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文美文第1期专题名人专题李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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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美文第1期专题名人专题李白
时文美文
第1期专题:
名人专题——李白2005年2月单位:
区教研室
辉煌盛唐的歌者
傅道彬
李白是最具盛唐风韵的诗人。
他是盛唐的骄子,是空前的盛唐文化哺育了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有魅力奇采照人的大诗人。
盛唐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交通便利,国力强盛,不仅有空前的南北文化的融合,更有了空前的中外文化的交流,而沿着李白的生平足迹看过去,他自幼生长在西域的碎叶(今吉尔吉斯坦托克马克附近),自小就接受胡地文化的熏陶;少年和青年时代成长在四川,受到蜀地文化的滋养;成年和壮年时期又漫游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祖国的名山大川,京洛的富庶繁华以及国家的空前强盛八方来朝的鼎盛局面,都感染着他,更屡屡添其豪兴,壮其豪气,使其诗作有了一段他人没有的神采!
李白正是用他的一生来感受,也用他的诗积淀着南北文化、中外文化融合交流的盛况。
李白更是用自己“一生傲岸苦不谐”的独行特立来辉映着盛唐,构成了原本辉煌的盛唐气象中最有神采、最夺人眼目的一道风景。
当唐代的广大士子或埋头苦读准备考取状元以一鸣惊人时,或从军塞外准备凭借军功以一飞冲天时,李白却选择了“终南捷径”,即所谓隐而求仕,他不屑于芸芸举子的常规之路,他要走出一条与众不同,更让人震惊更让人艳慕的成功之路。
果不其然,天宝元年(742),唐玄宗亲自下诏,诏李白入京。
李白从二十五岁去蜀远游,经十七年的遍访名士以激扬声价,屡屡投书显达以抬高身价,就是为了这以布衣而致卿相的一天。
这一天真的就来了,李白怎能不喜上眉梢喜出望外喜不自禁呢?
他的那首《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正是他这种喜不自胜的心情的真实流露: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烹鸡酌酒,这是欢庆喜讯的序幕;高歌起舞,这是欢庆喜讯的高潮;仰天大笑,这是多么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这是多么自负的心态!
如果说这首七言古诗的前六句,是刻画了诗人的欣喜、兴奋、激动的心情和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情态,那么后六句,则概括地叙述了自从诗人出蜀后十七年来奔波于尘世,屡屡遭人轻视、讥笑的苦衷和愤慨,将素日里积压在心底的闷气一吐为快,这首诗把今朝终于应诏的喜悦与往日遭人轻视的苦痛两种复杂的情感融铸在一起,表现出了一种历经坎坷终见曙光的昂扬壮大的自信与自尊。
在李白看来,君王下诏之时就是他愿为辅弼、一显身手之日,所以他要刻不容缓地抓住机遇,赶快著鞭跨马以尽早地去游说万乘。
那迫不及待的情态中流露出功名事业只在垂手之间的狂放心态。
全诗由充满丰收喜悦的秋日,嬉笑雀跃的儿女,高歌起舞的诗人,游说万乘的雄心,仰天大笑的情态,构成了一种欢乐的声情和豪放的气势,淋漓痛快地表达了诗人的狂喜心情。
这首诗也可视为李白的“第一快诗”。
然而这还不是李白春风得意的顶峰,其顶峰是在他初入长安之际。
李白在等待玄宗召见的日子里,当时任太子寅宾客自称“四明狂客”的老资格诗人贺知章慕名来访,二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叹。
贺知章见李白长得风神散朗,风姿飘逸。
特别是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一诗,更是连连惊呼李白是“谪仙人”,当即解下自己身上佩戴的贵重饰物金龟换酒,以款待这位让自己喜欢得不得了的诗人,可见其对人才的器重的奔放的性格,而“谪仙人”的美名圣誉也一日传遍京华。
李白与贺知章这次脱略形迹、颇有魏晋名士风度的会见,给李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这一年李白四十一岁正当壮年,贺知章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二人相差四十二岁,他们却“一见钟情”,绝没有我们今人所说的“代沟”,更没有什么“文人相轻”的陋习。
以至李白在事隔多年后,犹拳拳于心。
天宝六载(747)夏,李白南游会稽,专程去了贺知章的旧居,面对贺老歇泳过的“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回乡偶书二首》)的水色山光,李白欷歔不已感慨万端,他在《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中幽幽地吟道: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上。
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欣然呼我谪仙,慨然金龟换酒,一想起这位时为朝廷重臣却毫无架子,与时为布衣的自己订莫逆之交,且鼎力激扬自己的声名,怎能不让李白铭记于心、情动于中呢?
又怎能不让李白不胜感慨、热泪潸然呢?
在这首诗里,表达了李白对这位“神清志逸”、“学富才雄”(《旧唐书》本传),以提携奖掖后辈为乐事的老诗人的深情怀念和敬仰之情。
贺之于李,正像西晋的张华之于二陆,北宋的欧阳修之于二苏一样,都是中国诗歌史上奖掖后进、让人感叹的佳话,体现了文人相重的可贵传统。
也正是由于文人相重的可贵可敬,更强烈地反衬出文人相轻丑恶积习的可鄙可憎。
贺李的一番亲情际遇,在事后不久就引起了杜甫的由衷赞叹,他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充满艳慕地说: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
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这首诗既有“史诗”般的性质,真实地记录李白天宝初年那短暂而又辉煌的人生经历;又有“情诗”样的深厚,真切地表达杜甫对挚友曾拥有的辉煌的由衷赞美和喜悦。
也正是在这种把友人的自豪引为自己的自豪,把友人的得意引为自己的得意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李杜二人间的真情厚意也被充沛地传达出来了。
而诗中的名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也成了概括李白诗歌美感的最著名的论断之一,非常频繁地出现在评析李白诗歌的各种文章各类著作之中。
贺知章与李白这一番诗意涣涣、友情融融的会见,因得到杜甫这位“超一流”大诗人的垂青,挥笔写下这让诗人们神往、让雅士们津津乐道的千古盛事,才使诗歌史不再寂寞,也为文学史增添了异采!
至于贺知章因何这般器重、奖掖李白,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曾有过这样的探讨:
“二人间这种亲切感的主要原因,贺知章对酒的喜好不亚于李白,其相互对饮中间更见亲近;而其晚年愿为道士成为道教迷,同李白喜好道教尤为相投”(《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这是从二人文化心态彼此契合、生存秉性相互吸引的视角,论析了二人相知甚深的主要缘由。
由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社会太平,旅食便利,也由于李白的家中富有资财,李白的大半生是在漫游中度过的。
用李白自己的诗语说就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一让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神往却又或碍于个人经济上的窘困、或碍于社会的战乱动荡难以让人双得并兼的人生理想,在唐代让李白完美地实践了,并集双美于一身。
李白之前有司马迁因遍游名山大川而使他的《史记》奔放恣肆,有古今第一史笔之称;那么司马迁之后又有李白钟武其后,又何妨称李白为今古第一诗笔。
祖国或壮美或秀美或幽美的名山大川,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李白的视野,也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胸襟,更壮大了他的抱负,还频添了他作诗的豪兴。
人们一说李白的诗,总要说到李白诗中那种宛若天风海雨逼人、仿佛天马行空的撼人气势。
这气势既源于那种具体真切的一段山川笼罩气象的陶冶,也源于那雄浑博大的一派盛唐气象的熏陶。
说得再具体一些就是山岳的挺拔巍峨,强化着李白傲岸自尊的性情;江河的滔滔不歇,深化着李白进取不息的性格;而盛唐那如日中天的辉煌又无时不在激励着李白那颗用世的勃勃雄心。
李白太需要这个时代了:
这个时代的思想自由奔放,这个时代的政治清朗开放,这个时代的用人不拘一格,这个时代的文化全面繁荣。
这个亘古未遇的“盛唐”,也太需要李白了!
也只有李白那傲岸不羁非常自信的思想性格,那平交王侯、平步青云的个性风采,那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盖世才华,才能与这个特殊的时代相映生辉,各得异采!
没有李白,盛唐也顿失神采!
李白的心态最正常,最自然,最自由,最开放,其精神也最饱满圆融,他毫不矫情,不避功名,也不悲悲切切。
这一方面源于他的时代,也源于他的血统他的性格。
李白的父亲李客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
他当年举家携万贯资财不远万里自西域入蜀,偏偏躲开了让这万贯家财有用武之地的都市,而是选择了远离都市的乡村。
李白粗通文墨时,他父亲教他的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子虚赋》。
李白在追忆这段由父亲启蒙的时光时也说:
“余小时,大人今诵《子虚赋》,私心慕之”(《送从侄耑游庐山序》),可见这篇作品的壮阔境界和巨丽风格,特别是从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泱泱帝国的博大气象,从小就给早慧的李白很深刻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有很真切的实证,那就是李白在少年时代模仿司马相如《上林赋》所写的两篇作品,歌颂了如日蒸腾的李唐王朝:
海晏天空,万方来同,虽秦皇与汉武兮,复何以争雄!
(《大猎赋》)
镇八荒,通九垓,四门启兮万国来,考休征兮进贤才。
(《明堂赋》)
论气魄,足超汉赋;讲襟怀,更上层楼;说境界,自有高格。
文章已到了这种水准,也就难怪他以十余岁的弱龄少年,就有敢于超越司马相如的抱负!
李白以司马相如自期自许,也真的像司马相如一样得到了皇帝格外眷顾的荣耀。
且李白这平步青云的荣耀甚至比司马相如更辉煌灿烂更让人艳羡无比,只是这荣耀又比司马相如短暂,只有不到三年的时光。
李白初见玄宗时那顾盼神飞、飘逸如仙的姿采,让玄宗在不知不觉之间竟忘记了自己是万乘之尊,以至“降辇步迎”甚至是“御手调羹”。
应对谈吐之间,李白口中字字珠玑;草拟诏告诗文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谈论起经邦治国的大政方略口若悬河,滔滔不休,依稀使人有了天花乱坠的幻觉。
唐玄宗不由暗暗地想:
汉武帝以自己身边有个司马相如而自豪,我身边为什么不可以有个名动朝野文采斐然的李白呢?
于是玄宗封李白为“翰林待诏”,即在翰林院里听候皇帝下诏,或帮助起草文告,或侍从皇帝宴游,或备垂询顾问。
这在一般文人看来是一个虽无实权却又颇为清高,很可荣耀的官职。
然而李白是素有鸿鹄大志的人,岂肯安居于一个帮闲文人的角色。
尤其是他那与生俱来的“视万乘如僚友,戏同俦如草芥”的性格,他那绝不屈膝、平交工候的性情,都使他很难在长袖善舞的宫廷里生存下去。
再到后来,李白的好友吴筠、贺知章又先后离开了京城,李白也就愈发感到了京城的寂寞。
特别是高力士、张垍等人对李白的陷害、嫉妒也在日益加剧,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李白痛下决心,决意离开朝廷。
李白终于在大宝三年的春季,正式上书玄宗,请求“还山”。
玄宗也以李白“非廊庙器”而顺水推舟地答应了。
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性格最复杂的一个皇帝。
他既有可与秦始皇、汉高祖媲美的识人、用人的政治手段,又有足以与李后主、宋徽宗并肩的才子情调。
在经历了长达二十九年的开元年间的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后,玄宗有些厌倦了,他也想过一过世俗无忧无虑、轻松愉快的生活。
玄宗这时候最需要的已不是管仲、晏子一类有经邦济世才干的人,而是能在片刻之间即能呈上《宫中行乐词》、《清平调》一类文思泉涌辞藻绚丽的文学才子。
所以从玄宗由一个开元年间励精图治的明君蜕变为耽于享乐的昏君看,李白是生逢其时的,因为他在开元盛世阳光的照耀下,在开元时代那个普遍昂奋蹈厉的社会氛围感染下,在开元社会那个国势如日中天的时代精神鼓舞下,怀着执著而非脆弱的思想性格,带着高远非琐屑的远大抱负,广结九州豪杰,迎接八面来风;李白又是生不逢其时的,他毕竟是迟到了那么一步,不是在开元年间被征召入京,而是在乌云渐起渐浓的天宝初年。
李白毕竟是李白,他渴望建功立业,但那功业不仅仅是自己一家一族的荣耀,更主要的是“大济苍生,海内清一”,是百姓富足,国家统一,天下安定。
因此当他一旦发觉自己是被玄宗以“俳优蓄之”时,他便决不苟合取容,毅然决然地归隐山林,表现出古代文人可贵的独立品质。
李白的一生一直怀有可贵的“布衣情结”,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始于布衣,也终于布衣的人生历程,以此来避免官场官气对自己浪漫天真本性的毒害,避免礼教对自己本色自然性情的拘束,以使自己不失赤子之心,永远保有一种近乎儿童的心地来笑对人生,笑对生活。
这期间的涉足仕途,在李白想来,不仅有其临时性、暂短性(因为李白自视极高,他把建立不世之功看得易如反掌,当然也就用不了太长的时光),而且有其高洁性、脱俗性,因为李白的涉足仕途本不是或主要不是为了一己一家一族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大济苍生”这样一个脱离了狭隘目标低俗趣味的远大人生理想。
所以一直困惑传统文人的隐与仕、高与俗的带有悖论性质的矛盾、疑虑和彷徨,在李白这里是不存在的。
他把啸傲山水、独醉好月自然地视为人生的最好归宿,因此他并不以为这种自由自在的布衣生涯有什么卑微之处,以致在他激扬声价以积蓄政治资本而干谒王侯、遍访名士的青年时代,也决不肯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摇尾乞怜相,表现出了独有的笑傲卿相平交君王的意态,把文人骨子里士不可辱的天性发扬光大到了顶峰,也由此得到了后世文人的由衷艳慕和津津乐道。
李白这只能在一个开明盛世里方能创造出的雅士奇举,说出了而且做出了唐以后的文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李白真的是把传统文人因饱读诗书而傲视天下、我为文化至尊的潜意识做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大喷发。
“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正是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文人普遍具有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态的扼要概括。
这个开明的盛世给了李白以空前的自信自负,也给了李白以空前的自尊自强。
一句话,那是一个热血沸腾的青春,一个热情齐天的理想和一个亘古常新的神话,用天马装载着他的凌云壮志,以一种俯视人寰、雄视天下、傲视众生的巨人式的眼光,来指点江山,评点人物,饮酒赏月,尽情欢乐,傲举不羁,恣意反抗。
一切都在他的眼中,一切又都不在他的眼中。
因为李白心中渴望的不世之功,说到底只能建立在这人世之中,因此他不能不关注着这纷纷扰扰的人世;但这熙熙攘攘的人世又总与李白心中的另外一段情结——“虚步太清”独往独来的自娱心态扞格难通,因此他又不能不在对人世的关注中总怀有一种落寞寡合的心绪。
李白内心深处的这种大鹏经天、天马行空式的理想和斗志还隐寓着决不能受任何拘束也决不肯受拘束的个性心态。
如果说他的理想和壮志主要是受了风起云涌的时代所感发鼓舞而形成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那么脱尽一切拘束任性情而行的个性则更多地缘于家庭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的兴致情趣。
李白家庭的商人特点和西域经历是孕育成他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天性的最好温床。
他十五岁前后的兴趣广泛又加速了、也巩固了他的这种天性。
李白多次在诗文中十分自豪地讲起他十五岁的种种爱好: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
(《与韩荆州书》)
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
(《感兴八首》)
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
(《赠张相镐》)
李白的内心似乎有一个十五岁的情结。
他对自己十五岁前后的人生经历有着特殊的记忆和自豪。
那好剑的热情里积淀着多少侠客的情肠,那游仙的畅想中又给他的理想平添了多少奇光异采,那奇书的阅读又开阔了他怎样的眼界和视野呢。
侠客的情肠使他向现实的世界高歌猛进,游仙的畅想又让他在理想的世界勇往直前,奇书的阅读又令他时而现实时而理想的穿梭往来神游无碍,一如大鹏展翅九万里,天马行空任邀游。
李白对自由的神往、热爱和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而且不只是精神上的,还是行为上的,更是一种本性使然。
这使他与传统文人的比较中有了自己鲜明独到的特点,即对自由的一往情深和矢志不渝,许多文人可以为了功名富贵而牺牲自由和独立,这在李白那里是根本不能容忍的交易。
其实这也是李白人格富有魅力的奥秘所在。
为了把这醉心自由的情态张扬到极致,李白寻觅到两个最真切最传神的意象——酒与月。
李白善饮,他的酒杯里装满了盛唐的月光,这两种物象也最能体现盛唐精神,酒在李白那里潇洒而奔放,月亮在他那里高古而圆融,李白唱出了盛唐的最强音。
如果说魏晋名土们的嗜酒放诞主要是为了避祸远害,带有太多的无奈与苦楚的意味,那么唐人,特别是李白的纵酒狂放则更多地是洋溢着追求思想解放精神自由的韵味。
李白在诗中一次又一次地把酒的美妙之处作了琳琅满目、淋漓酣畅的排比:
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
(《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
(《江夏赠韦南陵冰》)
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
(《送张秀才谒高中丞》)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月下独酌》)
我们从《李太白全集》里选录的这四联诗都有很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很丰厚的文化意蕴。
先说头联,这里既有李白潜意识里对阮籍大醉六十日智拒司马昭与其联姻的赞叹,更有一醉不醒、粪土王侯的傲岸狂放,可谓酒中得豪气,足以轻王侯。
真让人想见李白其人开放浪漫、潇洒狂放的动人风采,也令人神往那个能容纳文人诗酒放浪、笑傲王侯的时代,把话说得再深入一些,文人这种敢于纵酒谐谑王侯,王侯也不得不默许这种越格的行为,本质上都缘于一种文化的崇拜心理,文人因拥有文化挥洒文化而洋洋自傲,王侯因附庸高雅欣赏文化而诺诺认可。
再到后来崇拜文化竟成了我们民族一个可贵的传统,以至宋太祖赵匡胤在定鼎中原后,以开国皇帝之至尊的身份,给其后世子孙立下家训——不许杀戮文职大臣。
次说第二联,这联诗写于李白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归来之后,此时的李白近已花甲之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齐天壮志已付流水,心中的千端愁结万般感慨自然也就横溢天外,李白此时痛饮狂饮,竟被他夸张为二千石,艺术上也非此二千石的豪饮,不足以痛快狂放地表现出诗人此时此刻内心那狂涛怒卷痛彻肺腑的激情。
更富有新意也更引人注意的是,李白在这联诗里不仅写出了传统诗歌里“何以解忧?
惟有杜康”的构思并加以极富个性的夸张,而且抒发了虽遭磨难但希望犹在,备受摧残但精神犹振的永不言败的斗土情怀,蔑视磨难的烈士情怀和诗酒风流的名士情怀!
尽管遭遇了这么严酷的政治劫难、人生磨难,但他在畅饮后仍豪情迸发激情汹涌,想起了汉代韩安国关于死灰复燃的壮心和壮举,便自心底深处油然升起一股重新再来的抗争热情,因为时时刻刻照耀在李白心头上的毕竟是那轮永不褪色、永保热力的开元“盛日”,是那曲雄豪乐观自强自信的“唐音”。
所以只要李白自己不倒下,那个世界上便没有任何一种势力能打垮这位精神上的巨人!
再说第三联,这联诗写于李白被囚于浔阳狱中,字面上是写张良酒酣舞剑的英姿和帮助汉王刘邦排解危难的奇才,其实在字里行间已寄寓了平日里那个自视甚高的李白的神采。
写张良的英姿雄发奇才震世,正是写李白自己的不可一世震烁古今的英雄气概。
正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所谓在古人的躯壳内吹进自己那个时代的新鲜气息。
这一点可在这首诗的序言中得到印证:
“余时系浔阳狱中,正读《留侯传》……余喜子房之风,感激于斯人……”此时已沦为囚徒,生死未卜,他却念念不忘从张良这位时代精英身上汲取一种鼓舞鞭策自己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其中坚忍执著的品格,豁达大度的心胸和处变不惊的胆略是多么令人钦佩。
最有趣的是李白作为一个重囚,此刻没有了美酒相伴清酒相慰,但这并不妨碍这位古今首屈一指的酒仙移情另作一番淋漓尽致的“文字饮”,在凝神于酒酬舞剑之壮烈场面的审美观照中,把心中郁积的对好酒的热望、对功业的渴望和对张良的艳慕、对自己的自许自期都穷形尽相地表现出来了!
最后说第四联。
酒能醉人、娱人,使人获得身心的快乐,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酒还能引导人们逐层次地体悟到哲学的最高境界,提高人生的文化品位,这倒是李白在这联诗里独特的发现。
酒成了便捷而直接地获取人生真谛的仙丹妙药,诗人在对酒的依傍、体悟中忘却了对俗务的经营,进而升华了人生的思想境界,不再有苏轼概括的那种深刻又不无感伤和无奈的尴尬:
“常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有的是对机心的蔑弃,是对真心的皈依,而且由“三杯”而“一斗”,即意味着由“大道”而“自然”。
尽量尽兴的快感里,是灵与肉的整体净化和和谐升华,也许哲学的全部精义也就在于提高人生的生存质量和品位。
在这个意义上,李白将物质的酒作以哲学的阐释,也就意味着它由物质的酒,升华为精神哲学的酒,在对人格人性的涵融中,获得了高层次高品位的心灵的滋养。
酒里有哲学,酒里有文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魏晋开始于文士阶层广泛崇尚的“熟读《离骚》痛饮酒”即为名土的六朝社会思潮,衍化至皇皇唐世,已成为一种乐观自信、健康向上的诗酒风流。
整整一个时代的朝野士庶都把登山能诗、临水举杯视作人生一大乐事,而这整整一个时代的乐事巅峰上实在太需要一位集众美于一身,让万众由衷仰慕,又最能充分地代表和表现这个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了,他就是把诗仙和酒仙两顶桂冠在众望所归的热烈目光下,自豪地戴在自己头上的李白。
这也正如杜甫是头戴诗圣和诗史两顶桂冠一样,是时代的大文化氛围把这两位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打扮得如此富丽堂皇,光彩夺目。
作为酒仙,李白用他那看似朦胧的醉眼,最透彻地看穿了人间的富贵荣华,最清醒地看破了世上的名利爵禄。
作为诗仙,李白走遍了九州的名山秀水,读遍了天下的奇书异文。
其眼界心胸其才学识见,都使他达到了这样一种人生的境界:
他的生与死都要非同凡响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所以他的生,要有其母梦见太白金星入怀;他的死,需满怀诗意地捉月坠江。
一句话,被充分诗意化了的李白,是绝不允许像芸芸众生那样平平凡凡地生死的,他必须生也神奇,死也神奇。
这种源于民间、自发性质的“造神”活动,体现了一个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民族对“精英意识”的自觉地崇尚,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对文化的由衷崇拜。
一个崇拜文化的民族必然会强于一个崇拜金钱的民族,因为只有文化才能给民族以自信,给民心以自豪,给民众以自强!
如果说李白在对美酒的诗意流连里挥洒着他潇洒而奔放的性情,也流溢着他狂放不屈傲视王侯的平等意识,那么李白对月亮的加意眷恋里则飘逸出他高洁自许睥睨一世的孤高心态,也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文人普遍地高自期许慷慨不群的士风。
月,几乎成了李白一生难以离开的好友和精神知音。
还是在少年时,他就深情地仰望着这轮晶莹皎洁的明月,从心底发出一个又一个天真烂漫的幻想: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古朗月行》)把一个月明之夜独自痴情望月的少年形象及其充满稚气的心理,刻画得传神动人。
也说明早在李白童年的心灵世界里,明月就占有了一席重要的地位,是光明皎洁的象征,与他那颗憧憬晶莹纯洁的心息息相通。
这是一首继陶渊明的《责子诗》和鲍照的《拟行路难》之后,又一首很值得重视的表现少儿神态心理的好诗。
当李白二十四岁,第一次远离故乡,所谓“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之际,当他怀着从未有过的深深眷恋依依惜别的心情,回眸故土的明山秀水时,最先映人他眼帘的,还是那轮让他魂为之牵梦为之绕的明月: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
在这半轮娟秀的上弦月的映照下,故里的一切竟是这般地清秀醉人!
这首诗的更神奇之处在于短短的二十八字之中,竟用了五处地名,即峨眉山一平羌一清溪一三峡一渝州,不仅不呆板滞涩,反而自然流动,渐次在读者的眼前展开了一幅壮阔的千里蜀江月照图。
在如此短小的篇幅内,展开如此壮观的空间,并与一段江上漂泊的时间统一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夜缥缈、水迢迢、月盈盈的感人意境,不仅写出了月临清江的美景,也表现出了山月千里相随的动人画面,还渗溢出诗人痴情凝望、痴心不改的独醉好月的情愫。
从此以后,这轮富有美的丰富内涵的明月便以最高的频率出现在李白的诗歌之中,据林东海先生统计,“在太白诗集中,咏月之多达三百余处,足见诗人平生对于月亮的酷爱”(《李白诗中之月亮》)。
李白的心态处于心旷神怡之时,很喜欢将美酒与皓月一并写入诗中,构成一种清光朗照、美酒飘香的醉人意境: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把酒问月》)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将进酒》)
东傍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摧。
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罍?
(《襄阳歌》)
长风吹月度海来,遥劝仙人一杯酒。
酒中乐酣宵向分,举觞酹尧尧可闻。
(《鲁郡尧词送窦明府》)
我们依照引用的次序—一分述如下:
《把酒问月》里既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诗意感伤,又有曹操《短歌行》的烈士壮慨,更有诗人自己对生命对生活的殷殷珍重,对美景对美酒的依依眷恋。
在月光长照金樽的祈求里,表现了一位最有盛唐神采的诗人在家国俱秦、物我两惬的怡人氛围里,尽享诗酒风流的潇洒风神!
在月明之夜畅饮美酒,眼前是风轻月朗,口中有美味醉心,这是何等快乐的人生!
这种由李白屡屡致意的两美兼俱(美景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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