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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农村改革回顾与改革的深化
30年农村改革回顾与改革的深化
30年农村改革回顾与改革的深化[1]
章猛进[2]顾益康[3]黄祖辉[4]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
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不仅贯穿整个中国的改革,而且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原动力、助推器和晴雨表。
要实现13亿中国人口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农民、农业、农村仍然是未来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点。
基于此,深入总结30年农村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正确面对现实发展的问题与挑战,大胆探索深化农村改革的思路和途径,不仅对于解决好“三农”问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总结浙江30年农村改革的基础上,对当前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思考和对策建议。
一、浙江30年农村改革的轨迹和成就
中国30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浙江的实践也是如此。
1978年到2007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从123.72亿元增加到18640亿元,财政总收入从27.45亿元到324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65元增加到826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82元增加到20574元,分别增长了151倍、118倍、50倍和54倍,全省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从63.7%上升到94.5%,城市化率从14.1%提高到57.2%,提高了43.1个百分点,75.9%的农村劳动力已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达到81.5%。
浙江农村30年改革发展的轨迹,概括起来,是一条从解放思想到解放农民和解放农村生产力,从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不自觉到自觉的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路子,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三农”发展之路。
1、变革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的转变。
从上世纪80年代取消统派购制度到90年代取消粮票和粮食定购任务,再到新世纪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终止了延续千年的“皇粮国税”,农业发展进入到无税时代,促进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计划农业到市场化、产业化农业的转变,开创了从传统农业到效益农业,再到高效生态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时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推动了农产品供给从严重短缺到全面充裕的历史性转变。
2、推进农业和农村市场化的改革,使农民获得了自主的生产经营权、自有的财产所有权和自由的创业就业权。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民兴起了自主创业和自由择业的浪潮,千百万农民率先闯市场,涌现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务工经商者,广大农民实现了从单纯的农业劳动者到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自主创业者和自由就业者的转变,农民的千变万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千姿百态,推动了整个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这些转变使农民收入和财富大幅度增加,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20多年在国内省区保持第一,生活消费水平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农民生活实现了从基本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转变。
3、快速推进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浙江成为市场大省和经济强省。
农村改革使得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个私经济放手发展,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率先推进,民营经济快速壮大,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专业市场和小城镇蓬勃发展,农村劳动力和二三产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的格局。
农村经济实现了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到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的转变,农村所有制结构实现了从单一的集体经济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县域经济实现从单纯农村地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导、城市为中心的特色块状和区域集群经济转变,全省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分别列全国省区的中下游水平,到2007年分别上升为第4位和第1位。
浙江农村经济发展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实现了由落后的农业省到市场大省、经济强省的历史性转变。
4、积极实施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方略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打破城乡分割发展的格局,从城乡互相制约到城乡互进共促的融合发展,开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又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先后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在这些战略方针指导下,浙江大力实施“八八战略”,率先制定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积极探索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不断加大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整体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和“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等统筹城乡发展的系列工程,全面推进政府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进而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村为城市服务的传统格局,开始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格局转变。
5、顺应历史潮流和农民需求,积极探索党领导新时期“三农”发展的方式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站在改革前列,以新理念催生新思路,以新思路促发新举措,创造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浙江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以思想大解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以经济大发展带动农村社会的大变革,促进农民素质的大提高,广大农民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在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
各级领导干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支持农民的创造,及时总结推广和引导农民的创造,逐步形成了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干部与群众的互动,在“三农”工作方法上从行政命令、瞎指挥,向科学调控、因势利导方面转变。
二、浙江30年农村改革的特点和启示
回顾总结浙江30年的农村改革,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的特点和启示。
1、在改革的目标上,坚持以农为重,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改革的首要目标。
从农民占绝大多数和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省情出发,从当时最严峻的农产品全面短缺、农民温饱不继问题入手,推进农村改革,致力于解放农业和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和农村的全面进步。
实践表明:
农业兴、中国兴;农民富、中国富;农村稳、中国稳;农民充满生机活力、中国就生机勃勃。
2、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坚持以人为本,把增进农民权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核心是顺应农民利益需求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尊重农民首创精神,赋予农民自由权利,从农民群众最迫切的解决温饱、增收致富、摆脱改变大锅饭、大呼隆的生产和分配体制的需求着手,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还权于民,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和自主创新创业的权利,让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注重激发农民创新创业的活力,努力创造让农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条件。
3、在改革的思路上,坚持市场取向,把建立市场取向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
实践表明,农业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一方面也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具有明显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因此,还必须注重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有效调控,不断的探索建立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在改革的突破点上,坚持以地为源,把不断创新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
其目的是改善土地资源在财富创造与分配中的杠杆作用。
从实行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入手,赋予农民对农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使土地的家庭经营成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首要途径;在此基础上推进非农建设用地的改革,赋予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兴办乡镇企业的权利,使农民得到了兴办乡镇企业的土地资源的基础条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农建设用地的增值利益。
同时,在推进国家非农建设用地征地制度的改革中,也逐步地提高对农民的经济补偿和利益保护。
5、在改革的操作上,坚持注重实效,把“多予、少取、放活”作为改革的重要抓手。
首先从“放活”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加强农业、繁荣农村、放活农民入手,既让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人,启动了农业生产和流通的市场化进程,又允许和鼓励农民兴办乡镇企业、个私经济、进城务工经商。
在“放活”的基础上,又不断“少取”和“多予”。
如:
不断减轻,直至免除农业税费和农民的各种负担,开创了农业的免税时代,不断增加对“三农”的各种投入和补贴,广大农民从改革中最先得到实惠。
6、在改革的方略上,坚持城乡统筹,把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割体制作为改革的长期战略。
按照减少农民才能发展农业、转移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的思路,让农民积极参与到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去,它直接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专业市场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和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农民成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使“三化”成为促进“三农”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7、在改革的方法上,坚持务实创新,把从实际出发和“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的判断标准。
主要体现在:
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鼓励农民创业和创新,不断清除束缚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中的“左”的思想和政策体制障碍,不断总结、提炼和推广基层创造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并不断把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新的政策和法规。
8、在改革的路径上,坚持循序渐进,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允许试验”作为改革的探进器。
中国的改革既没有先例,又不能照搬西方国家模式,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渐进式的、与时俱进的改革是一条可行的路子。
实践中,我们的改革正是走了一条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体制,从点的试验到面的推广,一直到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重点的城乡经济社会政治各个层面的综合配套改革。
在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不断拓宽改革的领域、不断丰富改革的内涵、不断深化改革的层次,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三者关系在实践中日趋协调。
9、在改革的激励上,坚持利益驱动,把合理的利益诉求作为改革的动力源。
率先推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改革,从低效率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转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此同时,积极倡导先富带后富,探索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新举措和新路子。
10、在改革的推动上,坚持群众路线,把上下联动、互动共进作为改革的推进力。
努力做到中央的改革部署与广大群众的改革意愿相一致,党政干部与广大群众互动互促,着力形成全党全社会不断深化改革的共识与合力。
各级领导干部不断解放思想,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尊重、鼓励、支持、引导农民的创新创业活动,调动方方面面投身改革的积极性,充分显示党和政府对改革的领导推动作用。
三、当前“三农”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30年的农村改革与发展,为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的改革源于农村的改革,中国的发展源于“三农”的发展,农村的改革发展成为推动中国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但与此同时,“三农”为中国的高速增长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两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变成为从事二三产业的廉价农民工,几亿亩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廉价征用。
廉价的农民工、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环境这三大红利贡献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广大的农民工却没能享受到平等的企业职工权利,大量的失地农民没能分享到相应的土地增值利益,大范围的农村生态环境被严重污染。
从纵向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三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基本小康的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从横向看,我国“三农”问题依然很严峻。
农村依旧落后于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在不断的扩大;农民还未能享受到平等的公民待遇、劳动权益、土地权益和财产权益;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落后社区、农民是弱势群体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我国目前还存在城乡收入巨大反差、城乡社会事业巨大反差、城乡财政支出巨大反差、城乡信贷资金巨大反差、城乡投资规模巨大反差等问题。
因此,“三农”问题并没有因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缓解,在许多方面反而是更加尖锐了。
概括起来,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农业发展面临着地位边缘化、规模细碎化、经营副业化、劳力高龄化、产销无序化、科技口号化、设施陈旧化、产业低效化等问题的困扰;传统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和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保障体系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适应;忽视农业、无视农村、轻视农民的问题还在加剧。
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迫在眉睫。
二是农民就业面临着农业就业不充分,非农就业不稳定,权益难保障、收入难递增、身份难转换等严峻挑战。
实现农民充分就业、稳定就业、和谐就业的任务十分艰巨。
现实中,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特别是纯农户增收十分困难,投入资本缺乏、非农就业难。
进一步创造农民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保障农民平等的公民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提高农民创业就业能力、形成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机制迫在眉睫。
三是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着耕地日趋减少,农户经营规模越来越细小、越来越缺乏长期投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集约经营难,征地制度不完善、征地行为不守法,非农建设用地中的浪费和腐败现象依然严重,农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以及农户宅基地和住宅缺乏平等物权,农民不但未能充分享受土地用途转换的增值收益、而且城市大量侵占农村资源,又形成新的城乡“剪刀差”。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迫在眉睫。
四是农村社会事业管理服务仍面临着无序状态、公共服务缺失、文化生活贫乏、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严峻问题。
缩小城乡社会建设差距、改善农村基本民生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任务十分艰巨。
突破城乡二元社会权利结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迫在眉睫。
五是农村政治建设面临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没有充分保障、社会治安隐患多、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环境等严峻问题。
加强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和谐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推进基层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乡村治理结构迫在眉睫。
六是农村发展面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和城乡二元体制的严重制约,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中的城市偏向尚未根本改变。
有的法规政策存在重城轻农、重官轻民、重富轻贫的现象。
对农民不公平的政策、制度和法规不但还没有完全清除,而且还在出现新的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体制机制,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十分艰巨。
推进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迫在眉睫。
事实上,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难,都与“三农”问题直接关联。
比如,内需不足就与农民群体低收入、低消费、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直接相关。
又如,国际贸易频繁遭遇技术壁垒和反倾销、人民币币值不断升值、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内在动力不足、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改变等问题,也与2亿多农民工长期廉价、社会保障普遍缺失等问题有直接的关联。
再如,土地征用和使用上的大量违法行为和浪费行为,导致农民抗争,社会不稳,也与农民土地权益的缺失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有直接的关系。
总之,当前经济社会上发生的重大问题或潜在的问题,都与“三农”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好有关,“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急中之急。
四、深化改革的对策建议
下一步的改革应该在认真总结30年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紧迫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总体设计,着力推进。
深化改革还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作为主攻方向,要尽快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城乡不平等的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还权于民、用权于民,真正给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财产权利、劳动权益和土地权益,实现农民自由、全面的发展。
下一步应着力深化以下五大方面的改革。
(一)深化农业发展体制改革
我们认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要从人多地少的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业生产者增收致富为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政府宏观调控和依法保护为保障;坚持富民强农的基本宗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本制度,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按照整体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的要求,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市场潜力优势,全面增强科技支撑能力、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走出一条经济高效、功能多样、产品安全、技术密集、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1、深化农业经营体制和农地制度改革,致力于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
从当前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形成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地制度,与现代农业、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已越来越突出。
一是农业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数量越来越庞大、经营规模极其细小、分散,这种小规模的农户经营既难以应用现代科技现代农机,难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更难以参与市场竞争,也难以使农户致富。
二是统一经营服务层次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没有能力承担统一服务的功能,统一经营和服务名存实亡。
三是农民承包的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缺乏长期投资的信心,虽然法律规定30年不变,但由于人口变化,各地几年调整一次的情况相当普遍。
四是对常年抛荒农户缺乏有效治理措施,离农的农民不愿意转让土地,而常年务农的农户得不到更大扶持,有失公平。
五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服务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不适应变化的形势。
六是现有的公司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也存在很大缺陷,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大多数都是简单的买卖关系,交易成本高昂,不能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因而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格局。
基于此,有必要对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进行有效的改造对接。
建议把现有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提升为以专业化、规模化、农庄化的家庭经营为基础,并与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经营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
建立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改革方案,一方面,要把农业家庭经营作为农业基本生产形式,把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家庭农庄作为现代农业的生产主体,通过转移农业劳动力和推进农民市民化,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致力于逐步减少从事农业的农户和农业劳动者的数量,使专业农户成为专业化、规模化的家庭农庄,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主体和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
另一方面,要大力引导家庭农庄(专业大户)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以引导农业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的家庭农庄(专业大户)组建专业合作社,从而形成家庭农庄的生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统一经营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建立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还需要深化农地制度改革。
改革的重点是把30年不变的农地承包制时间同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100年相衔接,即把现行的30年农地承包期延长到100年不变,明确赋予农户10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充分体现中央关于农户土地承包长期不变政策。
同时加快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和农地转用权的法制化,让农户拥有对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和完整的财产物权。
建立政府管理下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交易市场,允许和鼓励农户之间按照自愿、依法、有偿、有时的原则转让土地使用权,促进农地向专业大户和种田能手集中,逐步使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庄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主体。
也可以采取土地入股、组建股份合作社和股份公司的形式,推动农业规模经营。
同时,强化政府对农地流转和转用的依法管理,促进农地市场化流转,确保农地农用、不得随意转为非农建设用地,还要对承包农地的常年性抛荒进行依法处罚,促使长期不经营农地的农户把农地流转出去。
政府资金集中对农业基础设施加以整合投入。
在具体操作中,在二轮承包经营比较公平合理的地方,可以在不调整农户承包土地的情况下,顺延到100年,并发给农户100年的承包经营权证,明确这种农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的性质。
在二轮土地时承包农户之间土地数量不太平衡和公平的地方,可以再做一次适当的调整,也可以采取经济上补偿的办法,使承包土地大致公平,然后顺延到100年。
对于已经全家户籍农转非、并在城镇安居乐业、享受市民同等待遇的人口,必须把其承包的农地和山林一次性有偿转让出来,今后不作农民对待,以增加纯农户的农业资源。
同时,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不再承担农户承包地的统一经营管理和土地调整职能,由县乡两级政府部门建立农地管理专门机构,承担农地依法管理的职责。
此外,要完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惠政策,要给与其比一般的农业龙头企业更加优惠的政策。
对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给予免税或减税,使农业生产者通过合作社能真正享受到加工贸易的增值利益,进而引导专业大户、家庭农庄走合作发展的路子。
促进一部分农民转入二、三产业开拓生产门路,一部分农民就地当农业工人,使农民既有承包土地转让好处,又能根据自己能力开拓就业。
另外,还要按照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方向,深化农村供销社和信用社的改革。
把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成为农业产供销合作联合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社,帮助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产品销售、技术培训、商标制定、广告宣传、市场开拓、法律援助等。
也要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改制后的供销社开展合作信用保险业务,参股和兴办农业合作银行。
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坚持合作制的方向不变,不应该急于把信用社改成股份制的民营银行。
要促进现有的供销合作社、信用社与专业合作社进行有效整合,成为农民自我服务、走向全国和世界市场的最重要的组织载体。
2、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致力于建立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
要进一步改革农技推广体制与体系,对涉农院校、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农技推广组织进行有效的力量整合,形成政府指导下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农科教”相结合、“产学研”一体化的农技推广体制与体系,建立专业化和区域性的综合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和现代农业示范与辐射基地。
同时促进政事分开,各级行政部门的技术推广任务、项目经费要相应地整合到新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中去,使科研经费真正集中用于农业科技。
3、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致力于形成开放、统一、高效的农产品市场物流体系和农业地区分工协作机制。
要坚持农业区域化与市场化的方向,无论是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还是其它农产品,都要坚持放开生产经营和流通,都要让农民自主安排生产、自由出售农产品。
同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建立粮、油等主产基地和产业带,鼓励专业合作社生产国家安全需要的粮油农产品。
国家要鼓励产销两地开展对接,达到产地积极生产,销地积极收购,确保粮油安全。
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开展跨区域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全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开发能力,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致富、安居乐业。
国家财政要致力于建设和培育全国统一、开放、高效、多层次的农产品市场和物流网络。
要坚决开通常年性、全国性地开通鲜活农产品的免费绿色通道,加快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体系建设。
要建立农资价格与农产品价格挂钩的价格调控机制,使国家政策性补助真正落到农民腰包。
4、深化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致力于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的行政管理机构和支农政策体系。
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管理的要求,整合现有的涉农行政机构,充分发挥其行政效能。
近年来各级政府农业投入很多,但投入机制还不健全,投入分散、效率不高、农民实惠不多。
建议尽快建立完善经常性的公平投入机制和突发性问题应对机制相结合的投入体制,以法律法规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有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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