生悲哀的体会自然不下于其父兄,他嗟“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8]是对悲剧人生的感慨。
有悲则有情,无悲则无思,生存的悲剧感,酿造出深沉的悲哀之情,酿造出心灵深处的悲凉。
曹氏父子对人生短促无常的强烈感受正是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对生命的忧患也远远超越了个人的生命意识,是着眼于整个生灵的。
所以他们这种忧伤又折射出强烈的责任感,体现出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思考。
以上我们分析了“三曹”诗歌的诗风特点及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节,但“三曹”诗歌也存在着细微差异,由于“三曹”的风格不同,因此在各自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内涵亦是不同。
下面是对“三曹”游仙诗歌思想内容的阐述。
三、“三曹”游仙诗歌思想内容比较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诗的高潮,而“三曹”是其领袖式的人物。
游仙诗是“三曹”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游仙诗有深远影响,形成中国诗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曹操现存诗21首,其中游仙诗有《气出唱》、《陌上桑》、《精列》、《善哉行》、《秋胡行》二首,占其全诗28.6%[9],是曹操诗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题材。
纵观曹操游仙诗,可以大致分为四类:
一是娱乐“调笑”,曹操对神仙方术之说,“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
”[10]曹操《气出唱》其二中“今日相乐成为乐”、“乐共饥食到黄昏”,《气出唱》其三中“东西厢,客满堂。
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
”有明显的娱乐调笑之意。
二是“求贤”揽才,《秋胡行》其一: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
黄节《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谓“此诗作于二十年三月,盖有求贤之意。
”[11]
三是忧世不治,即曹操《秋胡行》其二所谓“不戚年往,世忧不治。
存亡有命,虑之为蚩。
”曹操在《善哉行》中也明确表示“痛哉世人,见欺神仙。
”陈祚明《采菽堂诗集》卷五评曹操《秋胡行》“首章自升仙而归于时业,次章自时业而悼于人世。
”
四是忧寿不永,即曹操《秋胡行》其二所谓“思得神药,万岁为期。
得之未闻,庶以寿考。
”《气出唱》所谓“万岁长,宜子孙”。
曹操游仙诗几乎每一首都叹老嗟岁,期求长生。
曹操不信神仙方术,但并非坚定的无神论者,并且越到晚年,这种羡仙慕道,期求长生的思想越是明显。
早年对方术“聚而禁之”,“不信之矣”的曹操,到晚年则有点动摇,对方士长生之术,道教延年之方,有点心向往之。
曹丕现存诗44首,游仙诗只有两首,占其全诗的5%[12]其中《折杨柳行》写神游两山,《丹霞蔽日行》叹人生无常。
曹丕的游仙诗既无曹操的娱乐“调笑”,又无曹操的“不戚年往,世忧不治”,有的只是对神仙方术的怀疑和否定。
“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
”(《折杨柳行》)“月盈则冲,华不再繁。
古来有之,嗟我何言。
”(《丹霞蔽日行》)对比曹操、曹丕游仙诗,曹操更感性、更热情,曹丕则更理性、更冷静;曹操“悼于人世,归于时业”,充满慷慨悲壮的生命激情,曹丕则“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折杨柳行》),尽为理性十足的生命之思;曹操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社会责任相联系,有着更多地政治的、社会的矛盾冲突,曹丕则将自然生命与生死观、自然观相联系,有着更多生死观、自然观的批评探求;曹操游仙诗有着强烈的诗性精神,曹丕游仙诗则多了些理性精神,少了些诗性精神。
曹植现存诗90余首,其中游仙诗14首,占其全诗15%[13]内容上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为忧生患害。
曹植游仙诗皆作于黄初、太和年间,也即曹丕登基之后。
此时的曹植,因建安时期所谓的“争为太子”而屡遭曹丕父子的猜忌压制,名为侯王,实为囚徒,抑郁失志,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还有生命之忧。
因此曹植游仙诗,大量抒写忧谗畏讥、忧生患害之情。
如《苦思行》中“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
策杖从我游,教我要忘言。
”写曹植攀云追仙之中,偶遇一隐者,隐者告诫曹植要慎言,避祸免灾。
故朱乾《乐府正义》上卷十二有云:
“子建多历忧患,苦思所以藏身之固,计欲攀云随真人而不可得,托言隐士教以忘言,盖安身之道,守默为要也。
”
二是渴望自由。
曹植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自由,便只有到神仙境界中去幻想自由、追寻自由。
如《仙人篇》中“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
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
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
飞腾踰景云,高风吹我躯。
”又如《游仙》中“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
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
”皆极力描写人生悲伤,追求自由的心志。
三是企慕长生。
曹植早年不信神仙方术,在作于建安时期的《辩论道》中,曹植直斥“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为“虚妄甚矣哉”,直斥甘始的引气导引、左慈的房中之术等“当世方士”是“借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
他认为“生之必死,君子所达”,并且人命的长短与天命鬼神无关,人命取决于各自身体的强弱和保养的好坏。
然而到了黄初,经历种种迫害,处境岌岌可危,心情惴惴不安的曹植,便逐渐接受了道教方术思想,在作于后期的《释疑论》中,曹植否定了自己“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的思想,转而称赞左慈断谷、甘始炼药以饲鱼、蚕、鸡的神奇功效,并表示“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
”因此,在曹植游仙诗中,特别是作于太和年间的游仙诗,便出现了“授我仙药,神皇所造。
教我服食,还精补脑。
寿同金石,永世难忘。
”(《飞升篇》)“同寿东父年,旷代永长生。
”(《驱车篇》)等求仙延寿,服食长生的内容。
综观“三曹”游仙诗,“三曹”中,曹操、曹丕均对神仙一说持否定态度,曹植后期则寄望于长生之谈。
曹操游仙诗有娱乐“调笑”的一面,曹丕、曹植则无,曹丕游仙诗直斥“迂怪”,无此兴趣,曹植游仙诗则“怀愤激以切痛,若回刃在心。
”(《九愁赋》)曹操、曹植游仙诗皆有羡仙慕道,期求长生的一面,曹丕则无,曹丕游仙诗“达人识真伪”,不信神仙方术。
曹丕游仙诗仅限于生必有死的自然生命探究和“百家多迂怪”的神仙方士批判,曹操、曹植则不止于此,曹操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相贯通,重在“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抒发,曹植则将自然生命与精神自由相联系,重在忧患之心的吐露,精神自由的追求。
曹丕游仙诗冷静而理智,多了一些理性思考,少了一些生命激情,曹操、曹植则相反,曹操游仙诗“悼于人世,归于时业”,曹植游仙诗则“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皆充满慷慨悲壮的生命激情和人生价值追求。
结语
综上所述,“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三曹”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既是建安文学的核心,也是建安文学的倡导者,他们对建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对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诗人也有很大影响,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由此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注释
[1]萧涤非.汉魏六朝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32.
[2]沈德潜.古诗源·卷五[M].中华书局,1984.
[3]李景华.建安文学述评[M].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曹操《精列》.
[5]曹操《秋胡行》其二.
[6]曹丕《善哉行》.
[7]曹丕《典论·论文》.
[8]曹植《薤露行》.
[9]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M].中华书局,1993.
[1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魏文[M].中华书局,1995.
[11]黄节.魏武帝诗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M].中华书局,1993.
[1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M].中华书局,1993.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曹资料汇编[M].中华书局,1980.
[3]余冠英.三曹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童瑜.20世纪后二十年曹丕研究综述[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年第12期.
[5]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6]施建军.20世纪建安文学研究综述[J].中州学刊,2002年第5期.
[7]杨建波.曹操与曹丕的游仙诗[J].江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8]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致谢
经过几个月的忙碌,本次电大毕业论文设计已经接近尾声,作为一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设计,由于经验的匮乏,难免有许多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如果没有导师的督促指导,以及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们的支持,想要完成这个设计是难以想象的。
感谢我的导师刘宗朝老师,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中的榜样。
他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
导师的博学和人品,不仅在学业上对我潜心引导,而且在生活、做人等方面也给予我很大的关心和悉心指导,这些都令我终身难忘,我将铭记在心。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还要感谢培养我长大含辛茹苦的父母,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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