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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
[中国智库2008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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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观察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
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
许多古代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
《老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权变谋略和在管理过程中的境界、素质及管理原则的思想;《孙子兵法》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在人事、决策、环境、组织等方面的战略思想;《韩非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统御谋略思想;《论语》、《孟子》、《荀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创造性管理思维;《红楼梦》主要体现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术》则是我国古代培训管理人员及供他们日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应,堪称两千年前世界管理数学之最。
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治国、治生和治身。
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
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人事、生产、市场、田制、货币、财赋、漕运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治身主要是研究谋略、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等方面的学问。
这三部分管理思想还可细划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
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
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1]。
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
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2]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
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
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
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3]。
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
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
“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4]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
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
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
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
我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
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
其实,“安人”的终极目标还是实现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
三、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
这种经权观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目标;同时要求“通权达变”,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的。
四、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这已成为今天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着重指出了战略谋划的重要性。
他强调事前必须周密分析条件,充分考虑“道”、“天”、“地”、“将”、“法”这“五事”,做到“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5]。
在“五事”的基础上,还要探求和对比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称为“七计”。
这里所说的“道”,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管理目标,“天”和“地”相当于时机和环境,“将”指有能力的管理者,“法”则相当于制度、纪律、组织。
“法”即是经营学中的经营管理能力。
五、“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的。
也就是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促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之间达到最佳和谐,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是和谐观。
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
和谐观使管理不仅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理想境界。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一个组织中的成员都能自发地按照规范和要求办事,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组织的宗旨和荣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
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实践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
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文景之治使国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万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丁谓主持的“一举三得”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
还有许多令人赞叹的管理实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基本融为一体。
由于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模式,因此,任何一项工程,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无不以国家或官府的名义展开,管理实践也只有在和行政融合过程中才有表现的机会。
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无一例外不是行政中的管理实践。
中国古代的管理实践是一种经验管理。
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
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
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
二是关于中国古代名家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
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
诸如“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
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
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
“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
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
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
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
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
三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
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产生的背景上看具有二重性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
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
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
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
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
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
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
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
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
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
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
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
”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
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
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
“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
”“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
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
所以孙子说: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
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主张义利互为共用,二者不能偏废。
春秋时的管子更是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
“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
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
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
他还认为“自利”与“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与“利人”之德同时也是统一调和的。
”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进一步讲这种义利观念和富民利民联系起来,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似民茅,义以民行。
”他讲的是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来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
这句话,可谓深刻的概括了中国义利两全的管理真谛,在普通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
“合军聚众,务在激气。
”诸葛亮指出:
“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
”“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
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
”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
赏以兴功,罚以禁奸。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
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
”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特别重视德能兼备的标准,我国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度"就是在考察德行修养的基础上实行的推举贤能的管理制度。
管子认为,国家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予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
把德行置于功劳之上,主张国家用人要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
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从而否定了资历主义。
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
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
孔子治国主张:
“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行“礼治”或“德治”,认为把德礼施之于民,是治理国家的理想方案。
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要“富而后教”。
在教与刑上的运用上主张宽猛相济,树立君主权威。
商鞅则反对儒家的“仁义”说教思想。
他主张:
“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
”(《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画策》),认为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人群组成。
什么样的组织才有战斗力?
才能充分发挥组织中每个人的内在潜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问题。
《周易•系辞下》中有一句名言:
“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说“交不为利,仕不谋禄”。
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这些都突出强调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为管理者只有让部属充分认识到统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标,使整个组织成员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以此去争取伟大的胜利。
6、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在组织理论方面,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散见于古代先贤片言之语论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为我们现在从事各种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名言警句。
其中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就是这种组织理论的雏形。
《韩非子•扬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在这里,韩非子第一次将决策层和执行层、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
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说: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李世民说:
“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也有一句名言:
“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
这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上下级之间权利与责任的不同,并且都明确指出统一决策指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须臾不可分离的管理之道。
孔子说:
“过犹不及”。
(《先进》)程熙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
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首将其注之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
庸,平常也”。
并引用尧授舜的“允执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中庸的精髓含意进行深刻阐发。
教育和引导人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走极端,要避免过与不及的出现。
应从两端入手,抓住问题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细、无所不尽”,再“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
“中庸之道”,通俗地说,就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以实现管理的和谐发展。
8、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
我国古代先人在总结与自然和部族国家斗争的成功和失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朴素的辨证思想,这在《易经》《老子》《孙子兵法》中都得到了集中、充分的体现。
中国这种充满了哲学四辨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整体观和转化观两个方面。
与西方人的思维不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常常习惯于从整体到个体或者从个体角度审视和对待整体,主张整体和个体的有效统一比如表现在中国画上,中国画以“写意”为主,重视对整体的把握,并不重视对细节真实的分析,就是书法也讲究一气呵成,一气贯通。
表现在集体组织中,特别注重“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种管理思想虽然有时容易压抑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但是却特别容易形成拼搏、奉献、团结的战斗群体,有利于发挥团体的整体优势。
至于在转化观方面,其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和“盛极必衰”等,就是其所蕴涵的辨证的管理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认识到了万物相互联系、阴阳互相消长之间哲学管理理论。
例如:
《老子》中“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的后发制人思想,“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取与之法,“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避实而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应变之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选材识贤的人事原则等,都是这种因应变化转化的精彩论述,即便现在依然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行动,给我们以管理的启迪。
9、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
管子说:
“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
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
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
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而管理国家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治国就是治人”。
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反之,“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
并进而指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孟子•尽心下》)。
荀子则指出:
“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
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
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
百姓之执,待之而后安。
”(《荀子•富国》)。
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民力的利用上,更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孙子还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观点:
“诸侯之宝三:
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孙子兵法》)在孙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发展的趋势上看具有通变性
春秋时期的管子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创新精神。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就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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