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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苏格拉底问题背后的政治
阮炜:
“苏格拉底问题”背后的政治
●阮炜
一“世俗的圣人”——与耶稣比较
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圣人,即孔子。
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降,耶稣之外又多出了一个圣人,即苏格拉底。
大体上讲,苏格拉底只是在知识分子中才被视为圣人,准确地说被视为一个“世俗的圣人”。
[1]这里定语“世俗的”表明,此圣人苏格拉底与彼圣人耶稣有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原因又在于前者与后者拥有的神圣向度没有什么关涉。
()
一般的西方老百姓虽然并非不知道“苏格拉底”这个名字,但从传统和习俗上看,他们显然更信耶稣。
何以见得?
西方语言常常以“耶稣”或“耶稣基督”作惊叹词,而“So-crat-es”这几个音节却绝对没有这样的功能,便是证明。
试想,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人如果遇什么惊悚、恐惧之事,脱口而出的呼语竟然是“Socrates”,而非“Jesus”,或“JesusChrist”,那该是多么荒谬,多么可笑!
()
乍看起来,“世俗的圣人”是一个悖论。
“俗”与“圣”本应是矛盾冲突的两极,至少很难调和,但在苏格拉底身上却能较为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不太让人难堪。
何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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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视为“世俗的圣人”,应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他也像耶稣那样大力张扬一些新的价值观,从而对传统价值体系构成了挑战,也对既有社会政治秩序或既得利益构成了威胁。
事实上,起诉他、置他于死地的人对他提出的三项指控中的两项是:
“崇拜新神”和“不崇拜城邦诸神”。
()
在当时条件下,崇拜新神,不再崇拜旧神,意味着用新的价值观来置换旧的价值观。
如果这种指控属实,那么苏格拉底的行为与耶稣宣称自己是“基督”或救世主,甚至是“上帝之子”,从而对犹太教大祭司的权威构成威胁如出一辙。
()
另一项指控更为致命,看上去是导致苏格拉底被处死的主要原因,即“腐蚀青年”。
那么,他是如何“腐蚀”青年的呢?
既然将青年吸引到苏格拉底身边的是他那独特的论辩方式和“哲学”(或者说“爱智学”),对他们的“腐蚀”也不可能不发生在价值维度。
[2]()
苏格拉底被视为“世俗的圣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殉道。
这里,他与耶稣的可比性更强。
跟耶稣一样,苏格拉底在被处死之前完全有机会逃走却并不逃走,自愿选择了死亡(苏格拉底与耶稣的死法不同,前者被鸩酒毒死,方法似乎更人道,而后者则是被钉十字架而亡,这在当时是处死十恶不赦的奴隶造反派的最残酷的刑法)。
()
苏格拉底本人并没有使用“殉道”或“牺牲”一类词语来指涉自己的行为。
但无论他本人如何看,明明可以逃走去不逃走,甘愿受死的行为看上去都是殉道。
在某些论者看来,苏格拉底的“哲学”固然重要,但实际上殉道才是他被视为“圣人”的更重要的原因。
[3]()
尽管如此,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视为“世俗的圣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宣扬“哲学”。
因为哲学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思维方式,意味着对城邦神祗的态度不够恭敬,甚至可能否认他(她)们的存在(但苏格拉底的视野中并不存在一个至高至大的永恒上帝,因而不可能开出“正统”基督教意义上的三位一体神学,身后更不可能形成一个类似基督教的蔚为壮观的宗教传统)。
如此这般,“神圣”根本无从谈起。
()
尽管把耶稣意义上的“神圣”运用于苏格拉底并非合适,但他也决非无神论者。
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说,他宣称自己从童年时代起,便有一个内在的神秘“声音”或“超自然征兆”或介于神人之间的“戴蒙”(daimonion)伴随着他,凡做重要决定,都会受到它的指引。
[4]这应视为一种有神论,虽然不太纯粹,却足以使他的思截然不同于现代无神论哲学家。
当然,这也构成了雅典人指控他崇拜新神祗的借口。
()
更重要的是,哲学家苏格拉底并非不信奉诸神。
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述都告诉我们,至少他对阿波罗神谕的信仰是矢志不渝的。
他虽然坚持自己是“无知”的,但对自己受阿波罗神差遣,在雅典人乃至其他希腊人当中从事“哲学”活动这一点却无比自信。
正是他认定人是无知的,只有神才拥有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智慧;他作为人所唯一清楚知道的东西,便是自己是无知的;神交给他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便是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甚至相信,自己是神祗赐给雅典的一年“礼物”,[5]是神遣往下界给雅典人“治病”的,也就是说,要使他们意识到,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德”而非别的什么上才是正道。
[6]()
二神学式的哲学——“美德”、“神遣”和“戴蒙”
那么苏格拉底的“哲学”究竟讲了些什么?
如果暂时撇开柏拉图以老师的名义提出的一些影响深远的形而上学命题,如“理式”(或“理型”、“形式”、“相”),即流变不居的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再如灵魂是不朽的,能够脱离肉体的独立存在(这就意味着,即便并非中国式的“杀身成仁”,死亡也是可取的;在《斐多篇》结尾处,饮鸩毒前的苏格拉底对前来送行的弟子们宣告:
死亡是从生命之疾中解脱出来----“活着,这意味着久病一场;我欠阿斯克勒皮乌一只公鸡”[7])。
()
但苏格拉底所大力倡导的“美德”(arete,或“德行”),才是其哲学的最重要内容。
那么他的“美德”到底有什么内涵?
一般认为,苏格拉底的美德有“勇敢”、“自制”、“正义”(“公正”)、“虔敬”、智慧”五大方面,它们构成了他的道德哲学的核心成份。
[8]()
可怎么看,这都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本应具有的美好品质,或者说,是普世价值,是各大文明甚至苏格拉底的敌人都应认可的人类德行。
所以这里的问题是:
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言传身教这些品质,怎么可能是“腐蚀”他们,甚至威胁到传统价值观和既有社会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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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就是说在古风时代甚至迈锡尼时代,雅典人乃至所有的希腊人都无不把“勇敢”视为美德(在中国人看来,希腊人很可能做过了头,他们的勇敢畸变为好勇斗狠,甚至同胞相残;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罄竹难书,英谚WhenGreeksmeetGreeks,thencomesthetugofwar----“希腊人相遇,其争必烈”或为一简明的例证),否则他们何以能够奋勇杀敌,以弱胜强,两度击败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波斯人?
()
另一种被大力提倡的美德是“自制”(temperance)。
它的历史可能不如“勇敢”那么悠久,但鉴于希腊人普遍的不自制,鉴于希腊城邦间和城邦内永不歇息的争战和内斗,自制实在是很有必要。
至苏格拉底时期,自制已成为一种值得所有的人追求的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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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一个现成例证,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西元前431–404年发生在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对希腊世界影响至为深远,也被视为城邦体制走向衰落的分水岭)时期雅典民主派领袖尼克亚(Nicias)其人。
他不仅在个人行为上践行自制,而且竭力把自制贯穿到雅典的对外关系中。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式暴发之前,他便是一个坚定的反战派了。
他虽然未能阻止战争暴发,甚至服从多数派意志直接参与了对战争的领导,却仍然一以贯之,力主与斯巴达谈判,甚至一度使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了有名的“尼克亚和约”(前421年),尽管和约带来的和平未能持久。
[9]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来最受称颂的雅典领袖伯里克利虽主张一种谨慎的战略,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
()
再看看“正义”(或“公正”)。
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无论大小、无论何种形式的人类集团都会张扬的美德,否则大至国家,小至两人社会,最基本的人际秩序都无法维系,人类的集团性、社会性根本无法落实;而离开了集团性、社会性,个人的主体性就根本无从谈起,个人潜力的开掘也就无从谈起;如此这般,人将不人。
()
那么什么是“正义”呢?
这是一个困扰古今中外所有人们的大问题。
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人类对“正义”有不同的认识。
大体上讲,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答案(例如,无论在哪个古代民族、国家或文明中,都并非存在目前所有种族、国家、文明都接受的“普遍人权”观念)。
()
“虔敬”同样是古代希腊人所普遍肯定和追求的价值。
作为雅典领袖,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尼克亚本人严格地践行虔敬一事多少便说明了这一点。
[10]()
最后,“智慧”也是当时希腊乃至其他古代文明所普遍追求的人类品质,尽管不同时代玫不同背景的人们对智慧的理解不尽相同。
()
综上所述,苏格拉底之宣扬美德虽然引发了希腊哲学的“伦理转向”,但这并非他个人的伟大创造。
事实上,他所张扬的美德与同时代一般希腊人心目中的美德大同小异,或者说都源自当时一般希腊人当中已然流行但尚不那么系统、严密的美德观念。
[11]()
既然苏格拉底所宣扬的诸种美德实际上是普遍的希腊价值观,那么无论从常识还是从其他角度看,鼓吹美德、传扬美德都不足以构成置苏格拉底于死地的理由。
()
然而,如果总有一个皮肤黝黑、鼻子扁平、眼睛外凸、挺着大肚皮、额头往前耸的矮老头子闲荡在雅典的集市广场,但凡遇到一个自视甚高或被认为有智慧的人,便不依不饶地盘问他反驳他,这难道不招来他们的恼怒甚至仇恨?
事实上,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正是以此解释他为什么遭人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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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言论环境相当宽松的古典时代的雅典,[12]苏格拉底的行为虽然可能使某些人怀恨在心,但也可能显得很“酷”,甚至可以说为雅典人提供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娱乐(按照苏格拉底自己的说法,雅典青年很喜欢观看长辈们被盘问、被反驳时的尴尬),因而实在很难想象这为什么能构成了置他于死地的重要理由。
()
那么,使苏格拉底获罪于雅典五百人陪审团的,是否是他的傲慢?
须知,他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受到神的差遣,要让自视甚高的雅典人明白:
他们其实十分无知。
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的行动受到了心中“戴蒙”的指引。
或许正是苏格拉底这种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作派惹恼了陪审团里的民主派甚至中间派,使投票判他死刑的人数大增?
()
但这仍然不可能构成苏格拉底获死刑的充足理由。
何以见得?
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雅典已享有很高程度的世俗化,荷马时代的拟人化诸神已经转型为气、火、水、土等理性或经验意义上的概念,再加上希腊神祗众多且相当宽容,并非后来犹太-基督教思维中的一神论上帝那么不宽容,雅典人心目中的传统诸神早已不像从前那么威严、神圣了。
[13]所以,苏格拉底之声称自己负有神授使命或受“戴蒙”的眷顾,不大可能构成致他于死地的渎神罪。
()
三何为“苏格拉底难题”?
既然诸神早已不像从前那么神圣,起诉者为什么指控苏格拉底不崇拜诸神,甚至以此定他的死罪?
这里有没有比不崇拜诸神隐藏得更深,但不便明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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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点上,所谓“苏格拉底难题”凸显了出来。
什么是“苏格拉底难题”?
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事,但他并非像后来许多思想家那样有大量文字传世。
他真是一字不著,尽得风流。
可是到底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
对此,我们根本不可能完全弄清楚。
我们既无法从他本人那里了解,也无法从其他渠道准确地了解。
流传至今的有关他的记述很少,也并非客观,在许多方面甚至相互矛盾。
()
按柏拉图的记述,苏格拉底虽与同时代人有过大量的思想交流。
可是同孔子的“述而不作”相比,他是连“述”也不“述”。
根据柏拉图的描述,苏格拉底的交流方式是穷追不舍、不留情面的提问和辩论。
被雅典法庭判死刑处死后,同时代他的弟子或者同情者写过不少回忆和辩护性质的文字,但多已失传,只有阿里斯多芬、柏拉图和色诺芬这三个同时代人的喜剧、对话和回忆录留传至今。
他们的记述有多么可靠或多么不可靠?
()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希腊古典时代乃至罗马时期的回忆录或传记作者并非以客观、真实为目标,而对可读性的追求却是不遗余力。
一则道听途说、并非引人入胜的传闻十有八九会被演绎成一个有滋有味甚至耸人听闻的故事,因而事件发生后几十年、几百年后所写回忆录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同时代人的记述一般被认为更加可靠。
[14]()
正因为如此,一般认为柏拉图和色诺芬作为同时代人所著有关苏格拉底的文字相对说来更为符合历史真实。
阿里斯多芬虽然也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但他是著名的喜剧家,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活脱脱是一个小丑,而当时任何有名的雅典人都难逃这种待遇,所以除了在他的作品中可以了解到当时雅典人把苏格拉底当作一个令人生厌的智者(Sophist)而非“哲学家”看待以外,苏格拉底记述的其他方面的客观性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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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阿里斯多芬刚相反。
他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回忆描写苏格拉底的。
原因众所周知----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无比服膺老师的思想和为人。
在他的笔下,苏格拉底是一个摈弃任何私利,一心一意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追求真理的大智之人,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讽刺家,一个极有自制力而且孜孜不倦追求美德的完人。
再加柏拉图的写作手法有高度的戏剧性和艺术性(尽管这种手法并非必然排斥客观性或貌似客观性),故而他的苏格拉底在某些方面也许符合历史真实,在另一些方面却可能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
那么色诺芬如何?
一般认为,他虽然出身贵族,却多少能超越阶级偏见,客观呈现事实,不像同样出身贵族的柏拉图那样总是戴着自己阶级的有色眼镜看问题,所以他笔下的苏格拉底、雅典乃至希腊相对说来更为接近事实真相。
色诺芬的另一个特点是语言平实,所勾勒出来的苏格拉底远不像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那么崇高、完美,所以在某些论者看来,他的苏格拉底比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更符合历史实际。
()
然而,色诺芬毕竟是苏格拉底圈子里的人。
他使用为贤者讳的笔法终究在所难免。
有时色诺芬甚至会做过头,显得手法拙劣。
例如,在他的《申辩》中,苏格拉底指责富有的大制革商安尼托是出于个人恩怨----苏格拉底对安尼托说,安尼托让儿子子承父业学制革,是毁了他的前程,儿子应当像其他青年那样到苏格拉底那里去接受教育才有出息,这就伤害了安尼托的尊严----而对他提出指控的。
[15]()
事实上,安尼托是不大可能出于个人目的而起诉苏格拉底的。
因为安尼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公认的一个温和、理智、识大体、顾大局的民主派,在雅典人中享有崇高威望。
仅就这一点而言,柏拉图显然比色诺芬更聪明。
他在大量关于苏格拉底的文字中保持了一种貌似中立的态度;在《梅诺篇》中甚至因有人攻击安尼托而为他辩护。
[16]()
这就是所谓“苏格拉底难题”。
----当后来西方人大谈“哲学家”苏格拉底,甚至把希腊哲学史齐整地划分为“前苏格拉底”和“后苏格拉底”两个阶段时,却陷入一个极大的尴尬:
由于现存资料来源很有限,根本不足以重构一个完整、准确的苏格拉底形象。
既然客观的苏格拉底渺不可及,甚至他到底是不是“哲学家”也可能是一个问题,[17]那么谈论苏格拉底究竟有什么价值?
()
四苏格拉底的贵族弟子与“难题”的历史背景
如此看来,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理由之所以显得那么空洞、牵强,那么含糊其辞,柏拉图和色诺芬是负有责任的。
那么他们二人到底有何难言之隐,在苏格拉底之死的根本原因上如此三缄其口?
()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哲学史转移到政治史,苏格拉底难题或许能得到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事实上,政治是苏格拉底难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谈哲学家苏格拉底而不谈政治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大多数哲学背景的论者谈苏格拉底却不谈政治,或至多只是少谈政治或者淡化政治。
同样的,谈前5世纪下半叶、4世纪上半叶的希腊政治而不谈民主,也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这一时期希腊政治史的主线是民主派与贵族寡头派(后者上台后往往实行僭主统治[英文为tyranny,有时被误为“暴政”])的结构性冲突;大小上千个希腊城邦大致可以划分为实行民主政治和贵族寡头政治的两大类政治实体,而每个城邦内部大体上又分裂为民主派和贵族寡头派两大派别。
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各城邦的民主派或贵族寡头派在激烈的内争中往往又同其他城邦的民主派或贵族寡头派结成联盟(顺便讲一句,这种情形意味着希腊人的“爱国”和“叛国”概念与现代概念只能是相似而不相同)。
[18]()
19世纪下半叶以来,民主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
由于这一缘故,希腊民主在东西方都一度受到热烈崇奉(爱屋及乌乃人之常情,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因这一缘故而受到过度崇拜;五四至今,中国鲜有人如实、理性地描述和分析希腊文化,结果是国人至今对其认识仍然十分片面,未能深入),甚至被大大拔高,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现代民主的源头即希腊民主,而实际上这两种民主在基本理念、形式、程序上都有极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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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尤其是五四时代的中国人过分崇奉希腊民主的另一个后果,是对希腊民主黑暗的一面视而不见。
但事实上,即便希腊民主也会犯错误,甚至可能犯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国家利益看都十分严重、愚蠢的错误。
这里仅举三个突出例子来说明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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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416年,民主的雅典人投票决定对米洛斯岛居民进行灭族性大屠杀,原因很简单,这个弱小城邦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中立,既不跟雅典也不跟斯巴达结盟,而在雅典民主派看来,这不啻是蔑视雅典的威信,挑战其作为提洛同盟盟主的地位。
[19]()
二,前406年,雅典军队在阿尔吉努群岛附近的一场大海战中打了胜仗,返回途中遭遇风暴,死亡四千多人;按希腊宗教习俗,军人尸体一定要找到运回家乡,以便以适当的仪式埋葬,若不如此,则有严重的宗教和心理后果;但由于暴风雨,将军们没有让船只折回去寻找尸体;回到雅典后,八个将军在打了大胜仗的情况下却遭到民主法庭的审判,其中六人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种种迹象表明,其悲惨结局的主要原因是派系间的恶斗。
[20]()
三,雅典人用民主表决的方式通过决议远征西西里岛的叙拉古。
雅典人在并没有靠得住的理由且与伯罗奔尼撒同盟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发动了这场侵略战争,企图将吞并那里的土地、掠夺那里的财富,结果大败,死伤几万人,领兵将军尼克亚斯和德莫特尼被叙拉古人俘虏并处死。
此役使雅典元气大伤,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败局已不可逆转。
()
然而,民主无疑也有它的优点。
正是民主制在前5世纪的雅典创造了一种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希腊戏剧、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辩论术、哲学等得到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从而对后来西方文明的演进产生了巨大影响。
民主最本质的优点,也许在于能够在既有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使共同体的大量人口能够亲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国家产生一种强烈的亲和感和认同感,不仅使每一个个人而且使共同体本身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雅典民主的确做了很多蠢事,但那是因为它在很多方面发育不全。
假如历史给这种民主更多时间,它完全可能逐渐完善起来。
总而言之,民主制是希腊城邦焕发出前所未有力量的根本原因所在。
()
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总是蔑视、贬损和诋毁民主政体来看,苏格拉底不是民主派,其政治立场应与贵族寡头派相同。
这一政治派别中虽然也包括一些富裕的中产阶级分子,但其主流却是贵族。
尽管苏格拉底本人并非贵族出身(他的母亲是一个接生婆,父亲是一个石雕师,这种职业因其艺术和技术“含量”甚高,在古希腊的社会地位应当比现代意义上的石匠高),但他的主要弟子和朋友却都是贵族,而且在政治上无一例外都属于贵族寡头派,如柏拉图、色诺芬、柏拉图母亲的堂兄弟克里提亚(Critias)、柏拉图的舅父卡尔米德(Charmides)、阿尔克比亚德(Alcibiades)、柏拉图的哥哥阿迪曼托(Adimantus)和格劳康(Glaucon)。
[21]这些贵族中,柏拉图、色诺芬二人虽然历经坎坷,尚能享有善终,并且留下了为苏格拉底辩护的大量文字,但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阿尔克比亚德三人则未得好死。
他们死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贵族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政治斗争,而三个当中最臭名昭著的,无疑又是克里提亚。
以上所述均为公认的事实,不需要什么论证。
()
前404年,雅典在已持续了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战败投降,被迫拆毁城外连接雅典和庇拉乌斯港的防御性“长墙”和所有作战舰只(这不啻是自废武功----海军是雅典作为立国的最重要资本)。
紧接着,斯巴达军队进驻雅典,指定一个三十人委员会为未来的政府起草法律法规。
可是这些人却没有从事其本应从事的工作,而是组成了一个极端暴虐的寡头政权。
该政权一上台,不经审判便对民主派对手大开杀戒,抄没他们的财产,也将他们中很多人流放他乡。
僭主们把民主派赶尽杀绝后,便对自己人当中的温和派大开杀戒。
这就是著名的“三十僭主”暴政。
()
僭主暴政的首脑人物正是柏拉图的亲戚克里提亚,柏拉图的另一个亲戚卡尔米德则是克里提亚的帮凶。
僭主们残暴的统治激起了强烈的反弹,流亡外邦的民主派积蓄力量,很快卷土重来,与僭主武装在雅典城外展开激战,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均在战斗中被杀,而斯巴达方面见三十僭主极不得人心,从自身利益考虑未进行干预,默许雅典恢复其民主政体。
据记载,僭主暴政只持续了八个月。
期间,以种种罪名被僭主政权杀害的雅典人高达一千五百人,几乎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十年中战死的雅典人相当。
[22]就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内乱中被杀害而言,三十僭主暴政在雅典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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