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礼学思想内容是什么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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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礼学思想内容是什么doc
孔子的礼学思想内容是什么
孔子的礼学思想内容
孔子的礼一直是我们尊崇的文化,也是我国礼文化的奠基石。
孔子的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克己复礼,要看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修养及所谓的家教,那就要观察他平时的行为交往,礼一般都是隐蕴其之中。
懂得克制自己的行为,在礼的范围内做规范的事,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学识、有内涵的人。
在自尊的基础上还要学会尊重理解他人,懂礼用礼是必不可缺的,这是前提条件。
其次以和为贵,一个人有修养内涵还不都,在人人往来的社会环境中,以礼待人,以礼和人,特是极其重要的。
家庭、社会,上至国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和。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庭和谐了,人人交往和谐相处,社会也会跟着和谐,国家就会达到一个太平盛世的境界。
最后是以礼治国,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拯救和恢复西周的礼一直是他的梦想和追求,他主张以礼治人,以礼服人,反对法治,他相信道德的力量比刑法更有说服力,更能使人民信服。
这一思想在他的种种行为中皆有体现。
孔子的礼一直是我们推崇的文化,礼从古存留至今,是一种摸不着看得到的文化。
它对我们生活文化乃至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
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在《史记》、《庄子》、《礼记》中都有记载,《庄子》的相关文字如下,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这里记载孔子往南去到老子的隐居地沛地去求教学问。
老子见到孔子不远千里前来求教自己,很高兴的接待了孔子并与他彻夜长谈。
孔子在沛地求教了老子几日,深觉受益匪浅,临行归鲁之时。
老子相送,告诫孔子不讥人非,不扬人恶,孔子恭谨受教。
相送到黄河边,孔子望着滚滚黄河感慨道: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感叹岁月的流逝不止,人生死后去往何方。
老子则以道家思想回应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不要贪婪的追求功名利禄就不会迷失自己,徒生烦恼。
孔子向老子解释自己是忧虑国家不行仁义,百姓不能安乐,人生短暂,不能为国家万民做出贡献。
老子则说:
天地运行自有规律,这都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行仁义安天下,这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又何必劳烦人为自然担忧呢。
尔后又劝诫孔子学习水之德,上善若水,谁善利万物而万物莫与之争。
孔子回到鲁国之后,他的弟子门人问他是否见到了老子,老子是个有什么样贤德的人。
孔子感叹说:
老聃,真吾师也。
老子与孔子亦师亦友,孔子曾数次问学于老子,老子的道对孔子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论语》中有深刻的体现。
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孔子是个怎么样的人,历史上儒生都将孔子看作是极其伟大的圣人,对孔子的言行都极为推崇,就好比西方人信奉上帝那般信仰孔子。
的确,孔子在各方面的成就之大足以被世人尊称一声圣人,然而其实孔子也是一个人,他也会有犯错,也有不足之处。
孔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伟大人物,在思想、教育等各方面的成就都无比巨大。
他为实现政治理想坚持游历各国十余年,即使碰壁,即使多次差点丧命,他也不曾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是个坚持、乐观、积极向上的人;他主张与人为善、热心助人的人生观,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是个善良、富有同情心、热心的人。
他曾拜师于与他学识相差不远的老子为师,多次不远千里问礼于老子,据传他还曾拜七岁儿童为师,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是个热爱学习、虚心向学的人。
孔子优点无数,但其实他也有缺点。
孔子不光彩的身世与少年时期上门去鲁国一贵族府上讨吃喝却被轰出府的受辱经历使他有了自卑感,而他的自卑感使得孔子在他爬上高位后用杀人的手段来巩固地位时变得专横、独断;从孔子问礼于老子后辞行时,老子赠给他的几句忠言中,也可以看出孔子喜好揭穿别人的缺点,为人有点自我的缺点;从历史记载中孔子繁复奢华的生活方式中可以看出孔子其实比较虚荣,比较看重别人对他的看法。
虽然孔子的缺点有不少,但是那掩盖不了他的优点、他的成就,总而言之,孔子担得起圣人这个尊称。
士人入仕为官的一条捷径。
如此一来,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热门(关于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礼之风的盛行,吴龙辉博士有较详细的论述
(2)。
孔子生逢春秋末世,自然受这种风气的影响。
据说他小时候做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摹仿大人作礼仪演习,大概就与这种风气的影响有关。
长大以后,孔子凭着“好学不厌”的精神,敏求善思,终于成为一位名闻当时的礼乐文化大师。
他设坛收徒,不仅很多普通人来向他学习,而且一些贵族人物也经常来向他学习,请教各种礼乐知识。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
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但孔子对于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他曾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节奏,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
那
么,这个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呢?
《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很珍贵的启示:
宰我问:
“三年之丧,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
“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
”“女安则为之。
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
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
“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丧这一礼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它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恰当的方式。
一个真正热爱和怀念父母的人,会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否则便于心难安。
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孔子称之为仁。
仁既是礼所由生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们自觉守礼的内在动力。
只有仁发于心,则行才能合于礼,仁心不动,礼就失去了根据,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虚文。
既然是虚文,当然就可以随意改动,也可以随意废弃了。
宰我欲改三年丧制,孔子便斥之为“不仁”,原因即在于此。
由此可见,所谓礼的本质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仁。
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八佾》)
的确,为人而不仁,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
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
毫无疑问,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
《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
’何谓也?
”子曰:
“绘事后素。
”
曰:
“礼后乎?
”子曰:
“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矣。
”
冯友兰解释此段说:
“子夏以‘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犹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可施脂粉也。
否则礼为虚伪形式,非惟不足贵,且亦可贱矣。
”又说:
“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
”(3)冯友兰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来释“礼后”,可以说十分恰当独到。
所谓“真性情”,即是根之于心、流露于外的仁心、仁性。
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的确是无可怀疑的。
必须注意,孔子并没有因为仁的发现而贬低或轻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规范价值,相反,恰恰是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
礼既然是仁心外化的必然表现,那么只要是人,如果他内心还有一点真性情,如果他不想泯灭这点真性情而沦为禽兽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范,否则,他就是“不仁”。
这样,本来是仁心外化的礼,最终却反过来成为判别一个人仁还是不仁的标准。
由此可见,仁虽然超越礼而对礼的生成和践履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并未取代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价值。
相反,当孔子把礼深深地植根于仁的基础上之后,礼作为支配人类生活和行为的道德规范,其合理性、权威性、必要性、重要性,都被更加有力地确认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心性范畴的仁还为礼的永恒性奠定了基础。
世道会变,但人之为人本诸自然的一些基本性情不会变(如亲情、友情、恻隐之情等等),与这些性情相适应的一些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也不会变。
荀子说: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
”(《荀子·天论》)董仲舒也说: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话人们往往只道其荒谬的一面,而未见其合理的一面。
如果能从儒家心性论的角度去审视,则这些话未尝没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
换言之,礼的合理性、权威性、永恒性在儒家那里不是凭空确立的,而是有其心性的基础。
事实上,从本诸自然的人之常情出发来论证传统礼义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是自孔子以至当代新儒家一脉相传的家法。
可以说,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自始至终都担负着为传统礼义辩护的理论使命。
冯友兰曾说:
“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
”(3)这话非常正确。
而孔子所给与原有制度的“理论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仁。
如果说,礼是孔子归本三代、述古得来的话,那么作为礼之根本的仁,则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
仁基一立,本诸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三代礼乐秩序这一现实的根基崩解之后,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1)。
在这个“生长点”上,三代礼乐这颗数千年历史孕育而成的文化的种子,经孔子亲手采撷、点播,又重新生根发芽。
孔子之后,在历代儒家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这棵新芽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
因此,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
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
大哉仁!
大哉孔子!
二、仁、礼相成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面,仁和礼实在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混然一体,而非毫不相干、各自独存。
它们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
如果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便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唯一恰当的方式和途径。
孔孟都曾把礼比喻为出入房屋所必经的门户。
孔子说:
谁能出不由户?
何莫由斯道也?
(《雍也》)
孟子说:
夫义,路也;礼,门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
(《孟子·万章下》)
以礼为门,这个比喻形象而又恰切,准确地反映出礼在孔子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
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做那见不得人的“穿窬”者(《阳货》),否则,便不能出不由户,也不能行不由礼。
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人才能实现其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说,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
而只有当仁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时,它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完美的人格。
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将其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规范和约束,在实践中实现为完美的人格。
可以说,离开礼,别无其他“成仁”、“成人”的门路。
《论语·宪问》篇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说: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卡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可见,“文之以礼乐”是任何人“成人”的必由之路,少了这一步,即使拥有“知”、“不欲”、“勇”、“艺”等优秀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
孔子还说:
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泰伯》)
看来,一旦失去礼的规范和约束,不仅“成人”无望,而且还会使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走向它们的反面,带来种种弊端,甚至酿成大乱。
特别是“勇”,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而“勇者不惧”居其一(《宪问》)。
他还说:
“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
可见,他主张有勇。
但“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盗”(《阳货》)所以,他又明确表示自己“恶勇而无礼者”。
其弟子子路以勇武闻名,孔子也很看重他,曾说: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子路听了很高兴,而孔子却接着说:
“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认为子路虽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之才,但还不是一个仁者:
“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
”(《公冶长》)孔子为什么不以仁许由,原因或不止一条,但子路的“勇而无礼”,恐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孔子认为应“为国以礼”,而子路却总是“其言不让”(《先进》),“野哉由也”是孔子经常训斥子路的话。
孔子曾说“事君尽礼”(《八佾》),又说: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先进》)但他认为子路及其另一位弟子冉求都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他们只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具臣”,而不能说是“以道”、“尽礼”的“大臣”。
尽管他也肯定子路、冉求都不至于跟随着乱臣贼子去做那“弑父与君”的悖逆之事,但从君
子人格的完美性上看,由于不能“以道”、“尽礼”,所以总不免有所缺欠。
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唯一许为“三月不违仁”、并且曾想以衣钵相传的人是颜回。
为什么呢?
原因也可能不止一条,但颜回对礼的地位和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深得孔子仁学和礼学的关系之奥秘,或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克己复礼为仁”即是孔子传给颜回的仁学大法。
颜回请问其目,孔子又教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十六字诀。
颜回听了恍然有悟,恭恭敬敬地谢道:
“回虽不敏,请事斯语。
”(《颜渊》)后来颜回赞美孔子对他教育的恩德时,用的也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样的话。
看来,颜回对礼的体会和践履与孔子许其为仁之间,恐怕有着不小的关联。
而礼对孔子“成仁”或“成人”之教的价值及其在孔门儒学中的地位,也由此可以想见了。
从成就完美人格的角度来说,仁可以说是德之质
,而礼则是德之文,文质须相辅而行,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
所以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卫灵公》)
又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卫灵公》)
总而言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
依仁成礼,以礼成仁。
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仁发于心,才能自觉地遵守礼;也只有依礼而行,才能最终成就仁。
这看起来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一个矛盾,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前一个仁指的是人之为人本诸自然、根之于心的真性情,而后一个仁则指的是经由礼的规范之后,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了的完美人格。
两个仁实际上是同一范畴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型态。
换言之,仁作为一个道德范畴,有一个从潜在的德性到经由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人格的过程。
它是动态的,不是静止不变的。
因此,依仁成礼和以礼成仁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恰恰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仁作为一种品德具有内在和外在双重性质。
就其根源而言,仁是内在的,就其实现而言,仁是外在的。
明白了这一点,则那种关于“《论语》中的‘仁’充满悖论,神秘莫测”,“复杂得使人灰心丧气”的悲叹便似乎可以终止了。
(4)
三、由仁礼相成看孔子的人性观
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来比喻:
根之于心的性情之仁犹如一块璞玉,虽然蕴含着上好的玉质,但未经雕琢之前,它还不能说是纯美纯善的艺术品。
它不仅质朴无文,混沌未开,而且还混合着其它杂质,甚至藏污纳垢。
这时,充其量它只是一块上好的玉材而已,既非艺术成品,也就没有多少观赏价值。
一块玉材只有经过一番精雕细刻之后,才能剔去杂质,尽现文理,成为美仑美奂、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
同样,根之于心的仁要从潜在的德性之真发展为现实的人格之美,也必须经过一番刻磨雕琢的功夫,只不过刻磨雕琢的工具不是刻刀,而是礼。
因此,学礼、知礼、视听言动皆不违礼是人们修养成人必不可少的功夫。
仁不存于心,礼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仁虽存于心,没有礼的约束和规范,也未必能实现为完美的人格。
《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几句话,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而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也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也才感到妥帖。
通过上述喻论,我们似可对孔子的人性观有所解悟。
有的学者说,孔子对人性未曾有明确的主张,此说似可商榷。
仁作为潜在的德性根之于心,其质地美善,但未经礼的雕琢之前,它又非纯美纯善,这就是我们从上述喻论中得出的结论。
如此,则似乎可以肯定:
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即是孔子的人性观。
以此为基础,孔子既确立了仁的自主性地位,又确立了礼的规范性权威。
因为人性有善,所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因为人性非纯美纯善,所以需要“学礼”、“知礼”,“克己复礼为仁”,“不学礼,无以立”。
毫无疑问,如果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果为孔子的人性观,则人在修养成人的过程中,其来自内部的自由、自律和来自外部的他由、他律,应当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其间并无逻辑上的矛盾和不彻底。
有的学者之所以有此看法,主要原因可能即是未能认清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这一独特的人性观。
关于孔子人性观的上述认定,还可以使我们对于从孔子到孟荀之间儒学发展的逻辑线索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恰是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两个方面合乎逻辑的分化和发展。
孟子就其性美善的一面而言性善,以此为基础,强调“存心养性”,强调道德自觉;荀子则就其人性非纯美纯善的一面而言性恶,强调克己修身,强调礼法规范。
看起来矛盾对立、不可调和,事实上却本出一源,都是上承孔子而来。
从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推论孔子的人性观乃是一个尝试,结论未必恰当,但研究孔子的人性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子贡说: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公冶长》)以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及其与孔子关系的密切,他所“不可得而闻”的,别人恐怕也难得而闻。
因此,《论语》所载孔子明确论及人性的话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相信子贡的话。
从《论语》所载内容来看,孔子的确不象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那样,直接而明确地谈论人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
这可能与他对人性动态而复杂的特点的深刻体认有关。
我们平常说到孩子,往往说:
这孩子还小,没定性。
就是说这孩子长大后究竟怎么样,还说不准。
说不准自然就不好强说。
孔子对于人性的态度,可能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如果用查引得的方法,从《论语》中寻找“性”字,然后就此探究孔子的人性观,那一定会空手失望而归,绝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一句“性相近”,并非没有价值,但除了含有后来孟子所揭示的“圣人与我同然者”的意思之外,并未揭示“性”本身的性质内涵。
因此,我们不能用查引得的方式去研究孔子的人性观。
事实上,孔子有他自己谈论人性的独特方式,如果我们能转换一下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论语》中的有关记载,那么,其中很多并未明言人性如何的话,实际上恰恰蕴含着孔子的人性预设及其对人性的独特体认。
比如,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而孔子批评他“不仁”时,这正如我们平常指责某某人“没人性”一样,其中正暗含着一个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
再如,孔子论“直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这个“直”实际上就是父子天性的自然流露。
天性由中而出,不加伪饰,是为直。
孔子很珍
视直性,反对不直,认为“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
直所透露出来的真性情乃是“礼之本”,如父子天性即是孝敬之本。
失去了这点天性,什么孝敬什么礼义,统统失去了意义。
这点天性乃是善的种子,或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照亮人生的“一点灵明”,可贵无比。
但是,孔子又说,“直而无礼则绞”。
这又说明,直之为性虽然可贵,但若无礼乐文饰节制,也未必即是美德,纵使父子天性也不例外。
如果对父母不能“生事之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则单凭一点父子天性,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孝敬。
如此一来,则孔子关于天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必经礼乐规范而后至美至善的思想,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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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钧林
中国儒学史·先秦卷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2]吴龙辉
原始儒家考述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6年。
[3]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1961年。
[4][美]郝大维、安乐哲著,蒋弋为、李志林译:
孔子哲学发微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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